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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十分意外。父亲什么时候主动给我打过电话呢？我怎么想都想不起来。电话都是母亲打，且总是报喜不报忧。父亲颤着嗓音，激动地说：“家一，你回来一趟吧，我让人家给欺负了！”说完，父亲啪地扣上电话。
整整一晚上，我坐卧不安。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这一辈子，从没跟别人打过架。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父亲总是慈眉善目地微笑。村里有什么婚丧嫁娶、父子反目、兄弟阋墙等事，都是要我父亲出面的。村里有什么大事需要定夺，支书村主任也总是先跟我父亲商量。我把街坊邻居，全村的叔叔大爷，能想到的都想了一遍，觉得他们都不会欺负我父亲。
我知道这些年，乡村变化很大。有好的变化，也有不好的变化。尽管我说自己一直跟不上城市生活的节奏，可我对如今的乡村又知道多少呢？就是春节回家，也只不过三两天的时间，大伙坐在一起，不是喝酒打牌，就是说一些过年的话，即便是吹牛聊天，也是吹谁挣了钱发了财，要不就是聊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农村人自己也不愿谈农村的事了。可无论如何，我都没想到德高望重的父亲会让人家欺负。想到父亲那颤抖的嗓音，我心里火烧火燎。
天刚亮，我就跑到单位，把手头上的工作处理好，把会议采访、组稿审片、签字画押等等事宜都交代好，然后跟领导请好假。撅着屁股来到车站时，竟快到了吃午饭的时间。
如今这交通，倒是真的方便。我从县城下了车，没用10分钟，便坐上通往丁家庄的小公交。30多里路，票价两块钱，也算便宜。尽管通往乡下的道路不够宽阔，但路面还算平坦，坐在小公交上，很少有颠簸。这是当年我在县城读书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县城的变化更是不敢想。商厦的装潢和气派绝不亚于任何一座大城市。充满抒情味道的推销声跟音像店里的流行歌曲声混杂在一起，渗透出这座小城的繁华。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陌生的。20多年前，我曾经在这座县城里读过3年书，在梦中，我还时常光顾这座县城。如今，我坐在小公交车上，透过车窗，极力地寻找捕捉一些能让我忆起过去的东西，哪怕一点点呢，比如一座楼、一条胡同、一棵树……但没有，并且，连一点点儿熟悉的气息都没有。
我稍稍有些伤感。我知道，这是一座全新的县城，它属于这些在此生活居住的人。车子在往家的方向行驶。刚过清明不久，正是麦苗拔高的季节，我禁不住推开一点窗子，一股泥土的气息夹杂着麦苗的清香扑鼻而来。这是我熟悉的，我使劲儿抽一下鼻子，心里便突然生出许多亲切。这是我喜欢的味道。
“家一！”我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轻轻的，试探性的。
“家一，真的是你呀。”那声音猛地便高昂起来。还没容我细想，那洪亮的声音又如同铁锤似的砸过来：“我是你三明哥，咋？认不出来了。”
车上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们俩身上。我有些窘迫和尴尬，但我还是笑着说：“三明哥，哎呀，胖了。”
“不年不节的，这个点回来干吗？”三明问得直截了当，可我不想在这样的场合回答这个问题。
我递给三明一支烟。三明接了，把烟举到眼前，说：“好烟。”我笑了笑，又不好说什么。三明开始问这问那，我哼哈着，嘟哝着，自己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好。我只好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只听三明“哎哟”一声，估计把车上的人都吓了一跳。三明说：“你是个台长！”我的头开始隐隐作痛，混到四十几岁得了个副台长也只能说是运气稍好一点点。我盼望汽车再开得快些，以便尽快结束这段不算长的路途。
在我的印象中，三明好像跟我差不多大，我们小时候应该在一起捉过鱼虾捕过蝉雀。兜里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我还没掏出来，又停了。三明笑着说：“我的手机号，你存一下。”我心里有些反感，手机在兜里，连看手机号的兴趣都没有了。
好在这时候，汽车停在我们村口。三明家就在村东头，没几步他便到家了。分手时，三明言辞闪烁地说：“家一，我知道你为啥这时候回来。你肯定是因为三叔的事情。事情已经出了，要慢慢解决，万不可意气用事啊。城里有城里的规矩，咱村里也有村里的现实。你要需要我，就给我打电话。我那个侄子确实不是个东西。我和他爹都拿他没办法。”说完，三明叹一口气，又朝我挥了挥手。我还没咂摸过他话里的滋味，他便走远了。我的心里立刻蒙上一层阴影，双腿变得沉重起来。
（二）
此时已近黄昏，我挎着一个旅行包，朝村里走去。越往村里走，旧房子便越多，更让人纳闷的是，村庄如同被掏空了似的，我走半天，也没碰到一个人。以往我都是过年才回来，村里总是热热闹闹的。此时这静悄悄的感觉让我一点儿也不适应。再说，这跟县城的反差太大了。县城是那么热闹喧嚣，村里是这么静寂萧条。
离家越来越近了，我心里越来越忐忑不安。
院子被母亲收拾得干干净净。虽说母亲已七十开外，但身体还算硬朗。进了家里院门母亲正在喂鸡，她拍打拍打身上的土，接过我的背包，一边走一边说：“你肯定饿了，我先煮两个鸡蛋，给你垫巴垫巴。”我说：“我还不饿，一会儿一块儿吃吧。我爹呢？”
母亲朝屋里努了努嘴，我便几步来到屋内。父亲躺在床上，右腿膝盖以下缠着厚厚的白绷带，打着夹板儿，搭在两个摞在一起的枕头上。我心里“咯噔”一下子，忙问：“爹，腿，这是咋了？”再看我父亲，闭着眼，绷着嘴，一声不吭。还是跟在我身后的母亲说：“还不是让丁大筐家的那个狼羔子骑摩托车撞的。”
我忙问：“厉害吗？是不是撞得挺厉害？”母亲说：“在县医院拍了片子，说没断，只是裂了道缝儿，人家让保守治疗。都十来天了。”
我长长地吐一口气，说：“这么长时间了，咋不早告诉我呢？”母亲说：“你爹不让，说这点小伤，躺一段时间就好了。他怕你忙。”我有些着急，说：“再忙我也得回来呀。”
一边吃着饭，一边跟父亲和母亲唠着嗑，我这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明白。原来，10天前，我父亲吃罢早饭，背着手去村南看春生二叔。春生二叔得的是胃癌，人快不行了，医院都不收了。父亲来到青峰家的小雪超市门口，想进去买箱牛奶。没想到，一辆摩托车从身后开过来，速度特别快。我父亲听到摩托车响，还没来得及扭过头来看，衣服便被摩托车把使劲儿带了一下，整个身子转了个360度，一屁股摔倒在路边，右腿正好弹在一块石头上。 文成火滋啦地说：“是不像话。大筐，子不教父之过啊。”我能说什么呢？我什么都没说。我站起身，朝外走去。丁大筐在后面说了些什么，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进耳朵里。
回到家，我当然不能说去丁大筐家的事。我装着很轻松的样子，跟父母说明天我去一趟镇上的陈氏正骨，再请人家来给您换换药。
可晚上我还是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在想，父亲的腿倒无大碍，慢慢静养就是。可我明白父亲给我打电话的目的，无论如何，我得给老人家一个答复吧。台里一大摊子事，我也不能在家里多呆。
黑灯影里，我悄悄地坐起来，点着一支烟。盯着时明时暗的烟头，我一下子想到三明，上午那个引起我反感的未接电话果然还在手机上，小心翼翼地把它存起来。
这一觉睡得踏实，醒来时，已是早上的8点钟。父母已经吃罢早饭。母亲笑眯眯地看着我说：“饭在锅里热着呢。”我边吃着饭，边跟父亲说：“昨天我和文成哥给丁大筐打电话了。丁大筐在外地跑业务，态度倒是挺好，他说他会处理好的。那丁小尤是个十七八岁的屁孩子，整天不在家，您就别强求他能做什么。再说，他要真到咱家里来，您见到他能不生气吗？”
父亲目光无神地盯着灰蒙蒙的窗户，眼珠儿一动不动。饭后，我慢慢地踱出家门，沿着胡同往北走，来到一处荒芜的宅院里。我给三明拨通了电话。“三明哥，听出我是谁来了吗？我是家一。”“咋能听不出来，大台长嘛，你的电话我存了。你有啥吩咐？”
我把昨天和文成去他哥哥家的情况大体说了说。当然，我不会说他侄子丁小尤要弄死我们全家的话。我说：“三明哥，你得帮我个忙。你知道，我爹是个死要面子的人，他在咱丁家被人尊重惯了，想不开，正在钻死牛角。三明哥，你啥都不用做，啥话都不用说，你下午回来后，提着一箱奶，到我爹眼前站站就行了。”
三明吞吞吐吐地说：“可这事，要传到我哥和我侄子的耳朵里，他们不怪罪我？”我说：“这事只有你我知道，别人我只告诉文成。文成是支书，他心里装事，他不会乱说。他要说，也只能说你做得好。三明哥，话又说回来，咱们都姓丁啊，又不是仇家，你好歹喊我爹个三叔吧，去看看你三叔，你可以找出好多个理由来，你都可以说咱俩是从小拜把子的盟兄弟。”
听我这么一说，三明脸色才有些舒展。他缓缓地点点头。送我出来门，三明立刻变得活泛起来，他说：“家一啊，你个省城里的大台长，这么牛，你也不请你哥喝壶酒？”我愣了一下，忙说：“喝，一定喝，今天晚上就喝，我一会儿给文成哥打个电话，咱们去镇上喝。”三明的脸上立刻便乐开了花，他咧着大嘴，把黑红的脸膛撑得更加油亮。从三明家出来，我朝绿油油的麦田走去。
枣树还没有发芽，我看到远处的枣树林，就像一团团雾霾似的包围着村庄。春风是柔软的，却把我的眼窝吹得又辣又痛。
（原载《北京文学》2015年第6期）
我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十分意外。父亲什么时候主动给我打过电话呢？我怎么想都想不起来。电话都是母亲打，且总是报喜不报忧。父亲颤着嗓音，激动地说：“家一，你回来一趟吧，我让人家给欺负了！”说完，父亲啪地扣上电话。
整整一晚上，我坐卧不安。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这一辈子，从没跟别人打过架。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父亲总是慈眉善目地微笑。村里有什么婚丧嫁娶、父子反目、兄弟阋墙等事，都是要我父亲出面的。村里有什么大事需要定夺，支书村主任也总是先跟我父亲商量。我把街坊邻居，全村的叔叔大爷，能想到的都想了一遍，觉得他们都不会欺负我父亲。
我知道这些年，乡村变化很大。有好的变化，也有不好的变化。尽管我说自己一直跟不上城市生活的节奏，可我对如今的乡村又知道多少呢？就是春节回家，也只不过三两天的时间，大伙坐在一起，不是喝酒打牌，就是说一些过年的话，即便是吹牛聊天，也是吹谁挣了钱发了财，要不就是聊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农村人自己也不愿谈农村的事了。可无论如何，我都没想到德高望重的父亲会让人家欺负。想到父亲那颤抖的嗓音，我心里火烧火燎。
天刚亮，我就跑到单位，把手头上的工作处理好，把会议采访、组稿审片、签字画押等等事宜都交代好，然后跟领导请好假。撅着屁股来到车站时，竟快到了吃午饭的时间。
如今这交通，倒是真的方便。我从县城下了车，没用10分钟，便坐上通往丁家庄的小公交。30多里路，票价两块钱，也算便宜。尽管通往乡下的道路不够宽阔，但路面还算平坦，坐在小公交上，很少有颠簸。这是当年我在县城读书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县城的变化更是不敢想。商厦的装潢和气派绝不亚于任何一座大城市。充满抒情味道的推销声跟音像店里的流行歌曲声混杂在一起，渗透出这座小城的繁华。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陌生的。20多年前，我曾经在这座县城里读过3年书，在梦中，我还时常光顾这座县城。如今，我坐在小公交车上，透过车窗，极力地寻找捕捉一些能让我忆起过去的东西，哪怕一点点呢，比如一座楼、一条胡同、一棵树……但没有，并且，连一点点儿熟悉的气息都没有。
我稍稍有些伤感。我知道，这是一座全新的县城，它属于这些在此生活居住的人。车子在往家的方向行驶。刚过清明不久，正是麦苗拔高的季节，我禁不住推开一点窗子，一股泥土的气息夹杂着麦苗的清香扑鼻而来。这是我熟悉的，我使劲儿抽一下鼻子，心里便突然生出许多亲切。这是我喜欢的味道。
“家一！”我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轻轻的，试探性的。
“家一，真的是你呀。”那声音猛地便高昂起来。还没容我细想，那洪亮的声音又如同铁锤似的砸过来：“我是你三明哥，咋？认不出来了。”
车上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们俩身上。我有些窘迫和尴尬，但我还是笑着说：“三明哥，哎呀，胖了。”
“不年不节的，这个点回来干吗？”三明问得直截了当，可我不想在这样的场合回答这个问题。
我递给三明一支烟。三明接了，把烟举到眼前，说：“好烟。”我笑了笑，又不好说什么。三明开始问这问那，我哼哈着，嘟哝着，自己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好。我只好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只听三明“哎哟”一声，估计把车上的人都吓了一跳。三明说：“你是个台长！”我的头开始隐隐作痛，混到四十几岁得了个副台长也只能说是运气稍好一点点。我盼望汽车再开得快些，以便尽快结束这段不算长的路途。
在我的印象中，三明好像跟我差不多大，我们小时候应该在一起捉过鱼虾捕过蝉雀。兜里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我还没掏出来，又停了。三明笑着说：“我的手机号，你存一下。”我心里有些反感，手机在兜里，连看手机号的兴趣都没有了。
好在这时候，汽车停在我们村口。三明家就在村东头，没几步他便到家了。分手时，三明言辞闪烁地说：“家一，我知道你为啥这时候回来。你肯定是因为三叔的事情。事情已经出了，要慢慢解决，万不可意气用事啊。城里有城里的规矩，咱村里也有村里的现实。你要需要我，就给我打电话。我那个侄子确实不是个东西。我和他爹都拿他没办法。”说完，三明叹一口气，又朝我挥了挥手。我还没咂摸过他话里的滋味，他便走远了。我的心里立刻蒙上一层阴影，双腿变得沉重起来。
（二）
此时已近黄昏，我挎着一个旅行包，朝村里走去。越往村里走，旧房子便越多，更让人纳闷的是，村庄如同被掏空了似的，我走半天，也没碰到一个人。以往我都是过年才回来，村里总是热热闹闹的。此时这静悄悄的感觉让我一点儿也不适应。再说，这跟县城的反差太大了。县城是那么热闹喧嚣，村里是这么静寂萧条。
离家越来越近了，我心里越来越忐忑不安。
院子被母亲收拾得干干净净。虽说母亲已七十开外，但身体还算硬朗。进了家里院门母亲正在喂鸡，她拍打拍打身上的土，接过我的背包，一边走一边说：“你肯定饿了，我先煮两个鸡蛋，给你垫巴垫巴。”我说：“我还不饿，一会儿一块儿吃吧。我爹呢？”
母亲朝屋里努了努嘴，我便几步来到屋内。父亲躺在床上，右腿膝盖以下缠着厚厚的白绷带，打着夹板儿，搭在两个摞在一起的枕头上。我心里“咯噔”一下子，忙问：“爹，腿，这是咋了？”再看我父亲，闭着眼，绷着嘴，一声不吭。还是跟在我身后的母亲说：“还不是让丁大筐家的那个狼羔子骑摩托车撞的。”
我忙问：“厉害吗？是不是撞得挺厉害？”母亲说：“在县医院拍了片子，说没断，只是裂了道缝儿，人家让保守治疗。都十来天了。”
我长长地吐一口气，说：“这么长时间了，咋不早告诉我呢？”母亲说：“你爹不让，说这点小伤，躺一段时间就好了。他怕你忙。”我有些着急，说：“再忙我也得回来呀。”
一边吃着饭，一边跟父亲和母亲唠着嗑，我这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明白。原来，10天前，我父亲吃罢早饭，背着手去村南看春生二叔。春生二叔得的是胃癌，人快不行了，医院都不收了。父亲来到青峰家的小雪超市门口，想进去买箱牛奶。没想到，一辆摩托车从身后开过来，速度特别快。我父亲听到摩托车响，还没来得及扭过头来看，衣服便被摩托车把使劲儿带了一下，整个身子转了个360度，一屁股摔倒在路边，右腿正好弹在一块石头上。 文成火滋啦地说：“是不像话。大筐，子不教父之过啊。”我能说什么呢？我什么都没说。我站起身，朝外走去。丁大筐在后面说了些什么，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进耳朵里。
回到家，我当然不能说去丁大筐家的事。我装着很轻松的样子，跟父母说明天我去一趟镇上的陈氏正骨，再请人家来给您换换药。
可晚上我还是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在想，父亲的腿倒无大碍，慢慢静养就是。可我明白父亲给我打电话的目的，无论如何，我得给老人家一个答复吧。台里一大摊子事，我也不能在家里多呆。
黑灯影里，我悄悄地坐起来，点着一支烟。盯着时明时暗的烟头，我一下子想到三明，上午那个引起我反感的未接电话果然还在手机上，小心翼翼地把它存起来。
这一觉睡得踏实，醒来时，已是早上的8点钟。父母已经吃罢早饭。母亲笑眯眯地看着我说：“饭在锅里热着呢。”我边吃着饭，边跟父亲说：“昨天我和文成哥给丁大筐打电话了。丁大筐在外地跑业务，态度倒是挺好，他说他会处理好的。那丁小尤是个十七八岁的屁孩子，整天不在家，您就别强求他能做什么。再说，他要真到咱家里来，您见到他能不生气吗？”
父亲目光无神地盯着灰蒙蒙的窗户，眼珠儿一动不动。饭后，我慢慢地踱出家门，沿着胡同往北走，来到一处荒芜的宅院里。我给三明拨通了电话。“三明哥，听出我是谁来了吗？我是家一。”“咋能听不出来，大台长嘛，你的电话我存了。你有啥吩咐？”
我把昨天和文成去他哥哥家的情况大体说了说。当然，我不会说他侄子丁小尤要弄死我们全家的话。我说：“三明哥，你得帮我个忙。你知道，我爹是个死要面子的人，他在咱丁家被人尊重惯了，想不开，正在钻死牛角。三明哥，你啥都不用做，啥话都不用说，你下午回来后，提着一箱奶，到我爹眼前站站就行了。”
三明吞吞吐吐地说：“可这事，要传到我哥和我侄子的耳朵里，他们不怪罪我？”我说：“这事只有你我知道，别人我只告诉文成。文成是支书，他心里装事，他不会乱说。他要说，也只能说你做得好。三明哥，话又说回来，咱们都姓丁啊，又不是仇家，你好歹喊我爹个三叔吧，去看看你三叔，你可以找出好多个理由来，你都可以说咱俩是从小拜把子的盟兄弟。”
听我这么一说，三明脸色才有些舒展。他缓缓地点点头。送我出来门，三明立刻变得活泛起来，他说：“家一啊，你个省城里的大台长，这么牛，你也不请你哥喝壶酒？”我愣了一下，忙说：“喝，一定喝，今天晚上就喝，我一会儿给文成哥打个电话，咱们去镇上喝。”三明的脸上立刻便乐开了花，他咧着大嘴，把黑红的脸膛撑得更加油亮。从三明家出来，我朝绿油油的麦田走去。
枣树还没有发芽，我看到远处的枣树林，就像一团团雾霾似的包围着村庄。春风是柔软的，却把我的眼窝吹得又辣又痛。
（原载《北京文学》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