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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土地龟裂，庄稼枯萎。
殷全木拧开水龙头，一股清凉的自来水汩汩冒出，“遇到干旱天，还能喝上自来水，多亏了‘村官’唐正哟！”
原来，南川区庆元乡汇龙村居民因饮水困难，多次向上级反映，均无结果。大学生“村官”唐正得知此事后，积极与上级部门沟通，最终采取“筹资筹劳＋政府补贴”的方式加以解决。
殷全木指着新修建的人畜饮水工程喜笑颜开地说：“别看他年龄小，但完全把村事当家事，真是我们的贴心人。”
“小事拖大”
“要是再拿不到补偿费，就直接堵路拦车！”
“到时气极了，就把退耕还林后栽的树给砍啦！”
…………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的一天，三泉镇白庙村三社的１２位村民到镇里反映一桩因土地流转纠纷引发的“连环”信访事件，情绪十分激动。
原来几年前，有一个外来老板承包了白庙村三社的１５９亩地，原本是种蔬菜，结果却退耕还林，改变了土地用途，导致社里近２００人没拿到种粮直补款。
村民们集体到镇里表达不满，经过协商，三泉镇政府答应按照市场价格给村民发放补贴。
原本事情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但节外生枝的是，镇里的补贴没有全部直接发到村民手上，而是发给了村里一个较有威望的人，这人和部分村民代表私自扣除了一些开销，共计数千元，使得１２户村民没有足额拿到补贴。
于是１２户村民不依不饶，再次到镇里上访。
类似这样把“小事拖大”的事情，还有很多。
“村官”代办
“村社干部大多年老力衰，知识结构老化，在解决群众矛盾纠纷时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把‘小事拖大’的一个客观因素，现实逼迫我们将眼光盯向大学生‘村官’。”南川区委副书记、代区长曹清尧分析说。
南川区共有１１３名大学生“村官”，他们知识丰富，精力充沛，又常与村民们相处在一起，如何充分利用这支生力军呢？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区委组织部、区信访办出台了大学生“村官”信访代办制——大学生“村官”每周深入农户家中至少三次，每次不少于半天。同时，要记好“民情日记”，及时向村里或上级党组织反映群众意见。
“我们赋予大学生‘村官’四项职能，即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全面宣传政策法规、全力化解矛盾纠纷和做好合理诉求代办，力求‘大事不出村、小事不出组’。”南川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夏华说。
为调动大学生“村官”的积极性，南川区出台政策，每年开展一次“十佳大学生‘村官’信访代办员”评比表彰活动，并把信访代办的情况作为“村官”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连续两年信访代办考核不合格的大学生“村官”，公务员转正考核时将直接确定为不合格。
“村官”当家
政策一出，１１３名大学生“村官”撒豆成兵，在化解农村信访事件中大显身手。
“李主任，家里孩子出了点事，你能不能出面帮助解决一下？”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５日，骑龙乡石岗村大学生“村官”李姜霖接到求助电话。
原来，６月２３日中午，村民蒋立权两岁半的小孩发高烧，在乡卫生院打了针后，不见好转，反而病情加重。后来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诊治后，被确诊为败血症，治疗要花１２万元。
对于一个困难农民家庭来说，１２万元可是个天文数字。蒋立权夫妇找乡卫生院理论，无人理睬，情急之下，给李姜霖打了求助电话。
李姜霖得知此事后，第一时间找到骑龙乡卫生院院长，经过一番调解，院长承诺帮患者垫付１５０００元资金，但离所需费用还差得远。
“缺口这么大，怎样办？”蒋立权夫妇急得团团转。
李姜霖出了一个主意，争取大病医疗救助。接着，他向乡政府打了一份报告，为蒋立权的孩子争取到大病医疗救助，最大限度为其减轻经济负担。
在李姜霖的积极协调下，蒋立权很快凑齐了１２万元资金，孩子得救了！李姜霖心中的石头也落了地。
大事化小
２０１０年底，三泉镇白庙村大学生“村官”夏诗谋刚刚参加完区里的信访代办知识培训，就遇到１２户村民上访。当时，１２户村民群情激昂，扬言要到区里上访。
夏诗谋向村民承诺一定帮助他们解決问题。部分村民不相信这个年轻人，脸红脖子粗地吼道：“你个毛头小子，说话管用么”，“你要能把补贴款要回来，我们立马撤……”
连续做了五天的工作依然无果，这令夏诗谋十分苦恼。这时，他想起培训时一位老师说的一句话，“做群众工作，一定要找村里有威望的老人”。他灵机一动，找到村里７０多岁的老党员谭光荣，请他帮忙做工作。
在谭光荣的劝说下，村民们让了步，答应给夏诗谋十天时间。于是，夏诗谋找到当事人和有关部门，仅仅用了一周时间，就把补贴款足额发到１２户村民手里，化解了一场群体上访事件。
“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还真亏夏助理的劝说，不然不晓得要闹到什么时候。”老党员谭光荣感慨地说。
“大学生‘村官’代办制既为信访村民节约了上访成本，又提高了干部的办事效率，还融洽了干群关系。”南川区群众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谢福林总结说。
南川区自实行大学生“村官”信访代办制以来，已收集上报社情民意９５２条，代办信访诉求７５６条，办结率达９８％，其中９０％以上的信访问题在基层得到化解。同期相比，全区信访件次下降２４．１％。
殷全木拧开水龙头，一股清凉的自来水汩汩冒出，“遇到干旱天，还能喝上自来水，多亏了‘村官’唐正哟！”
原来，南川区庆元乡汇龙村居民因饮水困难，多次向上级反映，均无结果。大学生“村官”唐正得知此事后，积极与上级部门沟通，最终采取“筹资筹劳＋政府补贴”的方式加以解决。
殷全木指着新修建的人畜饮水工程喜笑颜开地说：“别看他年龄小，但完全把村事当家事，真是我们的贴心人。”
“小事拖大”
“要是再拿不到补偿费，就直接堵路拦车！”
“到时气极了，就把退耕还林后栽的树给砍啦！”
…………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的一天，三泉镇白庙村三社的１２位村民到镇里反映一桩因土地流转纠纷引发的“连环”信访事件，情绪十分激动。
原来几年前，有一个外来老板承包了白庙村三社的１５９亩地，原本是种蔬菜，结果却退耕还林，改变了土地用途，导致社里近２００人没拿到种粮直补款。
村民们集体到镇里表达不满，经过协商，三泉镇政府答应按照市场价格给村民发放补贴。
原本事情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但节外生枝的是，镇里的补贴没有全部直接发到村民手上，而是发给了村里一个较有威望的人，这人和部分村民代表私自扣除了一些开销，共计数千元，使得１２户村民没有足额拿到补贴。
于是１２户村民不依不饶，再次到镇里上访。
类似这样把“小事拖大”的事情，还有很多。
“村官”代办
“村社干部大多年老力衰，知识结构老化，在解决群众矛盾纠纷时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把‘小事拖大’的一个客观因素，现实逼迫我们将眼光盯向大学生‘村官’。”南川区委副书记、代区长曹清尧分析说。
南川区共有１１３名大学生“村官”，他们知识丰富，精力充沛，又常与村民们相处在一起，如何充分利用这支生力军呢？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区委组织部、区信访办出台了大学生“村官”信访代办制——大学生“村官”每周深入农户家中至少三次，每次不少于半天。同时，要记好“民情日记”，及时向村里或上级党组织反映群众意见。
“我们赋予大学生‘村官’四项职能，即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全面宣传政策法规、全力化解矛盾纠纷和做好合理诉求代办，力求‘大事不出村、小事不出组’。”南川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夏华说。
为调动大学生“村官”的积极性，南川区出台政策，每年开展一次“十佳大学生‘村官’信访代办员”评比表彰活动，并把信访代办的情况作为“村官”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连续两年信访代办考核不合格的大学生“村官”，公务员转正考核时将直接确定为不合格。
“村官”当家
政策一出，１１３名大学生“村官”撒豆成兵，在化解农村信访事件中大显身手。
“李主任，家里孩子出了点事，你能不能出面帮助解决一下？”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５日，骑龙乡石岗村大学生“村官”李姜霖接到求助电话。
原来，６月２３日中午，村民蒋立权两岁半的小孩发高烧，在乡卫生院打了针后，不见好转，反而病情加重。后来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诊治后，被确诊为败血症，治疗要花１２万元。
对于一个困难农民家庭来说，１２万元可是个天文数字。蒋立权夫妇找乡卫生院理论，无人理睬，情急之下，给李姜霖打了求助电话。
李姜霖得知此事后，第一时间找到骑龙乡卫生院院长，经过一番调解，院长承诺帮患者垫付１５０００元资金，但离所需费用还差得远。
“缺口这么大，怎样办？”蒋立权夫妇急得团团转。
李姜霖出了一个主意，争取大病医疗救助。接着，他向乡政府打了一份报告，为蒋立权的孩子争取到大病医疗救助，最大限度为其减轻经济负担。
在李姜霖的积极协调下，蒋立权很快凑齐了１２万元资金，孩子得救了！李姜霖心中的石头也落了地。
大事化小
２０１０年底，三泉镇白庙村大学生“村官”夏诗谋刚刚参加完区里的信访代办知识培训，就遇到１２户村民上访。当时，１２户村民群情激昂，扬言要到区里上访。
夏诗谋向村民承诺一定帮助他们解決问题。部分村民不相信这个年轻人，脸红脖子粗地吼道：“你个毛头小子，说话管用么”，“你要能把补贴款要回来，我们立马撤……”
连续做了五天的工作依然无果，这令夏诗谋十分苦恼。这时，他想起培训时一位老师说的一句话，“做群众工作，一定要找村里有威望的老人”。他灵机一动，找到村里７０多岁的老党员谭光荣，请他帮忙做工作。
在谭光荣的劝说下，村民们让了步，答应给夏诗谋十天时间。于是，夏诗谋找到当事人和有关部门，仅仅用了一周时间，就把补贴款足额发到１２户村民手里，化解了一场群体上访事件。
“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还真亏夏助理的劝说，不然不晓得要闹到什么时候。”老党员谭光荣感慨地说。
“大学生‘村官’代办制既为信访村民节约了上访成本，又提高了干部的办事效率，还融洽了干群关系。”南川区群众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谢福林总结说。
南川区自实行大学生“村官”信访代办制以来，已收集上报社情民意９５２条，代办信访诉求７５６条，办结率达９８％，其中９０％以上的信访问题在基层得到化解。同期相比，全区信访件次下降２４．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