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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pm，台北师范大学附近色彩斑斓的文艺消费与充满嬉皮时尚的商圈，人来人往的街道廊檐下，突然有些人零零落落地站着不走了。他们在排队，待会要看地下摇滚乐团表演。
在一个不容易引起注意的地下室入口，被屈臣氏和小吃店夹挤着的厚实铁门，半开地透着光，那是“地下社会”(Underworld)，是台北热爱地下音乐的青年们最喜欢的小地方，可以喝酒、听很酷的音乐，看很酷但又常常出错的音乐表演。这样的地方，以前多数人叫它pub，但近六七年来，以提供原创音乐表演为主的专门场所，在台湾逐渐被称为Live House。
从“地下社会”出发
要认识这些Live House，可别以“夜店”或“夜生活”这样流俗的字眼来称呼它。在台北，这样结合原创独立音乐表演以及地下青年文化的场所，大约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慢慢在台湾大学及师范大学所处的大学区域发展起来。与夜店的商业气味相比，这些Live House有着浓烈的文艺青年调调及次文化的桀骜气息。
1996年开设的“地下社会”，是由几个上世纪90年代初参与学生运动的知识青年所成立，对于社会、政治改革的敏锐性，以及共同的前卫音乐的喜好，初期吸引了当时正在都市各个角落追逐梦想的文艺工作者，包括剧团演员、怀着电影和音乐创作梦想的年轻人、剧作家、甚至是已投身政治的青年知识分子。
差不多同时期，台湾女性主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在台大新生南路的巷子里，第一个专卖女性主义相关书籍的独立书店“女书店”创办了。不久，一个也参与女权运动及女书店各色讲座活动的年轻女孩，在女书店隔壁店面开设了“女巫店”。店里最鲜明的标志，是各色穿黑斗篷骑扫帚、咧着嘴笑的巫婆玩偶，还有大剌剌地挂在不同椅子上的各色女性胸罩。
这两家店都不是为了成为专业的Live House而设立，而是先经营出一个文艺青年的聚会场所，再同时安排一些原创音乐的表演。“地下社会”那小小的拥挤空间，不到一百人便会挤爆，台湾当时各种前卫、实验性强的独立乐团，快意地在这个肮脏、破旧却很有个性的空间里演出。而作为极少数在地面一楼经营的女巫店，由于音场限制及女性经营者独具的慧眼，安排的表演则是较靠近听众、气氛温馨、能听出现场细致表演能力的不插电音乐，或民谣式的原创音乐。
独立音乐前哨战
而真正让原来的pub、文艺咖啡厅开始转为专业的Live House的，便是目前在台北最具规模及品牌知名度的The Wall。The Wall的前身，是由闪灵乐团主唱Freddy在2000年左右开设的“圣界”。当时为了区隔出一种以卖表演而非卖饮料为主的场所，引进日本已使用二十多年的Live House一词，成为酝酿台北地下乐团、独立音乐场地蓬勃发展的前哨站。
2003年“圣界”结束，Freddy转往台大附近找到新地点，加上《春天呐喊》音乐节创办人Jimmy，以及董事长乐团主唱、之前也经营过独立音乐场地的阿吉，三人共同创办了The Wall。The Wall 正式名称为“这墙－音乐艺文展演空间”，位于一个都市商业大楼的地下一楼，格局像一个次文化风格突出的小型地下街。除了专门提供表演的专业场地The Wall外，周围还有各色青年次文化的独立小店：如手工制作的创意商品店，号称“台北最有个性的独立唱片行”、专门进口及代理独立摇滚厂牌，以及自有音乐厂牌的“小白兔”唱片行。当然，还有刺青店、录音室、乐器行等。两侧画满涂鸦通往地下街的弯道，一下去立即将城市的喧嚣丢在地面，只需将自己融入每个人都有点“在追寻些什么”的眼神中，我们便进入了现今台北最活跃的青年次文化圈之一。
这类提供现场独立乐团表演的场所，在夜幕时分进进出出摇滚嬉皮味道的青年男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中，很容易引来区域内的警察注目。Live House一度被视为需要特殊管理的商业性声色娱乐场所，有严格的年龄限制以及较重的营业税（因为有卖酒）。2006年，在多次被主管机关视为不符营业登记项目而开了罚单后，The Wall及“地下社会”联合发起“Live House合法化”运动，向政府单位及社会大众要求一个合理的认识及正当性地位。Live House自我界定为提供原创音乐表演的专业演出场地，并具有重要的城市文化观光价值，终于得到政府的善意响应，并有一个非正式的特许位置。
越玩越大
2006年成了分水岭，Live House的发展仿佛一飞冲天。不仅在音乐场地的塑造上，开始在台北及台湾其他城市尤其是在青年学生出没的文艺区域中，打造了更为鲜明的次文化风格及指针意义，同时，作为台湾年轻人玩乐团、发表原创摇滚乐的重要场所，Live House在经营站稳脚跟后，也鼓舞了更多有音乐梦想的年轻人投入玩乐团、创作音乐的文化中。
The Wall的特色在于引进专业的管理，改变原先地下乐团演出场地及乐团本身的随性方式，Live House提供的节目更加有计划，也更有规模。定期不断引进在欧美、日本对本地乐迷较具有吸引力的独立摇滚乐团，也刺激了本地乐团各色乐风的发展，同时也将原本只是非常小众的摇滚爱好圈，扩大到一般听音乐或文艺爱好者都有兴趣的表演文化。
甚至，原本在数字时代已不寄望卖唱片赚钱的主流唱片公司，也开始安排有现场演唱能力的歌手，不定期地在Live House演出。这样的做法不仅能经营稳固的歌迷关系、训练歌手的表演能力，也使在Live House举办的300至500人的小型演唱会，成为主流唱片公司办活动的场所之一。比如与The Wall同样在台大附近罗斯福路上的另一家Live House河岸留言，走流行、民谣摇滚或爵士、融合的乐风，近年成为流行歌手转战小型表演场地的首选。
而The Wall及河岸留言的专业Live House场地经营方式，也使其开始扩大经营规模。The Wall不仅开始进入南台湾，经营高雄市的独立音乐展演场地，近期也要进入东台湾的宜兰，将这样的独立音乐及青年次文化气味继续扩展其影响范围。而河岸留言原本只有容纳约一百人的小场地，在两三年前，又扩大规模另开一个能容纳500至700人的较大场地—河岸留言红楼店，将Live House文化带到过往青少年文化的重镇西门町，由市府旧红楼改设的Live House，让音乐文化场地成为政府文化观光政策的一环。
日常生活化
在Live house的表演洗礼下而成长起来的台湾乐团，也已呈现出一路走来的成果。从老团浊水溪公社，到中生代的1976、旺福、回声、甜梅号、Tizzy Bac、熊宝贝、阿飞西雅等，以及近期作品及表演都很受瞩目的白目乐队、麦克白、Mary See the Future等等。由Live House场地所孕育的乐团，以及这些独立乐团持续发表、独立发行的音乐专辑都已有很成熟的水准与多元的音乐风格。地下、独立乐团的数量，也由三年前约五六百个暴增至1000个以上。
台湾独立乐团创作风气的蓬勃，似乎是Live House更为稳定发展后的必然结果。看起来，玩独立乐团、创作各色音乐的人变多了，但其实Live House最重要的终极价值，反而是它作为日常生活化的音乐场地创造者的角色。是那些愿意在华灯初上时停步排队的乐迷，是那些围着喜爱的乐团也在开始玩团筑创作梦的懵懂年轻人，是那些被吸引进去从事独立音乐展演相关工作的热情分子，他们才是Live House具有某种特殊文化吸引力的真正核心。
在台湾，去Live House玩乐或许已不再是非常小众的活动，反而慢慢被一般文艺爱好者视为日常消费中的选项之一。在有演出的时段钻进某个Live House，大家都会感到这很寻常。这或许是Live House文化褪去其前卫、不流俗的次文化外表，走向更为成熟的音乐场地新阶段的表现。
在一个不容易引起注意的地下室入口，被屈臣氏和小吃店夹挤着的厚实铁门，半开地透着光，那是“地下社会”(Underworld)，是台北热爱地下音乐的青年们最喜欢的小地方，可以喝酒、听很酷的音乐，看很酷但又常常出错的音乐表演。这样的地方，以前多数人叫它pub，但近六七年来，以提供原创音乐表演为主的专门场所，在台湾逐渐被称为Live House。
从“地下社会”出发
要认识这些Live House，可别以“夜店”或“夜生活”这样流俗的字眼来称呼它。在台北，这样结合原创独立音乐表演以及地下青年文化的场所，大约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慢慢在台湾大学及师范大学所处的大学区域发展起来。与夜店的商业气味相比，这些Live House有着浓烈的文艺青年调调及次文化的桀骜气息。
1996年开设的“地下社会”，是由几个上世纪90年代初参与学生运动的知识青年所成立，对于社会、政治改革的敏锐性，以及共同的前卫音乐的喜好，初期吸引了当时正在都市各个角落追逐梦想的文艺工作者，包括剧团演员、怀着电影和音乐创作梦想的年轻人、剧作家、甚至是已投身政治的青年知识分子。
差不多同时期，台湾女性主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在台大新生南路的巷子里，第一个专卖女性主义相关书籍的独立书店“女书店”创办了。不久，一个也参与女权运动及女书店各色讲座活动的年轻女孩，在女书店隔壁店面开设了“女巫店”。店里最鲜明的标志，是各色穿黑斗篷骑扫帚、咧着嘴笑的巫婆玩偶，还有大剌剌地挂在不同椅子上的各色女性胸罩。
这两家店都不是为了成为专业的Live House而设立，而是先经营出一个文艺青年的聚会场所，再同时安排一些原创音乐的表演。“地下社会”那小小的拥挤空间，不到一百人便会挤爆，台湾当时各种前卫、实验性强的独立乐团，快意地在这个肮脏、破旧却很有个性的空间里演出。而作为极少数在地面一楼经营的女巫店，由于音场限制及女性经营者独具的慧眼，安排的表演则是较靠近听众、气氛温馨、能听出现场细致表演能力的不插电音乐，或民谣式的原创音乐。
独立音乐前哨战
而真正让原来的pub、文艺咖啡厅开始转为专业的Live House的，便是目前在台北最具规模及品牌知名度的The Wall。The Wall的前身，是由闪灵乐团主唱Freddy在2000年左右开设的“圣界”。当时为了区隔出一种以卖表演而非卖饮料为主的场所，引进日本已使用二十多年的Live House一词，成为酝酿台北地下乐团、独立音乐场地蓬勃发展的前哨站。
2003年“圣界”结束，Freddy转往台大附近找到新地点，加上《春天呐喊》音乐节创办人Jimmy，以及董事长乐团主唱、之前也经营过独立音乐场地的阿吉，三人共同创办了The Wall。The Wall 正式名称为“这墙－音乐艺文展演空间”，位于一个都市商业大楼的地下一楼，格局像一个次文化风格突出的小型地下街。除了专门提供表演的专业场地The Wall外，周围还有各色青年次文化的独立小店：如手工制作的创意商品店，号称“台北最有个性的独立唱片行”、专门进口及代理独立摇滚厂牌，以及自有音乐厂牌的“小白兔”唱片行。当然，还有刺青店、录音室、乐器行等。两侧画满涂鸦通往地下街的弯道，一下去立即将城市的喧嚣丢在地面，只需将自己融入每个人都有点“在追寻些什么”的眼神中，我们便进入了现今台北最活跃的青年次文化圈之一。
这类提供现场独立乐团表演的场所，在夜幕时分进进出出摇滚嬉皮味道的青年男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中，很容易引来区域内的警察注目。Live House一度被视为需要特殊管理的商业性声色娱乐场所，有严格的年龄限制以及较重的营业税（因为有卖酒）。2006年，在多次被主管机关视为不符营业登记项目而开了罚单后，The Wall及“地下社会”联合发起“Live House合法化”运动，向政府单位及社会大众要求一个合理的认识及正当性地位。Live House自我界定为提供原创音乐表演的专业演出场地，并具有重要的城市文化观光价值，终于得到政府的善意响应，并有一个非正式的特许位置。
越玩越大
2006年成了分水岭，Live House的发展仿佛一飞冲天。不仅在音乐场地的塑造上，开始在台北及台湾其他城市尤其是在青年学生出没的文艺区域中，打造了更为鲜明的次文化风格及指针意义，同时，作为台湾年轻人玩乐团、发表原创摇滚乐的重要场所，Live House在经营站稳脚跟后，也鼓舞了更多有音乐梦想的年轻人投入玩乐团、创作音乐的文化中。
The Wall的特色在于引进专业的管理，改变原先地下乐团演出场地及乐团本身的随性方式，Live House提供的节目更加有计划，也更有规模。定期不断引进在欧美、日本对本地乐迷较具有吸引力的独立摇滚乐团，也刺激了本地乐团各色乐风的发展，同时也将原本只是非常小众的摇滚爱好圈，扩大到一般听音乐或文艺爱好者都有兴趣的表演文化。
甚至，原本在数字时代已不寄望卖唱片赚钱的主流唱片公司，也开始安排有现场演唱能力的歌手，不定期地在Live House演出。这样的做法不仅能经营稳固的歌迷关系、训练歌手的表演能力，也使在Live House举办的300至500人的小型演唱会，成为主流唱片公司办活动的场所之一。比如与The Wall同样在台大附近罗斯福路上的另一家Live House河岸留言，走流行、民谣摇滚或爵士、融合的乐风，近年成为流行歌手转战小型表演场地的首选。
而The Wall及河岸留言的专业Live House场地经营方式，也使其开始扩大经营规模。The Wall不仅开始进入南台湾，经营高雄市的独立音乐展演场地，近期也要进入东台湾的宜兰，将这样的独立音乐及青年次文化气味继续扩展其影响范围。而河岸留言原本只有容纳约一百人的小场地，在两三年前，又扩大规模另开一个能容纳500至700人的较大场地—河岸留言红楼店，将Live House文化带到过往青少年文化的重镇西门町，由市府旧红楼改设的Live House，让音乐文化场地成为政府文化观光政策的一环。
日常生活化
在Live house的表演洗礼下而成长起来的台湾乐团，也已呈现出一路走来的成果。从老团浊水溪公社，到中生代的1976、旺福、回声、甜梅号、Tizzy Bac、熊宝贝、阿飞西雅等，以及近期作品及表演都很受瞩目的白目乐队、麦克白、Mary See the Future等等。由Live House场地所孕育的乐团，以及这些独立乐团持续发表、独立发行的音乐专辑都已有很成熟的水准与多元的音乐风格。地下、独立乐团的数量，也由三年前约五六百个暴增至1000个以上。
台湾独立乐团创作风气的蓬勃，似乎是Live House更为稳定发展后的必然结果。看起来，玩独立乐团、创作各色音乐的人变多了，但其实Live House最重要的终极价值，反而是它作为日常生活化的音乐场地创造者的角色。是那些愿意在华灯初上时停步排队的乐迷，是那些围着喜爱的乐团也在开始玩团筑创作梦的懵懂年轻人，是那些被吸引进去从事独立音乐展演相关工作的热情分子，他们才是Live House具有某种特殊文化吸引力的真正核心。
在台湾，去Live House玩乐或许已不再是非常小众的活动，反而慢慢被一般文艺爱好者视为日常消费中的选项之一。在有演出的时段钻进某个Live House，大家都会感到这很寻常。这或许是Live House文化褪去其前卫、不流俗的次文化外表，走向更为成熟的音乐场地新阶段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