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蒋经国时代起，宋楚瑜就是台湾政坛的风云人物，一直占据着台湾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李登辉上台后，宋楚瑜长袖善舞，很快赢得其信任，成为李登辉最为重要的幕僚，宋楚瑜也在这个过程中累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可是不久，李宋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终至反目成仇。宋楚瑜也因李登辉的极力打压，在2000年台湾最高领导人选举中功败垂成，此后政治影响力日益削减。在2012年台湾最高领导人选举中，宋楚瑜不顾各方劝阻执意参选，成为他在台湾政治舞台上的最后表演。
　　长袖善舞，把握机会快速崛起
　　宋楚瑜祖籍湖南湘潭，1949年随父去台。1974年，宋楚瑜在美國乔治城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后返回台湾，成为蒋经国的英文翻译，正式进入政坛。宋楚瑜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干练的行事作风很快得到了蒋经国的信任，1977年出任“新闻局副局长”。宋楚瑜任职“新闻局”之际正值台湾的多事之秋，国民党当局外部正面临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压力，内部则有党外势力快速发展形成的压力。宋楚瑜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表现出对媒体的较强驾驭能力，得到了蒋经国的赏识，1981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4年10月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
　　1988年蒋经国去世，国民党权力结构进入快速分化重组期，以宋美龄为首的反李登辉势力和以李登辉为首的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日益激烈。这种混乱的局面为宋楚瑜提供了绝佳机会，宋楚瑜快速向李登辉靠拢。
　　他在权力交替的过程中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成为风光无限的政治明星，又因为权力斗争而屡受打击，可谓“其兴也勃焉，其败也忽焉”。
　　1988年1月27日国民党召开中常会，副秘书长宋楚瑜力逼时任“行政院长”俞国华提出推荐李登辉为国民党代主席的议案，并由中常会通过，帮助李登辉暂时化解了反对势力的进攻，确立了李登辉在国民党中央的地位，也形成了李登辉与宋楚瑜“情同父子”的关系。1989年5月，宋楚瑜升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开始掌控国民党中央，并对反李登辉势力进行清洗。在1990年的“总统”、“副总统”选举中，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空前激烈，形成以李焕、林洋港、蒋纬国、俞国华为首的“反李（登辉）联盟”，后演变成为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而李登辉在宋楚瑜、宋心濂、萧万长等人的支持下，积聚支持力量，形成了“主流派”势力集团。双方的斗争在1990年2月全面爆发，焦点集中在“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决定是采用传统的起立或举手表示赞同的方式，还是采用投票选举的方式。宋楚瑜以辞职相威胁，反对“非主流派”投票产生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要求，关键时刻再次帮李登辉渡过难关，为李登辉的当选立下“汗马功劳”，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他在李登辉幕僚群中的核心地位。
　　随着李登辉权力地位的巩固，宋楚瑜的政治前途一片大好。1993年3月，宋楚瑜被任命为台湾省长，取得了累积政治资本的重要平台。在宋楚瑜担任省长期间，他基本走遍了台湾的基层乡镇，每到一个地方都注意民众的需求，并利用手中庞大的行政资源到处“为民兴利”，获得了“勤政爱民”的好名声。在台湾威权政治走向终结的变迁阶段，宋楚瑜的这些举措赢得了许多基层民众的支持。1994年台湾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省长直选，宋楚瑜以较大优势当选，成为台湾政坛如日中天的政治明星。
　　企图心显，李宋反目
　　宋楚瑜当选台湾省长后，仗着与李登辉“情同父子”的关系及其所拥有的强大民意，不时为省民的利益“炮打中央”，向“行政院”要钱要权。经过几年的经营，宋楚瑜聚集了一批支持者，并依托“省府”的平台形成了比较有效率的执政团队。同时，宋楚瑜不断扩大地方自治权利，许多原属台湾当局管辖的财政、人事权都收归已有，令其与“中央”的矛盾加深。这种情况引起了李登辉的疑虑，担心宋楚瑜的势力发展下去会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此外，随着李登辉的权力日益巩固，愈加无法容忍宋楚瑜势力的发展。1994年以后，李宋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终由“情同父子”发展到势如水火。
　　李登辉与宋楚瑜的矛盾在1996年的“冻省事件”中彻底公开。1996年10月，“废省”已经成为台湾街头巷议的话题，民进党呼应李登辉的要求，坚决要求“废省”，国民党的“国发会”也不断举行座谈会，讨论“简化政府层级”的问题。时任省长的宋楚瑜对此坚决反对，甚至亲自向李登辉打探消息，得到的答复是“没有这回事”。但在12月18日的国民党高层会议上，李登辉却依然裁示要研究“冻结省级选举”，并与民进党达成“冻省共识”，决定停止“省长”、“省议员”等公职的选举。“冻省”事件意味着李登辉与宋楚瑜的公开决裂，造成了国民党的严重内伤，为后来宋楚瑜出走埋下了伏笔。宋楚瑜因此成为惟一一届“民选省长”。
　　1998年宋楚瑜省长任期期满，下定决心与国民党决裂，独立参加2000年台湾最高领导人选举。7月16日国民党秘书长章孝严与宋楚瑜的会谈不欢而散，11月宋楚瑜宣布张昭雄为其竞选搭档，表达了不与国民党妥协的态度。国民党随后开除宋楚瑜党籍，并全力封杀亲宋势力。即使如此，宋楚瑜的声势还是领先于连战和陈水扁。情急之下，李登辉在投票前夕抛出了“兴票案”，给宋楚瑜造成了巨大冲击，其清廉形象荡然无存，选情急转直下。“兴票案”成为决定选举结果的重要转折点，宋楚瑜虽然得票466万张，仍以约2.5%的得票率差距落败。选后宋楚瑜在支持者的推动下成立了亲民党，一度拥有“立法院”46个议席，成为第三大党，在台湾政坛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屡战屡败，不断被边缘化
　　2000年以后，亲民党虽然一度声势盛大，但由于该党与国民党的支持基础高度重叠，所以国、亲两党存在严重的同质竞争。这种情形对亲民党的发展极为不利：一方面，随着国民党元气的恢复，亲民党的生存空间必定受到压缩；另一方面，在民进党政治版图日渐扩张的情况下，泛蓝的支持者强烈要求两党合并，以应对已经到来的生存危机。2004年“立委”选举后，亲民党在“立法院”的席次下降到34席，同时在民意支持“国亲合并”的号召下亲民党大量骨干出走，力量大为削弱。在2004年的台湾最高领导人选举中，宋楚瑜以副手身份与连战合作参选，却因为3.19枪击案再次与胜选擦肩而过。此后在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双重挤压之下，亲民党的力量逐步萎缩，最终走向泡沫化。
　　亲民党的泡沫化是由各种原因促成的。除了前文所述支持群体与国民党高度重叠之外，也与宋楚瑜自身有关。2000年选举宋楚瑜之所以能得到如此多的选票，一是因为他在省长期间聚拢了一批支持者，二是因为他表露出被李登辉打压的形象，得到了许多民众的同情。但是台湾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如果说宋楚瑜的支持者是因为他在任省长期间为民服务而欠其人情的话，一旦人情还完，宋楚瑜的光环就会逐渐暗淡下去。这也是为什么对宋楚瑜的支持无法转化成对亲民党的持久支持之原因。
　　马英九自从进入国民党的权力中心以后，在对待宋楚瑜的问题上一直持不妥协的态度，坚决不给宋楚瑜更大的政治舞台。马英九之所以能够如此强势，也就是看准了宋楚瑜影响日益削减的现实，同时马英九要以自己雄厚的民意基础完成泛蓝整合，以防止泛蓝内部分裂造成对泛绿斗争时的劣势。自2004年以来，宋楚瑜力图通过利益交换的方式争取更大的政治空间，例如2006年宣布参选台北市长、2006年赴大陆访问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2012年不顾各方劝阻参选最高领导人等。但是马英九就是不为所动，招数出尽的宋楚瑜不断被边缘化，2012年在最高领导人选举中的失败基本意味着其政治生涯的终结。
　　整体上看宋楚瑜属于威权时代的政治人物，他在权力交替的过程中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成为风光无限的政治明星，又因为权力斗争而屡受打击，可谓“其兴也勃焉，其败也忽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