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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两弹”工程的总导演、总指挥、总调度，是“两弹一星”精神形成的引领者和推动者。
今年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周恩来总理心系国防尖端科研，亲自长期领导了中国核武器研制事业，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独立自主实现两弹突破和核武器研制事业跨越式发展，是新中国建设史上最重大的科技成就之一，周恩来总理则是创建推动这一伟大工程的总导演、总指挥、总调度，为“两弹”突破提供了坚强组织领导、重要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导。他的崇高精神、伟大人格也深深感染、影响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一
1955年1月，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毅然作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重大决策。1956年4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指出：“我们不但要有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现在这个世界，要想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从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到白手起家、组织实施、条件保障，周恩来总理殚精竭虑，日夜操劳，倾注了大量智慧和心血。
早在1945年，当美国爆炸世界第一颗原子弹时，周恩来等领导人立即指示有关部门拟出相关专业留学生和专家、学者名单，以等待时机，感召他们回国发展中国的国防尖端事业。
1949年3月22日，周恩来批准了钱三强的建议，拨款外汇订购研究原子能核科学所需仪器设备。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关怀下，1950年夏，中国科学院组建近代物理研究所，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研究，为创建核事业做了基础准备。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递给钱三强5万美金说，这是周恩来副主席在西柏坡批的。钱三强回忆说：“这些美元散发出的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曾有过多少火与血的经历！”当时，我们党持有的外汇总额只有30万美元。
1952年，周恩来总理与中央军委领导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酝酿特种武器发展问题，并征询竺可桢等科学家的意见，从各方面进行准备，积极创造条件。
1954年，地质部发现了我国铀矿资源。1955年1月14日，周思来总理约请李四光、钱三强谈话，详细了解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现状、核反应堆与原子能的原理，以及发展原子能研究所需条件等，为创建中国核武器研制事业进行酝酿准备。当天，周恩来总理致信毛泽东主席，汇报了谈话情况。1月15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强调要大力培养相关科技人才。1月31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讨论《国务院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他专门就发展原子能一事发表了长篇讲话：“我们应该使全世界人民知道，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我国为了反对核战争，保卫和平，把原子能用于国家建设，造福人民，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必须掌握原子能。”正是在这样的国家战略需求牵引下诞生了中物院。中物院从成立以来，始终秉承着“铸牢国防基石，挺起民族脊梁”之初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拼搏奉献，用热血和智慧铸就了共和国的坚强核盾，为增强我国综合实力特别是国防实力，奠定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作出了应有贡献。
二
在独立自主开创中国特色核武器科技事业发展道路上，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呕心沥血、亲力亲为，担当了总导演、总指挥、总调度的角色。
1956年4月1日，周恩来总理审定《中共中央关于抽调干部和工人参加原子能建设工作的通知》。11日，他致信毛泽东主席并中共中央：“为了能够统一地和有计划地领导利用原子能的工作和发展航空工业，拟分别成立原子能委员会和航空工业委员会。”同年，周恩来亲自领导制订了“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十二年规划”。将“两弹”工程列入57项重要工程之中。
1956年7月28日，周恩来向党中央建议成立原子能事业部。同年11月16日，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1958年2月11日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宋任穷任部长，主管核工业建设和发展工作。
1957年10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
为尽快实施“国防新技术协定”，1958年，经中央批准，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设立第九局，负责核武器研制和基地建设的籌备与管理工作。同年7月，北京第九研究所（中物院前身）在北京诞生，许多蜚声中外的著名科学家从这里起步携手拉开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大幕。
对于苏联的援助，周恩来总理做好了两手准备。他指示：既不能无限度地依赖苏联专家，更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学习。要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要善于独立思考，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培养人才，掌握技术。”
1959年6月，苏联毁约停援。1960年，撤走核工业系统的233名专家。周恩来总理在庐山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为了应对严峻局面，他又及时调整了原子能事业的部署，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
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中央先后抽调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陈能宽、周光召等一批顶尖的科学家和优秀工程技术人员，同邓稼先等前期创业者一道组成第一颗原子弹的骨干科技攻关队伍，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核武器研制之路。中央组织部分别于1960年和1962年从中科院和全国各地高校、工业部门的科研单位选调两批优秀科技骨干参加原子弹的攻关。
三
1960年4月28日，在河北省怀来县的爆轰试验场（即17号工地）浇注出第一个炸药药柱，打响了爆轰试验的第一炮。从1960年4月到1963年3月，17号工地作为我国研制核武器第一个过渡性爆轰试验场，在这里研制成功了原子弹精密注装炸药元件；基本摸清了原子弹的内爆原理及爆轰规律；培训了第一代核武器研制科技队伍；积累了核武器工程的科研管理经验，也为我国能够在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争取了两年多极为宝贵的时间。 与此同时，原子弹研制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中苏交恶，中印战争，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还要不要继续搞原子弹？1961年8月12日，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上，上马下马的争论非常激烈。周恩来总理态度非常坚决，表示要决心搞下去。最终，与原子弹研制相关的工程不仅没有下马，反而有了很大的发展。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克服了重重困难，到1962年下半年，我国原子能工业有了很大进展。
四
1962年10月，原子弹研制即将进入决战阶段，二机部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提出，争取1964年内最迟1965年上半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同年，中央决定成立15人组成的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周恩来总理任主任委员，全面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从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到实施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9次中央专委会议和若干次小型会议，研究解决了100多个重要问题，高效地推进了原子弹研制。
1964年9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特密级小型会议，对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时间作了决策：爆炸时间应选在10月下半月到11月上旬，最好选在10月15日到10月20日以前。10月14日19时12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场安全地吊上102米的铁塔。核试验工作已处于最后的待命状态。10月15日12时半，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零日定为16日，零时定为15点。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将军在指挥现场向周恩来总理报喜！当天，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向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核武器研制事业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从1967年3月到11月，周恩来总理多次指示向221基地和902基地签发电报，明确指出，这些单位“文化大革命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不准夺权、不准停产、不准串联、不准武斗、保证基地绝对安全，保证基地稳定生产”。
五
按照毛泽东主席“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1960年底，在几乎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信息资料情况下，在开展原子弹研制工作之后不久，于敏、黄祖洽带领队伍在原子能研究所开始了氢弹原理前期探索研究。
氢弹无论原理或结构都比原子弹复杂得多。从原子弹到氢弹在科学技术上不是量的简单变化，而是质的重大跨越。各核大国都把氢弹技术列为国家最高机密，高度保密。
1966年12月28日，我国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全当量机载氢弹空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此时距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两年零八个月，速度之快让全世界震惊！中国从此正式迈入了核大国的行列。
从第一颗原子彈爆炸成功后至第一颗氢弹试验前夕，周恩来总理又连续主持召开了九次专委会，有力地推动了原子弹武器化和核武器系列研制工作。他确立了核武器“四个一代”滚动发展的总体战略思路，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十六字方针，成为国防科技事业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
1965年5月14日，我国成功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空投原子弹试验标志着中国拥有了可以投入实战的核武器。
1966年9月25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原则上同意在10月初进行“两弹”结合试验，10月中旬进行飞行“冷”试验，并根据这两项试验的情况，再决定进行飞行“热”试验的时间。9月28日，周恩来以中央专委名义，向导弹试验基地发去电报，明确指出：“这次试验是核爆炸试验，用导弹运载，在大陆上进行，这在国际上是创举，要确保质量，绝对可靠，绝对安全，要求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能出事，出了事影响太大，不单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首先要把合练切实搞好，保证不要出事。”10月13日和16日，第一发和第二发“冷”试验弹相继发射成功。
1966年10月27日，我国用中近程地地导弹运载原子弹弹头进行核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据朱光亚回忆，“每次核试验前听汇报，他（周总理）是要仔细地询问可能影响成败的各个关键环节，而且还要求我把各种不利或意外因素考虑到。例如，弹已挂上飞机后，气象起了变化怎么办？万一弹投不下来怎么办？飞机带弹返回机场时会不会弹又意外地脱钩？这种情况下又应采取什么可靠的保险措施？等等。有时得不到满意的回答，他就暂时休会，给我们一段时间，让我们回去找更多的同志进一步研究，直到有了令人放心的答案后才复会，再审议，作决定。”这种科学严谨，慎之又慎的工作作风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代中物院人。
六
1963年7月，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准备签订《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必须掌握地下核试验技术，才能争取主动。
地下核试验是把核装置埋设在地下一定深度后进行的核爆炸试验，一般分为平洞和竖井两种方式。地下核试验与大气层核试验比较，虽然技术要求高，实施难度大，工程量大，却具有大气层核试验难以做到的优点。它可将爆炸产物基本控制在地下形成的屏蔽体内，有利于环境保护和保密；有利于爆后取样和开展近区物理诊断测量，以便获取相关参数，验证物理设计和工程设计。核试验从大气转入地下，是核武器研究发展的客观需要。
1963年9月，周恩来总理指示，对地下核试验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1964年4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专委第八次会议同意程开甲等专家建议，决定将地下核试验的研究列为议事日程，抓紧勘察、设计。
1969年8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专委会听取试验现场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并作出具体指示。
1969年9月23日，中国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爆炸成功。1978年10月14日，中国首次竖井核爆炸试验成功。
除了领导两弹研制和核武器系统研制工作以外，周恩来总理同时也在思考谋划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他提出：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弹外，还要搞核电站。
1974年4月1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专委会议，审查了二机部一座核材料生产工厂的建设调整方案，并讨论清华大学的试验性核电站工程急需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审查批准了上海“728工程”（即后来的秦山核电站工程）的建设方案。会上，他以惊人的毅力，忍着巨大的病痛主持会议，并作了长篇讲话，对我国尖端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他一再告诫：“要想到21、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与会人员眼含热泪记下了他最后的嘱托。
七
周恩来总理不仅是我国两弹突破的总导演、总指挥、总调度，而且是“两弹一星”精神形成的引领者和推动者。
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指导方针和一系列工作原则要求，是“两弹一星”精神的直接思想来源。
当苏联单方面撕毁合作条约后，周恩来总理提出，用1959年6月苏联毁约的时间（简称“596”）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也叫争气弹），表明我们要牢记国家使命，要有为中华民族争气的坚强决心。
在“两弹”研制突破中，周恩来总理多次强调组织管理的特殊要求，为我们指明了认识问题、思考问题、谋划发展、推进工作的科学方法，引领着我们攻坚克难，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做好每一件工作。
周总理是一座巍峨的丰碑，是事业的定海神针，是人生的指路人，他在“两弹”研制中表现出的智慧和勇气、忠诚与担当，无时不鞭策、鼓舞着我们。
斯人已逝，海棠依旧。我们最好的纪念，就是不忘他毕生为“中华之崛起”的心愿，学习传承他千古垂范的精神品格，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使命初心，继承和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和军事战略方针，努力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供一流装备，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今年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周恩来总理心系国防尖端科研，亲自长期领导了中国核武器研制事业，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独立自主实现两弹突破和核武器研制事业跨越式发展，是新中国建设史上最重大的科技成就之一，周恩来总理则是创建推动这一伟大工程的总导演、总指挥、总调度，为“两弹”突破提供了坚强组织领导、重要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导。他的崇高精神、伟大人格也深深感染、影响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一
1955年1月，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毅然作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重大决策。1956年4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指出：“我们不但要有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现在这个世界，要想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从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到白手起家、组织实施、条件保障，周恩来总理殚精竭虑，日夜操劳，倾注了大量智慧和心血。
早在1945年，当美国爆炸世界第一颗原子弹时，周恩来等领导人立即指示有关部门拟出相关专业留学生和专家、学者名单，以等待时机，感召他们回国发展中国的国防尖端事业。
1949年3月22日，周恩来批准了钱三强的建议，拨款外汇订购研究原子能核科学所需仪器设备。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关怀下，1950年夏，中国科学院组建近代物理研究所，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研究，为创建核事业做了基础准备。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递给钱三强5万美金说，这是周恩来副主席在西柏坡批的。钱三强回忆说：“这些美元散发出的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曾有过多少火与血的经历！”当时，我们党持有的外汇总额只有30万美元。
1952年，周恩来总理与中央军委领导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酝酿特种武器发展问题，并征询竺可桢等科学家的意见，从各方面进行准备，积极创造条件。
1954年，地质部发现了我国铀矿资源。1955年1月14日，周思来总理约请李四光、钱三强谈话，详细了解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现状、核反应堆与原子能的原理，以及发展原子能研究所需条件等，为创建中国核武器研制事业进行酝酿准备。当天，周恩来总理致信毛泽东主席，汇报了谈话情况。1月15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强调要大力培养相关科技人才。1月31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讨论《国务院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他专门就发展原子能一事发表了长篇讲话：“我们应该使全世界人民知道，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我国为了反对核战争，保卫和平，把原子能用于国家建设，造福人民，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必须掌握原子能。”正是在这样的国家战略需求牵引下诞生了中物院。中物院从成立以来，始终秉承着“铸牢国防基石，挺起民族脊梁”之初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拼搏奉献，用热血和智慧铸就了共和国的坚强核盾，为增强我国综合实力特别是国防实力，奠定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作出了应有贡献。
二
在独立自主开创中国特色核武器科技事业发展道路上，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呕心沥血、亲力亲为，担当了总导演、总指挥、总调度的角色。
1956年4月1日，周恩来总理审定《中共中央关于抽调干部和工人参加原子能建设工作的通知》。11日，他致信毛泽东主席并中共中央：“为了能够统一地和有计划地领导利用原子能的工作和发展航空工业，拟分别成立原子能委员会和航空工业委员会。”同年，周恩来亲自领导制订了“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十二年规划”。将“两弹”工程列入57项重要工程之中。
1956年7月28日，周恩来向党中央建议成立原子能事业部。同年11月16日，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1958年2月11日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宋任穷任部长，主管核工业建设和发展工作。
1957年10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
为尽快实施“国防新技术协定”，1958年，经中央批准，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设立第九局，负责核武器研制和基地建设的籌备与管理工作。同年7月，北京第九研究所（中物院前身）在北京诞生，许多蜚声中外的著名科学家从这里起步携手拉开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大幕。
对于苏联的援助，周恩来总理做好了两手准备。他指示：既不能无限度地依赖苏联专家，更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学习。要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要善于独立思考，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培养人才，掌握技术。”
1959年6月，苏联毁约停援。1960年，撤走核工业系统的233名专家。周恩来总理在庐山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为了应对严峻局面，他又及时调整了原子能事业的部署，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
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中央先后抽调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陈能宽、周光召等一批顶尖的科学家和优秀工程技术人员，同邓稼先等前期创业者一道组成第一颗原子弹的骨干科技攻关队伍，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核武器研制之路。中央组织部分别于1960年和1962年从中科院和全国各地高校、工业部门的科研单位选调两批优秀科技骨干参加原子弹的攻关。
三
1960年4月28日，在河北省怀来县的爆轰试验场（即17号工地）浇注出第一个炸药药柱，打响了爆轰试验的第一炮。从1960年4月到1963年3月，17号工地作为我国研制核武器第一个过渡性爆轰试验场，在这里研制成功了原子弹精密注装炸药元件；基本摸清了原子弹的内爆原理及爆轰规律；培训了第一代核武器研制科技队伍；积累了核武器工程的科研管理经验，也为我国能够在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争取了两年多极为宝贵的时间。 与此同时，原子弹研制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中苏交恶，中印战争，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还要不要继续搞原子弹？1961年8月12日，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上，上马下马的争论非常激烈。周恩来总理态度非常坚决，表示要决心搞下去。最终，与原子弹研制相关的工程不仅没有下马，反而有了很大的发展。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克服了重重困难，到1962年下半年，我国原子能工业有了很大进展。
四
1962年10月，原子弹研制即将进入决战阶段，二机部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提出，争取1964年内最迟1965年上半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同年，中央决定成立15人组成的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周恩来总理任主任委员，全面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从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到实施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9次中央专委会议和若干次小型会议，研究解决了100多个重要问题，高效地推进了原子弹研制。
1964年9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特密级小型会议，对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时间作了决策：爆炸时间应选在10月下半月到11月上旬，最好选在10月15日到10月20日以前。10月14日19时12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场安全地吊上102米的铁塔。核试验工作已处于最后的待命状态。10月15日12时半，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零日定为16日，零时定为15点。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将军在指挥现场向周恩来总理报喜！当天，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向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核武器研制事业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从1967年3月到11月，周恩来总理多次指示向221基地和902基地签发电报，明确指出，这些单位“文化大革命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不准夺权、不准停产、不准串联、不准武斗、保证基地绝对安全，保证基地稳定生产”。
五
按照毛泽东主席“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1960年底，在几乎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信息资料情况下，在开展原子弹研制工作之后不久，于敏、黄祖洽带领队伍在原子能研究所开始了氢弹原理前期探索研究。
氢弹无论原理或结构都比原子弹复杂得多。从原子弹到氢弹在科学技术上不是量的简单变化，而是质的重大跨越。各核大国都把氢弹技术列为国家最高机密，高度保密。
1966年12月28日，我国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全当量机载氢弹空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此时距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两年零八个月，速度之快让全世界震惊！中国从此正式迈入了核大国的行列。
从第一颗原子彈爆炸成功后至第一颗氢弹试验前夕，周恩来总理又连续主持召开了九次专委会，有力地推动了原子弹武器化和核武器系列研制工作。他确立了核武器“四个一代”滚动发展的总体战略思路，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十六字方针，成为国防科技事业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
1965年5月14日，我国成功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空投原子弹试验标志着中国拥有了可以投入实战的核武器。
1966年9月25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原则上同意在10月初进行“两弹”结合试验，10月中旬进行飞行“冷”试验，并根据这两项试验的情况，再决定进行飞行“热”试验的时间。9月28日，周恩来以中央专委名义，向导弹试验基地发去电报，明确指出：“这次试验是核爆炸试验，用导弹运载，在大陆上进行，这在国际上是创举，要确保质量，绝对可靠，绝对安全，要求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能出事，出了事影响太大，不单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首先要把合练切实搞好，保证不要出事。”10月13日和16日，第一发和第二发“冷”试验弹相继发射成功。
1966年10月27日，我国用中近程地地导弹运载原子弹弹头进行核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据朱光亚回忆，“每次核试验前听汇报，他（周总理）是要仔细地询问可能影响成败的各个关键环节，而且还要求我把各种不利或意外因素考虑到。例如，弹已挂上飞机后，气象起了变化怎么办？万一弹投不下来怎么办？飞机带弹返回机场时会不会弹又意外地脱钩？这种情况下又应采取什么可靠的保险措施？等等。有时得不到满意的回答，他就暂时休会，给我们一段时间，让我们回去找更多的同志进一步研究，直到有了令人放心的答案后才复会，再审议，作决定。”这种科学严谨，慎之又慎的工作作风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代中物院人。
六
1963年7月，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准备签订《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必须掌握地下核试验技术，才能争取主动。
地下核试验是把核装置埋设在地下一定深度后进行的核爆炸试验，一般分为平洞和竖井两种方式。地下核试验与大气层核试验比较，虽然技术要求高，实施难度大，工程量大，却具有大气层核试验难以做到的优点。它可将爆炸产物基本控制在地下形成的屏蔽体内，有利于环境保护和保密；有利于爆后取样和开展近区物理诊断测量，以便获取相关参数，验证物理设计和工程设计。核试验从大气转入地下，是核武器研究发展的客观需要。
1963年9月，周恩来总理指示，对地下核试验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1964年4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专委第八次会议同意程开甲等专家建议，决定将地下核试验的研究列为议事日程，抓紧勘察、设计。
1969年8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专委会听取试验现场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并作出具体指示。
1969年9月23日，中国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爆炸成功。1978年10月14日，中国首次竖井核爆炸试验成功。
除了领导两弹研制和核武器系统研制工作以外，周恩来总理同时也在思考谋划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他提出：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弹外，还要搞核电站。
1974年4月1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专委会议，审查了二机部一座核材料生产工厂的建设调整方案，并讨论清华大学的试验性核电站工程急需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审查批准了上海“728工程”（即后来的秦山核电站工程）的建设方案。会上，他以惊人的毅力，忍着巨大的病痛主持会议，并作了长篇讲话，对我国尖端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他一再告诫：“要想到21、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与会人员眼含热泪记下了他最后的嘱托。
七
周恩来总理不仅是我国两弹突破的总导演、总指挥、总调度，而且是“两弹一星”精神形成的引领者和推动者。
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指导方针和一系列工作原则要求，是“两弹一星”精神的直接思想来源。
当苏联单方面撕毁合作条约后，周恩来总理提出，用1959年6月苏联毁约的时间（简称“596”）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也叫争气弹），表明我们要牢记国家使命，要有为中华民族争气的坚强决心。
在“两弹”研制突破中，周恩来总理多次强调组织管理的特殊要求，为我们指明了认识问题、思考问题、谋划发展、推进工作的科学方法，引领着我们攻坚克难，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做好每一件工作。
周总理是一座巍峨的丰碑，是事业的定海神针，是人生的指路人，他在“两弹”研制中表现出的智慧和勇气、忠诚与担当，无时不鞭策、鼓舞着我们。
斯人已逝，海棠依旧。我们最好的纪念，就是不忘他毕生为“中华之崛起”的心愿，学习传承他千古垂范的精神品格，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使命初心，继承和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和军事战略方针，努力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供一流装备，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