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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现象是近年来互联网上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它是舆论的一种极端形式。本文以“复旦黄山门”事件为例，从社会事件的刺激、公众心理、文化背景等方面探究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网络舆情 群体极化 “复旦黄山门”
网络舆情是社会的晴雨表，是公众意见的反映。网络群体极化现象是舆论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特别指出：整个社会需要重视网络舆情中的“群体极化”现象。若不能对其进行良好的引导和控制，“群体极化”就有可能演化为“群体激化”，从而导致一些极端行为的发生，甚至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群体极化的形成是众多现实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探究此现象的调控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事件概况
“群体极化”这一概念是由芝加哥法学院讲座教授凯斯·桑斯坦提出的，他认为：“群体极化的概念极其简单：团体成员一开始就有某种倾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①
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网络暴力，即运用具有极端性、煽动性的言语对当事人实施群体压力，甚至通过人肉搜索等方式从网络延伸到现实生活之中，致使其人身权利受到伤害。（2）舆情操控，即一些利益团体利用社会情绪操控网络舆情，制造群体极化以谋取利益。
“复旦黄山门”事件的发展过程为：2010年12月12日，24岁的安徽民警张宁海在黄山搜救18位登山队员的途中，为给一位复旦女生让路时不慎跌落悬崖，安徽电视台记者“淡淡esse香”在微博上，对这支登山队成员获救后的冷漠表现进行描述，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紧接着，网上出现“夺权帖”和“媒体控制帖”，激起了网民的愤怒。其后《成都商报》将事件中的“二姨夫”的“特殊身份”“曝出”，引起网友对上海和安徽两地警方的正常救援行動产生质疑。后经证实，“二姨夫”只是一个普通上海市民。
二、群体极化现象的形成原因
群体极化现象的形成因不同的社会事件、公众心理以及社会背景而有所差异。本文以“复旦黄山门”事件为例，概括此类事件群体极化的形成机制。
1、社会事件的刺激
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首先是受到外界信息的刺激。“这种刺激宏观上可以是社会的变动；微观的刺激主要是较大的突发事件，特别是与多数人持有的信念相矛盾或与他们的心理期待相契合的事件。这样的外界信息一旦与公众的价值观念、物质利益、心理因素发生碰撞，便会激起种种议论或产生多种情绪性表现。”②
德国心理学家勒温（Kurt Lewin）认为，人们的心理环境在一般情况下保持着平衡的状态。一旦受到刺激，这种平衡就被破坏，个体由于某种需要而产生紧张，从而在心理引发一种张力。为了恢复平衡，个体就会在心理环境中寻求能满足需要的目标，如果这种目标能满足需要并消除紧张，就会有正向效应并吸引个体；如果这种目标不能满足需要并消除紧张，就会引起个体的排斥。勒温的这种观点启示我们，网络舆论中许多情绪化言论都是网民面对突发事件刺激后产生紧张，引发心理张力而后释放张力产生冲突，最后产生新平衡的过程。面对同一事件，在网络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心理场大致相似的网民会逐渐形成一个群体，并进而形成一种群体极化现象。其实这是一种由个体心理逐步汇聚形成群体心理的过程。
“复旦黄山门”事件发生后，当公众对18名登山者的冷漠态度以及学生们争权夺利、急于公关的行为有所了解时，他们会由于这些不合道德责任的举动而产生某种心理张力，为了实现原先的平衡状态，这些人会在网络上释放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社会公共事件的突然发生是形成群体极化的直接诱因。
2、群体极化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
（1）“惩恶扬善”正义感的驱动。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阶层多元化，利益诉求各异，社会信仰等精神内核不再统一，从而滋生了一些欺善压穷，为富不仁、善无善报等有失道德事件的发生。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人们容易产生弘扬社会正义的诉求，有一种“惩恶扬善”的冲动。然而，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压力和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人们往往不轻易在社会生活中表达正义感，以致正义感情绪因为得不到宣泄而不断沉积下来。网络为人们提供了实现社会正义平台，网络群体事件的讨论更进一步唤醒网民们在生活中积压的正义感。
“复旦黄山门”事件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关注，主要是公众被18位获救者所表现的冷漠心、功利心、市侩气、官僚气所激怒。众人在网络平台上拿起道德的武器，扮演着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角色。
（2）“民主平等”主体意识的释放。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公众的民主意识被不断唤醒，而网络空间主导的舆论环境为公众提供了民主讨论，平等对话的平台。现实生活中种种不道德，不公平的现象加深了公众的怨恨感、剥夺感和压迫感，他们借助网络的力量呼吁和维护自己的权利。
“复旦黄山门”后来衍生出的“二姨夫”事件，其实就是民众对现实社会中民主平等权利质疑的映射。媒体道听途说的一篇报道就能引起整个社会对这位“有影响”的“二姨夫”身份的猜测，以及对两地警方的正常救援行动的质疑。具有主体意识的公众认为公共资源不能因为权力的滥用而被浪费，受损失。现实情况中个别地方政府对公共资源的垄断、挥霍，以及公共行政的随意行为，才是人们真正所谴责和诟病的。
（3）“痛打落水狗”的集体狂欢。网民在网络匿名性的掩护下，通常敢于在网络上发表一些极端的言论。这些具有极端态度的网民会逐渐形成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个体成员之间相互认可相互鼓励，形成“回音壁”式的交流模式。任何反面信息都会被剔除，任何反对观点都会被围攻。在众人带有主观色彩的“妖魔化”后，群体成员越来越沉迷于“痛打落水狗”式的集体狂欢中。
3、群体极化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
（1）“重德”而“泛德”的道德观念。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道德主义”文化。儒家文化将道德标准上升为判断任何事情的普遍标准。道德的重要性长期被置于法律之上，从而形成了一种“泛道德主义”，即用道德准则处理一切关系，以道德标准衡量一切价值。
在道德至上的文化背景下透视群体极化现象，我们可以找到这种现象产生的文化根源。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弥漫在社会的一切领域：政治理想是“德治”，文学的实用性是“文以载道”，治学讲求“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人际交往重视“以德服人”。而道德的约束力在日常生活中则表现为舆论压力，即所谓的“人言可畏”。“人言”常常会成为一种社会压力，扮演着社会法庭的角色。
在“复旦黄山门事件”中，先是获救大学生的集体失语，后是校园内不谈哀悼谈公关的冷漠心和功利心，这都挑战了社会的道德底线，使得网络上批评声如潮。网民这种捍卫道德观，表现正义感的做法本无可厚非。然而，当有些人在道德外衣的掩护下恶语相向，戾气十足地痛骂甚至诅咒那些获救者时，他们的偏激愤怒便不在道德范围内了。
（2）重财而轻义的价值取向。在受众需求影响媒体生存的现实下，媒体通常会极力迎合受众的价值观，有意放大新闻价值中的刺激性因素。这种有意的放大渐渐异化为抛弃社会影响，醉心于追逐突破常态、吸引眼球的场景。麦库姆将事物或人物在被定性过程中最具有说服力的那种属性定义为“雄辩论据”。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眼球，十分善于凸显事件中最具吸引力的那个声音，那段文字，那幅画面。当雄辩论据出现时，受众就立刻结束了质疑的过程，完全被其说服，并进一步采取行动。
记者没有经过任何核实而只引用了他人的说法，“曝光”“二姨夫”的身份，使报道在各网站疯狂转载，网友们动员一切力量要揭开这位“二姨夫”的真面目。当经过证实，“二姨夫”只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市民时，众人明白了这又是媒体上演的一场闹剧。
个别媒体急功近利的浮躁态度，使其对事件的报道缺乏耐心。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公众的眼球和上涨的盈利。在社会“引导者”和商业“经营者”的角色中，个别媒介选择了后者，在迎合受众需求而忙的不亦乐乎时，他们已经忘了自身的社会职责。
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现象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其形成和发展是多方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群体极化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疏导，就会导致一些极端行为的发生,甚至威胁到社会的正常秩序。因此，加强网络舆情引导、抑制群体极化现象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①[美]凯斯·桑斯坦 著，黄维明 译：《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7
②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G].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51
（作者：均为河北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
责编：周蕾
【关键词】网络舆情 群体极化 “复旦黄山门”
网络舆情是社会的晴雨表，是公众意见的反映。网络群体极化现象是舆论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特别指出：整个社会需要重视网络舆情中的“群体极化”现象。若不能对其进行良好的引导和控制，“群体极化”就有可能演化为“群体激化”，从而导致一些极端行为的发生，甚至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群体极化的形成是众多现实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探究此现象的调控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事件概况
“群体极化”这一概念是由芝加哥法学院讲座教授凯斯·桑斯坦提出的，他认为：“群体极化的概念极其简单：团体成员一开始就有某种倾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①
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网络暴力，即运用具有极端性、煽动性的言语对当事人实施群体压力，甚至通过人肉搜索等方式从网络延伸到现实生活之中，致使其人身权利受到伤害。（2）舆情操控，即一些利益团体利用社会情绪操控网络舆情，制造群体极化以谋取利益。
“复旦黄山门”事件的发展过程为：2010年12月12日，24岁的安徽民警张宁海在黄山搜救18位登山队员的途中，为给一位复旦女生让路时不慎跌落悬崖，安徽电视台记者“淡淡esse香”在微博上，对这支登山队成员获救后的冷漠表现进行描述，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紧接着，网上出现“夺权帖”和“媒体控制帖”，激起了网民的愤怒。其后《成都商报》将事件中的“二姨夫”的“特殊身份”“曝出”，引起网友对上海和安徽两地警方的正常救援行動产生质疑。后经证实，“二姨夫”只是一个普通上海市民。
二、群体极化现象的形成原因
群体极化现象的形成因不同的社会事件、公众心理以及社会背景而有所差异。本文以“复旦黄山门”事件为例，概括此类事件群体极化的形成机制。
1、社会事件的刺激
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首先是受到外界信息的刺激。“这种刺激宏观上可以是社会的变动；微观的刺激主要是较大的突发事件，特别是与多数人持有的信念相矛盾或与他们的心理期待相契合的事件。这样的外界信息一旦与公众的价值观念、物质利益、心理因素发生碰撞，便会激起种种议论或产生多种情绪性表现。”②
德国心理学家勒温（Kurt Lewin）认为，人们的心理环境在一般情况下保持着平衡的状态。一旦受到刺激，这种平衡就被破坏，个体由于某种需要而产生紧张，从而在心理引发一种张力。为了恢复平衡，个体就会在心理环境中寻求能满足需要的目标，如果这种目标能满足需要并消除紧张，就会有正向效应并吸引个体；如果这种目标不能满足需要并消除紧张，就会引起个体的排斥。勒温的这种观点启示我们，网络舆论中许多情绪化言论都是网民面对突发事件刺激后产生紧张，引发心理张力而后释放张力产生冲突，最后产生新平衡的过程。面对同一事件，在网络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心理场大致相似的网民会逐渐形成一个群体，并进而形成一种群体极化现象。其实这是一种由个体心理逐步汇聚形成群体心理的过程。
“复旦黄山门”事件发生后，当公众对18名登山者的冷漠态度以及学生们争权夺利、急于公关的行为有所了解时，他们会由于这些不合道德责任的举动而产生某种心理张力，为了实现原先的平衡状态，这些人会在网络上释放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社会公共事件的突然发生是形成群体极化的直接诱因。
2、群体极化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
（1）“惩恶扬善”正义感的驱动。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阶层多元化，利益诉求各异，社会信仰等精神内核不再统一，从而滋生了一些欺善压穷，为富不仁、善无善报等有失道德事件的发生。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人们容易产生弘扬社会正义的诉求，有一种“惩恶扬善”的冲动。然而，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压力和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人们往往不轻易在社会生活中表达正义感，以致正义感情绪因为得不到宣泄而不断沉积下来。网络为人们提供了实现社会正义平台，网络群体事件的讨论更进一步唤醒网民们在生活中积压的正义感。
“复旦黄山门”事件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关注，主要是公众被18位获救者所表现的冷漠心、功利心、市侩气、官僚气所激怒。众人在网络平台上拿起道德的武器，扮演着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角色。
（2）“民主平等”主体意识的释放。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公众的民主意识被不断唤醒，而网络空间主导的舆论环境为公众提供了民主讨论，平等对话的平台。现实生活中种种不道德，不公平的现象加深了公众的怨恨感、剥夺感和压迫感，他们借助网络的力量呼吁和维护自己的权利。
“复旦黄山门”后来衍生出的“二姨夫”事件，其实就是民众对现实社会中民主平等权利质疑的映射。媒体道听途说的一篇报道就能引起整个社会对这位“有影响”的“二姨夫”身份的猜测，以及对两地警方的正常救援行动的质疑。具有主体意识的公众认为公共资源不能因为权力的滥用而被浪费，受损失。现实情况中个别地方政府对公共资源的垄断、挥霍，以及公共行政的随意行为，才是人们真正所谴责和诟病的。
（3）“痛打落水狗”的集体狂欢。网民在网络匿名性的掩护下，通常敢于在网络上发表一些极端的言论。这些具有极端态度的网民会逐渐形成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个体成员之间相互认可相互鼓励，形成“回音壁”式的交流模式。任何反面信息都会被剔除，任何反对观点都会被围攻。在众人带有主观色彩的“妖魔化”后，群体成员越来越沉迷于“痛打落水狗”式的集体狂欢中。
3、群体极化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
（1）“重德”而“泛德”的道德观念。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道德主义”文化。儒家文化将道德标准上升为判断任何事情的普遍标准。道德的重要性长期被置于法律之上，从而形成了一种“泛道德主义”，即用道德准则处理一切关系，以道德标准衡量一切价值。
在道德至上的文化背景下透视群体极化现象，我们可以找到这种现象产生的文化根源。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弥漫在社会的一切领域：政治理想是“德治”，文学的实用性是“文以载道”，治学讲求“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人际交往重视“以德服人”。而道德的约束力在日常生活中则表现为舆论压力，即所谓的“人言可畏”。“人言”常常会成为一种社会压力，扮演着社会法庭的角色。
在“复旦黄山门事件”中，先是获救大学生的集体失语，后是校园内不谈哀悼谈公关的冷漠心和功利心，这都挑战了社会的道德底线，使得网络上批评声如潮。网民这种捍卫道德观，表现正义感的做法本无可厚非。然而，当有些人在道德外衣的掩护下恶语相向，戾气十足地痛骂甚至诅咒那些获救者时，他们的偏激愤怒便不在道德范围内了。
（2）重财而轻义的价值取向。在受众需求影响媒体生存的现实下，媒体通常会极力迎合受众的价值观，有意放大新闻价值中的刺激性因素。这种有意的放大渐渐异化为抛弃社会影响，醉心于追逐突破常态、吸引眼球的场景。麦库姆将事物或人物在被定性过程中最具有说服力的那种属性定义为“雄辩论据”。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眼球，十分善于凸显事件中最具吸引力的那个声音，那段文字，那幅画面。当雄辩论据出现时，受众就立刻结束了质疑的过程，完全被其说服，并进一步采取行动。
记者没有经过任何核实而只引用了他人的说法，“曝光”“二姨夫”的身份，使报道在各网站疯狂转载，网友们动员一切力量要揭开这位“二姨夫”的真面目。当经过证实，“二姨夫”只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市民时，众人明白了这又是媒体上演的一场闹剧。
个别媒体急功近利的浮躁态度，使其对事件的报道缺乏耐心。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公众的眼球和上涨的盈利。在社会“引导者”和商业“经营者”的角色中，个别媒介选择了后者，在迎合受众需求而忙的不亦乐乎时，他们已经忘了自身的社会职责。
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现象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其形成和发展是多方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群体极化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疏导，就会导致一些极端行为的发生,甚至威胁到社会的正常秩序。因此，加强网络舆情引导、抑制群体极化现象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①[美]凯斯·桑斯坦 著，黄维明 译：《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7
②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G].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51
（作者：均为河北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