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书法审美与当代甲骨文书法创作审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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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甲骨文自发现并引入书法创作后,一直属于“小众”。发展和繁荣当代甲骨文书法创作,既期冀于更多的甲骨文文字考释,也需要在创作中对其做审美重构。当然,重构甲骨文书法审美既需遵守甲骨文的字法规则,又需遵守甲骨文书法之“风骨”这一核心审美要素。具体而言,甲骨文书法创作的审美重构需要从创作的审美重构和鉴赏批评的审美重构这两方面探索。
  关键词:甲骨文书法;审美;当代;审美重构
  商代甲骨文自1899年为王懿荣首先发现以来,即为学界重视,并很快引入到书法创作。自此以降,甲骨文书法创作虽时常为书家、学者所书,但从未成为书法创作的主流。究其原因,除大部分甲骨文字尚未得以识辨,无法书写繁多的文字内容外,甲骨文书法美之创造的艰难也是极重要的因素。当代甲骨文书法创作要取得长足的发展和繁荣,既期冀于文字学家考释出更多的甲骨文文字,更需要甲骨文书法创作的审美重构。
  一、商周甲骨文书法审美特征
  依据考古所见,甲骨刻辞主要集中于殷商,西周也有少量甲骨文字。文字学家们对其作了多种断代分期,如董作宾的“五期说”、胡厚宣的“四期说”、陈梦家的“九期说”等,其中,以董作宾的“五期说”影响最大。董氏的分期涉及到很多因素,比如世系、贞人、坑位、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等,尤为可贵的是在甲骨文分期的基础上,从其书法整体风貌依次分为雄伟、谨饬、颓靡、劲峭和严整五类。虽然有学者对董氏的书风分类持有异议,但其所作书风概括已明显具有美学意义,属于中国古代美学类型的典型表述。关于此,唐代司空图《诗品》将诗歌分为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二十四品,即其代表。此后,又出现模仿司空图《诗品》体例所作的《画品》(清·黄钺)、《书品》(清·杨曾景)、《文品》(清·许奉恩)等。其中,杨曾景《书品》将书法美的类型分为:
  神韵、古雅、潇洒、雄肆、名贵、摆脱、遒炼、峭拔、精严、松秀、浑含、淡逸、工细、变化、流利、顿挫、飞舞、超迈、瘦硬、圆厚、奇险、停匀、宽博、妩媚。[1]
  虽然杨氏所作书法美的分类不够严谨,比如“工细、变化、飞舞”等,就不属于美学类型,但《书品》大体上仍属于美学分类。同样,董氏所作甲骨书风分类,虽然亦非严格的美学分类,但具有明确的美学指向。甲骨文在20世纪重见天日后即能从审美层面获此认识与评价,足见董作宾见识的高妙以及甲骨文固有的审美品格。
  当然,我们认识商周甲骨书法的审美特征,既要从精神美的层面审视其所涵泳的意象,又要从形式美的层面审视其法度技巧。由于甲骨文的书写、契刻、材质等因素,也由于其书刻受限于文字结构等因素,就决定了其书法的形式美因素具有劲挺瘦硬、象形描摹、结构多变、行款随势的基本特征。据现存的商代白陶片墨迹“祀”与契刻甲骨对比,可见写、刻的面貌差距甚大,但到稍晚的帝乙、帝辛时期(即董作宾所划分的甲骨文第五期)的甲骨契刻《宰丰骨匕刻辞》,则可见斯时的甲骨契刻已有明显模仿墨迹的肥笔与弧线形态。这至少有两点启示:一是商周甲骨契刻文的发展有一个工具应用和逐渐熟练的过程,其显明的标志便是刀刻对书写形态的模仿;二是商周甲骨文的书写与契刻都是以实用为主的写法和刻法,即两头尖中间粗的形态,因为这样的形态无论是写还是刻都最为简单便捷,符合写、刻的惯性动作,尚无汉以后对“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之类笔法形态与美感的有意追求。
  虽然作为书法意义的甲骨文字,其审美在商周尚处于萌芽阶段,但纵观斯时的甲骨刻辞,确已具备多种审美类型。参考董作宾所作甲骨文书风分类,对比商周甲骨文刻辞实物,我们发现商周甲骨文的书法美,具有共同审美要素:风骨。本文称这一共同审美要素为“核心审美要素”。所谓“风骨”,按照《辞海》的解释:“①品格,骨气……②古代文艺理论术语。源于汉末魏晋人物品鉴用语……大抵指称一种植根于作者丰沛志气基础上的刚健明朗的作品风貌。”[2]这一定义是概括性的,王振复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史》认为:“风骨并不是唐代美学范畴的原创,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风骨作为一种生命志气的标识,是一种刚健俊朗、超迈挺拔的生命志气,是这种生命志气充实于内在生命的凭证。……书学中的风骨偏重于骨,近于骨质,要求艺术创作有骨气、骨象及骨道。”[3]这一论述比较清晰准确。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创作者内在生命志气的“刚健俊朗、超迈挺拔”;二是书法形象外在的“骨”或“骨质”。综观中华文化史,先秦正是我国文化发展充满滂沛的生命力和旺盛的创造力的历史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由以神为本的文化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过渡的特殊历史时期[4],甲骨文即是这一文化形态的重要载体之一,其展现的“风骨”意味正是先民生命力的迹化。书法形象的“骨”之体现,古人多有论述,如“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昔秦丞相斯见周穆王书,七日兴叹,患其无骨”“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等等。商周甲骨文之“骨”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笔法的劲峭,二是线条的刚健,三是字形的挺拔,四是章法的明净。此四者共同塑造了的甲骨文艺术形象的“风骨”,因此本文认为,“风骨”是指构成甲骨文书法美的核心审美要素。在后世的书法发展演进过程中,风骨之美逐渐成为最核心的审美范畴之一。
  二、20世纪的甲骨文书法创作与审美探索
  相较其他书体,20世纪的甲骨文书法作品的数量极少,属于绝对的“小众”。显然,在形成这一状况的诸因素中,甲骨文字的历史断层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一方面金文的兴起迅速替代和淹没了甲骨文字,使甲骨文字的书刻技巧无以承传;另一方面,由于甲骨文字长时期沉睡于地下,又增加了文字识读困难和审美隔膜,因此说,20世纪的甲骨文书法创作,首先是建立于甲骨学发展基础上的,其次才是书写的审美恢复、审美想象与审美创造。
  本文所谓审美恢复,是指在文字考释与书写过程中对商周甲骨文字的契刻形态及其美感(笔画、结构、行款等)所作的模拟,当然,也包含对刀、笔关系等因素的主动模拟,这类甲骨文书写最先出现于甲骨学家因文字考释所作摹写图片和一些甲骨文集字的出版物中。所谓审美想象,是指20世纪以甲骨文字为创作对象的书法作品对商周甲骨文之美的追随,如对劲挺之美、笔意之美的表达等。这些美感的呈现,实际上带有作者强烈的对先民所作甲骨文的审美想象,并不完全符合甲骨刻辞的原初形态与美感。其表现与审美恢复的不同处在于,审美想象的书法创作不完全追求与商周甲骨文字形的一致性。所谓审美创造,是指书家创作甲骨文书法时,明显加入了个人的审美趣味,以及其他书体的技巧、审美表达等。上述是20世纪甲骨文发现以来,将甲骨文字引入书法所呈现的审美探索之整体分类,当然这中间也包含相互交织的情形,因为无论甲骨文入書还是甲骨文入印,都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且不同书家和学者的创作也非一成不变的。
  关于20世纪的甲骨文书法创作,陈爱民所著《二十世纪甲骨文书法研究》有详实而深入的分析。据陈著统计,以甲骨文入书入印的文人学者和金石书画家有近百人。[5]126-13420世纪的主要甲骨文创作者首先是甲骨学家,其书写情况首先是模写甲骨刻辞和临摹甲骨文字,前者的主要价值为文字考释,后者则有书法临摹的意义,已将甲骨刻辞作为书法看待,然后是甲骨文字创作。在早期的甲骨学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罗振玉。罗氏在甲骨文书法的创作与传播中有几件事情贡献甚大:一是临写甲骨文和甲骨文书法、篆刻创作;二是编辑出版《集殷墟文字楹帖》。除罗氏外,叶玉森、丁佛言、董作宾、马衡、郭沫若、商承祚、容庚等大家都有甲骨文书法创作行世。
  20世纪的甲骨文书法,创作家们在模拟甲骨文字字法的同时,也在做具有胆识的审美探索和审美展示。这些探索延至今日,仍有参考价值。陈爱民对20世纪甲骨文书法创作的审美探索和书写技巧分为如下类型:1.参考金文笔意类,如:罗振玉、丁佛言、商承祚、司徒越等;2.参考石鼓文笔意类,如:罗振玉、陈师曾、萧蜕、潘天寿等;3.参考小篆笔意类,如:罗振玉、王国维、郑昶等;4.参考碑派笔意类,如:胡小石等;5.参考行草笔意类,如张树侯、郭沫若等;6.模拟单刀笔意类,如罗振玉、李叔同、叶玉森、柳诒徵等;7.模拟朱书墨书类,如董作宾等;8.以钢笔书写类,如简经纶、(美)方法敛等,共八类[5]141-167。如此多类型体现了20世纪的书法家对甲骨文书法美丰富性探索的苦心孤诣。客观而言,斯时的甲骨文书法创作有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虽然形式多样,但略显造型拘谨,笔墨不够丰富;二画面单一,韵味稍简淡。这正是当代的甲骨文书法创作进行审美重构应努力解决和突破的课题。
  三、当代甲骨文书法创作审美重构
  和其他书体一样,发展到当代的甲骨文书法也面临由实用条件下所包含的审美意味向纯粹的审美意义转向,以及在这一条件下由阅读式审美(鉴赏)轉向读图式审美(鉴赏)的时代课题,即当代的书法作品审美(鉴赏)更趋向于画面感,更注重展示性的效果。由于审美方式的转变,当代人在面对书法作品时,对作品画面要素的审视已然潜藏于其意识中了。以接受美学的观点而论,审美活动的实现由作家、作品与受众在共同作用中完成。具体到当代书法,需要创作者在作品中追求画面感以符合于审美方式的变化,因此说,恰到好处地展现画面感是当代甲骨文书法创作所必须着意强调的要素。
  以纯粹艺术意义的要素要求甲骨文书法作品,画面的构成要素就成为甲骨文书法审美重构的重要诉求。作为视觉艺术的书法作品的画面感,近似于绘画所要求的画面感,要符合画面的基本要求,比如构图(章法、布局)、造型、主次、虚实、节奏等。有些艺术学著作将书法列为综合性艺术,但从艺术呈现和接受的角度,书法又诉之于视觉,属于视觉艺术,因此,视觉艺术的规定性便是甲骨文书法创作的基本准则。由于这样的共性因素,使得当代甲骨文书法创作的审美重构具有可能性。
  (一)审美重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当代甲骨文书法创作审美重构的必要性,一方面是由于时代发展变化对甲骨文书法创作提出了审美的新要求;另一方面由于甲骨文产生和形成的时代距离中国文学艺术自觉的时代(魏晋)尚十分遥远[6]。相对而言,其艺术语言(笔法技巧、形态结构)、艺术美感、情感思想等因素相对单一,加之又中断了三千多年,较之其他书体,其艺术表现力也要单薄许多,因而,在当代和未来,甲骨文书法创作需要通过审美重构,努力解决其技法的程式化和审美的单一性,同时又契合于艺术学意义的造型标准与审美要求,即符合于艺术学的审美内在规定性:独立而丰富的艺术语言,独特的艺术形象,鲜明的艺术风格,深刻的艺术思想。
  在书法史上除甲骨文外,其他书体获得了长足发展。这种发展既指文字学的演进和书法本体的技艺要素,也包含承载书法发展的外在因素,如工具材料的发展,毛笔、宣纸的丰富表现力等。我们在坚守书法审美标准的同时,需要注意其审美标准随时代的发展与变化。随举一例,宋代苏轼《书怀民所遗墨》言:“世人论墨,多贵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为弃物;若黑而不光,索然无神采,亦复无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儿目睛,乃为佳也。”所称道的是书法用浓墨之美。清代笪重光《书筏》则云:“磨墨欲熟,破水用之则活。蘸笔欲润,蹙毫用之则浊。黑圆而白方,架宽而丝紧。”强调的是用墨用水的重要性。同是言用墨,何以二贤的态度不一?原因之一便是明清时生宣的大量使用,促使用墨法发生改变。这说明工具材料的改变一方面会促使书法技巧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会形成新的审美意象和审美判断。同理,当代的甲骨文书法创作,工具材料的变革也是其审美重构生成的重要外在因素。
  当然,甲骨文书法创作的审美重构,核心要素还是甲骨文本身。自从甲骨文被重新发现以来,甲骨学研究一直在默默深入。先民制作甲骨文的方式、写刻技巧、文字审美,甚至包括文字释读等新的研究成果将对当代甲骨文书法创作起到积极作用,如文字结构的自由度与书写技艺的可塑性,笔顺美感的不确定性等因素。这些因素为甲骨文书法的审美重构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总之,当代甲骨文书法创作的审美重构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
  (二)当代甲骨文书法创作如何审美重构
  当代甲骨文书法创作的审美重构,首先必须遵守甲骨文字字法和甲骨文核心审美要素。字法是书法的基础,如同草书、篆书,须遵守草法、篆法一样,甲骨文也必须遵守其特定字法,不得随意更改,更不能臆造。甲骨文字法既是甲骨文书法创作的基础,也是形成不同风貌的甲骨文书法美的纽带。其他书体都有人所共识的审美标准,唐代孙过庭《书谱》云:“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简而便。”即是说篆书应求“婉通”,隶书当取“精密”,草书贵在“流畅”,章草则应“简便”,这些标准即是各书体的核心审美要素。前文已述,甲骨文的核心审美要素是“风骨”,是当代甲骨文书法创作必须遵守的核心要素。在当代甲骨文书法创新的同时,自当坚守甲骨文的“风骨”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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