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用教材教”已被广大教育工作者认同，并慢慢地迁移到平时的教学之中。然而“用教材教”到底教什么？同一篇课文，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认知，也就会提取不同的教学内容，组建不同的教学模式。
　　
　　一、对“用教材教”的再认识
　　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对“用教材教”的肤浅、片面，甚至是错误的理解。常见的是，不论何种课文，都一律当名家名篇，都采用大致相同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模式，结果让一些课文失去了应有的功能，让学生失去了应该汲取的营养。至于名家名篇在教材中可以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可以实现什么样的教育功能，教材没有详细的说明，只能靠教者依据自身经验和思路去挖掘、提炼、重组。也正因为可以对教材进行挖掘、提炼、重组，一些有识之士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有的想提领而顿，却没抓住文本作为教学功能的核心问题；有的努力地将课文重组，却破坏了原文结构和用意……这种种现象既反映出教育者对“用教材教”的一种探索热情，也反映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对教材的挖掘、提炼、重组缺乏一个准确而明晰的规范与标准。而“挖掘、提炼、重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我以为”，这种以“我以为”为特征的“用教材教”，会葬送课改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新理念、新思想，会让教学重回“教教材”的老路。
　　“用教材教”就是指教学内容、教学策略、教学模式要真正发挥了文本价值，要发挥了作为教材的教学功能，要真正地让学生“学会”和“会学”。所以，要真正实现“用教材教”，就必须把视角投向文本类型的甄别和选文功能的明确上。
　　
　　二、关于文本教材的分类
　　关于文本教材的分类，不同专家学者有着不同观点，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王荣生先生的观点，它通过对中外语文教材的比较和研究，将教材中的选文大致分为四类：“定篇”“例文”“样本”和“用件”，并对这四类的选文功能作出了较为清晰的界定，从而为“用教材教”这一理念的践行者提供了理论依据：选文的作用不同，教法就不同；并不是所有的文章都要去感悟，也不是所有的文章都要用信息加工理论去图解。
　　
　　三、基于文本的不同特点进行相应的教学
　　1.“定篇”
　　所谓“定篇”：是指《课标》规定的，或公认的一些名家名篇。这类文本其教育功能凸现在文化熏陶与传承上，即让学生感受文化博大精深的同时，形成文化素养。对于这类文本的教学要重在文化，而非实用。所以教学此类文本时要尽量彰显文本的文化内涵，利用现有的文章或推荐的作品，让学生在历史文化长河中遨游，从而感受文化的魅力。比如教学《负荆请罪》一课，就可以把这篇课文与“完璧归赵”“渑池之会”有机结合，从而全面地感受到廉颇的英雄本色和蔺相如的赤胆忠心。
　　2.“例文”
　　所谓“例文”：按夏丏尊的说法就是要凸现“共同法则”和“共通样式”的例子。它强调文本可以在一个特定的面或一个特定的点来作为一个例子，可以为学生提供学习参照。这就是说，一篇“例文”，我们可以用上整篇的“文”，也可以选用其中的一个侧面或一个点。因此，我们在教学此类文本时，就没有必要对这类文本中的字、词、句、篇进行面面俱到的分析，应该把注意力聚焦到“例”的层面。比如《彭德怀和他的大黑骡子》一文，文中通过几次彭德怀爱大黑骡子的细节描写，使学生体会彭德怀那种爱骡子也爱战士的矛盾心情。
　　3.“样本”
　　所谓“样本”，按叶老的表述：“教材的性质同于样品，熟悉了样品，也就可以理解同类的货色。”这类文本是将知识溶解在选文中，它的功能在于让学生学会“怎样说、怎样写”，它所关注的重点是文章的“形式”，而不是“内容”。 比如《秦兵马俑》一文，既可以通过“规模宏大”的学习让学生明白如何使用说明方法，又可以从整体出发，建构如何将事物表述清楚的描述体系。
　　4.“用件”
　　所谓“用件”，就是指这类文本的意义在于提供某种信息，引出话题，介绍情况。学生在教师引领下，围绕文本提供的信息、话题去进行相关的、有意识的语文学习，从而获得相应知识技能。比如《神奇的克隆》一文，它通过介绍了克隆羊“多利”及其重大意义，让人们将克隆技术运用于造福人类的各项事业中。这篇文本作为“用件”型的选文，在教学中要重在引导学生感受身边的“克隆”技术，以及如何利用“克隆”技术为人类造福。
　　
　　（作者单位：江苏省洪泽县实验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