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曾把读书比作“隐身”的串门，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另请高明，和他对质。毛姆的读书随笔集《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就是如此，不过他的拜访既无仪式感，也没有请教尊崇之意，倒是颇有些私人侦探的意味，从众所周知的作品深入到作家不为人知的经历和个性，再由此转向其作品人物和情节“对号入座”，从而写就一本“八卦”之书，一众“文坛大咖”在他的调侃中被拖下神坛，他们在小说中批判人性，到头来却被生活算计，风光掩盖之下跌跌撞撞。


　　在毛姆看来，小说的目的在于给人以愉悦，如他所说的，“培养阅读的习惯能够为你筑造一座避难所，让你逃脱几乎人世間的所有悲哀”。读书堪称性价比最高的享受，翻开轻薄的忘忧门，喧嚣渐进静默，唯有书中是清欢。在有限的生命之中享用无尽的书单，看上去兴奋又忧伤。虽有诸如“跳跃式阅读”“小说节选”这样节省时间又不错过精彩的方法，甚至有技艺老道且谙熟读者心理的匠人将作品中那些繁冗的部分去掉，保留精华的核心要义，读者便能最大限度享受阅读的欢愉，但是极少有小说经得起如此去粗取精。这个问题也曾困扰过毛姆，“我也想找到这么一本书，它能够让我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疑问。那样我就可以在解决了一切疑问后，放手去构建自己的生活模式。”
　　诚然，世上没有一本一劳永逸的书，但是尽享故事的乐趣却可以实现。爱听故事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口传文学的历史，为了吸引读者的目光，作家排兵布阵缜密地经营着文本，以赢得读者经久不衰的兴趣为最高使命使出了浑身解数。小说家不仅是写作匠人，也是杂家，以他们广博的经验，只需浅尝辄止即可在想象和创造的渲染下传达事物的精妙之处，但他们又是固守己见的偏执狂，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来自于个人经验或者交往史上擦肩而过的路人。身为写作者，毛姆自认为作家在创作中营造的神秘感无疑是让读者身临其中、信以为真；为了扩充篇幅，他们惯用的手段即是在小说中插入另一个小说，如此笔法无益于推动故事情节进展。
　　“毒舌”毛姆如此戳穿作家的伎俩和创作的捷径源自他庞大的阅读量，对于作家优劣势的评论往往一针见血：莫泊桑小说最大的优点在于弱化叙述，与此同时也暴露了缺点，他笔下的人物缺乏个性化的心理独白；契科夫虽才华出众，唯独缺乏虚构故事的天赋，但他在生活戏剧化上颇有独到之处，而且长期为报纸杂志供稿的经历练就了他在有限篇幅内抓住读者的本事。
　　作为创作者，毛姆倡导读者即是书的最终评判者，对书的偏好因人而异，没有一部长篇小说是没有瑕疵的，就算是文豪也有失控时，福楼拜《情感教育》中的人物毫无个性难以卒读，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中所有人物都千篇一律以作家自己的口吻和腔调发声。如果通篇溢美之词，那么批评还有什么意义可言？
　　毛姆对作家又爱又恨的扬弃态度，即是洞察到了作家在文本之外的另一个形象和气质，小说中的主人公有时和作家本人的观念如影随形：福楼拜就坦言“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本人”；巴尔扎克探寻人类的拜金和贪婪欲望，生活中的他不惜透支信用维持着奢靡；托尔斯泰生性多疑，思想偏激，版权纠纷、家庭矛盾让他不得不离家隐居，《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就是他的缩影。也有主人公与作家的形象相悖的情况，越是强硬自负，越是掩盖缺憾，过度的言辞无异于欲盖弥彰。陀思妥耶夫斯基品性和行为与其作品大相径庭，司汤达为了满足虚荣心，虚构生平，以立下赫赫战功的功臣自居，对容貌和外形的自卑并不妨碍他融入贵妇人沙龙，《红与黑》中的于连就是他期待自己成为的那种情场高手。
　　一个作家写出怎样的作品取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和托尔斯泰一样，作为不可知论者的毛姆始终相信，顺应天性即生命之美，写作者既然不能摆脱宿命的磨难，也无法甩开生活的镣铐，扭转性情之悲哀，唯有潜入避难所，不求声求气应，只愿短暂逃离进退维谷的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