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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童年时代，所经历的是一个大饥饿的时代。不论在物质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都是以全面匮乏为特征，人的饥饿感也特别突出。对于生长期的童年来说，那种感受尤其深刻。
我在军营里度过自己的童年，相对来说，吃饱是没有问题的。我的饥饿感，主要来自精神层面。说得直白一些，就是在读书的年代，基本无书可读，几乎所有的“书”，都有可能是需要避而远之的“毒草”。
读小学的我，竟然会很“自觉”地去翻阅《毛泽东选集》，因为那些高深的文章后面，都有注释，而注释里经常地藏着一些中国古代寓言，我是在那枯燥的大部头书籍里寻找那些琐碎的寓言，来满足我的阅读需求呢。那时，我们家随部队在深山里驻扎，与城市很远，内心里经常想象山外的世界。所以，“愚公移山”这则寓言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山里的孩子没见过海，只是从电影中见过大海的模样，从课文中感受过大海的气势，所以也很喜欢“精卫填海”的故事。深山里，太阳升起很晚，落得很早，我经常在山路上追逐自己在阳光下投放的身影，并且想象着“夸父追日”的豪情。
后来，与一个山民交了朋友，在他家的箩筐里见到十几本书，如《老共青团员》、《平原枪声》、《小游击队员》、《绿野仙踪》、《擒魔记》等。这些书，几乎都不是后来知识界所认可的“经典”，却在我的脑子里留下极深印象，至今未忘。之所以有这样深刻的印象，其缘由是童年时间所经历的严重阅读饥饿。
二
1980年代以后，中国的出版业渐次发达起来。
最初，我没有思想准备，仍然抱着经历过长期饥饿的心态去面对不断增加的出版物。有一段时间，几乎是书店每有新书（以文学类书籍为主）上柜，我都会买回家。记得有一次走进书店，发现了舒婷的《双桅船》，薄薄的小诗集，但身上没有带钱。我担心在回家取钱的短短时间里，这本书会售罄，于是将十来册的《双桅船》从书架上取出来，书脊朝里，再分散插回书架。等我跑回家取了钱来，这诗集竟然还真是卖光了！那些被我“隐藏”的诗集，竟然全部被人找了出来，一本也没有了。至今，我的书架上仍然没有这本曾让我失之交臂的舒婷诗集。
没有几年时间，先是感受到买书的开支在我的生活消费中，比重已经占到相当大。然后，就感到书柜不够用了。于是添加书柜，再添加书柜，终于感到房间太小了……
我的阅读面，也随着年纪的增加而变得宽泛起来。除了文学书籍，我开始对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政治学、哲学类的书籍有了兴趣。大约有十来年左右的时间，我每天保持着10万字以上的阅读量，只能用“如饥似渴”这样的词语来形容那时的我面对书籍的表现。
因为阅读量的膨胀，我的阅读也从极度饥饿状态迅速转到消化不良状态，很多书，不求甚解地阅读;更多的书，开始有始无终地阅读;更多更多的书，只是泛泛翻阅。以前，一本好书，会在好朋友之间迅速地传阅。现在呢，“传阅书籍”已经成为很古老的回忆了。书架里的书已经读不完，还会经常找不到。过去，一本书的“失踪”，意味着你或许与这本书永别。现在，只需要在网上再下一次单。于是，同一本书，很可能会在书柜的不同位置出现――这成了一种新景观。
三
幸好，我遇上了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住房条件得以迅速改善，从一房一厅，再两房一厅，再到三房两厅。拿到大房子之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打造一间真正意义上的书房，这书房里，除了书桌和书柜，别的啥也没有！
事实是，在拥有一间“真正意义”上的书房没几年，所谓的书房就成了书库，人在里面几乎无法转身。毕竟，一方面是工资增加后购买力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出版业不断地高速生产，而我对书的态度仍然如童年时期那样充满眷念。有时，明明知道自己所买的这本书，很可能没有时间去读它，但还是不由自主地为之掏钱。
为了节省书房的空间，也为了自己真的还想保持“阅读”的心思，我基本回避出版社策划的各种“丛书”陷阱。一般来说，我不会去买丛书，我知道一“丛”书中其实只有一两本是我喜欢的。如果拆零卖，我也许会买。如果非要成套卖，我就只好一步一回头地放弃。
我也会从一套书选一本购买。比如，当年桂林举办全国书市，我在那书市里转悠，看到了一整套的《胡适日记全编》共8本，我却只买了其中一本，因为这一本日记恰好记载了胡适当年到桂林的记录。《竺可桢全集》共有12卷，我也只保有一本，内容也是他在广西的这一部分。
四
为了进一步节省书房空间，我较早地与电子书进行了亲密接触。现在，我收藏的电子书早就有上万部了。而有些电子书的光盘，我都找不到在何处了。
电子书的格式一直在变。有些早期的电子书，因为格式问题，今天的电脑已经不能阅读，其实就成了废品。我曾购买过一套装帧极漂亮的《家庭藏书集锦》，权威出版社隆重推出，号称是中文电子图书馆，如今的电脑系统已经打不开了。我的全套《四库全书》，当初写作某本书时，其方便的检索功能确实帮了我不少忙。那次写作完成后，这套电子书也就束之高阁了。
那些更多的存在电脑里的电子书，我即使打开电脑，也很少去阅读，这些以电子形态呈现出来的书籍，于我而言，更大的意义是“收藏”，而不是“阅读”。
我也买了亚马孙的kindle电子书籍阅读器。与之相配套，还在亚马孙网站买了不少的电子书，都存储在这个阅读器里。出差的时候我会带上它，毕竟比较方便携带啊。平时在家中，它就静静地躺在茶几上，我每天回家，几乎都不会打量它一眼。茶几上的其他书籍，我的目光触及时，一定会伸手过去拿起来阅读或者翻阅的。可是，那内容丰富、字体大小可随意调整的电子书，却总是受到冷遇。
想了很久，我终于想明白：你面前的纸质书，鲜活而有个性，不是新朋，便是故友，你若有心，便会搭话，或嘘寒问暖，或畅谈情怀;那电子书，只是以技术形态存储着你需要的知识，却很难唤起你与之交流的冲动。如此说来，技术性、资料性、知识性的内容，存于电子介质完全没问题。那些美韵文字，那些能够唤醒读者人文情怀的读物，还是要以纸质的传统方式，才好递给读者那亲切的笑靥啊！
五
当阅读成了习惯，放下书本，走出书斋，其实也是一个阅读过程。
举目望去，我会很自然地阅读环境：这些建筑之间的关系，为何如此不搭界？它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决策过程和利益博弈？明知小贩讨生活本身是社会稳定器之一，又为何经常将他们撵得鸡飞狗跳？难道就找不到既保证小贩营生又有利环境秩序的长久之法？我们已经告别了烧煤做饭的时代，工厂的设备也日渐改进，为何空气却似越来越坏？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是一部读不尽的大书：他在言谈中老是提到与领导的关系，是强调什么还是暗示什么或者对什么还缺乏必要的自信？举杯畅饮的后面，是纯粹的友情，还是一张大网？因病做手术，医生为什么要患者家属决定医疗方案？
有时到郊外去漫步，走进农村，看着那即将坍塌的旧屋，心中便有无名的惆怅：这外出打工的主人，以后还会回来吗？他与这故乡的亲情，还能牵挂多久？
当阅读到书本之外的这些“书”时，方知以前的阅读是多么的狭窄，以前通过阅读所获得的知识，在营养结构上是多么的失调、不良。
据说，先天的营养不良，很难通过后天的调养来达到身体所需要的平衡。那么，在阅读方面，童年的营养不良，成年后能够调养过来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阅读总比不阅读好。但过量的阅读未必比必要的阅读要好。
我的童年时代，所经历的是一个大饥饿的时代。不论在物质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都是以全面匮乏为特征，人的饥饿感也特别突出。对于生长期的童年来说，那种感受尤其深刻。
我在军营里度过自己的童年，相对来说，吃饱是没有问题的。我的饥饿感，主要来自精神层面。说得直白一些，就是在读书的年代，基本无书可读，几乎所有的“书”，都有可能是需要避而远之的“毒草”。
读小学的我，竟然会很“自觉”地去翻阅《毛泽东选集》，因为那些高深的文章后面，都有注释，而注释里经常地藏着一些中国古代寓言，我是在那枯燥的大部头书籍里寻找那些琐碎的寓言，来满足我的阅读需求呢。那时，我们家随部队在深山里驻扎，与城市很远，内心里经常想象山外的世界。所以，“愚公移山”这则寓言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山里的孩子没见过海，只是从电影中见过大海的模样，从课文中感受过大海的气势，所以也很喜欢“精卫填海”的故事。深山里，太阳升起很晚，落得很早，我经常在山路上追逐自己在阳光下投放的身影，并且想象着“夸父追日”的豪情。
后来，与一个山民交了朋友，在他家的箩筐里见到十几本书，如《老共青团员》、《平原枪声》、《小游击队员》、《绿野仙踪》、《擒魔记》等。这些书，几乎都不是后来知识界所认可的“经典”，却在我的脑子里留下极深印象，至今未忘。之所以有这样深刻的印象，其缘由是童年时间所经历的严重阅读饥饿。
二
1980年代以后，中国的出版业渐次发达起来。
最初，我没有思想准备，仍然抱着经历过长期饥饿的心态去面对不断增加的出版物。有一段时间，几乎是书店每有新书（以文学类书籍为主）上柜，我都会买回家。记得有一次走进书店，发现了舒婷的《双桅船》，薄薄的小诗集，但身上没有带钱。我担心在回家取钱的短短时间里，这本书会售罄，于是将十来册的《双桅船》从书架上取出来，书脊朝里，再分散插回书架。等我跑回家取了钱来，这诗集竟然还真是卖光了！那些被我“隐藏”的诗集，竟然全部被人找了出来，一本也没有了。至今，我的书架上仍然没有这本曾让我失之交臂的舒婷诗集。
没有几年时间，先是感受到买书的开支在我的生活消费中，比重已经占到相当大。然后，就感到书柜不够用了。于是添加书柜，再添加书柜，终于感到房间太小了……
我的阅读面，也随着年纪的增加而变得宽泛起来。除了文学书籍，我开始对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政治学、哲学类的书籍有了兴趣。大约有十来年左右的时间，我每天保持着10万字以上的阅读量，只能用“如饥似渴”这样的词语来形容那时的我面对书籍的表现。
因为阅读量的膨胀，我的阅读也从极度饥饿状态迅速转到消化不良状态，很多书，不求甚解地阅读;更多的书，开始有始无终地阅读;更多更多的书，只是泛泛翻阅。以前，一本好书，会在好朋友之间迅速地传阅。现在呢，“传阅书籍”已经成为很古老的回忆了。书架里的书已经读不完，还会经常找不到。过去，一本书的“失踪”，意味着你或许与这本书永别。现在，只需要在网上再下一次单。于是，同一本书，很可能会在书柜的不同位置出现――这成了一种新景观。
三
幸好，我遇上了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住房条件得以迅速改善，从一房一厅，再两房一厅，再到三房两厅。拿到大房子之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打造一间真正意义上的书房，这书房里，除了书桌和书柜，别的啥也没有！
事实是，在拥有一间“真正意义”上的书房没几年，所谓的书房就成了书库，人在里面几乎无法转身。毕竟，一方面是工资增加后购买力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出版业不断地高速生产，而我对书的态度仍然如童年时期那样充满眷念。有时，明明知道自己所买的这本书，很可能没有时间去读它，但还是不由自主地为之掏钱。
为了节省书房的空间，也为了自己真的还想保持“阅读”的心思，我基本回避出版社策划的各种“丛书”陷阱。一般来说，我不会去买丛书，我知道一“丛”书中其实只有一两本是我喜欢的。如果拆零卖，我也许会买。如果非要成套卖，我就只好一步一回头地放弃。
我也会从一套书选一本购买。比如，当年桂林举办全国书市，我在那书市里转悠，看到了一整套的《胡适日记全编》共8本，我却只买了其中一本，因为这一本日记恰好记载了胡适当年到桂林的记录。《竺可桢全集》共有12卷，我也只保有一本，内容也是他在广西的这一部分。
四
为了进一步节省书房空间，我较早地与电子书进行了亲密接触。现在，我收藏的电子书早就有上万部了。而有些电子书的光盘，我都找不到在何处了。
电子书的格式一直在变。有些早期的电子书，因为格式问题，今天的电脑已经不能阅读，其实就成了废品。我曾购买过一套装帧极漂亮的《家庭藏书集锦》，权威出版社隆重推出，号称是中文电子图书馆，如今的电脑系统已经打不开了。我的全套《四库全书》，当初写作某本书时，其方便的检索功能确实帮了我不少忙。那次写作完成后，这套电子书也就束之高阁了。
那些更多的存在电脑里的电子书，我即使打开电脑，也很少去阅读，这些以电子形态呈现出来的书籍，于我而言，更大的意义是“收藏”，而不是“阅读”。
我也买了亚马孙的kindle电子书籍阅读器。与之相配套，还在亚马孙网站买了不少的电子书，都存储在这个阅读器里。出差的时候我会带上它，毕竟比较方便携带啊。平时在家中，它就静静地躺在茶几上，我每天回家，几乎都不会打量它一眼。茶几上的其他书籍，我的目光触及时，一定会伸手过去拿起来阅读或者翻阅的。可是，那内容丰富、字体大小可随意调整的电子书，却总是受到冷遇。
想了很久，我终于想明白：你面前的纸质书，鲜活而有个性，不是新朋，便是故友，你若有心，便会搭话，或嘘寒问暖，或畅谈情怀;那电子书，只是以技术形态存储着你需要的知识，却很难唤起你与之交流的冲动。如此说来，技术性、资料性、知识性的内容，存于电子介质完全没问题。那些美韵文字，那些能够唤醒读者人文情怀的读物，还是要以纸质的传统方式，才好递给读者那亲切的笑靥啊！
五
当阅读成了习惯，放下书本，走出书斋，其实也是一个阅读过程。
举目望去，我会很自然地阅读环境：这些建筑之间的关系，为何如此不搭界？它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决策过程和利益博弈？明知小贩讨生活本身是社会稳定器之一，又为何经常将他们撵得鸡飞狗跳？难道就找不到既保证小贩营生又有利环境秩序的长久之法？我们已经告别了烧煤做饭的时代，工厂的设备也日渐改进，为何空气却似越来越坏？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是一部读不尽的大书：他在言谈中老是提到与领导的关系，是强调什么还是暗示什么或者对什么还缺乏必要的自信？举杯畅饮的后面，是纯粹的友情，还是一张大网？因病做手术，医生为什么要患者家属决定医疗方案？
有时到郊外去漫步，走进农村，看着那即将坍塌的旧屋，心中便有无名的惆怅：这外出打工的主人，以后还会回来吗？他与这故乡的亲情，还能牵挂多久？
当阅读到书本之外的这些“书”时，方知以前的阅读是多么的狭窄，以前通过阅读所获得的知识，在营养结构上是多么的失调、不良。
据说，先天的营养不良，很难通过后天的调养来达到身体所需要的平衡。那么，在阅读方面，童年的营养不良，成年后能够调养过来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阅读总比不阅读好。但过量的阅读未必比必要的阅读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