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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邦媛女士的《巨流河》以小见大、由内而外、以己及人的历时性视阈，用另外一只眼睛看中国大历史转型，反衬一系列二元反差，真实地还原和消解中华民族百年沉痛史。她书写一生历史，其实历史永远书写了她。她淡化政治却无处不政治，平淡得力透纸背。文学性本身是虚构的生命，而真实性是本底，文学也是“非虚构”生命。《巨流河》的孤岛漂泊心态势成为台湾文学“漂泊”主题经典。从“漂泊”主题向寻根主题、和平主题、未来主题、中庸主题、文化认同主题的回归，体现了时代的进步。
一、平淡得力透纸背
四年前就说要看齐邦媛女士的这本《巨流河》，到现在才兑现。好像自己的阅读方向对于台湾文学始终有所欠缺，看看那些理想激荡的青春和老年后的平和笔调，内心也开始起伏澎湃。好久没有看书看得这么动情了。在“七月流火”的北京，终于抽点空，一口气读完此书。掩卷长思，不禁潸然泪下。《巨流河》带我走进了梦境一般的场景，感受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从东北巨流河到台湾哑口海，这段特殊的历史被世人所铭记的是曾熠熠闪耀过的生命和他们的壮怀倾情，留下的不仅是呕心抽肠的哀伤，还有对今人、后人深深的心灵触碰，以及跨越生命巨流和海峡鸿沟的日记对白。如书中所述，她的生命之初是“生于一九二四年元宵节，在家乡辽宁，这时经常是摄氏零下二三十甚至四十度的天气。我母亲在怀孕期间生病，所以我是个先天不足的婴儿。”（《巨流河》，齐邦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年版，4页）从第一页开始，齐邦媛的出生，小学，中学直到大学，恋爱结婚，分离，远渡重洋，探亲回归故土，呈现那个时代不幸与美好，让人看到了真实历史立面。《巨流河》以小见大、由内而外、以己及人的历时性视阈，用独特的视角看中国大历史转型，反衬日本-中国、个人-国家、抗战-读书、进步分子-落后学生、爱情-亲情、工作-家庭、兄妹-男女恋人、国军-共军、关内-关外、大陆-台湾、学术-政治等二元反差，真实地还原和消解了中华民族的百年痛史。
情感细腻，笔力邃密通透是《巨流河》最突出的文学艺术特征。齐邦媛女士写到重大转折性的历史事件时，常常过度压抑自己的情感，不让它宣泄在纸上，掩藏着自己的感情。她虽不是诗人，但从字里行间仍然散发着浓郁的诗味和家国情怀。能世事洞明，心气和平，最终能将自己的感伤、忧愤和悲恸，控制在划定的空间，“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始终不失平和的中庸之美。然而在诗意的文字深处，总是涌动着汪汪泪的泉水。只有至情至性、大彻大悟的人，才能感受到那泉水的力度、温度和咸度。（李建军：《如此感伤，如此温良，如此圣洁》，载《小说评论》2012年1期，30-40页）这是非常细腻的一本书，像山河一样壮丽，像大江大浪一样奔腾，在人生怅惘中蕴含高大又温柔的力量。整本书的态度基本上很平和，文字的背后却如她所言“刻满弹痕”，偶尔不经意表露的一些态度非常值得人深思。平实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女性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成长心路。《巨流河》的主题是深情追忆和真实抒写她在东北-西南-台湾-美国-大陆等地辗转千里、颠沛流离的人生历程。她年轻时历经战乱，从东北漂泊到重庆，抗战胜利后扎根于台湾，老了又回到最初的出生地，皓首回望海峡两岸，光阴荏苒，让人唏嘘，叫人感叹。于云淡风轻之笔调中显示出历史的厚重和人事的沧桑；于字句之谦虚中蕴涵着自豪与自信；于不造作的平和中，潜藏着惊涛骇浪与波云诡谲。让人真实地品味历史、苦难与气节，这是一本让人感动至深，让人可以从中了解历史，理解一个家庭的史诗，更是一个时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史诗。从中看出笔者深沉的历史思索，看出她心中承载的一个甲子此起彼伏的时代悲哀！
二、淡化政治，无处不政治
香港翻印的完整版《巨流河》（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繁体竖排，合计603 页；大陆删节版《巨流河》（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简体横排，合计398页；经过齐邦媛女士同意大陆版删节的字数约为完整版的50%，都是一些涉及文化政策和成王败寇的论调，例如将“共匪”改为“共军”，将“蒋总统”改为“蒋介石”，将1949年之后的民国纪年改为公元纪年，删除了1949年之后台湾特有的反共文学主题内容。可喜的是中国大陆也将该书列为对党员干部推荐阅读的新书书目了。
八年抗战的胜利是全面抗战的胜利，是国民党领导的正规军军队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游击武装，面对强敌共同拼死搏斗，军民合作挽救民族危亡的最后坚持和搏斗胜利。八年抗战胜利不是哪一党、哪一军、哪一个人的单独行动和军事胜利。不能站在自己政党和个人立场上否定或淡化对立面的抗战贡献。被我们当作民族英雄一样礼敬的张学良，在齐邦媛眼里却是寡德无能之辈。之前淡漠的东北籍国民党要员齐世英，在齐邦媛眼里却是弃书从武、一心操劳、壮志未酬、含恨终身的好父亲。而齐世英在张学良眼里却是一心反张作霖和自己，欲谋独立王国和个人利益的匹夫武将而已。政党政治的分歧和对立，早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民族与历史文化的认同，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个政治无处不在的时代。台湾方面总有一些人将 “反共”和“反华”画上了等号。齐邦媛去北京参加60年未见的同学聚会，特别指出“不谈台湾回归祖国之事”。大陆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讲台湾利益就是谋求“台独”，不顾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过度打压台湾政治空间，冤冤相报何时了？当历史对个人伤痛随着肉身的凋零而渐渐平复之时，老一辈是否应当给下一代留下思索的时空？难道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陷于父辈和祖辈的仇恨中而手足无措吗？只有台湾-大陆双方都能够正视彼此的语境和史观，借对方修正自己的历史镜像，以客观正面的态度来进行历史书写，摒弃政治隔阂和政见不一，才能建立互信互谅面向未来的文化基础，最终尊重对方如同尊重自己。（留白：《逝者如斯巨流河》，载《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1期，251-256页）
1960-70年代，台湾在政治稳定之后，开始嫁接腾飞，繁荣辉煌；而当时中国大陆仍在进行着惨烈的政治斗争与文革批判。从此两家分道扬镳，距离越拉越远。1978年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在一片文化“废墟”上开启文化启蒙、教育恢复与重建。两岸的反差说明，依附欧美、日本等列强始终难以走上自主的文化自强道路。今天社会政治环境显然比以前宽松了许多，但是当下的知识分子仍然逃脱不了政治偏见、拜金主义、商业大潮、恶性市场竞争和现实功利的大环境，家国士子情怀日趋淡薄，民族使命感与荣誉感日趋淡薄，“敢为天下先”的时代意识早已湮没，“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已难寻觅。对比书中书写的那个年代，虽是乱世，却也有真情，人们都活得真实和洒脱。作为一个1980年代出生的人，万万没料到六十年之后现在这个社会竟然会变得如此之脏，几乎无处落脚。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那是一个产生伟大的小人物的时代，那是一个有着梦想和激情的年代，那是一个真正崇尚知识分子的年代。只是历史的家国不幸和外来侵略，才造成了海峡两岸的共同时空悲剧。 在齐邦媛的《巨流河》（大陆版）里读不出一丝政治“恨意”，即使是包括反共文学主题的台湾完整版《巨流河》，她对两个党派纷争和政治偏见都是那样的宽容和平淡。如果秉承台湾老调，认为是国民党一党领导抗日，共产党通过抗日发家，夺取抗日果实，就会认为国民党本应该得到大陆，共产党之所以最后赢得胜利，主要是因为美国马歇尔偏向中共，美国从中坐得渔利。1945年签订重庆双十协定是毛泽东一生“最大政治谎言”，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后尚未休养喘息的情况下悍然发动了内战。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煽动的学潮导致国民党失去青年学生基础。共军勾结苏联，以致国民党失去外交斡旋余地。蒋介石任用错人，以帅当将，越级指挥军事等。（陈辽：《一部爱国的但被偏见引入误区的回忆录》，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2年4期，9-14页）孰是孰非，自有后世史家定论。这种来自“他者”的不和谐声音实在是小小瑕疵。细细品味《巨流河》之后，仿佛穿过枝繁叶茂的近现代中国历史森林，感受来自脚下这片国土隐藏在政治课本之外真实阳光，给我一种更真实的人生观，历史观。奔波挣扎在这条长河里的我们，含泪阅读这本书，洗掉前辈旧日的争斗和足迹，遥望远方，蓦然回首，会发现尘埃早已落定。我们需要以更加开阔的史观面对未来，面对子孙后代。
《巨流河》中流离失所难民的绝望（各色心态，各色人物）、国民政府东北接收大员的贪腐（怒其不争，哀其不幸）、齐世英赴台后的苦闷（不能见容于纸面的派系权力斗争压力）都是矛盾性的精彩之笔。她没有用既定历史框架来解释和书写，而是客观描述，裸呈书中，后辈从《巨流河》中重新评判政治历史和人物的趋向“客观”的证据。相对于鲜明得不容篡改的现代史结论，她尊重的是自己真实的个人记忆和身体感触，以文学书写超越政治，不以成败论英雄。（李建立：《<巨流河>：大时代的表情、呼吸与体温》，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1期，166-170页）齐邦媛从初中开始，就对政治不感兴趣，能够在反内战、反饥饿的学潮中保持独立和清醒的头脑，时隔60年之后的回忆录，名则文字，实则政治。齐邦媛作为一代知识分子之代表，战乱时期是一个学生而已，虽义愤填膺于时事，她唯一可做又能是什么？难道弃笔从戎？她看透政治，不愿意为政治所左右，将有限的精力安心于学业，但她的内心却对政治军事、大是大非、家仇国恨有着刻骨铭心的心灵体验。盖家小兄弟对爸爸盖文华头颅的心颤记忆，实际上是讲述者幼小心灵无以言表的家国之悲和中国版“少年维特之烦恼”。金门海战结束之后，最后台湾政局稳定，在政治标准第一学术标准第二的时代，她学生时期养成的独立自由个性被神奇地激活，作为审定台湾国文教科书的负责人之一，她果敢地对教科书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克服教材编审中遇到的重重阻力和种种责难，冒着随时被请进“保安大饭店”的警备总部的政治危险。（刘奎：《巨流河：20世纪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载《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10期，117-118页）她淡化政治，负责组织编写了启发学生心灵和慧根的国文教科书。那个时代受过国文教育的台湾学子，学术有成念念不忘的是文学超脱于政治枷锁的青少年国文教育。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然而往往埋首学问的人却是乱世中真正的清醒者。她最终成了延续历史文化的奠基者，而那些激进参与者最后则被挟裹进了历史漩涡。时代使然，并不是所有在大时代的人都有机会、有能力像齐邦媛的父亲那样以一个读书人的身份跑去闹革命。齐邦媛女士说她读了许多当读的书，做了一些当做的事，明白了一些道理，一生没有白活。看透当下，活到未来，做人当如是。她竟是以八十多岁高龄时，怀揣一支笔，历时4年，反刍书写个人和家国回忆录。人老了就会变得这么宽容和平和吗？大浪淘沙数不尽风流人物，只有几人可
齐邦媛与凤凰网互动
供后人评说？人到暮年，垂垂老矣，回首一生，是对是错，早已不重要，因为那都是刻在自己生命印记中累累“弹痕”。只有用平和的心态，化解斗争和仇恨，才是真正地心灵解脱。宽容别人，其实也宽容自己，也是宽容这个世界，更是宽容历史。她用最后的生命之笔书写一生历史之时，其实历史永远书写了她。
三、何为历史真实
对比熊景明女士的《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她个人十年文革下放农村、三十年海外（香港等求学教学）经历。经历人生沧桑和巨变之后，人到老年，看透一切，语言诙谐幽默，又平淡中见真。她笔下书写的抗战时期大背景下若干小人物的命运沉浮、颠沛流离，道尽甘甜辛酸，感人至深。这册回忆录只写到那场空前绝后的八年灾难结束之时，因为历史深深印记于她的灵魂之中，从她书写的那一刻，于纸上的每一个文字都沁透着血泪，文字背后的大历史早已改变了色彩。（朱航满：《家国如梦人生如诗》，载《艺术广角》2011年2期，75-78页）龙应台的新作《大江大海：1949》（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2009）的写作内容与《巨流河》的主题相似，显然文风也是受《巨流河》之影响。虽然语调平和优雅又不矫揉造作，但是文字还是有些煽情，不够宽宏也不够持重。《大江大海：1949》自然引起一番政治热议，最终该本尚未在大陆出版。从《巨流河》字里行间可以读到国共交替的政治隐情和历史无常，国民党败走台湾之后200万国民党官员、400万后代在台的真实生存状况。60年过去了，国共对立的意识形态逐渐褪去很多，两岸逐渐以平和心态看待双方同样因为革命理想而被改变的个体命运，客观审视被大历史漩涡卷进的个体路径。齐邦媛“绝无意写史”，却处处隐性写史，书写她站立在超脱于台湾“他者”层面的历史变迁。《巨流河》却成了站在海峡对岸的大陆读者窥探历史变迁的一种客观途经之一。这启示我们，家与我究竟是何种关系？国家与我们究竟是何种关系？政治与我们究竟是何种关系？当个人被一种超过自己的力量所控制时，该何去何从？是随波逐浪的消极跟随，还是站到风头浪尖的特立独行？
《巨流河》以较大篇幅探讨了郭松龄失败的细节。如果历史真是偶然的，郭松龄没有失败的话，或许历史可以改写，也就有了未来不可知道的命运沉浮。实际上，郭松龄失败有复杂的背景和历史必然。1925 年11 月 23 日，郭松龄的七万大军回师东北，直指沈阳。持续一个多月，郭、张两方的战斗，体现了正义与罪恶、进步与反动的较量与斗争。郭松龄讨伐失败主观原因：（1）自己反奉战争准备得不充分，部众缺乏思想准备；（2）对张作霖、日本两方的态度先后不一致和犹豫；（3）对敌策略上有部分错误，连山战役后没有乘胜进兵。（毛履平，王关兴：《论郭松龄事变的性质及其失败的原因》，载《学术月刊》1982年第5期，70-76页）客观原因：（1）“三角同盟”（郭松龄、冯玉祥、李景林）破裂，李景林中途变卦，当苏联顾问建议冯玉祥遵守他与郭松龄密约出兵援助时，冯玉祥反而违犯密约向郭松龄的李景林部队发起突然进攻。（张耀杰：《波澜不惊的心灵史诗》，载《民主与科学》2011年1期，51-54页）（2）张作霖东北集团为稳定军阀统治，挽回自已的失败，勾结日本，为对付郭松龄东北国民军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干涉支持张作霖。郭松龄爱国，张作霖卖国，对比何等显明。（曹光辉：《从倒戈反奉看郭松龄的爱国思想》，载《益阳师专学报（社科版）》1986年4期，21-22页）（3）日本帝国的特殊权益横加干涉郭松龄叛张作霖的中国内政，日本关东军参战。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郭松龄军事斗争功败垂成，张作霖军事势力死灰复燃。（4）郭军内部分化，郭松龄反奉军，兵分三路与奉军决战，郭军弹药库被焚，被切断后方军火，进退两难，在巨流河之战中腹背受敌。（杨善玲：《郭松龄反奉起因及失败结局评析》，东北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20-29页）最后，郭松龄夫妻被俘，又遭杀害。 一个人生活本身的传奇性，很多时候早已经具备超越故事的传奇性，不再需要虚构故事，就能产生动人肺腑和触动心灵的叙述力量。他的生活经历或经验变迁，本身会自发发酵，在若干年之后产生叙述的内爆力和外轰力，让人们阅读他的文本时候从中引申出无限的遐想和阐释性。文本的客观性、真实性保存在人、时间、地点、情节和事物的细部，而更深邃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底蕴被隐藏在文字的背后，需要后来人在另外一个时代去阅读和判断以前文字中记载的那个年代变迁。文学性本身是虚构的生命，而真实性是本底，文学也是“非虚构”的生命，一切有生命力叙述文字的生命都是“非虚构”的真实美学存在，具有空间张力、时间韧性和原生态发散力量。（张学昕、梁海：《时间之上：“非虚构”的历史与人生——齐邦媛的<巨流河>与“非虚构”写作》，载《南方文坛》2013年2期，24-29页）《巨流河》通过若干浮萍小人物见证大历史的漩涡转型，通过美中（国共）日四方争斗合作抒发一个奇女子的漂泊之感，通过海峡对面的那一部分中国人或65年前的“失败者”书写中国人温良德性的另外一面；通过齐邦媛与初恋张大飞的感情故事印证古典“爱情”。她的感情文笔流畅，笔下两人的感情，非常复杂，既非兄妹，也非恋人，而是少男少女的古典钟情。没有露骨热恋的词语，却让读者深深感受到他们互相爱恋的那么深刻。他们两个人一个轰轰烈烈为家国之恨而饮敌弹从长空倒下，一个为了心灵初恋终生不渝用文字记录那段刻骨铭心的“爱”。这不是最有韵致的圣洁是什么？大飞哥的离去，作为小女孩的齐邦媛从稚嫩到坚强，家国情怀竟然用这么平静的文字表现出来，令人惊叹！齐邦媛笔者小人物的初恋竟然写的如此感人，如此纯真，如此唯美，如此伤逝，容不得半点沙子。
四、“漂泊”母题
古今中外文学经典都有“漂泊”或“流浪”母题。（1）在西方，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以其经典巨著《失乐园》为后人营构了“漂泊”主题的悲惨叙事模式。当亚当和夏娃因图一时之乐偷食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不得不踏上充满悲惨和死亡的原罪之路时，欧洲犹太人书写他们“漂泊”悲伤故事至今仍为人们回味和解读的文学标本。（2）在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夸父逐日、渴死于邓林”，历史长河中屈原被放逐投石沉汨罗而作《离骚》，无疑形成中国本土文化的漂泊原型。司马迁说他“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史记·屈原列传》）此是后人的真实悲情。伴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由乡村向都市的迁移趋势，漂泊母题得以在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文学中兴盛，从鲁迅的《过客》到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郁达夫的《孤雁》、《迷羊》、《沉沦》等均为漂泊母题的佳作。例如读郁达夫的作品，他教我们怎样诗意地漂泊，在漂泊中怎样保持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无产阶级的坚韧和资产阶段的诗情画意。在漂泊中激进的知识分子叛逆封建大家庭、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生命形式；在漂泊与拒绝回家中表现生命意志、歌颂生命力量与跋涉不止。这成为现代漂泊母题文学两个最突出的意识特征。（谭桂林：《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漂泊母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2期，161-174页）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与文化体现了再度的漂泊心态，例如邓晓芒主编的文集以“寻根之路”、“挣扎与突围”、“漂泊的家园”以及“批评与对话”四个专题，共计收录了24篇文章。（《从寻根到漂泊：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与文化》，邓晓芒主编，羊城晚报出版社2003年版）
我国六大水系之一的辽河古称句骊河或句柳河或巨流河。纵观西辽河流域各种原始社会的经济生活场景，第一，当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之时，西辽河流域先民以农业定居经济为主，实行多种经营，畜牧、渔猎来补充生活资料之不足；第二，这种经济方式与西辽河流域先民所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是适应当地环境的社会发展侧证。（李宇峰：《西辽河流域原始农业考古概述》，载《农业考古》1986年1期，79-83页）在齐邦媛的心中，辽宁铁岭是她父祖之乡，亦是她生身之故乡和魂系所在。但是60年过去了，对曾经于1990年代末回过故乡看过一眼的她来说：故乡巨变，连乡村都不存在了。只有台湾是她安身立命蜷缩六十年的另外一个家，在族群对立的岛内，他们这一群1949年去台的人仍被台湾本地人称为外省人（外号“芋仔”）。她最后成书《巨流河》以故乡初始的巨流河或许比较稳妥。巨流河，这是一本追忆往事的往思追忆。时代跨度大，从女主人公的成长，看时代的变化！毫无疑问《巨流河》是一部“他者”见证海峡两岸历史变迁的经典之作，是一部反映中国近现代苦难和自强的“漂泊”主题家族秘史。齐世英夫妇去世后，几个子女为他们物色一方靠海朝北的墓地，不远处齐邦媛伉俪也为自己预留了一方墓地。她想依然偎依在父母的怀抱，聆听母亲口述的巨流河历史。千里江山，万年不变。生在巨流河，死却在另外一片海域。这是怎样辗转千里奔流而来的历史之痛？纵使一堆枯骨，头枕宝岛，依然北眺东北故土。于是，我想起了入选中国大陆高中语文课外读本的于右任那首《国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这一文如此动情，怎不令后人心酸？古代，有人伫立黄昏，客舟上江风猎猎，雾霭茫茫，他问：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确，乡关何处？那么总归是漂泊，何处是漂泊者的天堂？劝君宁做断肠人，莫为漂泊者。那漂泊的心酸怎能说尽？怎能用文字写清？
20世纪的中国从来不缺乏悲伤和苦难，一家人悲欢可以窥见一个时代印迹。悲剧是什么？悲剧其实就是烧尽一个时代后冒起的熊熊火焰。《巨流河》刻画的齐世英、张大飞、朱光潜、钱穆四种“洁净”典型（王德威：《“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齐邦媛与<巨流河>》，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1期，159-166页），必将成为台湾文学“漂泊”主题的经典人物。孤岛的漂泊心态有其历史的复杂原因：由近代历史所造就的被荷兰、法国、美国等欧美列强排斥侵略，又长期融不进大陆；日本占领和统治台湾51年，使其日本化；外国人将台湾人当成亚洲人，而中国大陆又排斥他们；“228”事件（1947）、金门“823”炮战（1958）、大陆加入联合国同时台湾退出（1971）、美丽岛事件（1979）、台湾解禁（1987）等一系列历史遭遇和悲情；早先明清不同时期分批从福建等地移民台湾的汉人，退缩到东部山区的海岛系土著，1949年败台的国民党政要和家属等使台湾形成移民社会和分裂族群。这种种原因，综合带来了台湾文学普遍存在的漂泊心态和孤儿心绪，这是理解《巨流河》重要线索和深度。于齐邦媛女士而言，她是通过自身感受，由己推人，叙说一种老年蓦然回首的家国悲情；于台湾读者而言，阅读自己身边的“我者”和前辈的历史，重塑台湾的身份认同和文化意识；于大陆读者而言，阅读“他者”书写的这个文本却有着似曾相识“我者”的亲切、温暖、呐喊和祈祝，书中各色人物其实原本是自己当下所处环境中不应该分裂的一部分。从这个方面来说，从“漂泊”主题向寻根主题、和平主题、未来主题、中庸主题、文化认同主题的回归，便是时代的进步和真正地阅读意义了。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师范大学研修期间成果，由北京对外文化交流与世界文化研究基地“文化多样性：逻辑关系、案例与政策研究”课题资助（编号：BWSK201304）]
一、平淡得力透纸背
四年前就说要看齐邦媛女士的这本《巨流河》，到现在才兑现。好像自己的阅读方向对于台湾文学始终有所欠缺，看看那些理想激荡的青春和老年后的平和笔调，内心也开始起伏澎湃。好久没有看书看得这么动情了。在“七月流火”的北京，终于抽点空，一口气读完此书。掩卷长思，不禁潸然泪下。《巨流河》带我走进了梦境一般的场景，感受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从东北巨流河到台湾哑口海，这段特殊的历史被世人所铭记的是曾熠熠闪耀过的生命和他们的壮怀倾情，留下的不仅是呕心抽肠的哀伤，还有对今人、后人深深的心灵触碰，以及跨越生命巨流和海峡鸿沟的日记对白。如书中所述，她的生命之初是“生于一九二四年元宵节，在家乡辽宁，这时经常是摄氏零下二三十甚至四十度的天气。我母亲在怀孕期间生病，所以我是个先天不足的婴儿。”（《巨流河》，齐邦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年版，4页）从第一页开始，齐邦媛的出生，小学，中学直到大学，恋爱结婚，分离，远渡重洋，探亲回归故土，呈现那个时代不幸与美好，让人看到了真实历史立面。《巨流河》以小见大、由内而外、以己及人的历时性视阈，用独特的视角看中国大历史转型，反衬日本-中国、个人-国家、抗战-读书、进步分子-落后学生、爱情-亲情、工作-家庭、兄妹-男女恋人、国军-共军、关内-关外、大陆-台湾、学术-政治等二元反差，真实地还原和消解了中华民族的百年痛史。
情感细腻，笔力邃密通透是《巨流河》最突出的文学艺术特征。齐邦媛女士写到重大转折性的历史事件时，常常过度压抑自己的情感，不让它宣泄在纸上，掩藏着自己的感情。她虽不是诗人，但从字里行间仍然散发着浓郁的诗味和家国情怀。能世事洞明，心气和平，最终能将自己的感伤、忧愤和悲恸，控制在划定的空间，“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始终不失平和的中庸之美。然而在诗意的文字深处，总是涌动着汪汪泪的泉水。只有至情至性、大彻大悟的人，才能感受到那泉水的力度、温度和咸度。（李建军：《如此感伤，如此温良，如此圣洁》，载《小说评论》2012年1期，30-40页）这是非常细腻的一本书，像山河一样壮丽，像大江大浪一样奔腾，在人生怅惘中蕴含高大又温柔的力量。整本书的态度基本上很平和，文字的背后却如她所言“刻满弹痕”，偶尔不经意表露的一些态度非常值得人深思。平实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女性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成长心路。《巨流河》的主题是深情追忆和真实抒写她在东北-西南-台湾-美国-大陆等地辗转千里、颠沛流离的人生历程。她年轻时历经战乱，从东北漂泊到重庆，抗战胜利后扎根于台湾，老了又回到最初的出生地，皓首回望海峡两岸，光阴荏苒，让人唏嘘，叫人感叹。于云淡风轻之笔调中显示出历史的厚重和人事的沧桑；于字句之谦虚中蕴涵着自豪与自信；于不造作的平和中，潜藏着惊涛骇浪与波云诡谲。让人真实地品味历史、苦难与气节，这是一本让人感动至深，让人可以从中了解历史，理解一个家庭的史诗，更是一个时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史诗。从中看出笔者深沉的历史思索，看出她心中承载的一个甲子此起彼伏的时代悲哀！
二、淡化政治，无处不政治
香港翻印的完整版《巨流河》（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繁体竖排，合计603 页；大陆删节版《巨流河》（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简体横排，合计398页；经过齐邦媛女士同意大陆版删节的字数约为完整版的50%，都是一些涉及文化政策和成王败寇的论调，例如将“共匪”改为“共军”，将“蒋总统”改为“蒋介石”，将1949年之后的民国纪年改为公元纪年，删除了1949年之后台湾特有的反共文学主题内容。可喜的是中国大陆也将该书列为对党员干部推荐阅读的新书书目了。
八年抗战的胜利是全面抗战的胜利，是国民党领导的正规军军队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游击武装，面对强敌共同拼死搏斗，军民合作挽救民族危亡的最后坚持和搏斗胜利。八年抗战胜利不是哪一党、哪一军、哪一个人的单独行动和军事胜利。不能站在自己政党和个人立场上否定或淡化对立面的抗战贡献。被我们当作民族英雄一样礼敬的张学良，在齐邦媛眼里却是寡德无能之辈。之前淡漠的东北籍国民党要员齐世英，在齐邦媛眼里却是弃书从武、一心操劳、壮志未酬、含恨终身的好父亲。而齐世英在张学良眼里却是一心反张作霖和自己，欲谋独立王国和个人利益的匹夫武将而已。政党政治的分歧和对立，早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民族与历史文化的认同，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个政治无处不在的时代。台湾方面总有一些人将 “反共”和“反华”画上了等号。齐邦媛去北京参加60年未见的同学聚会，特别指出“不谈台湾回归祖国之事”。大陆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讲台湾利益就是谋求“台独”，不顾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过度打压台湾政治空间，冤冤相报何时了？当历史对个人伤痛随着肉身的凋零而渐渐平复之时，老一辈是否应当给下一代留下思索的时空？难道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陷于父辈和祖辈的仇恨中而手足无措吗？只有台湾-大陆双方都能够正视彼此的语境和史观，借对方修正自己的历史镜像，以客观正面的态度来进行历史书写，摒弃政治隔阂和政见不一，才能建立互信互谅面向未来的文化基础，最终尊重对方如同尊重自己。（留白：《逝者如斯巨流河》，载《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1期，251-256页）
1960-70年代，台湾在政治稳定之后，开始嫁接腾飞，繁荣辉煌；而当时中国大陆仍在进行着惨烈的政治斗争与文革批判。从此两家分道扬镳，距离越拉越远。1978年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在一片文化“废墟”上开启文化启蒙、教育恢复与重建。两岸的反差说明，依附欧美、日本等列强始终难以走上自主的文化自强道路。今天社会政治环境显然比以前宽松了许多，但是当下的知识分子仍然逃脱不了政治偏见、拜金主义、商业大潮、恶性市场竞争和现实功利的大环境，家国士子情怀日趋淡薄，民族使命感与荣誉感日趋淡薄，“敢为天下先”的时代意识早已湮没，“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已难寻觅。对比书中书写的那个年代，虽是乱世，却也有真情，人们都活得真实和洒脱。作为一个1980年代出生的人，万万没料到六十年之后现在这个社会竟然会变得如此之脏，几乎无处落脚。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那是一个产生伟大的小人物的时代，那是一个有着梦想和激情的年代，那是一个真正崇尚知识分子的年代。只是历史的家国不幸和外来侵略，才造成了海峡两岸的共同时空悲剧。 在齐邦媛的《巨流河》（大陆版）里读不出一丝政治“恨意”，即使是包括反共文学主题的台湾完整版《巨流河》，她对两个党派纷争和政治偏见都是那样的宽容和平淡。如果秉承台湾老调，认为是国民党一党领导抗日，共产党通过抗日发家，夺取抗日果实，就会认为国民党本应该得到大陆，共产党之所以最后赢得胜利，主要是因为美国马歇尔偏向中共，美国从中坐得渔利。1945年签订重庆双十协定是毛泽东一生“最大政治谎言”，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后尚未休养喘息的情况下悍然发动了内战。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煽动的学潮导致国民党失去青年学生基础。共军勾结苏联，以致国民党失去外交斡旋余地。蒋介石任用错人，以帅当将，越级指挥军事等。（陈辽：《一部爱国的但被偏见引入误区的回忆录》，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2年4期，9-14页）孰是孰非，自有后世史家定论。这种来自“他者”的不和谐声音实在是小小瑕疵。细细品味《巨流河》之后，仿佛穿过枝繁叶茂的近现代中国历史森林，感受来自脚下这片国土隐藏在政治课本之外真实阳光，给我一种更真实的人生观，历史观。奔波挣扎在这条长河里的我们，含泪阅读这本书，洗掉前辈旧日的争斗和足迹，遥望远方，蓦然回首，会发现尘埃早已落定。我们需要以更加开阔的史观面对未来，面对子孙后代。
《巨流河》中流离失所难民的绝望（各色心态，各色人物）、国民政府东北接收大员的贪腐（怒其不争，哀其不幸）、齐世英赴台后的苦闷（不能见容于纸面的派系权力斗争压力）都是矛盾性的精彩之笔。她没有用既定历史框架来解释和书写，而是客观描述，裸呈书中，后辈从《巨流河》中重新评判政治历史和人物的趋向“客观”的证据。相对于鲜明得不容篡改的现代史结论，她尊重的是自己真实的个人记忆和身体感触，以文学书写超越政治，不以成败论英雄。（李建立：《<巨流河>：大时代的表情、呼吸与体温》，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1期，166-170页）齐邦媛从初中开始，就对政治不感兴趣，能够在反内战、反饥饿的学潮中保持独立和清醒的头脑，时隔60年之后的回忆录，名则文字，实则政治。齐邦媛作为一代知识分子之代表，战乱时期是一个学生而已，虽义愤填膺于时事，她唯一可做又能是什么？难道弃笔从戎？她看透政治，不愿意为政治所左右，将有限的精力安心于学业，但她的内心却对政治军事、大是大非、家仇国恨有着刻骨铭心的心灵体验。盖家小兄弟对爸爸盖文华头颅的心颤记忆，实际上是讲述者幼小心灵无以言表的家国之悲和中国版“少年维特之烦恼”。金门海战结束之后，最后台湾政局稳定，在政治标准第一学术标准第二的时代，她学生时期养成的独立自由个性被神奇地激活，作为审定台湾国文教科书的负责人之一，她果敢地对教科书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克服教材编审中遇到的重重阻力和种种责难，冒着随时被请进“保安大饭店”的警备总部的政治危险。（刘奎：《巨流河：20世纪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载《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10期，117-118页）她淡化政治，负责组织编写了启发学生心灵和慧根的国文教科书。那个时代受过国文教育的台湾学子，学术有成念念不忘的是文学超脱于政治枷锁的青少年国文教育。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然而往往埋首学问的人却是乱世中真正的清醒者。她最终成了延续历史文化的奠基者，而那些激进参与者最后则被挟裹进了历史漩涡。时代使然，并不是所有在大时代的人都有机会、有能力像齐邦媛的父亲那样以一个读书人的身份跑去闹革命。齐邦媛女士说她读了许多当读的书，做了一些当做的事，明白了一些道理，一生没有白活。看透当下，活到未来，做人当如是。她竟是以八十多岁高龄时，怀揣一支笔，历时4年，反刍书写个人和家国回忆录。人老了就会变得这么宽容和平和吗？大浪淘沙数不尽风流人物，只有几人可
齐邦媛与凤凰网互动
供后人评说？人到暮年，垂垂老矣，回首一生，是对是错，早已不重要，因为那都是刻在自己生命印记中累累“弹痕”。只有用平和的心态，化解斗争和仇恨，才是真正地心灵解脱。宽容别人，其实也宽容自己，也是宽容这个世界，更是宽容历史。她用最后的生命之笔书写一生历史之时，其实历史永远书写了她。
三、何为历史真实
对比熊景明女士的《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她个人十年文革下放农村、三十年海外（香港等求学教学）经历。经历人生沧桑和巨变之后，人到老年，看透一切，语言诙谐幽默，又平淡中见真。她笔下书写的抗战时期大背景下若干小人物的命运沉浮、颠沛流离，道尽甘甜辛酸，感人至深。这册回忆录只写到那场空前绝后的八年灾难结束之时，因为历史深深印记于她的灵魂之中，从她书写的那一刻，于纸上的每一个文字都沁透着血泪，文字背后的大历史早已改变了色彩。（朱航满：《家国如梦人生如诗》，载《艺术广角》2011年2期，75-78页）龙应台的新作《大江大海：1949》（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2009）的写作内容与《巨流河》的主题相似，显然文风也是受《巨流河》之影响。虽然语调平和优雅又不矫揉造作，但是文字还是有些煽情，不够宽宏也不够持重。《大江大海：1949》自然引起一番政治热议，最终该本尚未在大陆出版。从《巨流河》字里行间可以读到国共交替的政治隐情和历史无常，国民党败走台湾之后200万国民党官员、400万后代在台的真实生存状况。60年过去了，国共对立的意识形态逐渐褪去很多，两岸逐渐以平和心态看待双方同样因为革命理想而被改变的个体命运，客观审视被大历史漩涡卷进的个体路径。齐邦媛“绝无意写史”，却处处隐性写史，书写她站立在超脱于台湾“他者”层面的历史变迁。《巨流河》却成了站在海峡对岸的大陆读者窥探历史变迁的一种客观途经之一。这启示我们，家与我究竟是何种关系？国家与我们究竟是何种关系？政治与我们究竟是何种关系？当个人被一种超过自己的力量所控制时，该何去何从？是随波逐浪的消极跟随，还是站到风头浪尖的特立独行？
《巨流河》以较大篇幅探讨了郭松龄失败的细节。如果历史真是偶然的，郭松龄没有失败的话，或许历史可以改写，也就有了未来不可知道的命运沉浮。实际上，郭松龄失败有复杂的背景和历史必然。1925 年11 月 23 日，郭松龄的七万大军回师东北，直指沈阳。持续一个多月，郭、张两方的战斗，体现了正义与罪恶、进步与反动的较量与斗争。郭松龄讨伐失败主观原因：（1）自己反奉战争准备得不充分，部众缺乏思想准备；（2）对张作霖、日本两方的态度先后不一致和犹豫；（3）对敌策略上有部分错误，连山战役后没有乘胜进兵。（毛履平，王关兴：《论郭松龄事变的性质及其失败的原因》，载《学术月刊》1982年第5期，70-76页）客观原因：（1）“三角同盟”（郭松龄、冯玉祥、李景林）破裂，李景林中途变卦，当苏联顾问建议冯玉祥遵守他与郭松龄密约出兵援助时，冯玉祥反而违犯密约向郭松龄的李景林部队发起突然进攻。（张耀杰：《波澜不惊的心灵史诗》，载《民主与科学》2011年1期，51-54页）（2）张作霖东北集团为稳定军阀统治，挽回自已的失败，勾结日本，为对付郭松龄东北国民军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干涉支持张作霖。郭松龄爱国，张作霖卖国，对比何等显明。（曹光辉：《从倒戈反奉看郭松龄的爱国思想》，载《益阳师专学报（社科版）》1986年4期，21-22页）（3）日本帝国的特殊权益横加干涉郭松龄叛张作霖的中国内政，日本关东军参战。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郭松龄军事斗争功败垂成，张作霖军事势力死灰复燃。（4）郭军内部分化，郭松龄反奉军，兵分三路与奉军决战，郭军弹药库被焚，被切断后方军火，进退两难，在巨流河之战中腹背受敌。（杨善玲：《郭松龄反奉起因及失败结局评析》，东北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20-29页）最后，郭松龄夫妻被俘，又遭杀害。 一个人生活本身的传奇性，很多时候早已经具备超越故事的传奇性，不再需要虚构故事，就能产生动人肺腑和触动心灵的叙述力量。他的生活经历或经验变迁，本身会自发发酵，在若干年之后产生叙述的内爆力和外轰力，让人们阅读他的文本时候从中引申出无限的遐想和阐释性。文本的客观性、真实性保存在人、时间、地点、情节和事物的细部，而更深邃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底蕴被隐藏在文字的背后，需要后来人在另外一个时代去阅读和判断以前文字中记载的那个年代变迁。文学性本身是虚构的生命，而真实性是本底，文学也是“非虚构”的生命，一切有生命力叙述文字的生命都是“非虚构”的真实美学存在，具有空间张力、时间韧性和原生态发散力量。（张学昕、梁海：《时间之上：“非虚构”的历史与人生——齐邦媛的<巨流河>与“非虚构”写作》，载《南方文坛》2013年2期，24-29页）《巨流河》通过若干浮萍小人物见证大历史的漩涡转型，通过美中（国共）日四方争斗合作抒发一个奇女子的漂泊之感，通过海峡对面的那一部分中国人或65年前的“失败者”书写中国人温良德性的另外一面；通过齐邦媛与初恋张大飞的感情故事印证古典“爱情”。她的感情文笔流畅，笔下两人的感情，非常复杂，既非兄妹，也非恋人，而是少男少女的古典钟情。没有露骨热恋的词语，却让读者深深感受到他们互相爱恋的那么深刻。他们两个人一个轰轰烈烈为家国之恨而饮敌弹从长空倒下，一个为了心灵初恋终生不渝用文字记录那段刻骨铭心的“爱”。这不是最有韵致的圣洁是什么？大飞哥的离去，作为小女孩的齐邦媛从稚嫩到坚强，家国情怀竟然用这么平静的文字表现出来，令人惊叹！齐邦媛笔者小人物的初恋竟然写的如此感人，如此纯真，如此唯美，如此伤逝，容不得半点沙子。
四、“漂泊”母题
古今中外文学经典都有“漂泊”或“流浪”母题。（1）在西方，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以其经典巨著《失乐园》为后人营构了“漂泊”主题的悲惨叙事模式。当亚当和夏娃因图一时之乐偷食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不得不踏上充满悲惨和死亡的原罪之路时，欧洲犹太人书写他们“漂泊”悲伤故事至今仍为人们回味和解读的文学标本。（2）在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夸父逐日、渴死于邓林”，历史长河中屈原被放逐投石沉汨罗而作《离骚》，无疑形成中国本土文化的漂泊原型。司马迁说他“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史记·屈原列传》）此是后人的真实悲情。伴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由乡村向都市的迁移趋势，漂泊母题得以在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文学中兴盛，从鲁迅的《过客》到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郁达夫的《孤雁》、《迷羊》、《沉沦》等均为漂泊母题的佳作。例如读郁达夫的作品，他教我们怎样诗意地漂泊，在漂泊中怎样保持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无产阶级的坚韧和资产阶段的诗情画意。在漂泊中激进的知识分子叛逆封建大家庭、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生命形式；在漂泊与拒绝回家中表现生命意志、歌颂生命力量与跋涉不止。这成为现代漂泊母题文学两个最突出的意识特征。（谭桂林：《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漂泊母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2期，161-174页）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与文化体现了再度的漂泊心态，例如邓晓芒主编的文集以“寻根之路”、“挣扎与突围”、“漂泊的家园”以及“批评与对话”四个专题，共计收录了24篇文章。（《从寻根到漂泊：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与文化》，邓晓芒主编，羊城晚报出版社2003年版）
我国六大水系之一的辽河古称句骊河或句柳河或巨流河。纵观西辽河流域各种原始社会的经济生活场景，第一，当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之时，西辽河流域先民以农业定居经济为主，实行多种经营，畜牧、渔猎来补充生活资料之不足；第二，这种经济方式与西辽河流域先民所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是适应当地环境的社会发展侧证。（李宇峰：《西辽河流域原始农业考古概述》，载《农业考古》1986年1期，79-83页）在齐邦媛的心中，辽宁铁岭是她父祖之乡，亦是她生身之故乡和魂系所在。但是60年过去了，对曾经于1990年代末回过故乡看过一眼的她来说：故乡巨变，连乡村都不存在了。只有台湾是她安身立命蜷缩六十年的另外一个家，在族群对立的岛内，他们这一群1949年去台的人仍被台湾本地人称为外省人（外号“芋仔”）。她最后成书《巨流河》以故乡初始的巨流河或许比较稳妥。巨流河，这是一本追忆往事的往思追忆。时代跨度大，从女主人公的成长，看时代的变化！毫无疑问《巨流河》是一部“他者”见证海峡两岸历史变迁的经典之作，是一部反映中国近现代苦难和自强的“漂泊”主题家族秘史。齐世英夫妇去世后，几个子女为他们物色一方靠海朝北的墓地，不远处齐邦媛伉俪也为自己预留了一方墓地。她想依然偎依在父母的怀抱，聆听母亲口述的巨流河历史。千里江山，万年不变。生在巨流河，死却在另外一片海域。这是怎样辗转千里奔流而来的历史之痛？纵使一堆枯骨，头枕宝岛，依然北眺东北故土。于是，我想起了入选中国大陆高中语文课外读本的于右任那首《国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这一文如此动情，怎不令后人心酸？古代，有人伫立黄昏，客舟上江风猎猎，雾霭茫茫，他问：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确，乡关何处？那么总归是漂泊，何处是漂泊者的天堂？劝君宁做断肠人，莫为漂泊者。那漂泊的心酸怎能说尽？怎能用文字写清？
20世纪的中国从来不缺乏悲伤和苦难，一家人悲欢可以窥见一个时代印迹。悲剧是什么？悲剧其实就是烧尽一个时代后冒起的熊熊火焰。《巨流河》刻画的齐世英、张大飞、朱光潜、钱穆四种“洁净”典型（王德威：《“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齐邦媛与<巨流河>》，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1期，159-166页），必将成为台湾文学“漂泊”主题的经典人物。孤岛的漂泊心态有其历史的复杂原因：由近代历史所造就的被荷兰、法国、美国等欧美列强排斥侵略，又长期融不进大陆；日本占领和统治台湾51年，使其日本化；外国人将台湾人当成亚洲人，而中国大陆又排斥他们；“228”事件（1947）、金门“823”炮战（1958）、大陆加入联合国同时台湾退出（1971）、美丽岛事件（1979）、台湾解禁（1987）等一系列历史遭遇和悲情；早先明清不同时期分批从福建等地移民台湾的汉人，退缩到东部山区的海岛系土著，1949年败台的国民党政要和家属等使台湾形成移民社会和分裂族群。这种种原因，综合带来了台湾文学普遍存在的漂泊心态和孤儿心绪，这是理解《巨流河》重要线索和深度。于齐邦媛女士而言，她是通过自身感受，由己推人，叙说一种老年蓦然回首的家国悲情；于台湾读者而言，阅读自己身边的“我者”和前辈的历史，重塑台湾的身份认同和文化意识；于大陆读者而言，阅读“他者”书写的这个文本却有着似曾相识“我者”的亲切、温暖、呐喊和祈祝，书中各色人物其实原本是自己当下所处环境中不应该分裂的一部分。从这个方面来说，从“漂泊”主题向寻根主题、和平主题、未来主题、中庸主题、文化认同主题的回归，便是时代的进步和真正地阅读意义了。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师范大学研修期间成果，由北京对外文化交流与世界文化研究基地“文化多样性：逻辑关系、案例与政策研究”课题资助（编号：BWSK2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