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的发展层峦叠嶂，但“全面小康”“脱贫攻坚”的宏愿，不曾稍息。
　　6月上旬，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点之一就是脱贫攻坚；而在3月6日，抗疫鏖战之时，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何以如此迫切，仅仅是因为一条时间线吗？
　　不知国史者，不知中国。有记载的中国史，就是一部人类对抗饥饿和贫困的历史，中国人对生活富足很少怀有奢望。
　　邓小平在1979年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表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而是“小康社会”。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中国共产党近100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1年的建设史，特别是2012年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攻坚史，是对整部中国史的全景回应。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大约3000年前，《诗经·大雅·民劳》里的句子，第一次提出了“小康”概念，人民太辛苦了，应该让他们安定富足起来了。儒家对遥远过去的天堂想象不是事实，只是一种理想假设。《礼记·礼运》热情描绘了夏商周三代的小康状态，不过是托古言志。
　　宋有洪迈，说人民“久困于穷，冀以小康”；明有成祖，说“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幻想着“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康有为运用庸俗进化论，把“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中的“升平世”解释为小康社会，制度上表现为君主立宪的现代资本主义；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指向的也是小康夙愿。
　　历史告诉我们：一是，小康是政治家、哲学家、诗人、学者以及升斗小民，数千年孜孜以求的文明大愿；二是，它从未实现过，多数情况下，人们都在为避免饥饿、求得生存而斗争。
　　今天回看过去，几乎所有小康设想，都带着原始共产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一方面，它表明这些设想都不具备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它又揭示了一点，即在这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小康的实现要求社会必须具有某种公有特征，并且能够以国家能力和制度决心来保障扶贫济弱的政治力量绵绵不绝。
　　马克思主义契合了中国人数千年的社会理想，而科学社会主义则以一种制度设计，来让理想落地。作为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启蒙者，李大钊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鲜明地表示：“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
　　新中国的前30年，解决了自立问题之后，小康这一历史理想，又和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结合起来。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论断不但继承了前代领导人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尝试，而且把消灭贫困提到了政治高度，明确地把它认定为一种政治使命。
　　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是历史理想和政治使命的延伸与具化。这意味着，数千年来一直作为一种思想实验名词的“小康”，终于有了成为现实的条件。
　　历史上，人民的奢望所能企及的程度，也就是“轻徭薄赋”，温饱不愁。吃了上顿愁下顿，就生存境况而言，人与动物距离并不远。因此，不论怀有何种思想立场，“全面小康”的伟大历史意义，都无法加以否定。
　　这是一组相当震撼的数据：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達7.7亿，贫困发生率为97.5%；到2014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为7017万人，贫困发生率为7.2%；2019年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551万人，比上年年末减少1109万人，下降66.8%，贫困发生率0.6%。
　　扶贫减贫，越往后越难。其一，存量贫困人口往往是脱贫条件最为缺乏的，因此扶持难度大；其二，贫富杂处，一刀切的连片政策无法奏效，必须精准识别贫困户及其贫困原因，点对点帮扶；其三，贫困户本身的脱贫积极性较之以前显著下降，政策实施需要支付极大的磨合成本；其四，相对贫困取代绝对贫困，成为新形势下的新难题，因而扶贫的专门措施，还必须有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整体权衡相配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正因如此，十八大后的扶贫事业，才被续以“攻坚”的后缀，才被形容为“啃硬骨头”。
　　风物长宜放眼量。唯有在宏大的历史视野下，我们才能认知身边发生的一切的意义，才能理解，后人将会对这个看似平淡的时代，以及其中生活的人，投来钦敬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