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玉先生是著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曾长期担任华东师范大学的中文系主任。上世纪80年代初恢复成人高考后，我考入华东师大夜大学，在勤工俭学的过程中，有幸结识徐中玉先生，并得到了他无私的帮助，对这位大师关爱学子、扶持后辈的善举，感受尤深，没齿不忘。如今，先生驾鹤西去，他那慈爱的目光，始终在我心头闪回。
　　有人说：“大师都是德艺双馨的”。其实未必。也许世人瞩目于大师在其所治的专业上，学有所成，业有所攻，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成就，自然就想当然地将其完美化了，尤其是在如今这个充满功利主义的市场经济时代，每个人的德行，都是受他的世界观，他的人生境界和道德水准，及至他的学养和气度所决定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就我接触的大师中，徐中玉先生可以堪称上承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传统，沿袭老一辈学人治学态度和学术成就的楷模，他的人品也是后辈学人的楷模：且不说他青灯黄卷80载，以文艺理论研究极低的稿酬，所积攒的100万稿费所设“中玉教育基金”，用以扶持那些品学兼优的贫困家庭学生成才，所体现他为国家培养人才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他对后辈学人的爱护和关怀，更是体现在平时与他接触的点点滴滴里，令人难忘。
　　一、设立“中玉教育基金”的善举
　　徐中玉先生在百岁诞辰之际，自愿捐献出自己的稿费积蓄100万元，设立“中玉教育基金”，资助贫困学子，自己却一袭旧衣，居住在未装修的老宿舍楼里。他一生简朴，这100万元积蓄可谓来之不易。我曾经不解地问他：“您就没有打算为自己留一份经济上的保障？或者为您心爱的重孙留一笔跨洋留学的经费？”
　　徐先生告诉我，他1915年2月15日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华士镇一个清贫家庭，从小就体验过贫苦的滋味，家里没有一间房、一亩地，两个姐姐读完初小就不得不辍学在家，为小工厂“摇洋袜”补贴家用。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后来到邻镇去读初中，还是在亲戚的帮助下才如愿的。徐先生感叹道：“我始终忘不了操劳了一天的母亲，在灰暗的煤油灯下，仍在纺纱织布，以维持一家的生计。”他继续说：“我读寄宿生时，每学期的学费和膳食费就要60元，而我得分两次才能付清。还记得那时候，每星期回家，家里给我的‘优特菜’，就是让我独自吃一碗蛋汤。
　　“当时高昂的学费已使我的家庭不堪重负。初中毕业时，得知省立无锡中学的高中师范科不收学费，还供饭吃，毕业后还能介绍去小学教书，一心想继续学业的我赶紧去应考，并被录取了。
　　“师范毕业后，我当小学教师两年，每月工资24元，在当时已不算差，我两年就积下了200元钱。有了这笔钱作学费，我才如愿以偿地考入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进入山东大学后，我还要为第二年的学费做好准备，于是试着写些文字去赚点稿费。我的文章在胡适编的《独立评论》、林语堂编的《论语》《人世间》和《宇宙风》，以及天津、上海的报纸上陆续发表，千字稿费两三块钱。就这样以写稿助学，我读完了四年大学，如愿考上国立中山大学研究生院文科研究所，两年后毕业留校任教。以后我辗转教学，一生未出校门，所有社会工作，全是无酬兼职。”
　　说到这里，徐先生有些动情：“正因为经历过艰苦岁月，我能理解那些想读书却没钱上学的孩子的难处，希望能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帮助他们，尤其是那些上进心强、成绩优异的学生。这也可以说是我设立‘中玉教育基金’的初衷吧。”
　　二、患难相助 情真意切
　　特别令我感念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夜大学念书的时候，徐中玉先生已是国家教委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当时我几乎是独个儿身兼一个公司工会的事务工作，可谓“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在职读夜大，最感紧迫的就是时间！为准备毕业论文，我只能待晚上20点夜校下了课，再赶到校图书馆的阅览室查阅资料，直到22点闭馆之后再换两部车回家……为节省路上奔波转车往返的几个小时时间，常常是周末下了课，干脆借宿在校内的研究生宿舍，为的是星期天上午可以享有学校开架阅览室半天的开馆时间。渐渐地，我发现学生阅览室专业方面的资料有限，而中文系资料宝藏书齐全。按规定，系里的资料室只对教师开放，而我这个连中文系的学生都不是的夜大生，居然去动中文系资料室的脑筋，不是不识趣吗？可病急乱投医，也顾不上自知之明了。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我辗转找到了在任中文系主任徐中玉先生。都说徐先生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实”字。果然！他并没有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夜大生推托敷衍，送走了正在跟他商谈工作的老师后，当即陪我找到了中文系分管资料室的同志。于是我，“老鼠掉进了米缸里”，破例跻身在中文系的教师们中间，得天独厚做成了厚厚几大叠资料卡片。
　　不久的一天，我忽然收到一封落款华东师大中文系的来信！信中，徐先生告诉我，在整理期刊资料时，发现了这份与我的论文选题有关的资料，特地剪下，给我寄来。我无言地捧着这份资料，只觉着手里沉甸甸的，连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都没有考虑这么周到啊！然而徐先生还会想到我，想到我这个连他的学生都排不上的素不相识的夜大生！于是，我的身边重又回响起徐先生谆谆告诫我的话：“参加自学考试的同志比你们能到夜大学读书的学生还要艰苦得多呢！”是啊，徐先生的话，始终激励着我，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学有所成。
　　论文完稿后，我送了一份给徐先生，藉以告慰他对我的关怀。在我想来，徐先生著书立说之余，还兼着大量的社会工作，不会有工夫去翻阅一个普通的，并且与他没有多大关系的夜大学生的毕业作业的。想不到第二天，我就接到了徐先生的电话。原来徐先生居然冒着隆冬的严寒，连夜审读了我的论文，还写下了详实的审读意见。顿时，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我的眼前重又闪现出徐先生那慈祥的目光，然而不擅表达的我，当时竟不知该如何述说我的感激之情才好！于是，联想到徐先生家那个伴随了他多年的旧书橱，漆面斑驳、门上还缺了一块玻璃，就像掉了一颗门牙的老人风烛残年。徐先生同在大学教了一辈子书的夫人生前多次想换一个书橱，可徐先生不愿为家里的琐事分散精力，竟拿块黑布遮挡一下破洞了事。然而，对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夜大学生，竟然倾注了这么多的热情！想到这里，我手足无措之间，也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怎么电话搁断……
　　三、气度雍容 大师风度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借调在《劳动报》新开的《文华》副刊当编辑。应我所约，徐中玉先生不厌其烦百忙中赶写了1500字的文稿寄来。可是部主任基于版面考虑，提出发稿不拟超过千字。我感到有点尴尬，因为当初组稿时，说好是千字至一千五百字篇幅的，随意压缩名家应约稿，似乎有点不敬。况且就在不久前，同样是一位与徐先生年龄相仿的文化名人，就因为我们发稿时压短了他的文稿，特地写信来质问，大发雷霆地宣称：“我的文章一个字都不能动！”弄得組稿的我和改稿的那位编辑很是难堪。想到前车之鉴，我赶紧拨通了徐先生的电话，想请他将原稿做些修改压缩处理。电话里，徐先生不以为然对我说，他下午将飞香港讲学，来不及修改了。他表示，稿子就全权委托组稿编辑处理，随便怎么改，他都没有意见。徐先生随即匆匆挂断了电话。然而电话这头，我攥着话筒的手却久久没有放下：大师，这才是大师雍容的气度啊！
　　四、关注社会 责无旁贷
　　当法制文学刊物《东方剑》创刊后，我又回到杂志社当编辑。这时的徐中玉先生已经担任了上海市作协主席。组稿中我发觉，有不少搞纯文学创作的名家，对法制文学不屑过问，有的甚至带着轻视的口吻再三推辞约稿，更多的则是表面应承，无动于衷。于是我想到了徐中玉先生，希望作协主席能出来说说话，以助我们这个新办的杂志一臂之力。不过经过《劳动报》处理他应约稿这一场，我还真担心他会婉辞。当徐先生从书桌上堆积得厚厚的的评审全国中长篇小说奖的稿件中抬起头来，听我请求他从引导和扶持法制文学创作出发，谈点看法，做些指导的陈述后，尽管事务繁忙，想不到他硬是从评审纯文学全国大奖的审读间隙，挤出时间，如期寄来了他专为我刊撰写的评论文章《培养健康、正义、高尚的文学趣味》。字里行间，可以见出老一辈学人办事认真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殷切之情，真可谓将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