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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10日，一位名叫黄杏初的广东河源农民发烧住进了医院。他就是至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非典病人，也是后来被学界命名为SARS的病毒的起点。自此，中国人开启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
2003年6月20日，最后一批18名非典患者从北京北郊一所名叫“小汤山”的非典医院里走出来。4天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不再属于非典疫区。
非典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十年，是一个足以重新开启又一个记忆的单元。但是，当我们回望与“死神”抗争的岁月，发现那些故事与境遇，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和无数个体的命运，留下了未来多少年仍然挥之不去的印象与图景；也让我们在面对未知的危险时，学会了冷静、理智和沉着。
这片被灰墙拥围的百余亩土地，已经找不到当年非典的痕迹。废墟上残留的刺柏和黄杨树提醒我们，十年前这里曾以7天7夜的“非典型”速度，搭成了一座非典医院。
所有的故事都从这片废墟开始。
潘多拉盒子被打开
2003年3月1日，对北京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凌晨1时，27岁的山西籍女子于某由于多日持续高烧，呼吸困难，在山西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魏东光的亲自护送下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同时，非典也正式进入北京。
于某虽然来自山西，而她的“肺炎”却源自广东。
全球首例非典病人是广东人黄杏初。他是一名厨师，“如果没有非典，即使菜做得再好，也不会被全世界如此关注。”
2002年12月10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打工的他突发高烧，咳嗽不止。黄杏初被送到广东省河源市人民医院内科病区，当班医生叶钧强诊断其症状为高热、咳嗽、呼吸困难。两天后，医院再次接治一位症状相同的患者郭仕程。
住在医院里，病情也没有像黄杏初之前预想的那样一天天好起来，反而越来越严重。17日，这位厨师开始出现呼吸困难。
叶钧强亲自把黄杏初送往广州陆军总医院。12月22日，他又把另一位患者郭仕程送往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至此，SARS的潘多拉盒被打开。
恐惧由此产生
2003年2月9日，广州市非典疫情突破百名患者大关，死亡病例在不断增加。广州市民涌上街头，排起长队抢购板蓝根冲剂、抗病毒口服液、医用口罩，甚至还有食用醋。
而此时的北京仍然处在懵懂中。时任解放军白求恩军医学院院长，还在国防大学深造的张雁灵也像其他生活在北京的普通人一样，通过媒体关注着广州发生的“流行性肺炎”。
3月上旬，他开始走访北京各大医院，为论文搜集资料。作为医务工作者，他并未意识到这个疾病有多危险，唯一的防护工具就是一个普通的口罩。
解放军总医院、佑安医院、人民医院等九家大型医院，所到之处，尽是发热的患者。患者的表情几乎统一：焦灼、急躁、痛苦甚至是恐慌。北京稍有名气的大型综合医院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2003年的北京春天，口罩成了流行元素。
位于北京城区、拥有85年历史的著名三级甲等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SARS入侵时，以几近惨烈的方式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从3月下旬至4月23日，人民医院共确诊非典患者120多名，其中本院员工高达93名。
面对“泰山压顶”般的压力，人民医院院长吕厚山描述当时自己的心情是“觉得自己没有活头了，几天里流的眼泪比之前的半辈子还多”。
恐惧由此产生，所有北京市民开始选择躲在家里，不停喷洒消毒液。一夜之间，某普通消毒液的价格从每瓶3元暴涨至15元。
经历过非典的人应该不会忘记“4·20”。这一天，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免职。新上任的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坦率地承认，北京疫情已经十分严重。截至4月18日，北京已经确诊非典患者339例、疑似病人402例。然而仅仅在4天前，官方公布的数字是“37例”。
随后，疫情开始在全国蔓延。吉林出现首例输入型病例，紧接着是河北、辽宁……建一所临时性的传染病医院，已成为当时北京市的不二选择。
别无选择的选择
“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很可怕，病人已经多到了没有地方容纳的地步，甚至治疗病人的医生也在不断倒下。”张雁灵说。
2003年4月22日，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一会议室召开了北京防治非典工作联席会议。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建议，如果医院不够用，可以考虑征用疗养院，比如条件比较好的小汤山疗养院。
刚刚散会，时任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和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就赶往小汤山。他们欣喜地发现，疗养院虽然只有200张床位，但旁边有一大片预留的发展用地。
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白忠书带着部队专家实地勘察后，认为这里确是一块建设新医院的好地方：离最近的居民点500米，四周环境空旷，便于机械化施工。
22日下午，国务院对北京市的请示做出明确批复。国家紧急征用昌平区小汤山附近土地40.3公顷，用于建设非典定点医院。
第二天（4月23日），建院85年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历史上第一次关门停诊。而此时，在它的正北方向33.8公里处的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规划已经敲定：一期工程建成东、西区两部分，两区各包含6排复合轻钢板材料建造的病房。其中东区216间病房，西区292间病房。
小汤山非典医院还在建设中，特急电报已经飞向全军。首批医疗人员务必4月27日24时之前到达小汤山医院。除了专业要求之外，电报只有四个字：精兵强将。
4月29日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的非典病例激增至2705人，其中确诊病例1347人，疑似病例1358人，66人因患非典身亡。
一天之后的4月30日上午10时，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领导面对记者们和镜头外无数双关注的眼睛，讲起了这所被喊得发烫的“小汤山医院”。 当天夜晚，小汤山疗养院大厅寂静无声。先期到达的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等7支医疗队伍共339名医护人员静静地等候着。
20时30分，解放军白求恩军医学院院长张雁灵被任命为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这个时间距离他接到的那个电话通知，只有两个小时。
“我们走第三条路”
4月29日晚21时，刚刚上任的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院长张雁灵和他的一班人马还没来得及互相介绍，就万分急切地想看看即将作战的战壕。
虽然医院的硬件条件符合一座大型传染病医院的要求，可毕竟建设时间只有7天，病房设计和内部结构离现实需要还有很大差距：个别病房窗户还没有安装，病床缺很多，有的病区门甚至还锁不上，下水道堵塞……
他们尤其担心的是隔离病房的密封性不够，容易造成医护人员感染。连夜召开的小汤山非典医院第一次会议上，张雁灵说出了接到电话通知后24个小时一直在考虑的三条路子。
“一是没有完成任务，只能选择带着耻辱走出去；二是发生大范围感染，都死在小汤山；最后一条路是病人有效救治，医护人员零感染。”
当时他把桌子一拍，“我们走第三条路，回去做准备。”此外别无他路，“你不可能想太多。”复杂的心情，就像电影《双旗镇刀客》中的小英雄，面对贼王的最后通牒，虽然有大侠信誓旦旦的保证，但仍紧张不已。
屋顶上的灯泡散发出昏黄的光线，他摊开纸、拿起笔，起草一份请求处分的报告：等到小汤山战斗结束那一天，如果有战友在这场战斗中被感染、有伤亡，请求组织给予我最严厉的处分。
这份报告被锁进临时办公室的抽屉内，等待诸多未知考验。
“熬下去就是胜利”
非典病人马上就到，一、二、三、四、七、八病区的大门几乎同时打开。
2003年5月1日23时，指挥部一声令下，蓝光飞旋的救护车从小汤山非典医院开出，刺耳的叫声划破长空。
“这里是不是‘死亡集中营’？你们是不是拿我们做实验？” 一位40多岁的女患者下了车就靠着墙哭，墙上的摄像头和站岗的武警让她莫名恐惧。这种恐惧就像他们身上的疾病一样，需要慢慢散去。
5月的北京，最高气温已经飙升至30度以上，这样的天气只要稍运动一下就会满身大汗，更何况要穿上里外三层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来回小跑着工作。
一天天过去，每天都是消毒水的味道。谁也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
终于有人忍耐不住，直接推开这个临时医院院长的办公室门，问题很直接：“咱们还需要坚持多久，难道每天就是6小时、6小时地转下去，未来的路在哪里？”
“无法解释”，张雁灵回忆，“我只好把他们集中起来讲个故事。”当时有人调侃说，“什么时候了，还有人想听你讲故事。”
1968年越南战争期间，越南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来华访问，在和林彪谈到越战时，请教林彪说：“林副主席，我们怎样才能赢得战争？”林彪一笑，就说一个字：“熬”。
胡志明马上明白。最后越南人终于把越南战争“熬”过去了。“熬下去并不代表不作为。”张雁灵讲完故事，只说了一句话。
当时主管卫生领域的吴仪副总理也曾经焦灼地问张雁灵，“这个病还要持续多久？”他当时的回答是，按照规律，高温将不再适合病毒传播，估计两个月之后“应该会下去”。
急救车的警笛声在慢慢远去，2003年6月20日10时05分，最后一批18名非典患者康复出院，此时距离小汤山非典医院正式接治非典病人只有50天，到了该给这所世界上收治非典病人最多的传染病医院贴封条的时候了。6月23日清晨，北京城还在沉沉的睡梦中，小汤山医院首批900名医疗队员从北京撤离。
一天后，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总部宣布，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
2003年6月20日，最后一批18名非典患者从北京北郊一所名叫“小汤山”的非典医院里走出来。4天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不再属于非典疫区。
非典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十年，是一个足以重新开启又一个记忆的单元。但是，当我们回望与“死神”抗争的岁月，发现那些故事与境遇，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和无数个体的命运，留下了未来多少年仍然挥之不去的印象与图景；也让我们在面对未知的危险时，学会了冷静、理智和沉着。
这片被灰墙拥围的百余亩土地，已经找不到当年非典的痕迹。废墟上残留的刺柏和黄杨树提醒我们，十年前这里曾以7天7夜的“非典型”速度，搭成了一座非典医院。
所有的故事都从这片废墟开始。
潘多拉盒子被打开
2003年3月1日，对北京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凌晨1时，27岁的山西籍女子于某由于多日持续高烧，呼吸困难，在山西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魏东光的亲自护送下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同时，非典也正式进入北京。
于某虽然来自山西，而她的“肺炎”却源自广东。
全球首例非典病人是广东人黄杏初。他是一名厨师，“如果没有非典，即使菜做得再好，也不会被全世界如此关注。”
2002年12月10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打工的他突发高烧，咳嗽不止。黄杏初被送到广东省河源市人民医院内科病区，当班医生叶钧强诊断其症状为高热、咳嗽、呼吸困难。两天后，医院再次接治一位症状相同的患者郭仕程。
住在医院里，病情也没有像黄杏初之前预想的那样一天天好起来，反而越来越严重。17日，这位厨师开始出现呼吸困难。
叶钧强亲自把黄杏初送往广州陆军总医院。12月22日，他又把另一位患者郭仕程送往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至此，SARS的潘多拉盒被打开。
恐惧由此产生
2003年2月9日，广州市非典疫情突破百名患者大关，死亡病例在不断增加。广州市民涌上街头，排起长队抢购板蓝根冲剂、抗病毒口服液、医用口罩，甚至还有食用醋。
而此时的北京仍然处在懵懂中。时任解放军白求恩军医学院院长，还在国防大学深造的张雁灵也像其他生活在北京的普通人一样，通过媒体关注着广州发生的“流行性肺炎”。
3月上旬，他开始走访北京各大医院，为论文搜集资料。作为医务工作者，他并未意识到这个疾病有多危险，唯一的防护工具就是一个普通的口罩。
解放军总医院、佑安医院、人民医院等九家大型医院，所到之处，尽是发热的患者。患者的表情几乎统一：焦灼、急躁、痛苦甚至是恐慌。北京稍有名气的大型综合医院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2003年的北京春天，口罩成了流行元素。
位于北京城区、拥有85年历史的著名三级甲等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SARS入侵时，以几近惨烈的方式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从3月下旬至4月23日，人民医院共确诊非典患者120多名，其中本院员工高达93名。
面对“泰山压顶”般的压力，人民医院院长吕厚山描述当时自己的心情是“觉得自己没有活头了，几天里流的眼泪比之前的半辈子还多”。
恐惧由此产生，所有北京市民开始选择躲在家里，不停喷洒消毒液。一夜之间，某普通消毒液的价格从每瓶3元暴涨至15元。
经历过非典的人应该不会忘记“4·20”。这一天，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免职。新上任的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坦率地承认，北京疫情已经十分严重。截至4月18日，北京已经确诊非典患者339例、疑似病人402例。然而仅仅在4天前，官方公布的数字是“37例”。
随后，疫情开始在全国蔓延。吉林出现首例输入型病例，紧接着是河北、辽宁……建一所临时性的传染病医院，已成为当时北京市的不二选择。
别无选择的选择
“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很可怕，病人已经多到了没有地方容纳的地步，甚至治疗病人的医生也在不断倒下。”张雁灵说。
2003年4月22日，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一会议室召开了北京防治非典工作联席会议。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建议，如果医院不够用，可以考虑征用疗养院，比如条件比较好的小汤山疗养院。
刚刚散会，时任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和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就赶往小汤山。他们欣喜地发现，疗养院虽然只有200张床位，但旁边有一大片预留的发展用地。
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白忠书带着部队专家实地勘察后，认为这里确是一块建设新医院的好地方：离最近的居民点500米，四周环境空旷，便于机械化施工。
22日下午，国务院对北京市的请示做出明确批复。国家紧急征用昌平区小汤山附近土地40.3公顷，用于建设非典定点医院。
第二天（4月23日），建院85年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历史上第一次关门停诊。而此时，在它的正北方向33.8公里处的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规划已经敲定：一期工程建成东、西区两部分，两区各包含6排复合轻钢板材料建造的病房。其中东区216间病房，西区292间病房。
小汤山非典医院还在建设中，特急电报已经飞向全军。首批医疗人员务必4月27日24时之前到达小汤山医院。除了专业要求之外，电报只有四个字：精兵强将。
4月29日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的非典病例激增至2705人，其中确诊病例1347人，疑似病例1358人，66人因患非典身亡。
一天之后的4月30日上午10时，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领导面对记者们和镜头外无数双关注的眼睛，讲起了这所被喊得发烫的“小汤山医院”。 当天夜晚，小汤山疗养院大厅寂静无声。先期到达的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等7支医疗队伍共339名医护人员静静地等候着。
20时30分，解放军白求恩军医学院院长张雁灵被任命为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这个时间距离他接到的那个电话通知，只有两个小时。
“我们走第三条路”
4月29日晚21时，刚刚上任的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院长张雁灵和他的一班人马还没来得及互相介绍，就万分急切地想看看即将作战的战壕。
虽然医院的硬件条件符合一座大型传染病医院的要求，可毕竟建设时间只有7天，病房设计和内部结构离现实需要还有很大差距：个别病房窗户还没有安装，病床缺很多，有的病区门甚至还锁不上，下水道堵塞……
他们尤其担心的是隔离病房的密封性不够，容易造成医护人员感染。连夜召开的小汤山非典医院第一次会议上，张雁灵说出了接到电话通知后24个小时一直在考虑的三条路子。
“一是没有完成任务，只能选择带着耻辱走出去；二是发生大范围感染，都死在小汤山；最后一条路是病人有效救治，医护人员零感染。”
当时他把桌子一拍，“我们走第三条路，回去做准备。”此外别无他路，“你不可能想太多。”复杂的心情，就像电影《双旗镇刀客》中的小英雄，面对贼王的最后通牒，虽然有大侠信誓旦旦的保证，但仍紧张不已。
屋顶上的灯泡散发出昏黄的光线，他摊开纸、拿起笔，起草一份请求处分的报告：等到小汤山战斗结束那一天，如果有战友在这场战斗中被感染、有伤亡，请求组织给予我最严厉的处分。
这份报告被锁进临时办公室的抽屉内，等待诸多未知考验。
“熬下去就是胜利”
非典病人马上就到，一、二、三、四、七、八病区的大门几乎同时打开。
2003年5月1日23时，指挥部一声令下，蓝光飞旋的救护车从小汤山非典医院开出，刺耳的叫声划破长空。
“这里是不是‘死亡集中营’？你们是不是拿我们做实验？” 一位40多岁的女患者下了车就靠着墙哭，墙上的摄像头和站岗的武警让她莫名恐惧。这种恐惧就像他们身上的疾病一样，需要慢慢散去。
5月的北京，最高气温已经飙升至30度以上，这样的天气只要稍运动一下就会满身大汗，更何况要穿上里外三层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来回小跑着工作。
一天天过去，每天都是消毒水的味道。谁也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
终于有人忍耐不住，直接推开这个临时医院院长的办公室门，问题很直接：“咱们还需要坚持多久，难道每天就是6小时、6小时地转下去，未来的路在哪里？”
“无法解释”，张雁灵回忆，“我只好把他们集中起来讲个故事。”当时有人调侃说，“什么时候了，还有人想听你讲故事。”
1968年越南战争期间，越南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来华访问，在和林彪谈到越战时，请教林彪说：“林副主席，我们怎样才能赢得战争？”林彪一笑，就说一个字：“熬”。
胡志明马上明白。最后越南人终于把越南战争“熬”过去了。“熬下去并不代表不作为。”张雁灵讲完故事，只说了一句话。
当时主管卫生领域的吴仪副总理也曾经焦灼地问张雁灵，“这个病还要持续多久？”他当时的回答是，按照规律，高温将不再适合病毒传播，估计两个月之后“应该会下去”。
急救车的警笛声在慢慢远去，2003年6月20日10时05分，最后一批18名非典患者康复出院，此时距离小汤山非典医院正式接治非典病人只有50天，到了该给这所世界上收治非典病人最多的传染病医院贴封条的时候了。6月23日清晨，北京城还在沉沉的睡梦中，小汤山医院首批900名医疗队员从北京撤离。
一天后，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总部宣布，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