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到过甘南藏区的人，在游览完闻名世界的六大藏传佛教寺院之一拉卜楞后，无不为那些规模宏伟的建筑、造型精美的雕塑、做工考究的唐卡等艺术杰作而交口称赞，然而你也许未能留意，在这壮美的藏传佛教艺术宫殿四周那些由原始森林覆盖的山谷沟壑中，在冰峰雪岭环绕的广袤草原上，还散布有大量的古代石刻，它们以浓郁的人文色彩相得益彰地点缀了这片神奇土地上的自然景观。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的院中有一座围以铁栏的碑亭，其中耸立着一尊用粉红色钙质细砂岩雕凿的硕大石碑，其正面雕饰为二龙戏珠悬浮祥云图案，正中自右至左分三行竖刻“唐故大将军李公之碑”九个隶书大字。字体浑厚端庄，刚劲凝重。碑身两侧均雕刻有藤枝花草纹饰，线条流畅精美，足可以使人从中领略到当时盛行于关中地区的唐代碑石刻工技法的风韵。这方石碑之阴面还分别刻着宋代宣和八年、元代至正二十三年由一些中央王朝的使节或军事将领的题字，从那些生动的文字记述中，我们不难想象当年在这座石碑前所出现过的歌舞欢腾，鼓乐喧天，金戈铁马，节钺戎服的繁盛场面。
　　类似这样既有史料价值又有一定艺术价值的碑刻，就是在这里的一些深山旷野中也都随处可见。
　　位于碌曲县拉仁关乡玛日大队境内的额尔琼山西南麓，是括合曲与热乌克河的交汇处，正当古代由拉仁关通往尕海、郎木寺的要道之上,有两方石碑矗立在西侧的山坡阶地上。这两方石碑分别由汉文和藏文两种文字刻成。其中汉文碑刻凿的时间依次为明朝万历二十三年十一月二日、万历三十年七月和正统元年六月十七日，其文字简要记录了镇守附近地方的一些军事将领到此地视察出巡的经过和缘由。
　　另一方藏文碑石为单面刻，周围饰以花草图案。其碑面上部正中刻有一身披袈裟，头戴法帽的的佛像。只见他结跏趺坐，双手合十，面露微笑，慈详端庄，一双聪睿的秀目，似乎正在眺望着翱翔于蓝天白云中的雄鹰，同时也更像是在欣赏着那些在绿草如茵的河滩山坡上成群游动的牛羊。这块石碑的碑面下部为藏文，主要介绍了当年这里宗教繁盛的状况。
　　在这峻岩峭壁，野兽出没的深山老林中，忽然又出现了这些图文并存的古代石刻，自然会使游人在陶醉于这如诗似画的自然美景中的兴奋之余，平添一种怀古抚今的幽雅情趣。
　　卓尼县和临潭县的交界处有一条著名的九巅峡，它由位于卓尼县境内的白石山支脉九巅山和位于临潭县境内的莲花山东西夹峙而成。这条南北纵贯的峡谷自上游入口处的盐子坪至下游出口处的桥道坡，全长约6公里，其间峭岩壁立，洮水中流，地形复杂，险象环生。然而这里却正当历史上岷县与临洮之间军旅客商往来的一条捷径。由于其山路所经皆巨石嶙峋，鸟道盘旋，行人难以并肩，骡马仅可单乘，至今可以在这里看到10余条古代栈道的遗迹和一处处人工雕凿的石磴。难能可贵的是，数百年来当地的佛家弟子、商旅军民为了改善这里的交通环境，曾前仆后继，在此筑路修桥，同时他们也在此留下了许多摩崖石刻，从而为研究古代当地交通道路的发展演变，以及当时工程施工的组织状况等问题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文字见证。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刻于清朝康熙五十六年的“比丘修路记摩崖碑”、同治十一年的“开修九巅山粮路记摩崖碑”、光绪二十三年的“重修九巅峡石桥碑记”、“利有攸住摩崖碑”、“何建威题壁摩崖碑”、“何老军门重修河桥铭摩崖碑”、“王公桥摩崖碑”、“捐廉重建摩崖碑”以及刻于民国三十七年的“何世英饬炸峡石颂”等等。这些用汉、藏等不同文字雕镌而成的摩崖刻石刀工精美，雄伟壮观，其字迹基本都还保存完整。
　　无论穿行在甘南藏区的山峡沟谷，还是漫步在荒滩草原，随处都可以欣赏到雕刻于不同时代的碑石摩崖及相关的作品。在合作市的岗岔乡附近的悬崖上，你可以看到明朝洪武三年征西将士留下的墨书题壁；在临潭县城，你可以观赏到明代洪武二十四年用秦朝青瓦精心雕镌的“洮州瓦砚”；在夏河土门关，你可以看到万历三十八年由守关将士在滔滔的大夏河河心激流中的巨石上留下的刻字；在卓尼县洮砚乡的石门寺中，你可以看到刻于万历二十三的用藏汉两种文字刻成的精美碑石；在卓尼的藏巴娃乡牛心崖你可以看到刻于康熙三十四年的“牛心崖刻石”和刻于康熙四十七年的“番屯交界碑”；在临潭流顺乡附近的山间小道上，你可以看到刻于雍正七年的“光禄大夫怀远将军杨公神道碑”；在卓尼县禅定寺前民房上的墙壁上，你可以看到刻于咸丰十年的“卓尼修建道路碑记”等等。在公路两旁，你可以看到近年为纪念护桥而献身的英雄所立的“平娃桥碑”，以及要人们时刻牢记交通事故惨痛教训的“反思碑”等等。
　　摩崖石刻在甘南藏区的深山旷野中随处可见，但是大量的碑刻还是集中地保存在一些古代城堡或庙宇寺观里面。
　　当你沿着甘南首府合作市通向岷县县城的公路经临潭县流顺乡爬上西北面的一座山坡后，会忽然发现一条蜿蜒曲折的巍巍城墙自对面的高山上盘桓而下，不知详情的游客还以为那就是闻名中外的万里长城，实际上这却是在明代初年由征西将士修筑的一道带有防御性质的城障，其磅礴的气势的确可以与万里长城相媲美。这条长城在延伸到山麓后与一座纵横均在千米以上的城池相连结，它的墙体厚重宏伟，城楼挺拔壮观，记录着这座城池修筑经过的碑刻至今还基本完好地被保存着。据碑文记载，明朝洪武十二年春二月，当朝廷军队削平本地附近的叛乱势力之后，奉国将军金朝兴奉总兵官征虏左副将军曹国公钧旨，遂于“夏五月庚午建城垣於洮河之北，东珑山之南川，屯兵镇守，以靖边域，周凡九里余，不旬日而工完”。
　　这方石碑现已移置于新城隍庙内予以妥善保存。目前安放在这里的碑石有刻于清代乾隆十三年十月的“革除陋规碑”、乾隆二十年四月的“洮郡城乡七会众姓草山碑记”、“重修莲峰书院记”、“荣禄大夫都督李公神道碑”、中华民国十六年的“冯玉祥训示碑”、民国二十七年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中国工农红军殉难烈士墓记碑”等等。
　　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东部的舟曲县的县城内是碑刻较为集中的一个地区。舟曲县在历史上也称西固所，自明朝初年开始这里就得到了大力的开发，因而本地明清时期的碑刻数量十分可观。仅在其县城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刻于明朝洪武十九年的“重建西固城东岳行祠记碑”、嘉靖三十年的“重修天寿寺记碑”、万历三十四年“明校尉房临溪墓志铭”、清朝康熙三十一的“锁儿头龙王庙碑”、道光二十一年的“舟曲重修文昌宫碑记”、咸丰十年五月的“善积功德碑”、“赵牧诗碑”、光绪二年五月的“舟曲义楼条规之碑”、光绪七年六月的“拱辰碑”、光绪八年的“重修西固城垣记”、光绪八年三月的“续修衙署碑记”、光绪三十四年的“舟曲普救真人感应碑”等等。
　　舟曲县县城附近的一些高山上，同样也散布着一些碑刻。翠峰山位于舟曲县县城的北侧，这里到处松柏竞秀，古木参天，茂林修竹，山花斗艳。常年积雪，直插云际的白石山耸立于后，波滔汹涌，逶迤如带的白龙江水环绕于前。在那树木掩映的悬崖上坐落着几间飞梁雕栋的古老庙宇，你信步走入其间，就会看到一些镶嵌在墙壁上的碑刻，其中有明朝正德十二年的“重建观音堂碑记”、清朝乾隆十五年的“创建圣母行像记碑”、乾隆三十年的“圣母碑记”、乾隆四十三年的“沐浴天寿寺诸佛碑记”等等。
　　舟曲县的碑刻不仅数量多，而且它们无论是在文献还是在艺术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也同样不应忽视。在舟曲县文化馆院内现保存着刻于明朝万历十年的“丈地均粮碑记”石碑一方，碑文详细记载了“一条鞭法”赋税改革在当地实施的情况。现存于舟曲县城关乡罗家峪村北约1公里处农田中的“刘氏墓表碑”的引人瞩目之处，则主要体现于它在艺术方面所具有的别具一格的特色。
　　“刘氏墓表碑”亦为石灰岩质，其碑额正中竖刻有“大明”二字，楷书阳刻，每字约8厘米见方。其两侧分别刻有日月云朵及腾跃麒麟图案。碑面四周则为神鸟怪兽及“”字祥云纹饰。其下部为庭院房舍与相互连通的石砌台阶，在左右两侧则分别为仙鹤及梅花鹿等瑞鸟神兽。循阶向上则为供案，其两侧则为花草盆景。再向上则为祥云环绕的上下两排神主供奉牌位。这方石碑与其他石碑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它不是以文字的泛泛叙述，而是以既形象又真实的图画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了碑主家族所享有的华贵与尊荣，从而给观赏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此碑之上所雕刻的各种动物神兽的身姿造型之活泼生动，刀工笔法之娴熟细腻，都使此碑无论是在甘南，还是在在整个西北地区的芸芸古碑中均可称为佳作中之上乘。
　　土司制度是明清两代在甘南藏区实行基层统治的一大特色。由于各土司衙门及其下属官吏对于管内百姓的强取豪夺、肆意盘剥，不同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时有发生。在这些客观事实面前，各级政府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理顺失去平衡的统治秩序，必然要对原有的统治办法进行适当的调整。在目前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所存留的一些碑刻资料中，就为这段历史提供了具体而详实的文字见证。
　　在今舟曲县拱坝乡乡政府门侧，竖立有事关革除土司衙门陋规条款内容的石碑一方。此碑刻于清朝光绪二十四年。其中依次详细列出除土司弊政章程10条，又附列一条，对黑番四旗属下民户每年应纳税赋的数额、土司衙门派赴各旗收取钱粮的官吏到各处的用度开销及居留时限、额外勒索加派的革除、承办诉讼者所应履行的具体义务与讼费标准讼费、债权债务人之间的相互协调与了结办法等都一一作出了明确而严厉的规定。
　　另在卓尼县文化馆中存有“公议护林以桥梁是为序碑”一方。这方石碑向我们展示了昔日藏族同胞为了保护本地的森林资源而制定的原始法规。当你再到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旅游时，看着那些覆盖在高山沟谷中的郁郁葱葱的森林时，也一定会由衷地感激当年那些少数民族兄弟为了保护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所做出的努力。
　　甘南藏区的碑刻具有高超的艺术价值，同时碑铭的字里行间蕴含着丰富的史料价值。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和点缀，从而使甘南草原上的秀美山川显得越发诱人。然而在此我们也更不能忘记，正是由于这些古代文化遗产的珍贵，才激起了一些人的强烈占有欲。
　　在卓尼县羊八村的唐代石堡城遗址中原本有一通用紫红色岩石雕成的石碑，因碑体形状为八面长柱体，通称之为“八棱碑”。这座石碑建立于唐天宝八载(749)秋七月二十一日，碑文主要记述了唐朝名将哥舒翰与吐蕃之间在石堡城附近所进行的交兵战和的历史，铭文乃出自于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手笔。然而在民国初年，一位被人称作喜牧师的美国传教士，窃运出国后陈列在美国纽约博物馆，就连它的拓片在国内也未能留下。1981年时在石堡城遗址中出土这块碑刻的残石。残碑仅存八面体中的三面，其上共存有十七字，字体敦实饱满，厚重方正，其点划勾勒颇具颜体之风。目前此残碑在临潭县文化馆中保存。当人们欣赏着这劫后之余时，着实感到这也算是一种不幸中之万幸。
　　甘南的许多摩崖碑刻都零乱地散布于山村野外、崇山峻岭之间，寻访起来十分困难，其中大部分至今还未被人们知悉发现，更谈不上辑录发表而为学术界所研究利用。这些无人问津的碑石有的则由于长年暴露在野外，碑面风化剥蚀严重，字迹破损所剩无几；有的却早已被碎石淤泥埋压于河床之中，人们再也难以寻觅其踪迹；有些雕刻在山体上的摩崖因为身处深山峡谷之中，很难对它们采取防护措施；有些碑刻被遗弃闲置于农家院落、荒郊草榛之中，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或恰当的保护。由于甘南的历史悠久，地形十分复杂，还有相当数量的碑刻尚未被人们所知晓，至今仍藏身于深山老林中间。今后当你有机会到甘南藏区去旅游，一定要处处留心，仔细观察，说不定你在陶醉于那雪岭草地的瑰丽风光之时，就会邂逅这些宝贵的石刻，有意外的收获和惊人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