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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界对铃和钟的源流关系有较为统一的认知。文章对铃器外形的发展演变进行梳理，即从仰韶时代的铃一直到西周的钮钟，共经历了三个阶段：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的陶铃;龙山末业铜铃到二里头铜铃;晚商铜铃到青铜钮钟。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特点，也承载不同的时代使命，对这三个阶段做了简要梳理，以管窥铃的发展演变历程。
关键词：仰韶时代;陶铃;铜铃;钮钟;发展演变
陶铃的历史已有两三千年，这期间陶铃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大的中断，而是以强劲的态势不断发展演变，延续时间较长。这种古老乐器广泛流行于黄河中下游、黄淮地区和长江中游之江汉流域，长江以南尚未发现。随着音乐考古学队伍日益壮大，出土文物也越来越多，陶铃、铜铃的数量更是数不胜数。就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铃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特点，也承载着不同的时代使命。笔者旨在从音乐考古学的角度对铃器的发展过程做进一步梳理，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且富有生活情趣和艺术性的铃器成长史。
1 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的陶铃
仰韶时代的陶铃主要出土于南郑龙岗寺、淅川下王岗、陕县庙底沟、郑州大河村遗址。而北辛文化晚期、大汾口文化早期和晚期以及龙山文化时代的陶铃主要出土于泰安大汾口、邳县刘林、大墩子、蒙城尉迟寺。这一时期的陶铃也可以称之史前时期的陶铃，分为无甬铃和甬铃两大类，无甬铃数量较甬铃多，有41件，后者则为3件。
1.1 无甬铃
无甬铃又叫悬系铃，即铃顶上没有甬柄。
1.1.1 弧顶铃
有4件，分别为：淅川下王岗遗址标本H168∶19，仰韶文化二期;汤阴白营遗址标本T4②∶10，后岗二期;天门石家河邓家湾遗址标本H109∶44，屈家岭文化时期;郑州大河村遗址标本T13②∶29，王湾三期。除了淅川下王岗遗址标本H168∶19顶部穿孔为4个之外，其余顶部穿孔为2个，铃体不高，大小接近，3.7～5.4厘米。
1.1.2 平顶铃
史前陶铃中平顶铃占大部分，目前出土的文物中一共有17件，根据平顶铃的横截面的不同，共分为五亚型。
圆形：龙岗寺遗址标本M340∶2，大河村仰韶一期。
椭圆形：共有11个。龙岗寺遗址标本M431∶4，半坡文化时期;大汶口遗址标本H10∶11，北辛文化晚期;大墩子遗址标本N253∶4，大汶口文化早期;大河村遗址标本T11④B∶17，大河村仰韶文化三、四期;尉迟寺遗址标本F37∶19，大汶口文化晚期;园子沟遗址陶铃标本F3021∶1，老虎山文化;郭家村遗址标本T3②∶20，小珠山上层文化;三房湾遗址陶铃，石家河文化時期;贯平堰遗址陶铃标本H1②，石家河文化时期;金城遗址陶铃标本HJB∶13，王湾三期;陶寺遗址标本T403④C∶48，陶寺文化晚期。这些陶铃高度差距相对较大，3.5～9.2厘米，顶部长径2.5～5.3厘米，顶部短径1～4.5厘米，顶穿2～6孔。
合瓦形：大地湾遗址陶铃，大地湾二三期;下王岗遗址标本T16⑥∶193，庙底沟文化时期;刘林遗址标本M118∶7，大汶口文化早期;大墩子遗址标本M325∶1，大汶口文化早期;宁家博遗址陶铃标本H431∶1，龙山文化时期;大张遗址陶铃标本T3∶23，龙山文化早期;陶寺遗址标本H340∶51，陶寺文化早期;瓦店遗址陶铃标本ⅡT7④∶27，王湾三期。高度差距较大，高度2.1～8.1厘米。
菱形：尉迟寺遗址标本T3527⑤∶5，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寺遗址标本Ⅳ06，陶寺文化时期;古堆村遗址出土陶铃，陶寺文化时期。①
圆角长方形：尉迟寺遗址标本F23∶6，泥质灰陶，大汶口文化晚期;里沟遗址陶铃标本H01∶323，泥质褐陶，龙山文化早期;陶寺遗址标本H3017∶01，陶寺文化时期。
其他形状：后庄王陶铃标本H16∶5，己残，时代为大河村仰韶文化四期;鹿台岗遗址陶铃标本H79∶2，王湾三期。
1.1.3 凹顶铃
可根据横截面分为三种类型。
椭圆形：西白玉遗址标本H3∶1，老虎山文化时期。
菱形：陶寺遗址标本，泥质陶、深褐色，陶寺文化早期;仰韶遗址标本T1②∶19，原称“棱形器”，泥质红陶，器表磨光，三里桥文化时期。
马蹄形：陶寺遗址标本T393④B∶3，泥质陶，陶寺文化早期。
1.2 甬铃
甬铃即铃上方有甬柄，柱状，实心。分为两种：斜肩、无顶和平顶。
斜肩、无顶：1件，陕县庙底沟遗址标本H387∶09，细泥红陶制成，其最显著特点是器身上部出甬柄，故原称“陶钟”。肩部以下斜张，肩下两侧各有一斜向透孔通入铃腔，当为悬系铃所设。铃壁较厚，腔较小，下口直径5厘米，高9.2厘米，年代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物。①
平顶：根据横截面可分为合瓦形和圆角长方形。
合瓦形：丁村遗址标本T3⑥∶7，泥质褐陶。平顶，平口，顶上出圆柱状甬柄（上部残）。铃体正视呈梯形，横截面合瓦形。器表磨光，有划纹。顶长径4.5厘米，短径2.8厘米，口长径5.2厘米，短径3厘米，残高3.4厘米。年代为陶寺文化时期。②
圆角长方形：客省庄遗址出土陶铃，灰陶，素面。平顶，平口，铃壁微斜侈，横截面近圆角长方形，顶上处圆柱状实心甬（柄），甬根两侧铃各有一圆孔。下口长9.4厘米，宽5.3厘米，甬高5.6厘米，通高12.5厘米。③
史前陶铃延续时间长，起源又很早，分布地域也相当广泛，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末，流行地域从黄河中下游到黄淮地区至长江中游之江汉流域。在前文中，笔者已经说明每个陶铃出土的时期，可以看出，陶铃的发展贯穿了北新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
本文所列举的史前陶铃除了龙岗寺的2件、大墩子的2件是出土于墓葬外，其余大部分出土于文化层、房址或者灰坑中。陶寺晚期的铜铃和二里头遗址的铜铃都位于死者的腰部，可见史前先民悬挂陶铃于腰部是可能的。此时的铃并没有体现其的音乐功能。 2 龙山末页铜铃到二里头铜铃
陶铃的发展巅峰应该出现在龙山文化中晚期，这一时期由于青铜铸造业有所发展，随着陶铃发展巅峰的到来，还出现了初期的铜铃，在此阶段，铃在材质方面有了巨大的革新，陶铃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根据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铜铃铃扉棱的形制不同可分为三种类型。
2.1 一侧有扉，分两式
①顶部小钮，有2个，二里头遗址五区M4∶8和二里头遗址六区M11∶2，此式的铜铃高度相近，顶部都为二孔，都为二里头文化时期。
②顶部环形梁，有2个，安阳小屯北组墓葬M20出土单扉铃（R1811）和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M304∶6，通高5.3～7.2厘米，都为殷代早期。
2.2 两侧有扉，依据铃口形状分为两式
①铃口平直，有两个，安阳小屯M20∶R1812和安阳大司空村东南M663∶31，通高6.6～7.2厘米，差距不大，都为殷代时期。
②铃口弧形内凹，有3个，安阳白家坟西M56∶1、山东滕州前掌大M201∶16和安阳白家坟东北PM3∶6，这三个铜铃通高5.2～7.8厘米，都为殷代晚期。
2.3 两侧均无扉，根据口部形状分为两式：
①铃口平直，有4个，殷墟西北冈出土R14312∶1铃、辉县琉璃阁M150∶14、山东滕州前掌大M214∶43和宝鸡峪泉西周墓出铜铃，这些铜铃通高5.8～8.3厘米，殷代晚期到西周早期。
②铃口弧形内凹，有10个，殷墟西区M263∶15、宝鸡竹园沟M13∶223、新郑唐户M3西周墓出土铃、宝鸡竹园沟M7∶367，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M170∶064、平顶山北滍村M1∶22、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1∶508、新郑唐户M3出铜铃、1954年发掘的洛阳西郊WS1∶6、洛阳中州路M2717∶64，通高2.9～11.1厘米，高度差距大，时间从殷代晚期到战国时期，跨度较大。
1983年春，在陶寺遺址中发掘了一座陶寺文化晚期墓M3296，其中出土一件铜铃，墓主人为50岁以上的中年男性，出土铜铃的位置位于男性骨架左侧股骨和耻骨联合之间，器身外有很清晰的布纹痕迹，有可能是陪葬时在外面包裹的丝麻织物。铜铃横截面似菱形，铃口较大，对角线长2.7厘米，器高2.65厘米。顶部有一圆孔，孔的直径为0.25厘米，位置稍偏一方。系陶寺类龙山文化遗址。
这件铜铃用途并不清楚，铃器虽小，但是价值颇高。它是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铜制乐器，正是这件铜铃的发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崭新的视野，而且也正是因为铃从陶铃到铜铃材质的转变，铃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史前的乐器大部分都是由土（陶）、木、骨、石制作而成，陶寺铜铃的出现给制作材料抛出了橄榄枝，成为现有材料中第一个使用铜材料加工而成的器具，小小的陶寺铜铃成为青铜史上不可磨灭的里程碑。这些铃出现在贵族墓中，表明墓主人具有特殊的尊贵身份，同时也暗示铜铃具有与祭祀礼仪有关的功能，“其有可能是某种宗教仪式的法器并兼有礼器的特征”①。
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与陶铃标本Ⅳ06两者造型基本一致，不同的仅仅是材质上从陶制到铜制的变化。不难看出，陶铃和铜铃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铜铃的发展是在陶铃发展的基础之上进行再发展，具有继承性。而之后的二里头铜铃和陶寺铜铃形制差别就很大了，其间有罅隙，究其原因，则需要我们在之后的工作中做进一步探讨。
3 从晚商铜铃到青铜钮钟
铜铃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有舌的青铜器具，铜铃主要是通过铃舌部分摇动而发声，属于八音之一的金类“悬鸣”乐器。作为夏文华早期的青铜器之一，铜铃在我国音乐史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
晚商时期的铜铃可分八种类型：
环钮封顶双扉型：三星堆K2②∶115.01、三星堆K2③∶220;
环钮封顶无扉型：殷墟妇好墓标本330、三星堆K2③∶122、大司空村M312∶01（时代）;
拱钮封顶单扉型：殷墟妇好墓736、殷墟妇好墓733;
拱钮封顶双扉型：安阳大司空村东南M663∶31;
拱钮封顶无扉型：殷墟妇好墓标本729/2、殷墟郭家庄东南M5∶13;
拱钮透顶单扉型：殷墟花园庄东地M54：03、武官大墓铃、殷墟花园庄东地M54：355;
拱钮透顶双扉型：殷墟妇好墓732、殷墟妇好墓730、殷墟花园庄东地M54∶121、殷墟花园庄东地M54∶276;
拱钮透顶无扉型：殷墟苗圃北地PNM48∶8。
1969—1977年在殷墟西区发掘的939座墓葬，分属殷墟二、三、四期。共出土铜铃200件，二期、三期、四期中，有扉铃数量减少和无扉铃数量的增加，显示前者时间较早，后者为后起更替的型式。
1982—1992年殷墟郭家庄发掘商代后期墓葬191座，出土铜铃共56件，“有扉棱的早于无扉棱的，体形大的又早于体形小的”。
1983—1986年安阳刘家庄发掘170余座殷代墓葬。三期、四期共有12件铜铃，四期中无扉铃数量多于有扉铃。
1984—1988年安阳大司空村北地发掘殷代墓葬78座。其中出土铜铃13件，“从与其共存的陶器分析，器形较大两侧有扉棱的要早于器形较小两侧无扉棱的铜铃”。
1953—1954年安阳大司空村三次发掘，殷代墓葬166座，出土铃共32件。封顶的型式或许早于透顶的型式。
以上所罗列出的铜铃共计300余件，我们发现：①有扉铃数量减少和无扉铃数量的增加显示前者时间较早，后者为后起更替的型式。②有扉棱的早于无扉棱的，体形大的又早于体形小的。③封顶的型式或许早于透顶的型式。④拱形钮是铃钮的主流特征。
殷墟文化二期的铜铃和乐钟的关系较为密切，其实已经暗示了镈即将出现。
迄今所见最早的镈出现在江西新干大洋洲，“比较接近铃的外廓”，“平舞，中央有长方形孔与腔通，上立环钮。镈体立面呈梯形，截面椭圆，于平，内侧一周加厚”。
江西新干大洋洲的镈形制比较接近环钮封顶双扉型铜铃，最为接近的当属广汉三星堆兽面铃（K2③∶103—28），“正面呈梯形，横断面呈长椭圆形，顶上有半圆形钮，两侧有宽而薄的翼（笔者注：即扉）”。将江西新干大洋洲的镈与广汉三星堆兽面铃做对比发现，两器形制相近，是承接的关系。
殷墟二期出土的环钮封顶无扉型铜铃，四期时候才发展起来，从外形来看应该是后来钮钟的雏形。
综上所述，殷墟二期的环钮封顶双扉型、环钮封顶无扉型铜铃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将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铜铃和镈、钮钟链接了起来。
学界对铃和钟的源流关系都有较为统一的认知。由铃到铙的发展，由铃至镈的发展，都在晚商时期;由铃到钮钟至迟在西周中期，甚至更早。这一时期铃究竟是乐器还是非乐器，学术界众说纷纭，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综上，笔者根据铃的形制分别从三个发展阶段向读者阐述其发展历程，在每个阶段，铃所扮演的角色都不同：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的陶铃，由于铜并未流行，此阶段的铃主要是陶铃;龙山末页铜铃到二里头铜铃，主要是从陶铃到铜铃制作材料的演变过程;晚商铜铃到青铜钮钟，此时的铜铃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是青铜器的发展雏形。
关键词：仰韶时代;陶铃;铜铃;钮钟;发展演变
陶铃的历史已有两三千年，这期间陶铃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大的中断，而是以强劲的态势不断发展演变，延续时间较长。这种古老乐器广泛流行于黄河中下游、黄淮地区和长江中游之江汉流域，长江以南尚未发现。随着音乐考古学队伍日益壮大，出土文物也越来越多，陶铃、铜铃的数量更是数不胜数。就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铃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特点，也承载着不同的时代使命。笔者旨在从音乐考古学的角度对铃器的发展过程做进一步梳理，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且富有生活情趣和艺术性的铃器成长史。
1 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的陶铃
仰韶时代的陶铃主要出土于南郑龙岗寺、淅川下王岗、陕县庙底沟、郑州大河村遗址。而北辛文化晚期、大汾口文化早期和晚期以及龙山文化时代的陶铃主要出土于泰安大汾口、邳县刘林、大墩子、蒙城尉迟寺。这一时期的陶铃也可以称之史前时期的陶铃，分为无甬铃和甬铃两大类，无甬铃数量较甬铃多，有41件，后者则为3件。
1.1 无甬铃
无甬铃又叫悬系铃，即铃顶上没有甬柄。
1.1.1 弧顶铃
有4件，分别为：淅川下王岗遗址标本H168∶19，仰韶文化二期;汤阴白营遗址标本T4②∶10，后岗二期;天门石家河邓家湾遗址标本H109∶44，屈家岭文化时期;郑州大河村遗址标本T13②∶29，王湾三期。除了淅川下王岗遗址标本H168∶19顶部穿孔为4个之外，其余顶部穿孔为2个，铃体不高，大小接近，3.7～5.4厘米。
1.1.2 平顶铃
史前陶铃中平顶铃占大部分，目前出土的文物中一共有17件，根据平顶铃的横截面的不同，共分为五亚型。
圆形：龙岗寺遗址标本M340∶2，大河村仰韶一期。
椭圆形：共有11个。龙岗寺遗址标本M431∶4，半坡文化时期;大汶口遗址标本H10∶11，北辛文化晚期;大墩子遗址标本N253∶4，大汶口文化早期;大河村遗址标本T11④B∶17，大河村仰韶文化三、四期;尉迟寺遗址标本F37∶19，大汶口文化晚期;园子沟遗址陶铃标本F3021∶1，老虎山文化;郭家村遗址标本T3②∶20，小珠山上层文化;三房湾遗址陶铃，石家河文化時期;贯平堰遗址陶铃标本H1②，石家河文化时期;金城遗址陶铃标本HJB∶13，王湾三期;陶寺遗址标本T403④C∶48，陶寺文化晚期。这些陶铃高度差距相对较大，3.5～9.2厘米，顶部长径2.5～5.3厘米，顶部短径1～4.5厘米，顶穿2～6孔。
合瓦形：大地湾遗址陶铃，大地湾二三期;下王岗遗址标本T16⑥∶193，庙底沟文化时期;刘林遗址标本M118∶7，大汶口文化早期;大墩子遗址标本M325∶1，大汶口文化早期;宁家博遗址陶铃标本H431∶1，龙山文化时期;大张遗址陶铃标本T3∶23，龙山文化早期;陶寺遗址标本H340∶51，陶寺文化早期;瓦店遗址陶铃标本ⅡT7④∶27，王湾三期。高度差距较大，高度2.1～8.1厘米。
菱形：尉迟寺遗址标本T3527⑤∶5，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寺遗址标本Ⅳ06，陶寺文化时期;古堆村遗址出土陶铃，陶寺文化时期。①
圆角长方形：尉迟寺遗址标本F23∶6，泥质灰陶，大汶口文化晚期;里沟遗址陶铃标本H01∶323，泥质褐陶，龙山文化早期;陶寺遗址标本H3017∶01，陶寺文化时期。
其他形状：后庄王陶铃标本H16∶5，己残，时代为大河村仰韶文化四期;鹿台岗遗址陶铃标本H79∶2，王湾三期。
1.1.3 凹顶铃
可根据横截面分为三种类型。
椭圆形：西白玉遗址标本H3∶1，老虎山文化时期。
菱形：陶寺遗址标本，泥质陶、深褐色，陶寺文化早期;仰韶遗址标本T1②∶19，原称“棱形器”，泥质红陶，器表磨光，三里桥文化时期。
马蹄形：陶寺遗址标本T393④B∶3，泥质陶，陶寺文化早期。
1.2 甬铃
甬铃即铃上方有甬柄，柱状，实心。分为两种：斜肩、无顶和平顶。
斜肩、无顶：1件，陕县庙底沟遗址标本H387∶09，细泥红陶制成，其最显著特点是器身上部出甬柄，故原称“陶钟”。肩部以下斜张，肩下两侧各有一斜向透孔通入铃腔，当为悬系铃所设。铃壁较厚，腔较小，下口直径5厘米，高9.2厘米，年代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物。①
平顶：根据横截面可分为合瓦形和圆角长方形。
合瓦形：丁村遗址标本T3⑥∶7，泥质褐陶。平顶，平口，顶上出圆柱状甬柄（上部残）。铃体正视呈梯形，横截面合瓦形。器表磨光，有划纹。顶长径4.5厘米，短径2.8厘米，口长径5.2厘米，短径3厘米，残高3.4厘米。年代为陶寺文化时期。②
圆角长方形：客省庄遗址出土陶铃，灰陶，素面。平顶，平口，铃壁微斜侈，横截面近圆角长方形，顶上处圆柱状实心甬（柄），甬根两侧铃各有一圆孔。下口长9.4厘米，宽5.3厘米，甬高5.6厘米，通高12.5厘米。③
史前陶铃延续时间长，起源又很早，分布地域也相当广泛，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末，流行地域从黄河中下游到黄淮地区至长江中游之江汉流域。在前文中，笔者已经说明每个陶铃出土的时期，可以看出，陶铃的发展贯穿了北新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
本文所列举的史前陶铃除了龙岗寺的2件、大墩子的2件是出土于墓葬外，其余大部分出土于文化层、房址或者灰坑中。陶寺晚期的铜铃和二里头遗址的铜铃都位于死者的腰部，可见史前先民悬挂陶铃于腰部是可能的。此时的铃并没有体现其的音乐功能。 2 龙山末页铜铃到二里头铜铃
陶铃的发展巅峰应该出现在龙山文化中晚期，这一时期由于青铜铸造业有所发展，随着陶铃发展巅峰的到来，还出现了初期的铜铃，在此阶段，铃在材质方面有了巨大的革新，陶铃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根据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铜铃铃扉棱的形制不同可分为三种类型。
2.1 一侧有扉，分两式
①顶部小钮，有2个，二里头遗址五区M4∶8和二里头遗址六区M11∶2，此式的铜铃高度相近，顶部都为二孔，都为二里头文化时期。
②顶部环形梁，有2个，安阳小屯北组墓葬M20出土单扉铃（R1811）和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M304∶6，通高5.3～7.2厘米，都为殷代早期。
2.2 两侧有扉，依据铃口形状分为两式
①铃口平直，有两个，安阳小屯M20∶R1812和安阳大司空村东南M663∶31，通高6.6～7.2厘米，差距不大，都为殷代时期。
②铃口弧形内凹，有3个，安阳白家坟西M56∶1、山东滕州前掌大M201∶16和安阳白家坟东北PM3∶6，这三个铜铃通高5.2～7.8厘米，都为殷代晚期。
2.3 两侧均无扉，根据口部形状分为两式：
①铃口平直，有4个，殷墟西北冈出土R14312∶1铃、辉县琉璃阁M150∶14、山东滕州前掌大M214∶43和宝鸡峪泉西周墓出铜铃，这些铜铃通高5.8～8.3厘米，殷代晚期到西周早期。
②铃口弧形内凹，有10个，殷墟西区M263∶15、宝鸡竹园沟M13∶223、新郑唐户M3西周墓出土铃、宝鸡竹园沟M7∶367，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M170∶064、平顶山北滍村M1∶22、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1∶508、新郑唐户M3出铜铃、1954年发掘的洛阳西郊WS1∶6、洛阳中州路M2717∶64，通高2.9～11.1厘米，高度差距大，时间从殷代晚期到战国时期，跨度较大。
1983年春，在陶寺遺址中发掘了一座陶寺文化晚期墓M3296，其中出土一件铜铃，墓主人为50岁以上的中年男性，出土铜铃的位置位于男性骨架左侧股骨和耻骨联合之间，器身外有很清晰的布纹痕迹，有可能是陪葬时在外面包裹的丝麻织物。铜铃横截面似菱形，铃口较大，对角线长2.7厘米，器高2.65厘米。顶部有一圆孔，孔的直径为0.25厘米，位置稍偏一方。系陶寺类龙山文化遗址。
这件铜铃用途并不清楚，铃器虽小，但是价值颇高。它是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铜制乐器，正是这件铜铃的发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崭新的视野，而且也正是因为铃从陶铃到铜铃材质的转变，铃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史前的乐器大部分都是由土（陶）、木、骨、石制作而成，陶寺铜铃的出现给制作材料抛出了橄榄枝，成为现有材料中第一个使用铜材料加工而成的器具，小小的陶寺铜铃成为青铜史上不可磨灭的里程碑。这些铃出现在贵族墓中，表明墓主人具有特殊的尊贵身份，同时也暗示铜铃具有与祭祀礼仪有关的功能，“其有可能是某种宗教仪式的法器并兼有礼器的特征”①。
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与陶铃标本Ⅳ06两者造型基本一致，不同的仅仅是材质上从陶制到铜制的变化。不难看出，陶铃和铜铃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铜铃的发展是在陶铃发展的基础之上进行再发展，具有继承性。而之后的二里头铜铃和陶寺铜铃形制差别就很大了，其间有罅隙，究其原因，则需要我们在之后的工作中做进一步探讨。
3 从晚商铜铃到青铜钮钟
铜铃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有舌的青铜器具，铜铃主要是通过铃舌部分摇动而发声，属于八音之一的金类“悬鸣”乐器。作为夏文华早期的青铜器之一，铜铃在我国音乐史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
晚商时期的铜铃可分八种类型：
环钮封顶双扉型：三星堆K2②∶115.01、三星堆K2③∶220;
环钮封顶无扉型：殷墟妇好墓标本330、三星堆K2③∶122、大司空村M312∶01（时代）;
拱钮封顶单扉型：殷墟妇好墓736、殷墟妇好墓733;
拱钮封顶双扉型：安阳大司空村东南M663∶31;
拱钮封顶无扉型：殷墟妇好墓标本729/2、殷墟郭家庄东南M5∶13;
拱钮透顶单扉型：殷墟花园庄东地M54：03、武官大墓铃、殷墟花园庄东地M54：355;
拱钮透顶双扉型：殷墟妇好墓732、殷墟妇好墓730、殷墟花园庄东地M54∶121、殷墟花园庄东地M54∶276;
拱钮透顶无扉型：殷墟苗圃北地PNM48∶8。
1969—1977年在殷墟西区发掘的939座墓葬，分属殷墟二、三、四期。共出土铜铃200件，二期、三期、四期中，有扉铃数量减少和无扉铃数量的增加，显示前者时间较早，后者为后起更替的型式。
1982—1992年殷墟郭家庄发掘商代后期墓葬191座，出土铜铃共56件，“有扉棱的早于无扉棱的，体形大的又早于体形小的”。
1983—1986年安阳刘家庄发掘170余座殷代墓葬。三期、四期共有12件铜铃，四期中无扉铃数量多于有扉铃。
1984—1988年安阳大司空村北地发掘殷代墓葬78座。其中出土铜铃13件，“从与其共存的陶器分析，器形较大两侧有扉棱的要早于器形较小两侧无扉棱的铜铃”。
1953—1954年安阳大司空村三次发掘，殷代墓葬166座，出土铃共32件。封顶的型式或许早于透顶的型式。
以上所罗列出的铜铃共计300余件，我们发现：①有扉铃数量减少和无扉铃数量的增加显示前者时间较早，后者为后起更替的型式。②有扉棱的早于无扉棱的，体形大的又早于体形小的。③封顶的型式或许早于透顶的型式。④拱形钮是铃钮的主流特征。
殷墟文化二期的铜铃和乐钟的关系较为密切，其实已经暗示了镈即将出现。
迄今所见最早的镈出现在江西新干大洋洲，“比较接近铃的外廓”，“平舞，中央有长方形孔与腔通，上立环钮。镈体立面呈梯形，截面椭圆，于平，内侧一周加厚”。
江西新干大洋洲的镈形制比较接近环钮封顶双扉型铜铃，最为接近的当属广汉三星堆兽面铃（K2③∶103—28），“正面呈梯形，横断面呈长椭圆形，顶上有半圆形钮，两侧有宽而薄的翼（笔者注：即扉）”。将江西新干大洋洲的镈与广汉三星堆兽面铃做对比发现，两器形制相近，是承接的关系。
殷墟二期出土的环钮封顶无扉型铜铃，四期时候才发展起来，从外形来看应该是后来钮钟的雏形。
综上所述，殷墟二期的环钮封顶双扉型、环钮封顶无扉型铜铃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将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铜铃和镈、钮钟链接了起来。
学界对铃和钟的源流关系都有较为统一的认知。由铃到铙的发展，由铃至镈的发展，都在晚商时期;由铃到钮钟至迟在西周中期，甚至更早。这一时期铃究竟是乐器还是非乐器，学术界众说纷纭，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综上，笔者根据铃的形制分别从三个发展阶段向读者阐述其发展历程，在每个阶段，铃所扮演的角色都不同：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的陶铃，由于铜并未流行，此阶段的铃主要是陶铃;龙山末页铜铃到二里头铜铃，主要是从陶铃到铜铃制作材料的演变过程;晚商铜铃到青铜钮钟，此时的铜铃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是青铜器的发展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