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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底中国生猪产业发展研讨会在湖南大庸举行。在这次研讨会上,关于我国养猪模式的讨论成为一个热点。因为近两年来,生猪养殖一体化企业大量涌现,具有中国国情特色的一家一户的散养模式应该怎么走?有了一定投资能力的中国农民以怎样的方式投资生猪养殖业才能有所作为?记者认为,这次讨论给了我们启示:在“工业养猪”蓬勃兴起的时候,“农业养猪”依然具有生命力,自繁自养的生猪养殖模式将是长期稳定的模式。
我国农村的农户生猪养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生猪生产模式,专家将此分为三种模式:一是专业的育肥猪养殖户,二是专业的母猪养殖户,三是自繁自养的养殖户。每种养殖模式都有它存在的区域性与合理性:专业的育肥猪养殖户育肥周期短,仔猪4个月就出栏,母猪和仔猪的养育风险就转嫁给了母猪养殖户,自己只承担了4个月的育肥猪养殖风险,这类养殖户绝大多数在粮食主产区,像华北、东北地区;专业的母猪养殖户,也是传统的养殖户,虽然养母猪有一定风险,但一家就养一两头母猪,风险由广大的母猪养殖户分摊了,优点是投资少,回报快;自繁自养的小规模养殖户一般为圈养母猪10头以下,年出栏量在200头左右,近两年来,一部分小规模养殖户逐步发展成中小规模养猪场,母猪养殖一般停留在100头以下。可见,采取什么样的养殖模式,一是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条件决定,二是由养殖户的抗风险能力和投资能力决定。
现在我国的生猪生产出现了明显的“二元结构”,即“工业养猪”与“农业养猪”相互融合,或者说相互纠缠着。工业养猪其实发端于食品加工企业对效益的追求和对食品安全的需求,他们大建“自有”养殖基地。开始大多数是通过“公司 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到现在,企业自己投资养殖业的越来越多,通过“拉长产业链”,增强抗风险能力。尤其是2009年以来,一些著名的食品加工企业在全国各地大建自己的而不是“公司 农户”的养猪场。与此同时,大量的社会资本、外国资本纷纷进入养猪产业,一时间,仿佛哪里不建几个大型工业化养猪场,哪里就没有发展规模养猪,就落伍。
形成规模养猪快速发展的因素很多,一是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二是消费习惯与结构发生了改变;三是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等粮食与生猪主产区大力实施“粮转肉工程”,由外运粮食改为外运活猪;四是生态环保意识增强;五是城市化进程加快;六是龙头企业扩张能力提高;七是盈利周期使资金问题得到解决。这样的经济环境催生了规模养猪,或者说工业养猪,而农户的规模养猪则发展缓慢。但是,工业养猪对市场运行来说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就拿市场波动与食品安全问题来说,散养户的猪只有在活蹦乱跳的时候才能出栏销售,全村人看着呢。而企业“自有猪场”,高墙重门,谁来监督?只有政府。这就是行政成本。我国的人口密度、畜禽密度、水气环境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墙再高也挡不住疫病来袭,一个猪场千头万头全面扑杀,对市场的冲击有多大?拉长了产业链,就是拉长了风险链,包括企业的风险与政府的风险。因此,对工业养猪,政府要有严密的规划与监管。
这两年的生猪疫病较多,有人把问题归结到散养上,认为农户散养不可取。其实,疫病来自环境,不完全取决于养殖模式。散养的优点很多,一是它可以及时充分地利用农作物的副产品等非产品饲料,提高资源利用率。二是它可以提供大量的农家肥,降低对环境的污染。三是它可以充分地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给更多的农户特别是没有转移就业的农户提供就业机会。四是它对于投资人来说机动性大,疫病爆发或市场委靡时可以随时退出,避免资源浪费。五是散养的自产自销特点,满足了偏远山区、贫困老区农户的消费需求,同时也保留了地方的民间饮食文化与传统。“散养冲击市场,影响食品安全。”这样的观点不能成立。市场波动与食品安全这两点恰恰不是散养的问题。既然是在偏远山区,且自产自销,何以冲击市场?不用工业饲料,又“产能低下”,哪里来的药物残留?为什么“农家乐”这几年这么火?就是因为消费者喜欢散养家畜。因此,中国目前的农业养猪大有市场,而自繁自养不仅是养猪的模式,谁说不是一种文化的模式?关键是要拿出信心把它做好。
规模养殖大投入,大产出,必有大风险,而风险则不仅仅在于养猪。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专家提出,一旦中国的养猪业全部照搬美国的模式,照搬美国“玉米豆粕型”的饲料配方,中国的玉米、大豆可能就要大量进口。让专家不幸而言中的是中国确实已经“大量进口”大豆了,我们进口大豆也确实是为了豆粕而不是为了中国式的大豆消费——豆油。但进口大豆的“副产品”豆油转身把我们的菜籽油、花生油等传统油脂油料都弄了个灰头土脸,把整个油脂油料产业与消费格局都改变了,中国人现在大量地在消费棕榈油,这本来不是消费者情愿的。专家指出,之所以玉米没有“大量”进口,是因为散户没有大量使用工业饲料,假如都用工业饲料,那么中国人连吃粮都是问题了。我国1年出栏6亿头猪,每头猪1年相当于1.5人消费的口粮。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粮食不光是养活了13亿人,还养活了6亿头猪,还有100多亿只鸡。如果中国要大力发展工业养猪,那么首先就要解决中国人吃什么的问题。
养殖模式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中国的国情决定我国养殖模式将是多元化的,而保障食品安全、缓解环境压力、确保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就业是基本原则。就目前而言,工业养猪代表着国际养猪产业的发展方向,但中国要发展工业养猪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工业养猪道路,既要发挥工业养猪对中国养猪产业的科技与经营效益的示范带动作用,更要解决工业养猪与粮食安全、农民就业的矛盾。因此,最可行的方法还应该是工业养猪与农业养猪相结合,大力推广各种各样的工农合作方式,这样,一是可以发挥各个方面的生产优势,二是可以分散产业风险到各个环节,三是可以使我国养猪产业素质整体上升。而合作是宽领域多方面的,如屠宰企业和养殖企业的合作,养殖公司与养殖农户的合作,加工企业与保险期货的合作等等。对此,许多大企业已经有了很切实可行的探索。(《农民日报》记者 孙鲁威)
我国农村的农户生猪养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生猪生产模式,专家将此分为三种模式:一是专业的育肥猪养殖户,二是专业的母猪养殖户,三是自繁自养的养殖户。每种养殖模式都有它存在的区域性与合理性:专业的育肥猪养殖户育肥周期短,仔猪4个月就出栏,母猪和仔猪的养育风险就转嫁给了母猪养殖户,自己只承担了4个月的育肥猪养殖风险,这类养殖户绝大多数在粮食主产区,像华北、东北地区;专业的母猪养殖户,也是传统的养殖户,虽然养母猪有一定风险,但一家就养一两头母猪,风险由广大的母猪养殖户分摊了,优点是投资少,回报快;自繁自养的小规模养殖户一般为圈养母猪10头以下,年出栏量在200头左右,近两年来,一部分小规模养殖户逐步发展成中小规模养猪场,母猪养殖一般停留在100头以下。可见,采取什么样的养殖模式,一是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条件决定,二是由养殖户的抗风险能力和投资能力决定。
现在我国的生猪生产出现了明显的“二元结构”,即“工业养猪”与“农业养猪”相互融合,或者说相互纠缠着。工业养猪其实发端于食品加工企业对效益的追求和对食品安全的需求,他们大建“自有”养殖基地。开始大多数是通过“公司 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到现在,企业自己投资养殖业的越来越多,通过“拉长产业链”,增强抗风险能力。尤其是2009年以来,一些著名的食品加工企业在全国各地大建自己的而不是“公司 农户”的养猪场。与此同时,大量的社会资本、外国资本纷纷进入养猪产业,一时间,仿佛哪里不建几个大型工业化养猪场,哪里就没有发展规模养猪,就落伍。
形成规模养猪快速发展的因素很多,一是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二是消费习惯与结构发生了改变;三是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等粮食与生猪主产区大力实施“粮转肉工程”,由外运粮食改为外运活猪;四是生态环保意识增强;五是城市化进程加快;六是龙头企业扩张能力提高;七是盈利周期使资金问题得到解决。这样的经济环境催生了规模养猪,或者说工业养猪,而农户的规模养猪则发展缓慢。但是,工业养猪对市场运行来说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就拿市场波动与食品安全问题来说,散养户的猪只有在活蹦乱跳的时候才能出栏销售,全村人看着呢。而企业“自有猪场”,高墙重门,谁来监督?只有政府。这就是行政成本。我国的人口密度、畜禽密度、水气环境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墙再高也挡不住疫病来袭,一个猪场千头万头全面扑杀,对市场的冲击有多大?拉长了产业链,就是拉长了风险链,包括企业的风险与政府的风险。因此,对工业养猪,政府要有严密的规划与监管。
这两年的生猪疫病较多,有人把问题归结到散养上,认为农户散养不可取。其实,疫病来自环境,不完全取决于养殖模式。散养的优点很多,一是它可以及时充分地利用农作物的副产品等非产品饲料,提高资源利用率。二是它可以提供大量的农家肥,降低对环境的污染。三是它可以充分地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给更多的农户特别是没有转移就业的农户提供就业机会。四是它对于投资人来说机动性大,疫病爆发或市场委靡时可以随时退出,避免资源浪费。五是散养的自产自销特点,满足了偏远山区、贫困老区农户的消费需求,同时也保留了地方的民间饮食文化与传统。“散养冲击市场,影响食品安全。”这样的观点不能成立。市场波动与食品安全这两点恰恰不是散养的问题。既然是在偏远山区,且自产自销,何以冲击市场?不用工业饲料,又“产能低下”,哪里来的药物残留?为什么“农家乐”这几年这么火?就是因为消费者喜欢散养家畜。因此,中国目前的农业养猪大有市场,而自繁自养不仅是养猪的模式,谁说不是一种文化的模式?关键是要拿出信心把它做好。
规模养殖大投入,大产出,必有大风险,而风险则不仅仅在于养猪。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专家提出,一旦中国的养猪业全部照搬美国的模式,照搬美国“玉米豆粕型”的饲料配方,中国的玉米、大豆可能就要大量进口。让专家不幸而言中的是中国确实已经“大量进口”大豆了,我们进口大豆也确实是为了豆粕而不是为了中国式的大豆消费——豆油。但进口大豆的“副产品”豆油转身把我们的菜籽油、花生油等传统油脂油料都弄了个灰头土脸,把整个油脂油料产业与消费格局都改变了,中国人现在大量地在消费棕榈油,这本来不是消费者情愿的。专家指出,之所以玉米没有“大量”进口,是因为散户没有大量使用工业饲料,假如都用工业饲料,那么中国人连吃粮都是问题了。我国1年出栏6亿头猪,每头猪1年相当于1.5人消费的口粮。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粮食不光是养活了13亿人,还养活了6亿头猪,还有100多亿只鸡。如果中国要大力发展工业养猪,那么首先就要解决中国人吃什么的问题。
养殖模式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中国的国情决定我国养殖模式将是多元化的,而保障食品安全、缓解环境压力、确保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就业是基本原则。就目前而言,工业养猪代表着国际养猪产业的发展方向,但中国要发展工业养猪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工业养猪道路,既要发挥工业养猪对中国养猪产业的科技与经营效益的示范带动作用,更要解决工业养猪与粮食安全、农民就业的矛盾。因此,最可行的方法还应该是工业养猪与农业养猪相结合,大力推广各种各样的工农合作方式,这样,一是可以发挥各个方面的生产优势,二是可以分散产业风险到各个环节,三是可以使我国养猪产业素质整体上升。而合作是宽领域多方面的,如屠宰企业和养殖企业的合作,养殖公司与养殖农户的合作,加工企业与保险期货的合作等等。对此,许多大企业已经有了很切实可行的探索。(《农民日报》记者 孙鲁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