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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广东”，就是广东省为纠偏经济建设型政府的种种弊端、促使各级政府与官员回归服务本位而设置的一种新的“标旗”。
广东在全国率先推出首个省级“幸福指标体系”，引起广泛关注。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指：“尽管无法给出建成‘幸福广东’明确的时间表，但我们想让‘幸福’成为一种整体的趋势，让创造幸福成为社会的主流风气。这是政府治理回归‘幸福本体论’的要求。”
由此，“幸福本体论”像花儿一样开放在南粤大地。
何为“幸福广东”
在汪洋看来，建设幸福广东，“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宜居城乡，改善社会治安，保障人民权益，畅通诉求表达渠道，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从而强化转型升级的目的依归和价值导向，使转型升级成果更好地转化成人民群众福祉。归根到底，就是要通过转型升级增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和核心竞争力，不断创造社会财富和公平分配社会财富，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过上好日子，增强幸福感。”
对此，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解读。
幸福广东理应是人本广东。过去的30余年，广东人秉承敢为天下先的传统，勇当排头兵，风风火火地领跑全国，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奇迹的背后，隐含着无可忽视的巨大付出。2010年1月至6月间，接连有10多位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富士康的跳楼門事件，其实只是带血的GDP之冰山一角，它表明广东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也表明了广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之艰巨。在追求体面、尊严和高质量生活已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共识的今天，要建设幸福广东，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以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多的发展成果。
幸福广东理应是公平广东。在公众的感性认知中，“富可敌国”的广东似乎离“贫困”相去甚远。但2010年《南方日报》连续重磅推出的《“穷广东”调查》系列报道，呈现给公众一个触目惊心的“贫穷广东”：在粤西，雷州东塘村300人学校没有一间学生专用厕所；在粤东，梅州溪口村人均仅4分田地，养不活一家老小，病倒一个人就塌下一个家；在粤北，河源杨梅村，基础设施薄弱，人在里面不知道如何出山，外来媳妇不惜打掉孩子也要逃离；即使在号称“富得流油”的珠三角，恩平金坑村饱受缺“金”之苦，多数村民外出谋生，农村凋敝，生机不再……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这种“广东之耻”凸显的是广东区域发展的极度不平衡与城乡贫富的巨大差距。幸福的感受因人而异，但是具备起码常识的人都知道，让所有人都免于贫困，是“幸福广东”一题必须解出的答案。
何为幸福?谁的幸福?
何为幸福?谁的幸福?“幸福广东”之所以吸引了众多的关注，关键在于它较好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对第一个问题，或许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答案，但幸福并不因此而虚无飘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谈得上幸福。在物价飞涨、环境堪忧、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今天，人们更为关心的话题是：工资能跑赢CPI吗?吃什么东西能让人放心呢?上得起学吗?看得起病吗?住得上房吗?……如果我们常常为这些问题忧心、揪心，并因此而丧失生活的信心，那么，幸福从何谈起?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幸福广东指标体系应运而生，它力图将“幸福广东”的宏伟蓝图化成美好的现实。令人庆幸的是，广东人没有为各种纷繁芜杂的幸福意识形态所困扰，而是直面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民生需求，并以此为核心勾勒出了独具特色的幸福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的编制过程，便是将抽象的“幸福”具体化为人们的衣食住行的过程。从具体的指标来看，“就业与收入”、“教育和文化”、“医疗卫生和健康”、“社会保障”、“消费和住房”都是直指民生。
就业与收入是民生之本。无论是在客观指标中，还是在主观指标中，广东省都对居民就业和收入问题给予了充分考虑。在客观指标中，权重最大的是“就业和收入”，占了14％的比重。该指标又下设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等二级指标，可以说全面度量了各层次公众的收入情况。在主观指标中，设立了“收入状况满意度”一项，旨在反映群众对收入现状的满意情况。
民以食为天。无论是“蒜你狠”、“豆你玩”等网络流行词的“幽你一默”，还是“毒奶粉”、“瘦肉精”等有害食品的“要你一命”，都令国人心有余悸。而以“蜗居”为标志的住房焦虑，则使得年轻人倍感挫折。这些关乎人们衣食住行的重要问题，幸福指标体系中给物价、房价等诸多社会问题设置了较高权重。在体系中的客观指标中，居权重次席的正是“消费和住房”这一项，占比高达12％。
没有保障，何谈幸福?“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一曲《春天里》，拨动了许多人扣问未来的心弦。广东深谙个中道理，特别强调在指标体系中为公众撑起全方位保护伞。作为权重达到12％的一级指标，“社会保障”对社会各级群体都进行了合理的覆盖，旨在令公众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而其二级指标“外来务工人员工伤保险覆盖率”则把幸福的阳光洒向了外来务工人员。
第二个问题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幸福自然是百姓的幸福。但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一面宣称公民的主人翁地位，一面又以父母官的姿态为他们当家作主，令他们感到“被幸福”。“我的地盘我做主，我的幸福听我的”，幸福是公众的感受，也是政府的责任。但这里的政府只能是一个服务型政府，这就要求，首先，一个服务型政府必须为了公众的幸福而工作；其次，它允许公众通过大量的制度性渠道向政府告知他们的幸福意愿；最后，它应当鼓励积极的公民参与，使得政府能够违背其自身的幸福意愿而与公众的幸福意愿相一致。这最后的一点，突显了政府的服务型本位。以此来观照，幸福广东指标体系较好地回应了上述三个方面的要求。
在“幸福广东”设计者看来，既然幸福是公众的幸福，那就“我的幸福我做主”，每个人都有权畅所欲言。于是，设计者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并把填写答案的权利交到了每—个人手中，期待把脉公众生活状态的“真实温度”。公众的积极参与体现了民主决策的价值，本身也是一种幸福的表现。
回归政府的服务本位
如果说“幸福广东”通过彰显民生与民主而亮点叠出，那么，它所引发的争议同样令人瞩目：主观的幸福感受能被量化吗?公众的幸福谁说了算?
设计者认为，幸福不光可以笑在脸上，甜在心里，还可以量化为实实在在的指标。批评者则质疑，幸福从本质上说是—种主观的个体感受与情感体验，每个人对幸福的感受都有所不同，那么，能否对其加以统一的量化与指标化呢?即使
广东在全国率先推出首个省级“幸福指标体系”，引起广泛关注。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指：“尽管无法给出建成‘幸福广东’明确的时间表，但我们想让‘幸福’成为一种整体的趋势，让创造幸福成为社会的主流风气。这是政府治理回归‘幸福本体论’的要求。”
由此，“幸福本体论”像花儿一样开放在南粤大地。
何为“幸福广东”
在汪洋看来，建设幸福广东，“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宜居城乡，改善社会治安，保障人民权益，畅通诉求表达渠道，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从而强化转型升级的目的依归和价值导向，使转型升级成果更好地转化成人民群众福祉。归根到底，就是要通过转型升级增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和核心竞争力，不断创造社会财富和公平分配社会财富，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过上好日子，增强幸福感。”
对此，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解读。
幸福广东理应是人本广东。过去的30余年，广东人秉承敢为天下先的传统，勇当排头兵，风风火火地领跑全国，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奇迹的背后，隐含着无可忽视的巨大付出。2010年1月至6月间，接连有10多位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富士康的跳楼門事件，其实只是带血的GDP之冰山一角，它表明广东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也表明了广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之艰巨。在追求体面、尊严和高质量生活已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共识的今天，要建设幸福广东，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以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多的发展成果。
幸福广东理应是公平广东。在公众的感性认知中，“富可敌国”的广东似乎离“贫困”相去甚远。但2010年《南方日报》连续重磅推出的《“穷广东”调查》系列报道，呈现给公众一个触目惊心的“贫穷广东”：在粤西，雷州东塘村300人学校没有一间学生专用厕所；在粤东，梅州溪口村人均仅4分田地，养不活一家老小，病倒一个人就塌下一个家；在粤北，河源杨梅村，基础设施薄弱，人在里面不知道如何出山，外来媳妇不惜打掉孩子也要逃离；即使在号称“富得流油”的珠三角，恩平金坑村饱受缺“金”之苦，多数村民外出谋生，农村凋敝，生机不再……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这种“广东之耻”凸显的是广东区域发展的极度不平衡与城乡贫富的巨大差距。幸福的感受因人而异，但是具备起码常识的人都知道，让所有人都免于贫困，是“幸福广东”一题必须解出的答案。
何为幸福?谁的幸福?
何为幸福?谁的幸福?“幸福广东”之所以吸引了众多的关注，关键在于它较好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对第一个问题，或许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答案，但幸福并不因此而虚无飘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谈得上幸福。在物价飞涨、环境堪忧、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今天，人们更为关心的话题是：工资能跑赢CPI吗?吃什么东西能让人放心呢?上得起学吗?看得起病吗?住得上房吗?……如果我们常常为这些问题忧心、揪心，并因此而丧失生活的信心，那么，幸福从何谈起?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幸福广东指标体系应运而生，它力图将“幸福广东”的宏伟蓝图化成美好的现实。令人庆幸的是，广东人没有为各种纷繁芜杂的幸福意识形态所困扰，而是直面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民生需求，并以此为核心勾勒出了独具特色的幸福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的编制过程，便是将抽象的“幸福”具体化为人们的衣食住行的过程。从具体的指标来看，“就业与收入”、“教育和文化”、“医疗卫生和健康”、“社会保障”、“消费和住房”都是直指民生。
就业与收入是民生之本。无论是在客观指标中，还是在主观指标中，广东省都对居民就业和收入问题给予了充分考虑。在客观指标中，权重最大的是“就业和收入”，占了14％的比重。该指标又下设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等二级指标，可以说全面度量了各层次公众的收入情况。在主观指标中，设立了“收入状况满意度”一项，旨在反映群众对收入现状的满意情况。
民以食为天。无论是“蒜你狠”、“豆你玩”等网络流行词的“幽你一默”，还是“毒奶粉”、“瘦肉精”等有害食品的“要你一命”，都令国人心有余悸。而以“蜗居”为标志的住房焦虑，则使得年轻人倍感挫折。这些关乎人们衣食住行的重要问题，幸福指标体系中给物价、房价等诸多社会问题设置了较高权重。在体系中的客观指标中，居权重次席的正是“消费和住房”这一项，占比高达12％。
没有保障，何谈幸福?“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一曲《春天里》，拨动了许多人扣问未来的心弦。广东深谙个中道理，特别强调在指标体系中为公众撑起全方位保护伞。作为权重达到12％的一级指标，“社会保障”对社会各级群体都进行了合理的覆盖，旨在令公众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而其二级指标“外来务工人员工伤保险覆盖率”则把幸福的阳光洒向了外来务工人员。
第二个问题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幸福自然是百姓的幸福。但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一面宣称公民的主人翁地位，一面又以父母官的姿态为他们当家作主，令他们感到“被幸福”。“我的地盘我做主，我的幸福听我的”，幸福是公众的感受，也是政府的责任。但这里的政府只能是一个服务型政府，这就要求，首先，一个服务型政府必须为了公众的幸福而工作；其次，它允许公众通过大量的制度性渠道向政府告知他们的幸福意愿；最后，它应当鼓励积极的公民参与，使得政府能够违背其自身的幸福意愿而与公众的幸福意愿相一致。这最后的一点，突显了政府的服务型本位。以此来观照，幸福广东指标体系较好地回应了上述三个方面的要求。
在“幸福广东”设计者看来，既然幸福是公众的幸福，那就“我的幸福我做主”，每个人都有权畅所欲言。于是，设计者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并把填写答案的权利交到了每—个人手中，期待把脉公众生活状态的“真实温度”。公众的积极参与体现了民主决策的价值，本身也是一种幸福的表现。
回归政府的服务本位
如果说“幸福广东”通过彰显民生与民主而亮点叠出，那么，它所引发的争议同样令人瞩目：主观的幸福感受能被量化吗?公众的幸福谁说了算?
设计者认为，幸福不光可以笑在脸上，甜在心里，还可以量化为实实在在的指标。批评者则质疑，幸福从本质上说是—种主观的个体感受与情感体验，每个人对幸福的感受都有所不同，那么，能否对其加以统一的量化与指标化呢?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