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东方西方，都曾经有一个时期将语言看做神圣的。《圣经》中的“太初有道”之“道”即“语言”，也即神。神通过命名创造了世界；在古希腊，人的存在就其本质而言是由能说话来规定的；中国古人也一度把语言当做崇拜的对象。《淮南子·本经训》记载仓颉制字成功之时，“天雨粟，鬼夜哭”。因为仓颉造字，泄露了天机，从此能开万物之智、显圣贤之秘，能记古今之治乱、著人物之贤奸。人们感叹道：若天下无字，万古如长夜。由于文字有此大功，所以古时写有文字的纸张是不能随便处理的，敬惜字纸、拾字纸曾经是一件很重要的善行，有的地方甚至设有专门焚烧字纸的字库。
　　惜乎今朝，对汉语的糟蹋、滥用，进行随心所欲的组合取代了对文字的敬畏和珍爱。简洁精辟、意义完整、结构定型的成语被滥用谐音篡改得面目全非；任意生造的各种时髦语言花样别出，让人摸不着头脑；错字、别字屡屡见诸书籍、报刊和电视……此种情形令人愕然。现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孔子学院”在各国纷纷建立，可我们的语言却变成了这样不伦不类的样子，真不知道我们何以去教授别人。一些来华留学生反映我们的汉语教材内容空洞、缺乏趣味、带说教性、缺少时代气息。
　　我们在使用汉语时的草率、混乱、随便也直接影响了我们的思维，因为语言与思维是同一的。人们曾经将语言看做是完全外在于思维的。如英国哲学家洛克就认为语词只有两个用处，一是用来记录我们自己的思想；二是用来与他人交流这些思想。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完全在他自己的内心，对于他人是隐藏不见的，那么不同的人是否具有相同或不同的思想就变成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语言要被用于交流，那么它们就应该在听者心中引起它们在说者心中想表达的观念。语言在根本的意义上并非对思维和经验内容的描述。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思维和语言的关系：不是思维先于语言，而是语言先于思维。我们是用语言来进行思维的。没有语言，就没有思维。难怪海德格尔会提出“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不是思维的工具，而是思维本身。哲学家迈克道威尔认为，我们生而具有的只是第一本质，这是一个属于自然定律领域的动物所具有的本质。而我们的第二本质则是通过习得母语来获得的。所以他给予语言学习很高的地位。唐逸先生和吴茵女士最近出版的《汉语文化读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二○○六年十二月版）也是这样来认识语言的。唐逸先生说：“我与世界（包括他人）的一切联系，皆是语言的联系。我们的世界便是一个语言的世界。因此，我们的记忆也是一个语言的世界。我们与过去（包括传统、经验、知识、智慧）的一切关系，皆是靠语言的维系。”
　　鉴于这种认识，《汉语文化读本》特别强调规范语言与规范社会之间的关系。既然语言与思维同在，要想对方理解自己的思维，那就需要语言成为公共性的。在公共领域，就应该有一套大家都理解、认可并共同遵守的规则。就像玩游戏要有游戏规则一样。否则大家只能各玩各的，不能参与到一个共同的游戏当中。语言同样如此，规范语言的形成是规范社会形成的前提。唐先生用交通规则来形容语言规范，他说：“所谓语言的规范，其实如同交通规则，是为了所有人的安全与便利而理应取得全社会共识，在特定社会领域内人人理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可惜并非所有的社会都有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风俗习惯。大概可以说，越是理性化、效率高的社会，越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和其他社会规范。语言规范也是如此。如果一个社会里有相当多的人，出于对传统的蔑视，对他人的不尊重，或仅仅出于好玩或任性，便任意滥造词语（鲁迅所称‘生造谁也不懂的词语’）和扭曲规范的句法，后果是什么呢？恐怕是由语言秩序开始紊乱而终至社会秩序的某种紊乱吧。”
　　《汉语文化读本》强调的另一个问题是语言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现代汉语就应该具有现代性格。也就是说，现代语言应该具有现代性。一般说来，现代性是从中世纪末萌芽的，在其发展中获得了具有普世意义的理性形式，如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法治精神，以及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理念。汉语要现代化，也应该承载这些精神和理念，并因着反复使用承载这些精神的语言，从而使它们内化在我们的心中，最终达到唐先生所说的：“从语言自觉，到文化自觉，最后到人的价值的自觉。”这是现代汉语的必由之路。
　　近代以来，我们的语言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迈步。汉语在近现代经历了白话文、制定表音符号、统一读音、简化和推广普通话等运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运动。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秦汉经典著作为范式的古代口语的摘要。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文言文赢得了独尊地位，成为不可逾越的通用书面语，并随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而僵化。由于没有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而变迁，文言文离人们实际生活中的语言距离越来越远。唐宋以后，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起，变文、俗讲、弹词、鼓词、章回小说等的流传，使得口语与书面语脱节的矛盾日益突出。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封建皇帝的被推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一场提倡白话文的汉语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在“五四”的白话文运动中，人们将西方的词汇资源、语法结构吸纳进汉语，以使之具有明白、清晰、准确、富有逻辑等特征，并将它同整个思维观念的革新及国家的现代化运动紧密联系起来。有人说“白话”与“文言”的较量，很大层面上也是两种不同价值体系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撞击。白话文的这种改革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但由于时间太短，准备得不充分，有些方面也显得过于偏激，现代汉语改革煮成了夹生饭，没有达到它预期的效果。唐逸先生认为，“首先，白话文没有发展出适应现代生活的系统词汇，反而很快成为负载极权意识形态的官样文章。其次，白话文未能汲取文言的洗练绚美的汉语特色，造成新規范，以致现代书面汉语既乏文采，又不清晰，冗沓平庸，颇难卒读。加之百年来引入的形形色色的外来语，不仅译法紊乱不一致，而且概念不清，不成系统，与传统概念、意识形态观念、各种流行用语互相挤扰，以致汉语成为一种缀补支离，充满符咒般夸张扬厉的标语口号和怪异词语，而又忌讳森严、噤若寒蝉的怪异话语”。
　　由此可见，汉语的现代化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要克服现代汉语那些用法不规范、指称不清晰、推理不精密的问题，让汉语既保持原有的优美和简洁，又增加规范清晰、理性求证、主体自由的现代性，这就成为编辑、写作《汉语文化读本》的初衷。这本书详细地列出我们在平时遇到汉语时容易读错的常用词、姓、地名、多音字，解释常用的成语，导读名诗名词，介绍传统文化知识，并在此基础上评点了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在材料的选编上，作者用严格的训诂、逻辑分析、诠释学的方法考量那些对建立多元社会最需要的传统文化资源；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独到见解也散见在对诸子的简短评论中，流露出深邃的智慧；作者将这些有用的汉语知识进行合理的分类和排列，化整为零，方便携带和阅读。随时翻阅《汉语文化读本》，不但可以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汉语水平，改变我们的言说方式；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传统的理解，发现并发扬那些闪烁着人性光辉的思想火花，随之改变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我言故我在。”因为语言，我们存在。我们要理性地存在，要有尊严、有自由地存在，还要优雅地存在。这些都需要我们的语言有理性、有尊严、有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