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拥有崇高的地位,“仓颉造字”虽是一个传说,“敬惜字纸”却是实实在在的传统,但到了鸦片战争,“天朝上国”连同承载其文明的文字一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怀疑。1858年,清政府在列强炮口之下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的条款,将汉字几千年来的威仪和尊严彻底打翻在地。而这还只是汉字噩运的开端。
　　随着后来一次次的战败和割地,中国的地位和尊严一点点丧失,自信一天天减少,终而变为反思和检讨。在反思的高潮——新文化运动中,汉字被指控为造成中国教育落后、民智不开、国力衰弱的罪魁祸首。“废除汉字”、“汉字不死,中国必亡”的呼声频频响起。“要想使中国有一个彻底的改变、要想赶上西方,只有拿汉字开刀。”
　　1922年,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将“废除汉字”付诸行动:在国语统一筹备会上,他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方案。6年之后,以语言学家赵元任为首的一个专家小组设计出了国语罗马字方案,尝试用字母书写汉语。又过了5年,一个超出知识分子范围之外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全国50多个城市,甚至影响到南洋。
　　在共产党、八路军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拉丁化新文字”由于吴玉章、瞿秋白的极力推动,更由于毛泽东的支持而迅速发展起来。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SinWenzBao》(《新文字报》)第一期上,毛泽东题字:“切实推行,愈广愈好。”
　　不过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拼音文字并不感兴趣,倒是钱玄同1934年提出的《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他找来教育部长王世杰,询问汉字简化的可行性。王说:“一些从事语言文字教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对简化汉字比较积极,但反对的人也很多,我个人认为,有的汉字笔划确实太多,书写起来很不方便,应该作些简化。但这个问题只能逐步进行。”
　　蒋赞成王的意见,并当即指示,逐步推行简体字。受王世杰委托,黎锦熙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向教育部提出了简化1000余字的方案,王世杰用红笔圈出324字,定为《第一批简体字表》,于1935年8月21日,由教育部发布第11400号部令,正式公布,并通知各印书馆。
　　危急存亡之时,繁体汉字潜藏上千年的坚韧因子被激活了。《简体字表》刚一公布,即遭“中央要员、省主席、名流”等的竭力反对。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何健电请中央政府收回成命,太原“存文会”电请教育部勿强制推行简体字,香港“存文会”也电请中央机关取消原有的通令,而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长戴季陶的反对尤为强烈。
　　因事没有参加讨论简化文字会议的戴季陶得知《简体字表》发布后,十分气愤,跑到蒋介石办公室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要求取消推行简体字,甚至称推行简体字是比亡国灭种还可怕的事。他还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简体字表》,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他一概不参加。果然,在此后的3个月里,戴季陶拒不参加国民党的会议,也很少过问公事。由于戴是国民党元老,蒋介石只得让步,“尚须重加考虑”、“应暂缓推行”。
　　不过,蒋介石并未就此罢手,败退到台湾后,他还两度提及文字改革,但得知大陆搞汉字简化后,就再不提简化汉字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