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国种子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差距主要不在育种科研能力，而在缺乏完整产业链。在此前与洋品种的对决中，我们曾在大豆上留下了永远的痛，玉米将是怎样的故事？
目前我国种业市场规模为80亿美元，未来10年还将翻番，将给企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竞争：卖种子还是提供解决方案
当下有一场发生在本土品种和洋品种玉米之间的较量，引起业内高度关注。截至目前，美国杜邦先锋公司的玉米品种“先玉335”在我国的推广面积已经超过3000万亩，虽然尚未超过占比最高的国产品种“郑单958”，但从趋势上看，“先玉335”的优势十分明显。
根据规定，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种子业务必须成立合资公司，如果经营大田作物，外资不得控股，不过这并没有完全挡住外资进军中国种业市场的步伐。10多年间，已有70多家持有有效证照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种业市场，世界前20强都在其中。
其实这样的遭遇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据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除大宗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育种外，目前我国有50%以上的生猪、蛋肉鸡、奶牛良种以及90%以上的高端蔬菜、花卉品种依赖进口。跨国公司的研发和营销已涉足我国很多品种，如油菜、甜菜、向日葵等。但是涉及三大粮食作物之一的玉米时，意义却非同一般。在此前与洋品种的对决中，我们曾在大豆上留下了永远的痛，玉米将是怎样的故事？
“我们的品种也不是完美的，但农民真的能从中受益。”杜邦先锋中国区战略与业务拓展高级总监沈碧君说。事实确实如此，尽管“先玉335”耐密性及抗倒性差，但其丰产性和脱水性好，米质也不错。而最让农民乐于接受的是单粒播种，杜邦先锋的品种由于出芽率高，每穴只需播一粒种，既省了种子，又省去了疏苗环节，节约了劳动成本。他们还专门针对中国的种植条件开发了单粒播种机，农民购买他们的种子会得到相应的补贴。
从源头到田头，全产业链的布局是现代种业的实现形式。沈碧君告诉笔者：“我们不只卖种子，而且提供解决方案。”
产业：低水平出不了“龙头”
“虽然现在玉米最大的品种还是‘郑单958’，但我们必须承认，国外品种的品质确实不错。我们和跨国公司的差距主要还不在前端的育种科研上，而在于我们没有一个工程化的体系，缺乏完整的产业链。”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景瑞表示。而这也恰恰是我国种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与跨国公司的步步为营、整体推进相比，我国种业却不得不面对小、散、弱的现实。产业初级阶段的特征十分明显，产业和研发集中度太低，低水平重复严重，缺少龙头企业，全国8700多家种子公司中真正具有研发能力的只有10家左右，规模前10的企业市场占有率不到20%。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介绍说，全国现有从事育种研究的各级科研院所和大学1000多家，虽然我国每年审定的品种有1000多个，但其中突破性成果却少之又少。结果就是研发主体多，品种多而不强，推广也无法集中。
如果说横向看是分散的、分割的，那么纵向看则是断裂的。农业部科技教育司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与知识产权处处长寇建平说：与跨国公司相比，我们的品种推广和科技服务简单而落后。我们的模式基本上是科研单位或高校形成了新品种后，就转让给种子公司向市场推广；因为种子公司并不参与研发，对品种没有足够的了解，所以在向农民推广服务的时候很多信息已经减损，种植的效果也打了折扣；接着，由于我们的种植结构分散，致使品种间很容易因串粉而退化减产，科研单位就继续申请项目培育新品种。
事实上种子换代并非越快越好，美国的小麦品种表现很稳定，20多年来也只推广了几个品种，原因是种子企业每年都会对品种做提纯复壮类的工作，即对品种进行修复，恢复其原种的性状，而我们的科研单位和种子企业都没有人做这样的工作。
瓶颈：小舢板连不成航母
在第二届中国(博鳌)农业科技创新论坛上，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科院院长李家洋院士针对种业的现状提出：“粮食安全靠种业，种业发展靠科技，科技支撑靠创新，创新产业靠体制。”体制创新已经成为改变种业现状的关键，现有的科研体制成为种业做不大的重要原因。
种业的特点决定了它必须是包含“育—繁—推—服”一体化的产业链。仅仅培育出好的品种远远不够，推广和服务至关重要，种子对市场的适应能力是靠农民的种植和产量检验的。
“强大的育种产业必须是从上游到下游的创新链条，各环节协同分工，目标一致。”戴景瑞说，“我们往往是各自为战，没有很大的团队，这样是搞不出好的品种来的。即使搞出来，也往往是这儿蹦出一个，那儿蹦出一个，没有形成连续不断的生产线式的育种体系”。
其实我国在育种方面的科研实力并不弱，即使是孟山都、杜邦先锋等种业巨头也承认这一点。我国有一批高水平的育种人才，且不说袁隆平、李振声、戴景瑞等国际知名的育种专家，年轻一代中也不乏翘楚。但是资源和人才基本上都集中在科研单位，种子企业无法提供相对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缺乏优秀人才和科技资源支撑，自然也强不起来，只能卖种子。
如何建立商业化种业发展体制机制，让企业和科研院所、高校联合协作，组成利益共同体，逐步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流动，进而鼓励企业做大做强是当务之急。201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各地正在积极探索和尝试。
“小舢板连不成航空母舰。”曾在孟山都、杜邦先锋、隆平高科均担任高管的种业职业经理人刘石认为，“中国的种业必须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支持下，按照市场化和产业化的规律重新改造”。
“基于我国种业科研和产业发展现实，新型种业体系建设应依据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环节，制定不同的工作重点。”北京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领导小组秘书长闫傲霜建议，“目前，应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优势，稳定支持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同时积极提升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逐步将企业培育成创新主体”。
目前我国种业市场规模为80亿美元，未来10年还将翻番，将给企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竞争：卖种子还是提供解决方案
当下有一场发生在本土品种和洋品种玉米之间的较量，引起业内高度关注。截至目前，美国杜邦先锋公司的玉米品种“先玉335”在我国的推广面积已经超过3000万亩，虽然尚未超过占比最高的国产品种“郑单958”，但从趋势上看，“先玉335”的优势十分明显。
根据规定，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种子业务必须成立合资公司，如果经营大田作物，外资不得控股，不过这并没有完全挡住外资进军中国种业市场的步伐。10多年间，已有70多家持有有效证照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种业市场，世界前20强都在其中。
其实这样的遭遇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据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除大宗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育种外，目前我国有50%以上的生猪、蛋肉鸡、奶牛良种以及90%以上的高端蔬菜、花卉品种依赖进口。跨国公司的研发和营销已涉足我国很多品种，如油菜、甜菜、向日葵等。但是涉及三大粮食作物之一的玉米时，意义却非同一般。在此前与洋品种的对决中，我们曾在大豆上留下了永远的痛，玉米将是怎样的故事？
“我们的品种也不是完美的，但农民真的能从中受益。”杜邦先锋中国区战略与业务拓展高级总监沈碧君说。事实确实如此，尽管“先玉335”耐密性及抗倒性差，但其丰产性和脱水性好，米质也不错。而最让农民乐于接受的是单粒播种，杜邦先锋的品种由于出芽率高，每穴只需播一粒种，既省了种子，又省去了疏苗环节，节约了劳动成本。他们还专门针对中国的种植条件开发了单粒播种机，农民购买他们的种子会得到相应的补贴。
从源头到田头，全产业链的布局是现代种业的实现形式。沈碧君告诉笔者：“我们不只卖种子，而且提供解决方案。”
产业：低水平出不了“龙头”
“虽然现在玉米最大的品种还是‘郑单958’，但我们必须承认，国外品种的品质确实不错。我们和跨国公司的差距主要还不在前端的育种科研上，而在于我们没有一个工程化的体系，缺乏完整的产业链。”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景瑞表示。而这也恰恰是我国种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与跨国公司的步步为营、整体推进相比，我国种业却不得不面对小、散、弱的现实。产业初级阶段的特征十分明显，产业和研发集中度太低，低水平重复严重，缺少龙头企业，全国8700多家种子公司中真正具有研发能力的只有10家左右，规模前10的企业市场占有率不到20%。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介绍说，全国现有从事育种研究的各级科研院所和大学1000多家，虽然我国每年审定的品种有1000多个，但其中突破性成果却少之又少。结果就是研发主体多，品种多而不强，推广也无法集中。
如果说横向看是分散的、分割的，那么纵向看则是断裂的。农业部科技教育司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与知识产权处处长寇建平说：与跨国公司相比，我们的品种推广和科技服务简单而落后。我们的模式基本上是科研单位或高校形成了新品种后，就转让给种子公司向市场推广；因为种子公司并不参与研发，对品种没有足够的了解，所以在向农民推广服务的时候很多信息已经减损，种植的效果也打了折扣；接着，由于我们的种植结构分散，致使品种间很容易因串粉而退化减产，科研单位就继续申请项目培育新品种。
事实上种子换代并非越快越好，美国的小麦品种表现很稳定，20多年来也只推广了几个品种，原因是种子企业每年都会对品种做提纯复壮类的工作，即对品种进行修复，恢复其原种的性状，而我们的科研单位和种子企业都没有人做这样的工作。
瓶颈：小舢板连不成航母
在第二届中国(博鳌)农业科技创新论坛上，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科院院长李家洋院士针对种业的现状提出：“粮食安全靠种业，种业发展靠科技，科技支撑靠创新，创新产业靠体制。”体制创新已经成为改变种业现状的关键，现有的科研体制成为种业做不大的重要原因。
种业的特点决定了它必须是包含“育—繁—推—服”一体化的产业链。仅仅培育出好的品种远远不够，推广和服务至关重要，种子对市场的适应能力是靠农民的种植和产量检验的。
“强大的育种产业必须是从上游到下游的创新链条，各环节协同分工，目标一致。”戴景瑞说，“我们往往是各自为战，没有很大的团队，这样是搞不出好的品种来的。即使搞出来，也往往是这儿蹦出一个，那儿蹦出一个，没有形成连续不断的生产线式的育种体系”。
其实我国在育种方面的科研实力并不弱，即使是孟山都、杜邦先锋等种业巨头也承认这一点。我国有一批高水平的育种人才，且不说袁隆平、李振声、戴景瑞等国际知名的育种专家，年轻一代中也不乏翘楚。但是资源和人才基本上都集中在科研单位，种子企业无法提供相对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缺乏优秀人才和科技资源支撑，自然也强不起来，只能卖种子。
如何建立商业化种业发展体制机制，让企业和科研院所、高校联合协作，组成利益共同体，逐步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流动，进而鼓励企业做大做强是当务之急。201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各地正在积极探索和尝试。
“小舢板连不成航空母舰。”曾在孟山都、杜邦先锋、隆平高科均担任高管的种业职业经理人刘石认为，“中国的种业必须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支持下，按照市场化和产业化的规律重新改造”。
“基于我国种业科研和产业发展现实，新型种业体系建设应依据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环节，制定不同的工作重点。”北京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领导小组秘书长闫傲霜建议，“目前，应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优势，稳定支持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同时积极提升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逐步将企业培育成创新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