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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有这样一个连队，毛主席亲自下达命令，彭德怀、王震司令员亲自组织指挥向藏北高原进军，为解放阿里建立卓著功勋。全连136人全部荣立一等功，在军队历史上至今没有第二个连队获得过如此殊荣。
这个连队，就是军委命名为“进藏英雄先遣连”的新疆军区36127部队一连。
我有幸成为先遣连的一个兵。
走进先遣连
人生的机遇是可遇而难求的。
1978年12月，我告别爹娘和乡亲，跟随接兵排长李世春从长沙坐闷罐车一路西行七昼夜到达西域吐鲁番，之后再改乘军用卡车翻越天山，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到达喀喇昆仑山脚下的边防某师36127部队。数万里，近20天的旅途一程比一程遥远，一程比一程艰辛，让我这个从没出过家门的毛头小子真正体味到了“西出阳关无故人”“风沙漫漫黄满天”的苍凉与雄浑。
我会分到一个什么样的连队？正思虑之时，时任副连长的朱自昌和四排排长宋林国把我接到了一连。此时已是傍晚时分，我被分到了四排十二班，一间约16平方米的土砖房，整整齐齐排满了12人的床铺，大家来自四川、江苏、陕西、甘肃、河北、新疆等地，真正的“五湖四海”。
第二天，苞谷面窝窝头早餐后，连长张宏、指导员吕玉星带着我们参观简陋的连史室，这时我才知道，我已走进了闻名天下的“进藏英雄先遣连”。
我带着崇敬的心情，第一次正式阅读了这个浸透鲜血和荣耀的英雄史册。
新疆解放后，解放西藏成为当务之急，毛主席指示，组建向藏北进军的先遣部队，原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一团一连奉命组建为进藏先遣连。1950年7月，经彭德怀和王震司令员批准，由团保卫股长李秋三率领汉、藏、回、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7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兄弟连，从南疆于田县普鲁村出发。而此去的目的地阿里地处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腹地，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含氧量不到平原的40%，是高原的高原、屋脊的屋脊。“先遣连”在没有向导、没有道路、没有完整地图的情况下，勇敢地向着藏北阿里挺进。部队行进在“生命禁区”的荒原，进入冬季后，后方补给中断，到达海拔5100米的扎麻芒堡，官兵靠嚼马料度日，-50℃的严寒以及饥饿考验着勇士的意志。李秋三带领官兵一镐一镐挖地窝子，大家虎口震破，血染镐柄，一天难挖一筐土。他们便生火烤地，边烤边挖，“钢钎撬、牛角铲，一层层剥、一间间垒”，最后硬是挖出41间地窝子、249米交通壕、9个防御掩体，垒出8座马棚、2座碉堡。从此，阿里荒原上，有了人民共和国第一座军营。之后大家捡柴打猎，艰难地度过漫长的冬季。正当官兵们坚挺地与严寒、缺氧、饥饿抗争之时，万恶的高原疾病又向他们袭来，这种由于高寒缺氧造成的综合征及肺水肿、脑水肿，发病率和死亡率很高，1951年元旦之后在连队大面积流行，全连80%以上的人病倒。先是战马死亡，后又不断吞噬人的生命，这些从“三五九旅”一路走来身经百战的共和国功臣死的死、伤的伤，仅1951年3月7日这一天，全连一共举行了11次葬礼。但是，死神并没能阻止勇士的脚步，他们高唱着“挺进、挺进，向西藏、向阿里、向边疆进军，早日解放那里的穷苦奴隶……”的战歌，在寒风刺骨、雪裹冰封、飞沙走石的缺氧高原艰难跋涉数千公里，先后征服喀喇昆仑山和冈底斯山。面对反动头人要将解放军困死在阿里高原的疯狂叫嚣，官兵们以地窖雪窝挡风避寒，用麻袋兽皮缝衣做鞋，靠射猎采食维持生存，孤军坚守9个多月，粉碎了敌人的各种阴谋，将五星红旗牢牢插在藏北高原，为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全境立下了头功。李秋三等63个官兵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藏北高原。1951年，西北军区报请军委授予该连“进藏英雄先遣连”荣誉称号，给全体官兵各记一等功一次。
先遣连在解放西藏后又在喀喇昆仑守防21年，相继参加了平息藏北达赖集团叛变、追歼流窜匪徒等战斗，还参加了中印自卫还击战。他们在卫国戍边的同时，积极参与边疆建设，修筑高原公路，架设高原电线，建筑国防工程，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帕米尔高原都洒下了他们的鲜血和汗水，英雄的史册上不断增添着新的战功。
我的先辈们就是这样出生入死、前赴后继地在边防高原为祖国为人民战斗着、奉献着！第一次接受连史教育，就使我热血沸腾，我对自己的连队充满了敬仰，充满了热爱，我为能到这样一个英雄集体当兵感到无比自豪。
记得第一次写给父母的信中有这么几句话：“敬爱的爸爸妈妈，我到了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英雄连队当兵，請您们放心，我会以先辈为榜样苦学苦练，为祖国边防贡献力量，您们就等着我的立功喜报吧！”
先遣连精神
先遣连先辈们卧冰踏雪、顽强拼搏、一往无前，把一切困难和艰险踩在脚下，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成为教育和激励一代代先遣连官兵的巨大精神财富，无论是平叛作战，还是守防施工，每每有艰巨任务，先遣连总是打头阵、立头功，足迹遍及喀喇昆仑山脉和阿里高原，事迹传遍全军全国。曾任该连连长的张宏和指导员吕玉星自豪地说，从1950年到现在的70年中，我们没有听到过一个从先遣连出来的战士犯过错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了军队的中高级将领和地方建设的骨干。这是因为：大家自觉秉承着先遣连英雄壮举的传统作风，保持着先遣连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弘扬着先遣连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精神品格。为祖国边防贡献力量，为先遣连再立新功，已成为每名官兵心中无可撼动的人生信念。
连史教育之后，我在心中明确了奋斗目标：像先遣连英雄那样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奉献中彰显人生价值。
新兵训练尚未结束的1979年2月，南边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打响，西北边陲形势也骤然紧张，中印中苏边境当时是戒备森严，“苦练杀敌本领”成为我们当时的首要任务。记得野营拉练，我所在的先遣连十二班是四〇火箭筒班，筒和弹加起来有30多斤，再加上背包、干粮和水壶等，身上背着50多斤，一天一夜急行军120余公里。夜里，我们宿营在塔克拉玛干南缘的英吉沙县，睡下不久，狂风肆虐，沙走石飞，我们赶紧将被子盖住头部，只留一丝丝风口出气，细沙直往被子里灌，大概7个多小时风才打住，我们身上盖的被子都压上了厚厚的一层沙子。尽管我们都成了沙人，无水干渴、无粮干饿，累苦相加、疲惫不堪……但我想起先遣连的先辈们，忍了、笑了、挺住了！ 当时的学习训练强度很大，我个子不到一米七，身体瘦弱，但我不甘落后，苦练队列、单双杠、障碍、投弹、射击等基本功，尽快实现从普通百姓到一个合格军人的转变。每到晚上熄灯后，我便求着喂猪的陕西老兵赵录贤（只有他那里有一盏小灯可以延时熄灯）给方便，到简陋的猪圈旁一个木凳上记录当天连队的好人好事，写成报道稿后送宣传股长张果成（后张成为共和国将军）审阅，再寄往新疆军区《战胜报》。这一年我竟然有50多篇稿件見报，入伍头一年就荣立三等功。
喜报寄往家乡，家乡政府敲锣打鼓将我的立功喜报隆重地送到我家中，可以想象当时我爸爸妈妈和亲人收到喜报后的那份喜悦。我成了团里的“名人”，但我没有沾沾自喜，而是暗暗在心里告诫自己，要像先遣连先辈们那样，坚守、勤劳、奋发。之后，我先后两度考上军校。在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毕业后，曾有广州、南京、长沙等地发函调我，虽然这些大城市环境条件比西北边陲不知优越多少倍，但我还是按照边防老部队首长的指示，毅然地回到了我的“高原劲旅”，用自己手中的笔继续讴歌我那可亲可敬的边陲战友的先进事迹。仅1988年，我所撰写的喀喇昆仑边防战友先进事迹的报道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军内外报刊登载了30余篇。那些年，我的工作任务格外繁重，同时我也遭遇了父母车祸等诸多挂心事，我一概无怨无悔地承担了。因为每当我感到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先遣连先辈们就似乎在告诉我：你现在再难，有我们挺进藏北那么难吗？于是，我咬咬牙，提提神，挺住了、胜利了！
氧气的缺失，极度的严寒，无际的雪域，昆仑高原长年弥漫着白色的恐怖与孤独，处处似有索命的呼喊。在边防高原服役，随时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时时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悲壮。有一个甘肃籍1949年入伍的老战士吴德寿，从1951年
起连续7年牵着骆驼为先遣连及其他边防连队运送物资。1958年4月，新藏公路修通后，已转为军工的他和另一名战士奉命在海拔4000多米的一个名叫库地的地方支起两顶帐篷、一口铁锅，创建了昆仑山上有史以来第一个兵站，为过往战友服务。1962年中印自卫还击战打响了，他来到任务最为艰巨的海拔5200多米的日土兵站，一人支起四个平锅烙大饼，连续一个星期围着锅台战斗，眼熬得血红血红。任务完成后，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帐篷，发现腿肿得连裤子都脱不下来，经诊断，系过度劳累引起的下肢静脉曲张，从此左腿落下终身残疾。组织上曾多次劝他下山疗养，他坚持不下昆仑高原，长期一拐一拐地拖着残腿在高原工作。39年的高寒缺氧生活，除了左腿残疾，他的心肺肝等多个器官损伤病变，下身全部坏死，终生未娶，可恶的高原无情地毁灭了老吴再续生命之梦。老吴一辈子奉献在高原边防，一辈子没有走出昆仑山，一辈子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一辈子没有下过馆子，积攒的4万多元高原补贴一次性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他说，他也是从先遣连走出的士兵，是受前辈们的先进事迹教育感染而立志终身奉献昆仑高原的。在采访中和他交谈时，看到他残疾乌黑的身体，我泪湿衣襟、钦佩万分。这是一个何等高贵的灵魂啊！这是一个多么可敬的老兵啊！
吴德寿说他保全了生命算是幸运的，有多少边防战士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昆仑高原，有的连遗体都找不完整。1982年5月5日，战友谭小明奉命带队执行赴西藏阿里的运输任务，10日，车队行至海拔5470米的界山达坂时，突遇罕见特大暴风雪，气温急剧下降，路面积雪越积越厚，低洼处达两米多深，昆仑山顿时成了风吼雪舞的世界，一米开外看不清道路。谭小明驾车在前开道，高寒缺氧，他和战友都出现头痛、呕吐、呼吸困难等高山反应，但他顾不上喘口气，继续迎着暴风雪探道前进，连续奋战55个小时，终于为车队打通了前进的道路。由于过度劳累和风寒袭击，他患了感冒，引发了严重的高原肺水肿，生死关头，他全然不顾自己，带领战友先后救出了6台兵车，使陷入绝境的战友和藏族群脱离了险境，而他自己却在5月14日永远停止了呼吸。在昆仑高原的康西瓦烈士陵园，埋着数百名守防官兵。在我的心中，这些长眠在昆仑高原的战友早已化作了西部边关的巍巍山脉，成为永恒的时代楷模。
我在边防工作13年，先后6次赴喀喇昆仑和阿里高原守防施工，遭遇到的苦难虽不及吴老兵，但高原的经历也足以使我铭刻终生。刚上高原时，因体质瘦弱，到了海拔5200多米的哨卡，我就头痛欲裂，用背包带扎紧脑壳仍痛得呕吐，加之长期吃脱水干粮和压缩饼干，不到110斤的身子瘦成80余斤。有一次患了感冒，曾两度昏迷，军医徐东亮日夜守护在我身旁给我服药喂水，也许命不该绝，我居然奇迹般的活过来了。1983年3月，我奉命随师架设分队前往昆仑腹地甜水海至哈巴克路段担负架设通信线路任务，打桩架线、搬运电杆，都是强体力活，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寒区，一天劳动下来，我们躺到帐篷里四肢无力、头昏脑涨，天天都似生了重病一般。这时，我已提干，我便学着先遣连老前辈的做法，忍着劳累和病痛，不停地给同志们讲先遣连进军阿里战天斗地踏昆仑的事迹，鼓励大家一定要像先辈那样攻坚克难，挺起脊梁，坚决完成组织交给的艰巨任务。这一招真管用，大家鼓起精神，相互激励，顺利完成高原通信线路架设任务，改写了高原无电话的历史，接通了昆仑山与全军联通的电波，受到军区的表彰。在昆仑山，我和战友曾奉命外出执行任务时与野狼搏斗过;我乘的车在途经黑卡达坂时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掩埋过;身体最瘦时仅40公斤，曾经头上、脸上、背上、屁股上长出莫名的小疖肿，有的还渗出黏黏的脓水，连续几个月每晚睡不足两个小时。在这种境况下，我始终用先遣连前辈的精神激励自己：决不能临阵倒下，一定要给先遣连增添荣誉。我和我的战友们做到了“宁可透支生命，不让使命欠账;虽然有愧亲情，不叫责任缺失”。我们是先遣连的兵，是顶天立地的军中铁汉。
“先遣连”精神对我的启迪教育和激励，使我受益终身。我不仅出色完成了边防施工任务，还在昆仑高原两次考入军校深造。1986年，我从南京政治学院毕业后，又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回到了“高原劲旅”，继续履行我边防军人的使命。直至1991年，组织将我调回到了湖南省军区工作。回到内地，条件变了，任务变了，但我依然是先遣连的兵，先遣连的精神永远不能丢。1996年，率轻舟连赴洞庭湖抢险救灾，我置生死于度外抢救岳阳钱粮湖遇险群众，湖南省委省政府给我记一等功一次。因工作成绩突出，我还数次被评为原广州军区先进人武干部和先进机关干部。2003年，我又在组织关怀下转业到长沙市公安局工作，先后分管了纪检、监察、督察、审计、交警、治安、特警、警务保障和监管等多警种工作，业务不熟，我便苦钻苦学，虚心求教，得到同志们的接纳和认可，这些年来，组织上又给我数次记功，并评为维稳功臣，领导赞扬我军人作风没有变，同事们夸我像“老黄牛”。这一切的一切，源于我是先遣连的“后代”，每遇到难题和意志有所松懈时，我脑海里就浮现李秋三等先遣连英雄的事迹和身影，我必须当“硬骨头”，必须有精神风骨。所以说，“先遣连”精神指引我走南闯北，并将影响教育我的整个人生……
这个连队，就是军委命名为“进藏英雄先遣连”的新疆军区36127部队一连。
我有幸成为先遣连的一个兵。
走进先遣连
人生的机遇是可遇而难求的。
1978年12月，我告别爹娘和乡亲，跟随接兵排长李世春从长沙坐闷罐车一路西行七昼夜到达西域吐鲁番，之后再改乘军用卡车翻越天山，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到达喀喇昆仑山脚下的边防某师36127部队。数万里，近20天的旅途一程比一程遥远，一程比一程艰辛，让我这个从没出过家门的毛头小子真正体味到了“西出阳关无故人”“风沙漫漫黄满天”的苍凉与雄浑。
我会分到一个什么样的连队？正思虑之时，时任副连长的朱自昌和四排排长宋林国把我接到了一连。此时已是傍晚时分，我被分到了四排十二班，一间约16平方米的土砖房，整整齐齐排满了12人的床铺，大家来自四川、江苏、陕西、甘肃、河北、新疆等地，真正的“五湖四海”。
第二天，苞谷面窝窝头早餐后，连长张宏、指导员吕玉星带着我们参观简陋的连史室，这时我才知道，我已走进了闻名天下的“进藏英雄先遣连”。
我带着崇敬的心情，第一次正式阅读了这个浸透鲜血和荣耀的英雄史册。
新疆解放后，解放西藏成为当务之急，毛主席指示，组建向藏北进军的先遣部队，原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一团一连奉命组建为进藏先遣连。1950年7月，经彭德怀和王震司令员批准，由团保卫股长李秋三率领汉、藏、回、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7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兄弟连，从南疆于田县普鲁村出发。而此去的目的地阿里地处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腹地，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含氧量不到平原的40%，是高原的高原、屋脊的屋脊。“先遣连”在没有向导、没有道路、没有完整地图的情况下，勇敢地向着藏北阿里挺进。部队行进在“生命禁区”的荒原，进入冬季后，后方补给中断，到达海拔5100米的扎麻芒堡，官兵靠嚼马料度日，-50℃的严寒以及饥饿考验着勇士的意志。李秋三带领官兵一镐一镐挖地窝子，大家虎口震破，血染镐柄，一天难挖一筐土。他们便生火烤地，边烤边挖，“钢钎撬、牛角铲，一层层剥、一间间垒”，最后硬是挖出41间地窝子、249米交通壕、9个防御掩体，垒出8座马棚、2座碉堡。从此，阿里荒原上，有了人民共和国第一座军营。之后大家捡柴打猎，艰难地度过漫长的冬季。正当官兵们坚挺地与严寒、缺氧、饥饿抗争之时，万恶的高原疾病又向他们袭来，这种由于高寒缺氧造成的综合征及肺水肿、脑水肿，发病率和死亡率很高，1951年元旦之后在连队大面积流行，全连80%以上的人病倒。先是战马死亡，后又不断吞噬人的生命，这些从“三五九旅”一路走来身经百战的共和国功臣死的死、伤的伤，仅1951年3月7日这一天，全连一共举行了11次葬礼。但是，死神并没能阻止勇士的脚步，他们高唱着“挺进、挺进，向西藏、向阿里、向边疆进军，早日解放那里的穷苦奴隶……”的战歌，在寒风刺骨、雪裹冰封、飞沙走石的缺氧高原艰难跋涉数千公里，先后征服喀喇昆仑山和冈底斯山。面对反动头人要将解放军困死在阿里高原的疯狂叫嚣，官兵们以地窖雪窝挡风避寒，用麻袋兽皮缝衣做鞋，靠射猎采食维持生存，孤军坚守9个多月，粉碎了敌人的各种阴谋，将五星红旗牢牢插在藏北高原，为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全境立下了头功。李秋三等63个官兵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藏北高原。1951年，西北军区报请军委授予该连“进藏英雄先遣连”荣誉称号，给全体官兵各记一等功一次。
先遣连在解放西藏后又在喀喇昆仑守防21年，相继参加了平息藏北达赖集团叛变、追歼流窜匪徒等战斗，还参加了中印自卫还击战。他们在卫国戍边的同时，积极参与边疆建设，修筑高原公路，架设高原电线，建筑国防工程，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帕米尔高原都洒下了他们的鲜血和汗水，英雄的史册上不断增添着新的战功。
我的先辈们就是这样出生入死、前赴后继地在边防高原为祖国为人民战斗着、奉献着！第一次接受连史教育，就使我热血沸腾，我对自己的连队充满了敬仰，充满了热爱，我为能到这样一个英雄集体当兵感到无比自豪。
记得第一次写给父母的信中有这么几句话：“敬爱的爸爸妈妈，我到了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英雄连队当兵，請您们放心，我会以先辈为榜样苦学苦练，为祖国边防贡献力量，您们就等着我的立功喜报吧！”
先遣连精神
先遣连先辈们卧冰踏雪、顽强拼搏、一往无前，把一切困难和艰险踩在脚下，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成为教育和激励一代代先遣连官兵的巨大精神财富，无论是平叛作战，还是守防施工，每每有艰巨任务，先遣连总是打头阵、立头功，足迹遍及喀喇昆仑山脉和阿里高原，事迹传遍全军全国。曾任该连连长的张宏和指导员吕玉星自豪地说，从1950年到现在的70年中，我们没有听到过一个从先遣连出来的战士犯过错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了军队的中高级将领和地方建设的骨干。这是因为：大家自觉秉承着先遣连英雄壮举的传统作风，保持着先遣连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弘扬着先遣连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精神品格。为祖国边防贡献力量，为先遣连再立新功，已成为每名官兵心中无可撼动的人生信念。
连史教育之后，我在心中明确了奋斗目标：像先遣连英雄那样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奉献中彰显人生价值。
新兵训练尚未结束的1979年2月，南边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打响，西北边陲形势也骤然紧张，中印中苏边境当时是戒备森严，“苦练杀敌本领”成为我们当时的首要任务。记得野营拉练，我所在的先遣连十二班是四〇火箭筒班，筒和弹加起来有30多斤，再加上背包、干粮和水壶等，身上背着50多斤，一天一夜急行军120余公里。夜里，我们宿营在塔克拉玛干南缘的英吉沙县，睡下不久，狂风肆虐，沙走石飞，我们赶紧将被子盖住头部，只留一丝丝风口出气，细沙直往被子里灌，大概7个多小时风才打住，我们身上盖的被子都压上了厚厚的一层沙子。尽管我们都成了沙人，无水干渴、无粮干饿，累苦相加、疲惫不堪……但我想起先遣连的先辈们，忍了、笑了、挺住了！ 当时的学习训练强度很大，我个子不到一米七，身体瘦弱，但我不甘落后，苦练队列、单双杠、障碍、投弹、射击等基本功，尽快实现从普通百姓到一个合格军人的转变。每到晚上熄灯后，我便求着喂猪的陕西老兵赵录贤（只有他那里有一盏小灯可以延时熄灯）给方便，到简陋的猪圈旁一个木凳上记录当天连队的好人好事，写成报道稿后送宣传股长张果成（后张成为共和国将军）审阅，再寄往新疆军区《战胜报》。这一年我竟然有50多篇稿件見报，入伍头一年就荣立三等功。
喜报寄往家乡，家乡政府敲锣打鼓将我的立功喜报隆重地送到我家中，可以想象当时我爸爸妈妈和亲人收到喜报后的那份喜悦。我成了团里的“名人”，但我没有沾沾自喜，而是暗暗在心里告诫自己，要像先遣连先辈们那样，坚守、勤劳、奋发。之后，我先后两度考上军校。在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毕业后，曾有广州、南京、长沙等地发函调我，虽然这些大城市环境条件比西北边陲不知优越多少倍，但我还是按照边防老部队首长的指示，毅然地回到了我的“高原劲旅”，用自己手中的笔继续讴歌我那可亲可敬的边陲战友的先进事迹。仅1988年，我所撰写的喀喇昆仑边防战友先进事迹的报道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军内外报刊登载了30余篇。那些年，我的工作任务格外繁重，同时我也遭遇了父母车祸等诸多挂心事，我一概无怨无悔地承担了。因为每当我感到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先遣连先辈们就似乎在告诉我：你现在再难，有我们挺进藏北那么难吗？于是，我咬咬牙，提提神，挺住了、胜利了！
氧气的缺失，极度的严寒，无际的雪域，昆仑高原长年弥漫着白色的恐怖与孤独，处处似有索命的呼喊。在边防高原服役，随时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时时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悲壮。有一个甘肃籍1949年入伍的老战士吴德寿，从1951年
起连续7年牵着骆驼为先遣连及其他边防连队运送物资。1958年4月，新藏公路修通后，已转为军工的他和另一名战士奉命在海拔4000多米的一个名叫库地的地方支起两顶帐篷、一口铁锅，创建了昆仑山上有史以来第一个兵站，为过往战友服务。1962年中印自卫还击战打响了，他来到任务最为艰巨的海拔5200多米的日土兵站，一人支起四个平锅烙大饼，连续一个星期围着锅台战斗，眼熬得血红血红。任务完成后，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帐篷，发现腿肿得连裤子都脱不下来，经诊断，系过度劳累引起的下肢静脉曲张，从此左腿落下终身残疾。组织上曾多次劝他下山疗养，他坚持不下昆仑高原，长期一拐一拐地拖着残腿在高原工作。39年的高寒缺氧生活，除了左腿残疾，他的心肺肝等多个器官损伤病变，下身全部坏死，终生未娶，可恶的高原无情地毁灭了老吴再续生命之梦。老吴一辈子奉献在高原边防，一辈子没有走出昆仑山，一辈子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一辈子没有下过馆子，积攒的4万多元高原补贴一次性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他说，他也是从先遣连走出的士兵，是受前辈们的先进事迹教育感染而立志终身奉献昆仑高原的。在采访中和他交谈时，看到他残疾乌黑的身体，我泪湿衣襟、钦佩万分。这是一个何等高贵的灵魂啊！这是一个多么可敬的老兵啊！
吴德寿说他保全了生命算是幸运的，有多少边防战士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昆仑高原，有的连遗体都找不完整。1982年5月5日，战友谭小明奉命带队执行赴西藏阿里的运输任务，10日，车队行至海拔5470米的界山达坂时，突遇罕见特大暴风雪，气温急剧下降，路面积雪越积越厚，低洼处达两米多深，昆仑山顿时成了风吼雪舞的世界，一米开外看不清道路。谭小明驾车在前开道，高寒缺氧，他和战友都出现头痛、呕吐、呼吸困难等高山反应，但他顾不上喘口气，继续迎着暴风雪探道前进，连续奋战55个小时，终于为车队打通了前进的道路。由于过度劳累和风寒袭击，他患了感冒，引发了严重的高原肺水肿，生死关头，他全然不顾自己，带领战友先后救出了6台兵车，使陷入绝境的战友和藏族群脱离了险境，而他自己却在5月14日永远停止了呼吸。在昆仑高原的康西瓦烈士陵园，埋着数百名守防官兵。在我的心中，这些长眠在昆仑高原的战友早已化作了西部边关的巍巍山脉，成为永恒的时代楷模。
我在边防工作13年，先后6次赴喀喇昆仑和阿里高原守防施工，遭遇到的苦难虽不及吴老兵，但高原的经历也足以使我铭刻终生。刚上高原时，因体质瘦弱，到了海拔5200多米的哨卡，我就头痛欲裂，用背包带扎紧脑壳仍痛得呕吐，加之长期吃脱水干粮和压缩饼干，不到110斤的身子瘦成80余斤。有一次患了感冒，曾两度昏迷，军医徐东亮日夜守护在我身旁给我服药喂水，也许命不该绝，我居然奇迹般的活过来了。1983年3月，我奉命随师架设分队前往昆仑腹地甜水海至哈巴克路段担负架设通信线路任务，打桩架线、搬运电杆，都是强体力活，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寒区，一天劳动下来，我们躺到帐篷里四肢无力、头昏脑涨，天天都似生了重病一般。这时，我已提干，我便学着先遣连老前辈的做法，忍着劳累和病痛，不停地给同志们讲先遣连进军阿里战天斗地踏昆仑的事迹，鼓励大家一定要像先辈那样攻坚克难，挺起脊梁，坚决完成组织交给的艰巨任务。这一招真管用，大家鼓起精神，相互激励，顺利完成高原通信线路架设任务，改写了高原无电话的历史，接通了昆仑山与全军联通的电波，受到军区的表彰。在昆仑山，我和战友曾奉命外出执行任务时与野狼搏斗过;我乘的车在途经黑卡达坂时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掩埋过;身体最瘦时仅40公斤，曾经头上、脸上、背上、屁股上长出莫名的小疖肿，有的还渗出黏黏的脓水，连续几个月每晚睡不足两个小时。在这种境况下，我始终用先遣连前辈的精神激励自己：决不能临阵倒下，一定要给先遣连增添荣誉。我和我的战友们做到了“宁可透支生命，不让使命欠账;虽然有愧亲情，不叫责任缺失”。我们是先遣连的兵，是顶天立地的军中铁汉。
“先遣连”精神对我的启迪教育和激励，使我受益终身。我不仅出色完成了边防施工任务，还在昆仑高原两次考入军校深造。1986年，我从南京政治学院毕业后，又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回到了“高原劲旅”，继续履行我边防军人的使命。直至1991年，组织将我调回到了湖南省军区工作。回到内地，条件变了，任务变了，但我依然是先遣连的兵，先遣连的精神永远不能丢。1996年，率轻舟连赴洞庭湖抢险救灾，我置生死于度外抢救岳阳钱粮湖遇险群众，湖南省委省政府给我记一等功一次。因工作成绩突出，我还数次被评为原广州军区先进人武干部和先进机关干部。2003年，我又在组织关怀下转业到长沙市公安局工作，先后分管了纪检、监察、督察、审计、交警、治安、特警、警务保障和监管等多警种工作，业务不熟，我便苦钻苦学，虚心求教，得到同志们的接纳和认可，这些年来，组织上又给我数次记功，并评为维稳功臣，领导赞扬我军人作风没有变，同事们夸我像“老黄牛”。这一切的一切，源于我是先遣连的“后代”，每遇到难题和意志有所松懈时，我脑海里就浮现李秋三等先遣连英雄的事迹和身影，我必须当“硬骨头”，必须有精神风骨。所以说，“先遣连”精神指引我走南闯北，并将影响教育我的整个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