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又是一个没有深谋远虑的人。所以很多重要的藏书票，我只要有两张就满足了。关键是每一款藏书票的数量并不多，除非是图书馆或私人藏书用印刷制作的藏书票，它们的数量只有票主才知道。越到当代，藏书票已脱离它当初作为藏书标志的功能时，就像邮票从原来邮寄的功能提升为收藏的价值一样，也逐渐产生为收藏而收藏设计制作的藏书票和邮票。因此有人主张只收藏连书贴在一起的藏书票。说起来并没有错，但是当我们上瘾以后，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可贵的是，我的两本无相庵藏书都是陆灏送我、或他送别人再转赠给我的。送给我的那本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陈子善引我去陆灏与友人合资开设的凤鸣书店拜访，彼时他即采用英国木版画大师比尤威克的版画复制成藏书票，并盖上钱锺书、董桥等人的印章，贴在他们的著作上，提供给爱书人一个更高的收藏层次。同时他一时兴起，送我一册施蛰存的藏书一一叶芝的诗集《塔》。另一本则是数年前，我领傅月庵去拜访陆灏时，他也送傅月庵施蛰存的藏书。傅月庵一向不为收藏所惑，了解给我比誰都有意义，隔日即转赠给我。巧的是，两本都是叶芝的作品，而且书封的内页都贴上《施蛰存无相庵藏书之券1945—1948》。
　　无相庵是施先生毕生使用的第三个书斋名，是他青年与中年阶段用得较为长久的室名。根据他的说法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但是他不信佛教，却从《阿含经》中受益良多。因为他认为《阿含经》里纯朴的风格和大量譬喻，阐说佛法理念和佛化弟子的因缘故事，也有对当时社会、政治的生动记载，是文学性最强的佛经。所以施先生虽然以《金刚经》中的“无桐”作为书斋名，实际上他之于佛教，应该只是“文人禅”而已。
　　有趣的是，当时施先生将藏书票翻译成“藏书券”。票而的中央有航海的罗盘、沙漏、精装书，以及不知名的花草和建筑物，四周还围上繁复的花草纹饰。可见当时他在抗战胜利后，多么想抓紧时间，出国四处游学，补充多年被局限在孤岛上的苦闷。真是一款有意思的藏书票。
　　2007年12月，嘉德拍卖公司为了筹办国人首次藏书票专场拍卖，他们在首届香港国际古书展遇见我，即大力邀请我共襄盛举。来年一月，我们在北京碰头。原来他们只征收到国内当代版画家的藏书票作品，最早只有李桦的作品。几经挣扎，我终于为国人首次藏书票专场拍卖的意义所动，拿出包括《施蛰存无相庵藏书之券1945——1948》数款国人早期使用的藏书票；还好没有拍出去。如今随着我的工作重心在三地，我在北京、陆灏在上海、傅月庵在台北，三个人同时聚在一起的机会愈来愈少。我再也不会把这两本无相庵藏书送出去拍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