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世界》百期精品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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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回顾过去,是一件美妙的事,回顾,可以让人充满成就感。只要不沉迷于过去的辉煌之中,每一次回顾,都是一次提高,每一次回顾,都是对自己的一次超越。
  100期的《经贸世界》,刊载过无数稿件,我们的记者采访过无数人物,这其中有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萧灼基、黄有光、樊纲、魏杰、钟朋荣、胡鞍钢,有文化名人张贤亮、魏明伦、杨澜,还有著名企业家曾宪梓、李晓华、李玉玲,也有一些政府官员和普通老百姓等等。正是这些人物、这些稿件,构筑成了《经贸世界》的灵魂。
  100期,并不是圆满,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是我们向下一个目标迈进的新起点。《百期精品回顾》是让读者一同感受我们走过的路,是我们对过去的总结,是超越的开始。
  为了新的开始,为了实现新的超越,我们将过去的一些稿件选节刊载,以飨读者。因文章所发年代不同,有的观点、事件或许与现实有出入,我们亦未作改动,旨在保持原貌。
  ——本刊编辑部
  
  厉以宁:国有企业将不复存在,国有经济将永存
  
  编辑点评:
  历以宁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正如他熟悉我国的国企改革一样。他对国企改革的研究成果,实际而便于操作,观点新颖而独特。
  记者(以下简称“记”):国有企业改革已见到了成效,这是让人欣慰的。现在有些人在谈到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时,谈到国有股比例要降低就担心无法控股。认为国有股比例可以降低,但不能低于51%。你认为呢?
  厉以宁(以下简称“厉”):所谓51%控股,是在只有两个投资主体的情况下,假定是多个投资主体呢?也许20%就够了。假如是上市公司,广大股民持有了一定比例的股份,还可以更少些。既然我占20%左右的股份就能控股,我为什么要50%以上?占那么多股意味着国有资产的存量是放在那里不动的死钱。
  记:怎么办呢?
  厉:上市是一个办法,让国有股流通起来。当然,我们要注意那么多股上市,会给股市造成压力。但我们可以在股市走高时分批抛出去。我们还可以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再者就是把一部分普通股转为优先股。我们说的国有股比例大,是指普通股也就是有投票权的比例大。把普通股转为优先股,还可以照样参加分红,国有资产也保存着,只不过投票权减少了而已。
  记:国有股比例下降有什么好处?
  厉:首先经营机制会发生变化。国有股比例太大,董事会只有一个面孔,其它只是一个陪衬,实难作出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再者,国有股比例太大,合作者不愿来。你都占50%多了,我来不是把钱交给你当陪衬吧?如果占的比例少了,我来了,发现你的错误的决定,我一家无法否决你,我可以联合其它几家否决你。这样董事会的制衡机制就建立起来了。
  我可以断言,在今后,国有企业将不复存在,国有经济将永存。因为除极少数企业国家必须独资外,比方印钞、军火等,其它企业都变成了混合所有制了,没有严格意义的国有独资企业了。当然,企业中有国有股,重要企业还要控股。这些都属于国有经济的,所以国有经济还将存在。
  记:国有股转让出去,那部分钱拿来干什么用呢?
  厉:可以搞新项目,也可以作发展基金。很大一部分应当拿来作社会保障金。我举个例子。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1993年搞股份制改革时,拿出了6千万元不折股,作职工的养老金。我在讲座中有一个发言,我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职工长期实行的是低工资制,这其中暗含了国家将来给职工的养老金。问题是这笔养老积蓄没有单列帐,就滚在国有资产中了,滚了几十年,本加利,利又加本。王府井的做法告诉我们,国有资产把一部分股转卖的钱用来作社会保障金是合理的,等于把本来属于职工的几十年的养老积蓄还给了职工。这笔钱没有分立帐目,细算不出来,但大体上还是有比例的。
  记:在中国你是首先提出搞股份制改革的经济学家之一。为此,证券市场应运而生。21世纪就要到了,你对股民能说点什么?
  厉:对于一般股民来说,证券市场深浅莫测,应冷静从事,风险要自负的。证券市场是一个无规律的市场。在美国曾有一个试验:分两个组,一组是股市专家,一组是养猩猩的,对股市一无所知。养猩猩的就把上市公司的名字写成纸条贴在墙上,让猩猩去揭标,揭到哪一家就买哪一家。
  记:结果呢?
  厉:结果3年以后,两边赚得一样多。专家就出来解释了,说看样子做中长期投资多半会赚钱,连猩猩都会赚钱!
  (哈哈——简直不可思议,大家都笑。)
  股市和赛马不同,也和打麻将不同。打麻将是零和游戏,三家赢一家输,三家人赢的加起来等于一家输的,输赢加起来等于零。股票非零和游戏,一个时间大家都赚了,不知谁赔了,有时候恰恰相反。这有点像击鼓传花的的游戏。鼓在敲表示股市在涨,我买了,你卖了,大家都赚。突然鼓停了,跌了,股票正在你手里,套住了。
  记(笑):嘿嘿——那就倒霉了!
  厉:要是挪用公款就露馅了,要是借高利贷炒股,那只有跳楼。一般股民靠自己手里的余钱炒股,没事。等吧!一年半载之后又涨了,所以要沉住气。
  记:炒股怎么才能最保险呢?
  厉:最好走投资基金的路子。把钱交给基金,让专家运作。公共投资基金能稳定股市,因为他们是理性投资者,做中长期,不盲目追风。但是,不要把基金当股市的平稳基金,因为他们也是为了赚钱。
  记:炒股到底哪些人能赚钱?
  厉:据传只有“两个人”赚钱最多。一个是交易所前卖报人。因为股市火爆时,人山人海,卖报的忙着卖报来不及去炒股。等交易所冷清下来了,卖报的有时间去买股票了,所以他能赚。另一个人是和尚,和尚信佛呀!当股价大跌时,人们都避而远之。和尚上来了,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股票猛涨时,大家又抢购,和尚说我不施舍谁施舍呀!——这个笑话隐隐约约也告诉了我们一点炒股的道理。
  
  萧灼基:教育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编辑点评:
  本刊曾以萧灼基为封面人物,也曾多次刊发过对他的访谈录。本次选发此文,正如萧先生讲的那样:“教育产业是新世纪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认为教育产业是新世纪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萧灼基(以下简称“萧”)说:“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其它行业,诸如房地产、高科技等。我想着重谈谈教育产业,或者说教育产业为什么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记:把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并遵循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无疑是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在这方面还没有人系统地谈论过,你能详细谈谈吗?
  萧:教育是一种消费需要,同时也是投资需要。人们的消费需要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而教育属于精神文化需要。同时,教育具有培养劳动力的功能,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越多,产出越多。一个人受教育的年限越大,教育投入越多,劳动收入也会相应增加。如果有人问什么投入最保值,我认为教育投入最保值。知识学到了是不会受物价浮动的影响的(笑)。
  记:我们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谈到投入恐怕和个人关系不大吧?
  萧:义务教育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但除义务教育外,高学历教育,专业技术教育,职业教育都可以收费。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也是经济的增长点。人们花钱上学,是为了取得回报。国家盈利后可进一步增加教育投资。
  目前消费品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但教育市场却供给不足。我国人口众多,每年新增人口1000多万。全国约一半初中毕业生不能升高中或中专、中技,三分之二的高中生不能升入大学。随着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们受教育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同时,由于人民收入提高,文化支出的比例在增大,这都说明我国的教育市场有极大潜力。另一方面教育供给潜力也巨大,离退休、下岗的师资力量很多。
  记:教育市场的潜力巨大许多人也都看到了,但是要启动这个市场产先需要资金,这笔钱哪里来呢?
  萧:靠国家投资可能不行。即使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也远远不能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维持公办高等教育,政府的负担已相当沉重。怎么办呢?我建议组建教育银行,组建教育投资基金,发行教育债券,发放教育贷款,为教育市场的全面启动筹集资金。同时,一些高校有科研成果,可以组建高科技型股份有限公司,可以挂牌上市。同时鼓励民间办学,给予民办学校同等待遇,还可以吸收更多留学生。
  这样教育市场一旦启动,个人花钱上学者增多,自然就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黄有光:经济学很快乐
  
  编辑点评:
  在经济学领域快乐地生活着的黄有光,时常有着惊人的语言。“人生的价值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人的生命之金钱价值,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到六十岁为顶点。”便是一例,读黄有光的文章,同样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在采访中我曾和黄有光谈到关于人生价值的话题。我以为这个话题青年读者感兴趣。不知是我提问的概念不清,还是作为经济学家的黄有光对经济太过敏感,或者说他在海外生活久了,对汉语有另外一种词义的理解。反正他答非所问了。不过,他的回答却显得十分有趣。
  他的回答是:“人生的价值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人的生命之金钱价值,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到六十岁为顶点。”
  我听到他这一番话后,大惑大解,吃惊地望着他问:“生命怎能用金钱来衡量呢?你的命值多少钱?我给你,然后把你杀掉,你干吗?”
  黄有光笑着回答:“没有人进行杀人交易,我所指的交易不指非法雇人谋杀。因此,我们不必去估计多少钱你愿意死这种意义下的生命价值。但是,应花多少钱去避免交通意外死亡,减少因疾病而导致的死亡,显然是共同开支中必须面对的。而这个最后必须用金钱来衡量。对每一个人而言,你最多愿意花多少钱,去买一家安全记录略高的航空公司的机票,这种行为正是反映你本人对自己生命价值的估计。”
  黄有光说着笑着,我听着想着,最后我不由也笑了。面对一个经济学家,一个经济主义者,你必须用一个经济的脑子,否则无法跟上他的思路。黄有光接下来和我算了一笔帐。如果你最多只愿意花一百元,去避免万一出现的意外死亡。那就用100元除以0.01%,就等于100万元。经济学家认为,这就是你对自己生命价值的估价。
  在这里我不得提醒读者注意关键词。那就是“生命之效用价值”和“生命之金钱价值”的区别。黄有光告诉我们的是“生命之金钱价值”。在黄有光那里“生命之效用价值”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低的,而“生命之金钱价值”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的。所以,黄有光最后才得出了人越老越值钱这个结论。
  我想人越老越值钱和老年人想得更周全、更稳重不无关系。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对万一的事总是忽略不计的,而老人却把万一时刻放在嘴边,而老人愿意花多的钱去预防这个万一,而年轻人却正相反。
  黄有光在谈到计算一个人的“生命之金钱价值”的起因时曾告诉了我一个小故事。在一个圣诞节,黄有光约一位老教授共进午餐,那个老教授已六十岁了。在车上老教授对黄有光说:“我准备把现在的车子卖掉,换一辆大的。因为杂志上说在大车和小车相撞时,小车的司机的死亡率比大车高四倍。”黄有光笑着说:“老年人重安全,其实年轻人更应该注意安全。因为年轻人生命更珍贵。”老教授却认为老年人的生命更值钱,于是两人展开争论,最后才有了黄有光的对“生命之金钱价值”的换算。
  
  茅于轼:给“私”字平反
  
  编辑点评:
  茅于轼常有怪招,常有惊人之言,这不,要给“私”字平反,便是一例,读了此文,你便会有更深切的感受。
  狠斗“私”字一闪念,要斗“私”批修……
  在中国“私”字一直被反向放大,像一片乌云悬挂在人们的心头。人们谈“私”色变,把“私权”和“私心”视为洪水猛兽,“私”字是见不得人的。如今我们搞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市场经济的推动力不是一个“私”字呢?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给“私”字平反。
  长期以来我们把私心看成是社会罪恶的根源。一个好人他一定是无私的。但是,在人权社会对私的看法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人权社会产生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允许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是允许有私心的。而且整个市场经济带来了繁荣,带来了物质的极大进步——我们的生活丰富,身体健康,生命长寿,教育普及,交通方便,有各种各样的物质享受。这一切全都是“私”权推动的,不是什么伟大的理想推动的。在能看得见的将来,私还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你有一个先进的技术,而这个技术必须能赚钱才能推广。一个人不可能做到无私。如果世界上还有穷人,你就吃不下这口饭,那你还能活得了吗?
  那么“私”是不是就没有负面的东西呢?不是的!在侵犯了别人的“私”的时候便产生了负面的东西。或者你把自己看成一个特权分子,你不尊重别人私,只有我的私没有你的私。所以我们把私看成是社会罪恶的原因是不对的,“私”字本身没有错,真正错的原因是侵犯了别人的私。市场经济中的丑恶并不是一个人追求自己的私造成的,而是侵犯了别人的私造成的。所以我们并不否认私,否认的是侵犯了别人的私。
  
  人与人要平等,人有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所以我们要给“私”平反。要求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一种错误。在人们意识中损己利人是道德高尚的行为,而损人利己是道德败坏的行为。可是,我们通过分析发现损人利己和损己利人对社会来说是同一件事。比如我和某人交往,办成了一件事,我能够损己利人,而对方就是损人利己。如果双方都要损己利人或者都要损人利己,这件事就干不成。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回事,不存在也无所谓谁好谁坏。一个学雷锋的好青年在马路边义务给人理发,就是损己利人吧!结果来理发的人排成了长队,而这些人是来捡便宜的,是来损人利己的,一个损己利人的造就了一群损人利己的,所以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靠损己利人去实践道德的。
  是不是所有牺牲自己帮助别人都是错误的呢?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人都是同样的人,人与人是互相平等的。这个模式是把人放在同等位置上来分析的!但是,在整个社会中人与人又是有差异的。比方我是富人他是穷人,我是一个健康人他是残疾人,我站在岩上而有人却掉在河里要淹死了,这时候人与人之间就有区别了,这个模式就不适用了。我和别人就成了两个人。别人是有困难的人,我损己利人和接受别人帮助(损人利己)是很正常的,是可以的。一个社会需要这样的行为。我们讲牺牲自己应当有前提,那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处于对称的关系之中,人与人不完全一样。但是,从一个制度设计来讲,人与人应当假定是一样的。
  假如这个社会人与人完全一样,是不是就不需要我们损己利人了呢?
  有时候也需要。比方在公共场合,我们要求个人克制自己的私,去遵守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比方过红绿灯时,你就需要克制自己,红灯前停下不走,让绿灯前的人先走。在人与人完全对称的时候,在公共秩序、环境保护、遵守法律方面需要我们克制自己,要损己利人。但是不需要到马路上去义务给人理发,免费为他人修自行车。你做了好事,培养了人家做坏事,一个好心人培养了十几个占小便宜的人。
  也许很多人没有看到因为有私心才使我们的社会实践了均衡。两个都有私心的人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相反如果两个人拒绝个人的利益,就达不成任何协议,最后可能要打起来。这种结果可能是许多人绝对想不到的。在一般人看来,只有私心才会引起纠纷,引起冲突。《镜花缘》里的君子国有这样一个故事,买方要多出钱,卖的要少收钱,两人发生争执,无法达到均衡,最后来一个乞丐说你们两个把钱给我得了,结果两个人买卖做成了。这个乞丐不是无私的,是有私的,最后还要靠有私的来均衡世界。如果真能让大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话,那么必须有一个专门利私的人。
  为什么私可以使社会达到均衡呢?
  因为人与人合作可以得到利益。两个人出于私心就可以谈判达成合作。这个道理又普通又深刻。为什么市场经济使世界上的财富积累这么快,这是因为人们不断追求利益的结果。每个人都在不断追求利益,并且也允许他人追求利益,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特点。而计划经济表面上也是这样,但实际上是少数人得到利益,因为不是通过合作得到发展,而按照少数人设定的模式来发展,这个模式可能对可能错,而绝大部分是错了。无论对与错,少数人都可以通过手中的特权得到利益。
  
  樊纲: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经济的真正增长点
  
  编辑点评:
  樊钢是青年经济学家中比较活跃的一位,有人说读他的经济学著作也是一种轻松的享受,正如他可以用轻松的语调来谈论传统产业一样。
  当记者问到21世纪中国经济的增长点是什么时?樊纲的回答颇让人吃惊。樊纲说:“对于中国来说,增长的源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还是在传统产业,而非新兴产业,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劳动密集型而不是高科技产业来发展。”
  樊纲说:“现在我们和国外的差距大的是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包括电脑、通讯之类的人家起步了,我们也在起步,有差距但差距并不大。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为4万多美元,我们才几百美元。靠新兴产业很难缩短和发达国家的这个差距。美国新兴产业在国际上处于领导地位,他们每年才带动经济增长的2%,我们要缩短人均收入差距,增长率必须要比他们快,要在8%、9%才行。靠新兴产业带动不了这么多。另外,市场也需要传统产业,当然所谓传统产业的性质也不同了,是指引进了新的技术的传统产业。对中国的企业来说认清基本形势,不要都挤到几个新兴产业的独木桥上。传统产业还大有可为,够我们发展几十年的。在这些领域通过竞争我们可以在市场上站住脚。
  “再者就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资本和技术上还是没有优势。我们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还是在低成本的劳动力这个因素上。我们是要发展高科技,但是现在我们不能放松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高科技领域我们不具备优势。加入WTO后,国内市场也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了。如果是同样的技术,不是劳动密集型,价格优势在哪里?你用人家的技术还要交专利费呢!成本比别人高,价格就下不来,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
  “高科技不一定就是好的科技!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叫适当的技术,就是符合你的资源条件,符合你的比较优势的技术,而不是什么高科技,劳动密集型加上适当的技术,我们产品就有竞争力了。有了市场,有钱赚,有了资本积累,就可以发展教育,逐步掌握技术,提高工艺水平,缩短差距,最后逐步过渡到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解决就业问题。我国有几亿农民要从土地里出来。就业从哪来?少数人搞高科技了,多数人难道永远贫困下去?什么叫现代化?现代化意味着农业就业人员大大减少。不然那么多人口挤在土地上,只有受穷。社会的两极分化还是解决不了。就是从就业,解决社会矛盾的角度看也得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新的世纪给我们创造了很多机遇,我们要有一个冷静的经济分析。所谓的适当技术是指真正能赚钱的技术,真正能带来优势的技术,这样才能持续地发展。否则一有什么金融危机,增长就会被打断,货币贬值、缩水,财富就被人家卷走了。这次亚洲金融危机有的国家财富缩水50%到80%。几十年的发展都白废了。我们要吸取韩国的教训。
  “我们要两条腿走路,政府在强调发展高科技的同时,要大力提倡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搞传统产业。”
  
  钟朋荣:为中国人寻找致富之路
  
  编辑点评:
  钟朋荣被称为平民经济学家,因他常年在基层,大多数时间和平民在一起,他要努力地在基层,为中国人寻找致富之路。
  我问:“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你在‘体制’外,觉得自己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钟朋荣说:“由于我在‘体制’外,比较自由,我有时间走下去,对中国社会有一个更深的了解。这几年我为几十家企业制订了发展方案。每到一个企业,我必须对这个企业的业务、经营方式、体制、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解。为一个企业制订发展方案,前前后后需要一年的时间,要和老总接触无数次。对企业了如指掌了才能为这个企业制订出一个发展方案出来。我走的企业有国营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乡镇企业。这样我研究微观问题就有了第一手的材料,对研究宏观问题把握得更加准确。”
  除了为企业制订发展方案外,你还给地区、市、县做咨询项目。要了解一个企业容易,要了解一个地区和县比较难,这方面你是如何操作的?”
  “为一个县做咨询或者发展方案每一个乡镇都要跑到,温州我曾做了9个县,我扎扎实实跑了100多个乡镇。做一个市或地区要跑遍每一个县,这样我对中国的区域经济和地域经济就十分了解了,这一切在图书馆里是查不到的。”
  “你这样跑难道不知疲倦?你不背靠一个单位,生存压力肯定很大吧?你读书和搞研究的时间是怎么挤出来的?”
  “当然很累,不过比我在农村干农活,在田里插秧轻松多了,我觉得我是在为中国老百姓找饭碗,为无数的父老乡亲找饭碗,累一点也能坚持下来。当然,看书的时间会相对少一点。不背靠一个单位也就没有了依靠,由单位带来的有形的和无形的东西就会丧失掉。比方我当不了博导了,也当不了司长、局长了。”
  “你为什么不去当教授、当博导呢?”
  “你也当过老师,但在一个学校一门课两课也很枯燥,在学校教务上会有很多事,要参加很多会,很受约束。在一个学校长期呆着损失可能会更大,信息量有限。”
  “你给企业和政府机关制订发展计划和咨询收钱吗?”
  “当然收钱。收了钱制订出来的发展计划和咨询方案就要有用,不能神侃,要拿真东西出来,怎么治理一个县,一个地区的方案拿出来了要让人家能操作。还有你这个方案一定要比书记、市长更高明,否则他花那么多钱请你干什么。企业老总请做方案,你制订的方案当然要比老总更高明才行,所以对一些问题我必须要深入地了解,不能只弄皮毛,必须面对现实,空谈是没用的。我们这些行为是一种商务活动,但我并不是当倒爷,这些商务活动和我的经济学研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这个商务活动中,我可以获得大量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研究,可以形成我的思想。”
  “这种带有商务活动性质的研究你准备干多少时间?”
  “按我现在的年龄,我还可以再干10到15年。到那时我已跑遍中国100多个县,几十个地区和地级市,200多个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这将是最丰富、最直观、最详细的研究资料。这些资料在图书馆找不到,在这些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你会知道人家最需要的研究课题是什么。”
  “在一般老百姓的观念中富人都是剥削者,是坏人;穷人是被剥削者,是好人。所谓为富不仁,这个观念恐怕在许多人的脑子中还没有改变,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翻开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史,可以看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天下为公’等思想。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革命运动,都是以均贫富为主经济纲领的。我们虽然平均了现有的有限的财富,但却扼杀了人们创造和积累无限财富的积极性。其实个人财产超过了一定限度,就和公有财产没有实质性区别了。为什么还要人为地去搞‘均贫富’呢!搞人为的均贫富只能会造成社会动乱。”
  “私有财产高出多少才和公有财产没有实质性区别呢?”
  “我们传统的财产划分方法就是‘公有’和‘私有’之分,这是从财产所有权上划分的。我们为会么不从财产的实际使用权上划分财产呢?”
  “如何划分”
  “无论公有制财产还是私有制财产,都可以分为公有和私有财产。其实私有财产多了,就会产生一种私有财产公用现象,比方某一个人的财产多,他不可能也无法消费完这些财产。除了个人消费的小部分外,大部分又用来投资了,办企业了,这种投资实际上是为社会公用了,虽然财产名义上归他所有,即使是一般的家庭,他把钱存在银行里了,他个人手中只有一张纸,而钱却通过银行又流向了社会,这也是私有财产公用。”
  “私有财产公用是不是也包括捐献给社会的部分。”
  “私有财产捐献给社会,不但是私有财产公用了,连所有权也改变了,私有财产变成了公有的了。”
  “那么既然私有财产到了一定的量就变成公用的了,一个人还去挣钱干什么呢?”
  “为了成就事业,实践人生价值。就象一个垂钓者,起初是为了吃鱼而钓,后来钓鱼并不是为了吃鱼了。在一些垂园你随处可以看见,钓了一天的鱼,最后还要掏钱买,比市场上的还贵,为什么?就是为了钓鱼这个乐趣。挣钱也是这样,挣上了瘾,完全是为了一种精神需要了。这种精神需要实际上也是一种动力。”
  “一个人的财产越多,他的财产私有公用的比重就越大,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他的社会价值也就越大。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是为富不仁,而是为富者仁矣。”
  “一个人的社会价值,经济学的方法是可以量化的。要评价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可以用一个公式。”
  “是吗?一个什么样的公式?”
  “为了反映有产者对社会的贡献,在经济学上有一个‘财富创造——消耗系数’公式。也就是某人的‘财富创造——消耗系数’等于该人在一定时期或毕生所消耗的财富和此人在同一时段或毕生所创造和积累的财富之比。这个公式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说创造财富多而消耗相对很少的人,其‘财富创造——消耗系数’就低,对社会贡献就大。比方一个人一生创造了财富100万,他消耗了50万,他的消耗系数是50%,一个人创造了财富100万,他消费了80万,他的消耗系数为80%。那么前一个人的消耗系数比后一个的低,前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就大,其社会价值就高。”
  
  胡鞍钢: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
  
  编辑点评:
  与其他经济学家比起来,胡先生更注重的是人,因为:“人是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新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核心的。”
  
  
  当记者问及21世纪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方式时,胡鞍钢(以下简称“胡”)回答:“增长不是目的,增长是发展的手段。确切地说,实施增长是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核心的,是以人类发展水平为宗旨的。”胡顿了顿又说,“早期的发展概念是以‘物’为中心,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优先战略,即增强人们的发展能力,扩大人们的发展机会,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对于胡先生的回答记者深有同感。在1996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人类发展报告》中讲到,“人是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发展的基本目标就是为了创造一个能享受长寿、健康和有创造性生活的环境。人类发展即是扩大人的选择范围的过程。”
  记:在一篇文章中你曾谈到在21世纪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人类不安全”。你根据大量的资料和统计数字,对七大不安全进行了概述。你能不能就此再谈一谈?
  胡:对人类安全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中国社会变革与经济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冲突,这七大不安全分别是:工作不安全,这是因为失业问题;二是收入不安全,这是因为中国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三是养老不安全,因为有三分之二的退休人员处于低收入水平;四是健康不安全,城市自费医疗占44.13%,农村缺医少药;五是文化不安全,贫困地区学龄前儿童入学率低;六是社会不安全,各种刑事案件案发率居高不下,劳动争议案数量大幅上升,车祸死亡率占世界首位;七是环境不安全,自然灾害,空气污染等……
  记:这七大不安全的确构成了中国最大的挑战。你能不能就这些不安全因素,提出一些相应的措施?
  胡:首先要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中国社会的稳定核心是人心稳定。人心稳定才能增加人们的安全感。所以,今后我们不仅要促进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促进人类发展,保障人类安全;不仅关注经济建设,更重要的是为所有人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人类不安全的核心是减少贫困人口特别是解决那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被边缘化的人群和地区。
  记:请具体地谈谈好吗?
  胡:可以!第一,要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把扩大就业、缓解失业作为政府最优先发展目标。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型企业和私营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开放服务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劳动力流动限制,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产业部门转移,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从低劳动率生产部门向高劳动率生产部门流动;第二,把减少农村贫困人口作为最重要的发展目标之一。既要提高他们生产粮食方面的能力,更要提高他们买口粮和食品的能力,可以以工代赈安排贫困农民就业,帮助、鼓励贫困农民外出打工;第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开征社会保障税,为老年人口提供稳定的养老金收入来源;第四,在农村重建合作医疗体制;第五,增加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资;第六,维护社会秩序,强化社会治安,有效处理突发事件;最后就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环境治理是必不可少的,要改变“高资本投资,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入”的发展模式。
  
  曾宪梓:拳拳赤子心
  
  编辑点评:
  男人,特别是打领带的男人,很少有人不知道曾宪梓的;而曾宪梓的成功,则是对人生经营的成功,是因为他有一颗报国之心。
  金利来,一个享誉世界的品牌;曾宪梓,一个家喻户晓并充满传奇色彩的爱国实业家。
  30多年来,曾宪梓走过艰辛、坎坷和痛苦,但他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和永往直前的信念,一步一步使自己走向成功,走向辉煌。
  来京参加“两会”期间,年近古稀的曾老毫不吝啬地与笔者谈起了他的成功之道、经营之道、做人之道。
  金利来品牌经过30多年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国际知名品牌。金利来的品牌之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呢?
  曾宪梓说:每一个企业的特点不一样,其经营理念也不一样。从金利来30多年的发展历程看,我们坚持在走品牌之路。我十几年前提出,政府也提出,中国经济的发展,企业界应该抓紧时间走品牌之路,只有这样,才能让世界关注,从而才能打入世界市场并成为世界品牌。
  经营品牌,首先要在自己的市场里成为名牌。每位老总都有自己的品牌观。国内外的人对品牌的要求不一样,它存在差异性。因此,我们要不断地去适应和变革,中国企业家要在国际化浪潮中迅速成长起来、成熟起来。我们中国有13亿人口,有品牌的产品太少了。日本是弹丸之国,可有品牌的产品却比我们多,我们要反思!
  这里面的症结在哪里呢?它关键在于企业家对产品的要求。30多年来,与我们同时成长的许多品牌均纷纷倒闭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那些经营者缺乏战略眼光,他们目光短浅,只看得见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发展,他们只想急功近利,从而忽视了产品的品质。
  因此,我希望中国的企业家能为国争光,多创造出一些名牌企业,在经营和研究品牌上,不要只从利益上考虑,希望中国的企业界和更多的企业家注重严密的管理制度、审查制度。对生产一定要严格要求,严把质量关。我希望中国有更多的企业能在世界竞争中站稳脚跟,占领市场。
  有人认为金利来的成功是因为金利来铺天盖地的广告以及曾宪梓的身份使然。因为曾宪梓不仅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他还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他从小立下了终身回报祖国的志向。当祖国需要他站出来的时候,他总是慷慨解囊,以表爱心。祖国也同样给了他最大程度的价值认同。
  针对金利来是广告轰出来的品牌这一看法,他说,做广告不能解决问题,治标不治本。如果产品品质不好,任你怎么做广告都卖不动。当然,广告有促销作用。金利来的今天是靠产品说话,我的身份也有一定的作用,但绝对不是主要作用。
  中国入世了,我们走得太不容易,面对这不可抗拒的国际化浪潮,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曾宪梓先生表示出了相当的忧虑。他说,入世后,我很担心中国的企业。虽然人们大讲机遇大于挑战。入世后,对本有优势的企业,我不担心。中国太大了,许多人的意识跟不上国际规则,因此,我最担心的就是在国际竞争中,人们的竞争意识跟不上。要想在竞争中成功,品质和品牌比什么都重要。在3~5年的保护期内,中国企业要变压力为动力,压力越大,成就就越大,对于我个人来说,如果有人瞧不起我,我就很高兴,我就是在别人瞧不起我的这种环境中长大并走向成功的。
  在欧洲,我发现许多欧洲的大品牌都是中国生产的,我想我们为什么不能生产中国的品牌呢?因此我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一定要加强品牌意识,否则,我们只能为别人加工。即使如此,我对中国企业家仍然很有信心。
  我们知道曾宪梓先生,总与他爱国爱乡的义举分不开。无论在什么场合,他总是说:“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今天的曾宪梓,没有祖国的培养,我决不可能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更不可能有今日的成就,因此,我感谢我的祖国。终身回报祖国是我的志向。我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人生在世,来时两手空空,去时也不能带走什么。我只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为祖国多做一点事,为家乡人民留下我的一片爱心。如果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都能为祖国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那么我们国家就会很快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了。”
  中国要强大,首先是企业家要强大。中国企业家一定要自信、自尊,我不太主张中国企业用外国名字注册商标。我们中国人要自己瞧得起自己,不要有崇洋媚外的思想。1973年,我周游世界时,在飞机上及国外许多地方,有人把我当成了日本人,我就大声告诉他说:“我是中国人!”。今日中国已今非昔比,今日中国已让世界不能小视,我们已不再是以前的“东亚病夫”了。现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都能看见中国字,听到中国话。由于我们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高,全世界的外国人学习普通话已成为时尚。必竟中国是一个具有13亿人的大市场,并且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这么大的市场。
  曾老的一生可谓饱经苍桑。他说:“我四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境非常贫穷,读小学时,我无法交学费,只能替老师煮饭,搞卫生来代替学费;12岁小学毕业后就失学了,然后留在家乡当农民。一直到解放后,16岁半才读初一,靠免费及助学金读完了中学和大学,我学的是生物专业,1963年,我就离开祖国去泰国了,平心而论,祖国培养了我,我还没有来得及报效,我就得去异国他乡闯世界了。只有离开过祖国的人才知道对祖国的那份情怀,当我离开祖国,在罗湖桥头回看五星红旗时,我暗暗发誓:此去一定要有一番作为,并立下终生回报祖国的誓言。人生几十年,转眼之间就不见了,我们能在有生之年对祖国、对人民做点贡献是应该的,能力大的做大贡献,能力小的做小贡献。国家的兴旺发达,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都责无旁贷啊。
  
  李晓华:新亿万富翁传奇
  
  编辑点评:
  近年来,李晓华的名字很响亮,并且可以将名字永挂天际。李晓华创造了很多个第一,他的创业故事,就是一个新亿万富翁传奇。
  李晓华,一位白手起家的亿万富豪。他出生在北京城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便上山下乡到黑龙江当了8年知青,后来回城,烧过锅炉,当过炊事员,练过摊当过“倒爷”,甚至因为“投机倒把”坐过牢。他凭着他的商业头脑和奋斗精神,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打了几次漂亮的商业战役,终成亿万富豪。美国《福布斯》杂志曾多次将他列入中国富豪榜,并两次名列第2位。他是中国第一个购买法拉利“钻石”跑车的人,也是惟一一位名字用来命名太空中的小行星的中国企业家。他的个人公益慈善捐款近亿元,在中国民营企业家中名列第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称赞他是“美国青年学习的榜样”。
  李晓华是个很有商业智慧的人,在他还没有正式从商之前,便有所体现。他曾经在河北涿县的一家玻璃仪器厂干过一段时间的推销,有一次他到一家企业去推销玻璃仪器,在介绍产品性能的时候,他观察到实验室的地上铺着一块地毯,便假装绊了一跤,将手中的烧瓶摔在了地上,由于有地毯的保护,烧瓶并没有摔坏,而李晓华则趁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吹嘘”起自己产品的性能来,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而做成了一笔大买卖。
  如果说这样的“智慧”只能算是小聪明,那么李晓华后来购买法拉利跑车,则可以说是一种出奇制胜的大智慧。李晓华“一举成名天下知”,可以说是从购买法拉利跑车开始的。在这里,我想当一回“文抄公”,引用《十月》上面的一篇报告文学中的一段文字,来说明李晓华的“法拉利高招”:“时下,不少企业不惜重金聘请女星做广告。漂亮的女演员在荧屏上微笑几十秒钟,就吃进了一百万元。李晓华却从来不做这样的广告,可他购买法拉利的举措,收到了令人震惊的广告效应。不少人正是因为法拉利而知道了李晓华的名字,不少外国友人到中国来,点名要拜见中国第一个购买法拉利轿车的人。在李晓华的棋盘上,购买法拉利早已超出了私人玩车的意义。这个举措既是高深的商业策略,又是精明的公关手段;既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又是企业的形象塑造。他抛出十三万八千八百八十八美金买了个红家伙锁在车库里金屋藏娇,一年也用不上两次,可这个红家伙的有形资产为他带来的无形资产,却是事半功倍有目共睹的。在购买法拉利这个小小的举措上,李晓华的精明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久前李晓华先生向我们透露,他那辆红色的法拉利车身上,写满了许多国家元首的亲笔题词和签名,其价值已远非当年可比。现在北京申奥成功了,他准备将这辆车拿出来拍卖,将拍卖所得捐给奥运会。我在想,不知到时候又将引起多大的轰动的效应!
  李晓华做了法拉利的文章,而命名小行星一样的可以称得上是大手笔。将国际编号为3556号的小行星命名为“李晓华星”,这一至高荣誉是李晓华先生努力、艰苦创业、关心科技教育事业的结果,是李晓华先生慷慨捐助公益慈善事业的结果,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但如果从“在商言商”的角度来看,其巨大的商业效应也不容低估。而且在中国从商,不能仅仅只看到一个“商”字。纯粹的商人,永远脱不了小商小贩的痕迹,成不了“巨商”,而李晓华先生在这方面的智慧、的确有过人之处,少人能及。
  李晓华在推广“脑力智宝’时所采用的手法,也堪称绝妙。“脑力智宝”是一种促进脑细胞生长的保健品,可以说是一种“聪明药;舟舟,则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有智力障碍的指挥家。李晓华把这两者联系到了一起,当人们说到“脑力智宝”时,就会想到舟舟,而说到舟舟时,也会联想到“脑力智宝”。我想还有什么推广方法比这更有效呢?看似不经意的一笔,却是神来之笔。说李晓华是商业天才,也毫不夸张。
  李晓华不仅是商业天才,而且是一位“企业外交家”。许多人都知道李晓华和克林顿、布什、普京、霍克、内塔尼亚胡、海部俊树等各国政要颇多交往,但谁又知道李晓华从中获取了多少商业利益?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企业家能从自己的“外交”活动中取得经济利益,也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看,李晓华不愧为一代高人。
  
  李晓华简介:1951年1月生于北京一个普通工人家庭;1958--1969年在北京读小学和中学;1969--1978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师17团垦边;1979--1980年在北京国家经贸部食堂当炊事员;1981--1985年在北京从事个体经商;1985--1987年在日本东京国际语言学院、东京工商管理学院留学;1987--1988年在日本及南美经商;1988年在香港成立国际投资集团公司并出任董事局主席;1994年被授予“全国百名优秀企业家”称号;1995年荣获联合国“和平贡献奖”及“和平使者奖”;1996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将国际编号为3556号的小行星命名为“李晓华星”;1997年作为世界杰出华人代表出席香港回归中国的交接仪式;199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优秀民营企业代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高峰会;2000年成立北京脑康生物科技公司并出任董事长。
  
  李玉玲:玉质人生
  
  编辑点评:
  在短短的十多年内,靠自己的知识和毅力,使执掌的企业成为年营业额达50亿美元的跨国投资公司,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发展速度最快的500强之一,并被评为美国“三A”级信誉企业,这就是有着玉质人生的李玉玲。
  李玉玲祖籍山东,生长在北京。1985年,应美国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的邀请,李玉玲和她新婚燕尔的丈夫前往洛杉机。
  1986年下半年,几位犹太籍商人出资,组建“亚洲联合集团公司”,主要同中国作纺织、服装、化工原料等方面贸易,并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李玉玲被聘为副总经理兼中国事务部主任。公司生意做得很红火,一年的营业额就实现数亿美元。李玉玲当了几年的“打工皇帝”,积蓄了一些钱,更重要的是领悟了先进的科学管理真谛,于是,她另起炉灶,创办公司,继续同祖国做生意,很快形成气候。
  此时的李玉玲得到一个重要信息:一家通讯公司的几位科学家正在研究开发数码通讯技术电话芯片,但由于缺乏资金,进展缓慢。李玉玲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她果断地决定向这家公司投资50万美元。他们按一美元一股算做50万股。不久,电话芯片研制成功,轰动了科技界,这家通讯公司名声大振,股票一下子从1美元飚升到89美元。紧接着,公司把股东的股票一拆为二,李玉玲占了100万股,不到一年的时间,公司的股票又升值10多倍。李玉玲出师告捷,在金融高手林立的异国,凭借她过人的敏锐眼力,做到“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
  在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后,李玉玲决定调整经营结构,对公司进行多元化改造实现新的飞跃。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她受美国诺贝尔奖双料得主林纳斯·鲍林博士保健理论的影响,把天然健康产品作为首选项目。同传统保健品不同,这种产品是纯天然原料配方,针对东方人的体质而调制,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和增进健康,功效显著。于是,她购买了配方。次年,李玉玲在洛杉矶收购了医药行业的一家包装厂,并组建了美国健康产品有限公司。公司推出第一批产品,赢得了市场青睐。令李玉玲出乎意料的是,分布在全美6个城市的“全国名牌商品工厂直销中心”邀请健康产品公司在每个中心设店。这是难得的殊荣。从此,健康产品商店启遍布各地,生意红火,特别是在旅游胜地拉斯维加斯,每天的营业额高达20万美元。1995年,健康产品产值达3000多万美元,精华素销量占世界首位,而且美国卫生部颁发了准许出口全球各大洲36个国家和地区的批准证书,公司也成了美国健康产品协会的会员。
  除商业贸易外,她还选择经营健康、节能、因特网革新技术等高科技项目。其中以“脐带再生血细胞移植”技术最为领先,是生物医学领域一个划时代的贡献。它可以取代传统的骨髓移植和末梢再生细胞移植,这项技术在美国已经进行了500多例试验,都取得了成功。李玉玲把这项世界领先的项目建设放在了北京,山东地区。
  1999年8月,李玉玲的成功集团与莱州市合作,共同投资兴建“莱州成功高科技工业园”。她投资了PC/TV液晶超薄显示器项目,设计年产量24万台,产品2001年6月生产成功,已销往美国和欧洲市场。
  李玉玲的新世纪成功集团在美国及香港有5家上市公司,在国内投资超过20亿元人民币,投资企业达30余家,这个数字正在不断地增加,国内的众多企业,经营内容包括了房地产、金融、信息技术、电子、商业、医药保健、生物工程、影视、期刊、文化事业等众多领域。
  在短短的十多年内,她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毅力,抓住机遇,使她执掌的美国成功集团成为年营业额已达五十亿美元的跨国投资公司。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发展速度最快的500强之一,并被评为美国“三A”级信誉企业。
  李玉玲为了中美事业而穿梭在大洋彼岸和大江南北,与两国的许多政界、商界、文化界、科技界人士结下了友谊,建立了联系,是一位出色的国际社会活动者。她在加州和美国都享有美誉,曾被选为加州亲善大使,美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副会长,世界妇女组织委员会常务委员,美国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美国加州经济发展委员会顾问等。她同美国上层人物如前总统老布什、克林顿,共和党主席多尔等建立了友好关系,并在多个部门和组织任高级职务。在中国,她担任中华慈善总会荣誉会长、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中国扶贫基金会特邀理事,先后受到了江泽民、朱钅容基、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都称赞她为中美友好往来做出了突出贡献,是新一代移民华人的旗帜和代表。
  
  夏明宪:门里的世界
  
  编辑点评:
  一门一世界,一门一人生,夏明宪就在门的世界里,将一扇门的文章做得如此精彩,如此引人好奇,这才让“美心”走出了国门,让许多外国人再也不敢小瞧了这一扇小小的门。
  “一门一世界,一门一人生,深情者,以心为媒,上下探求,得真美之熏陶;冷峻者,以智为介,内外把玩,得哲理之启迪。门之奥妙,不胜枚举;门之享受,重在平常……”以哲学、艺术的理念和悟性为支点,以兵家、法家的权谋及法度为杠杆,以人性、市场的永恒与变易为动力,夏明宪的“美心门”世界,已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闪射出耀眼的光辉……
  全国市场的20%,西南市场的40%,重庆市场的60%以上;营销网络遍及35个国家与地区,国内销售超过10亿,出口近2000万美金;国内外铁杆经销商过千家,造就了无数的经销商百万富翁……
  作为国内门业界领头“狼”的美心公司,将一扇门的文章做得如此精彩,足以引人好奇……
  山城重庆,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独具特色的巴渝文化;抗战“陪都”,西南重镇的地理人文优势;发达的军工企业;狂狷爽直的人群性格闻名于世。厚重的文明,汹涌澎湃的长江,给予了夏明宪足够的底气与灵气。1989年春天,当夏明宪独坐在自己的小五金店里,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购买水管接头自制门的时候,从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政策,到富人保护意识的需求;从日渐繁华的城市到私家别院的兴起,夏明宪敏锐地发觉,一个行业,一个拥有巨大潜力和独辟蹊径的市场在向他呼唤,一个有人类之始就已存在的人性需求在向他招手。于是,对事业的热诚,对前景的信心,加上对“万物简单为美,千秋存乎一心”的理念崇拜,“美心”门业由此诞生。从重庆蔓延到全国每一个角落,蔓延到全世界三十几个国家与地区,如春风、似野火,在燃烧夏明宪自身理想的同时,将成千上万颗心紧密地衔接在一起,演绎出一曲排山倒海的门之浩歌。
  1996年是美心的转折点,也是中国门业市场变幻激烈的一年,搭便车的纷纷而至,这些风起云涌的“后起之秀”抓住顾客不了解钢质门材料、结构的品质情况,以低于标准的材质、粗制烂造的手法、低廉的价格猛然冲击市场。面对压力,夏明宪的本能反应告诉他: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经过全面的调查和综合分析,一系列的应对与发展措施相继出台:
  这一年,美心在中央电视台主要关注性栏目发动轰炸式广告,诚征全国范围内的经销商,各路英雄云集美心,如遍地开化,美心产品由此走向全国;
  这一年,美心在扩大销售面的同时,抓紧对营销系统的归整和梳理,将统一的价格体系、专场经营手法、品质保障机制、公司品牌树建等进行了全面的整合;
  这一年,美心正式与美国机械行业颇具实力的麦森公司合资,引进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机制,由此掀开了国内门类企业第一家中美合资的新篇章;
  这一年,夏明宪走出国门20余次,参观50多家国外门类企业,并创造了从美国3天来回的记录,在国外寻求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款式、功能新颖的同类产品……
  处于繁忙的事务中的夏明宪却不忘登南山,游长江,以宁静致远的气度,掌握着局势的变化,“外由心动,神静方明”,夏明宪经历了一场心灵深处的考验。伴随着市场的稳定发展,夏明宪深知要应对更为复杂的变化,美心需要从内外各方面进行变革与创新,结合“人治”与“法治”的手法实施改造性的手术。
  成本就是利润,夏明宪在供应系统实施“美心招投标制度”,所有进入美心的原材料必须竞标,保证质量并以最低标底作为下一次竞标的最高标底;大规模购进原材料,以降低单位成本;在保证品质的基础上,每道工序进行成本核查和审计,决不浪费一丝一毫;管理办公费用从严控制,销售费用以业绩定标准,层层把关,责权到人,将降下来的成本利益返还给消费者、经销商,变成一项永恒的服务……
  品质就是生命。在采访中,我们不断听到美心人重复这样的概念:“当利润最大化与可持续发展发生矛盾时,我们将毫不犹豫选择后者”,夏明宪为此多次召集中上层管理人员进行告诫:“这一原则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日日抓”,夏明宪认为,美心产品的优势源于独家技术和优质材料,即使成本上升,生产速度减缓,也决不能偷工减料,因为美心的发展证明了这一心态的重要性和正确性;
  研发就是源泉,夏明宪亲自组建国内门业第一个研究所,筹建国际门类产品展示厅,将世界各地收集来的数千款门产品一一陈列解剖,无数设计人员日夜在此观摩、试制,将防盗门产品延伸到防火门、室内门、车库门、钢木门等品种……将单一的外室门品种拓展为内外配套的门业市场,经销商队伍也因此扩展到上千家,遍及全国各地,并保持无一家亏本……
  围绕这些思路,美心先后建立了财务审计制度、生产督察制度、权力监督制度、“有限终身制”与“末位淘汰制”相结合的素质提升制度……企业内部逐步形成一套完整而又相互制约的监控体系,持续性发展的框架构建让美心从此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1998年,美心在国家级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购地200亩,一期用地55亩的现代化厂房于2000年全面竣工并在当年投入动作,二期用地近150亩于2001年动工,夏明宪计划投资5个亿,在2003年建成业界最大的单体工业厂房,同时将引进多条世界最先进的全自动流水生产线,集下料、扣合、焊接、涂装、填充、总装为一体……生产力的提高、人员素质的提高、产品品质的提高、品牌知名度的提高,加上成本的降低,美心的优势仿佛多米诺骨牌效应,其前进的趋势已无法阻档!
  经过多年的磨砺,将走进“知天命”之年的他,面对我们,露出了笑容,“做生意就是做人,办企业如同对弈,只有具备了智慧、良知、韧性和对人性的充分理解的人,才会有具备社会使命感、市场前瞻性、经营永续性的企业”夏明宪如是说:美心的发展历程,美心的现实提示我们:销售多少,利润多少,对于美心只是表象性的东西,其内涵的原动力来自何处走向何方,才是我们值得探索的兴趣所在……
  
  张贤亮:文人的一半是商人
  
  编辑点评:
  张贤亮的名字我们很熟悉,从有《灵与肉》开始就熟悉了,但我们熟悉的是张贤亮作为文人的一半,而他的另一半是商人,是一个善于推销荒凉的商人。
  当今中国,真正称得起“儒商”二字的当首推张贤亮,从很大程度上讲可能也只有张贤亮了。原因很简单,中国“儒”者并不少见,但儒中之“商”却凤毛麟角;中国也不缺商人,但商人中真资格的儒雅之士却甚为难得。前不久,在重庆扬子岛饭店,凤毛麟角且甚为难得的张贤亮本人竟赫然出现在本刊记者们眼前,当然,是活生生的,而不仅仅是《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以及《青春期》中“跃然于纸上”的那个,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幸事。
  按照惯例,访谈之前须握个手,自报山门出处,相互“对视”一番什么的,但握手之前,儒商却要踅入盥洗室洗去手上的果汁。净手之后,方肯与我等热情相握,然后,递上名片——与某同行所称“印有4个董事长,一个总裁等头衔”的报道有很大出入,一个头衔都没有,仅有光秃秃十分“荒凉”的“张贤亮”三个大字。于是话题便很自然地从“张贤亮”和他的“荒凉”开始了。
  
  
  谈到紧要问题,张贤亮会重重地拍拍桌子,或是在谈伴身上轻轻拍打几下,以提醒大家注意。桌上几只“三五”牌香烟的空盒则显示出这位才智过人的文人加商人烟瘾也过人,在一个小时的访问期间,他就这么不停地说话也不停地抽烟,有时倒也难得他会把抽烟的事暂时搁置下来,任其自燃自灭。
  记:自《灵与肉》发表以来,人们包括评论界都注意到您的作品有一个明显的共性,就是对人的生存状态,人的价值与尊严作深刻,不懈的探求,那么今天,商品经济已进一步发育,您在这方面的探求是不是也有了新的发现和结果?
  张:中国人的价值和尊严历来不被主流意识所承认,天、地、君、臣、民,民永远在最底层。民之上是臣,最上面是君,人民是微不足道的,故有“蚁民”“草民”之谓。到文化大革命,别说什么尊严,就连人道都没了,只有市场经济才可以挽救人道、尊严的沦落。市场经济把人身上的附加成分都给剥除了,比如扬子岛大酒店,我张贤亮能住,乞丐有钱了也可以来住;对面的海逸大酒店,你张先生可以去花一百块钱吃一餐,一个乞丐攒点钱或者大衔上捡到一笔钱要进去吃海鲜你海逸也没理由不让他去享受,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我们说市场经济是无情的,常常认钱不认人,但毕竟把一切身份性的东西给去掉了。而且,更大的进步在于,劳动力的买卖上,也靠市场来调节了,人可以根据自身价值来确定自己的位置。有些国营企业搞不好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的价值得不到充分的体现,一个企业负责人把企业的效益搞到几百亿元,但他的报酬却远不能与他的付出相称,他们尊严如何体现?他的尊严在何处?要知道,尊严是依附于人的价值之上的,如果连价值都难以实现,尊严二字又从何谈起呢?
  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要不是重庆作协主席黄济人先生有言在先,反复强调张老师很忙,只能给我们一小时时间的话,访谈肯定会愉快地继续下去,而且话题还不知道将被引向何处。张贤亮欣然为我们题字并同我们——合影留念。他对摄影师说:“我是很看重肖像权的。”我们心里一惊,以为他会声言不许发表或要求有偿发表,但他所主张的“权益”不过是要请摄影师把照片寄一套给他,我们笑了起来。握别之际,张贤亮的手机发出嗡嗡的声音,原来,为了这次采访他特意将其调到了振动状态,这小小的细节令我们心头一热。
  
  魏明伦:我要做个自由撰稿人
  
  编辑点评:
  魏明伦是怪才,是鬼才,正是这种怪和鬼,使他成为稿费标准最高的人。这就让魏明伦有了一些傲。但他却要做个自由撰稿人,但愿成为自由撰稿人的他,同样能做到字字珠玑。
  “我不会再写戏了”,一手摇着折扇,一手扶扶镜架,魏明伦不断摇头道。
  这位曾被誉为“戏妖”、“巴山鬼才”的当代著名剧作家究竞是怎么啦?
  当年以一部《巴山秀才》亮相戏坛的魏明伦曾在海内外刮起一股“魏旋风”,其纯熟的技法,幽峭瑰玮的风格,神鬼莫测的才气,如空谷足音般为戏剧界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之后,《岁岁重阳》、《潘金莲》、《日照祈山》、《变脸》、《中国公主杜兰朵》、《四川好人》等,可谓篇篇佳作,部部翘楚。其中,《夕照祈山》堪称重头戏,他对诸葛亮这一盖棺论定的历史人物的反思,引来满堂喝彩声。对此,余秋雨评价魏明伦“早已不是一个一鸣惊人的挑战者,而是能够把苍凉的历史感悟进行寓言化处理的悲剧诗人,他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厚和大气”。
  言及现在的创作情况,魏明伦坦言:“我目前主要从事碑文创作”。
  他的碑文从《金牛赋》问世起,迄今写了10篇左右,论及这些碑文,魏明伦颇为自豪地说:“我这一生,从八台大戏到各类文章,少有废品,次品,写一篇成一篇”。
  其实,这位自称没有文凭的传奇大家文化功力深厚,感悟独特。成都耗资数百亿重新疏浚规建的府南河,工程浩繁巨大,完工后无论是从环境、商业效益还是人文价值而言皆是成都市跨世纪的一件大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该工程有关方面准备写一篇碑文记述下来,以昭后人。他们经过反复挑选,逐一比较,最后主动找到魏明伦,二话不说,开价5万元。魏明伦果然不负众望,千余字的碑文从笔底汨汨淌出,立锥而成名篇佳作。
  如今,他创作的数篇碑文早被海内外报刊转载抢登。行家评述其碑文在千字左右的篇幅里完成叙事,说理、抒情,既有古文的凝练,明丽和神韵,又有现代文字的直白易懂。有人因此戏称其为“魏碑”。
  魏碑吟得苦,从构思创作到最后出笼,少则半年,多则一年以上。“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其创作艰辛非常人所能想象。不过,聊以自慰的是,其碑文皆是传世之作,再则字字千金。当初,写《府南河碑》是5万元,为重庆所撰的《华夏陵园赋》、《会堂赋》亦是在10万元以上。
  人穷而诗工。不愿重复古代文人的悲剧,在商品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魏明伦并不耻于言利,以其旷世文章与“魏明伦”这个品牌本身,其商业价值远不止这个价。另外,与艺术界他引为知已的两位上海朋友——余秋雨与沙叶新相比,生存环境不可同日而语。后二者分别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和上海人艺院长,有车、有房以及相关配套的“官场设施”,而魏明伦只能靠稿费维系一家老小的生存。
  自然,别人千金求赋便不足为奇。
  现在,魏明伦应二滩董事会之邀埋头创作《二滩赋》,待完成后将刻于大坝山崖之上,此外,四川绵竹市人民政府礼聘他为顾问,请他撰写《绵竹赋》并刻于广场上。
  写《绵竹赋》不难,但《二滩赋》却令他殚精竭虑。这项投资数百亿的国家大型工程几乎文章著尽,好话说满。上有各级领导铺天盖地的题词,下有文人墨客的文章,要在千余字内完成叙事、明理、抒情的碑赋功能,显然不是一件易事。他想在《二滩赋》中突破自己,做到大雅大俗,朗朗上口,连妇孺小孩都能听懂。该文已创作了一年多,现进入收宫阶段。
  从《雌雄论》、《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威海忧思》,魏明伦的杂文不算多,但篇篇皆是佳作,读来字字珠玑,酣畅淋漓。
  对此,余秋雨这样评价:“魏明伦的杂文,不走隐晦曲折,把玩机巧,耍弄幽默之途,只以一种道义敏感裹卷世象,类比得浩浩荡荡,讽刺得明明白白,可谓杂文中的君子,侠士”。
  其《雌雄论》就曾为读者推崇备致。千字短文,直抒世间奇情,对男女不平等从另一角度,另一个侧面,去品评、把玩,一反传统,不避尊者,解剖得尖锐深刻。该文虽曾引起某些人的不快,但在广大读都眼中,读过后却感觉如四川火锅一般,五脏六腑被熨烫得巴巴实实。
  难怪,在贾平凹《美文》杂志举办的笔会上,来自台湾的著名女作家龙应台直言不讳地指出:大陆的散文与杂文同“五四”时期相比,出现了一个文化断层,而魏明伦的杂文则是她读到的不多的美文之一。
  魏明伦自豪地讲,等自己的碑文写到一定时候,她会致力于杂文写作,不会再重复自己。
  而现在,就其创作状态而言,他不愿再写戏,只图痛快淋漓做个自由撰稿人。面对历史、社情、国情、自我人生的际遇,他的杂文题材可以说多得快溢了出来。这是那些无关痛痒而又自以为是的小文章所不可比拟的。
  其《威海忧思》直射出的杂文信息便是明显例证。从对丧权辱国之恨、割地赔款之痛到联系现实,无不透出魏明伦独到的史因解析来。这对在杂文生存构架略显窄闭的今天,无疑有种旗帜鲜明的昭示作用。
  杂文戏剧化。魏明伦的杂文具有现场即景般的舞台魅力,这是他人所不具备的。对此,魏明伦强调,人都有江郎才尽之时,但他目前的创作状态非常好,现在他文思泉涌,作品日臻成熟。
  
  杨澜,与阳光同行
  
  编辑点评:
  我们熟悉杨澜,是熟悉她永挂脸上的微笑,而作为第一位名列福布斯排行榜上的中国女性,能否永远与阳光同行,这也是我们的期待。
  美国权威财经杂志《福布斯》(Forbes)2000年11月8日公布了中国大陆前50名富豪名单。杨澜名列第38位。这是《福布斯》杂志第二次排出每年一度的“福布斯全球中国50富”,名单中只计算每个人的资产,不考虑其负债情况。杨澜是第一位名列福布斯排行榜之上的中国女性。而他创立的香港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则被《福布斯》评为全球最佳300家小型企业之一,同时还被列入20家“将于2001年表现出众的公司”之一,被《福布斯》形容为业内的“未来之星”。“阳光文化”是入选20家“未来之星”最佳小型企业的惟一中国公司。据悉,《福布斯》此次评选工作非常严格。要成为最佳300家小型公司之一,必须是上市公司,其经营额在5亿美元以下,但有强劲盈利增长率和高股本回报率的中小企业。此次全球300家当选的最优秀的小型企业中,中国内地及香港有11家公司被选入其中,内地有6家,香港有5家。在这300家中最为出色的20家被誉为“未来之星”,被认为是“实属其他企业家学习的出色榜样”。而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正式营业不到一年,就在“未来之星”榜上有名,堪称奇迹。
  由一位知名电视主持人跃身为商界女强人,杨澜的成功听起来就像一个传奇。那么,她是怎样画下自己灿烂的人生轨迹的呢?
  1999年,杨澜离开凤凰卫视,在丈夫吴征的帮助下创办了自己的企业——香港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简称SunTV,现已成为香港的一家上市公司,截至2000年11月3日,SunTV市值为1.97亿美元,杨澜拥有35%的股权,她个人拥有的资产达6300万美元。这使她一跃跻身中国最成功的50名企业家之列,成为中国第一位靠自身的才能崛起的女企业家。杨澜的崛起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她代表着中国具有雄心壮志的一代年轻企业家。
  2000年1月,杨澜出资3500万港元与友利电讯总裁高振顺、万信证券陆宇经和第一国际董事总经理颜贵国联手共同出资800万港元收购了一家香港上市建筑公司。随之,他们吹响了向网络进军的号角。此时,这家建筑公司的股票从两分涨到7角多。作为第一大股东,杨澜所持股份市值一度达到8.4亿港元。据悉,杨澜与吴征仅在友利电讯和天地数码公司的股票市值就不下三亿港元。
  由杨澜主持组建的阳光卫视仅用了四个月便于2000年8月8日在香港正式开播。杨澜认为,20多年来,中国的中层人士忙于事业,他们偶然也观看娱乐和体育节目,但多数内容都被忽略了。如今,他们对自身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发现除事业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可供探索的领域和需要了解的东西。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更需要自我发现,需要有更多的选择。因此 ,好的奋斗目标是将SunTV建成一座沟通中外历史文化的桥梁,立足中国文化的商业电视台。如今,杨澜的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已成为一家以历史人物传记为主要产品和资源的宽频网站,为各媒体及电视观众服务的公司。杨澜把最初的战略目标定位于中国4亿家庭中的15~20%最富裕的中层家庭观众。她确信,这部份人经济条件较好,文化素质较高,但却最忙碌也最需要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也最需要高水平的文化服务。不仅如此,她还把打破国内单调乏味、质量低劣的电视节目模式,创办一个休闲娱乐的新天地作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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