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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俄罗斯有着渊源深厚的思想和意识关联。在国家间的历史关联里，我也有个人与俄罗斯的思想和意识关联。细想下来，我认真读过的俄罗斯作品，有十几种，本文要谈的是这样几本书：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斯大林的经济学术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别尔嘉耶夫的哲学著作《论人的使命》、《人的奴役与自由》以及思想自传《自我认知》等。在这样几本书里，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可以演化出来呢？
我是一九七三年上高中时读到此书的。在几乎读不到世界名著和中华传统经典的文化大革命时段，这本书成了我精神世界里的一根香火。
革命初步成功时，革命战士保尔·柯察金却只剩下了几近残废的身体。当再奉献已经没有了本钱，虚度来日，无为余生，自是英雄的耻辱，结束生命或许就是革命战士最佳的选择。革命就是革命者唯一和最高的价值，如果不能继续革命了，革命者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于是，他举起了手枪，对准自己。
第一次读到保尔举枪时，我内心充满了紧张。英雄是不能消失的，至少是不能如此消失的。要消失，也只能消失在革命的进程之中，并有完整的为革命献身的方式。通过自杀来结束生命，绝非英雄，那只是懦夫。果然，失去了健壮身体的保尔，坚定地战胜了自己。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杆子这种新的武器，又跟上了革命的队伍。
这是真实的结局，要不就没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伟大的英雄作品。当然，这也是我期望的结局。这个英雄必须存在，并且是完美地存在。就是今天，我也这样认为。否则，我这一生就不会有任何英雄的情结了。
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故事，读来让人惋惜至今。就是在“文革”中禁说爱情时期，我也偷偷地设想着另外一种结局：冬妮娅从爱情中获得对革命的同情，成为革命者，与保尔“终成眷属”。自传体的文学作品，有其基本的真实要求，那种萌发于人性中自然的爱恋之情，完全没有历史可能地与“革命”、“无产者英雄”融合起来，保尔和冬妮娅在青春时代产生的男女异性间炽热的吸引，成就的却是一个历史英雄与超然爱情无法一体的悲剧！
爱情悲剧的最后场景是令人内心纠结的。保尔在几乎搭上自己的性命修筑铁路中，巧遇了已经成为贵妇人的冬妮娅和她的丈夫。这时的保尔，已经是一个完全献身于革命的战士，冬妮娅则成为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一分子。冬妮娅惊讶和嘲笑保尔的寒酸和粗鲁，保尔则“温和地”用了“酸臭”表达了对冬妮娅的蔑视。在这里，两个活生生的个体人对话，一下子演化成了两个阶级或两个集体的价值观展示。是的，个人已经被社会历史的无常所规定掉了，他们只能也只会如此说话。
我内心的纠结在于，为什么革命，一定要，又一定会消灭那种源自人性里最初、最本真的美好情感呢？进一步问，这种革命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毁灭这样的天然情感，还是希冀创造一个新的历史平台，认同并护卫这样的爱情？如果只是前者，那革命究竟为了什么？毕竟人性的本原之爱之情，那是自然的存在，也是自然美好的存在，只是毁灭这样存在的革命，又何以赢得人心？
这些问题很快有了部分答案。保尔和丽达，两个革命的异性同志出场了。自然天性之爱和志同道合，应当的、合理的结果，便是两人革命的婚姻和家庭，再生产出革命的后一代。要命的是，这样的逻辑在保尔和丽达身上居然没有出现。保尔出于“革命的”考虑，拒绝了丽达的爱。这看似过分的拒绝，想来却是非常的合情合理。因为从革命者来看，世界上最为崇高的，就是革命本身，其余的一切，都不重要。男女之情之爱，如果不是纯粹出于革命的需要，或者与革命需要没有直接联系，就可以让位，就可以毫不留情地舍弃。
保尔毕竟还是个体的人，有着血肉之躯。后来他也有些后悔，终于对丽达的爱有了接纳的表示。不料为时晚矣，丽达已嫁人生子。当两人再次相见时，内心深处那天然的男女情感被拨动。丽达很想补偿一下他们之间的情感遗憾，却还是“革命的”意志战胜了人性里某种与生俱来的欲望。
在某种意义上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无产者英雄”的整体如何通过革命锻造出来的史诗，保尔只是一个典型代表。这部作品的全部伟大之处，我以为就在这里—个别的、特殊的、具体的英雄，展示了一个时代英雄的全部面貌。这些英雄，经历了社会历史变迁的惊涛骇浪，也经历了个人情感世界里的风风雨雨，还经历了无数回生命可能丧失的危难险境。他们在坚定的革命信仰之下，完全地奉献了个人的身体和情感，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于毁灭个人的存在，去成就一个集体的崇高目标。
让我们称他们为英雄并肃然起敬的，就是这种全然无我的献身精神！当以一个集体的目标作为价值评说的基准时，这样的英雄，是多么值得尊敬和效仿啊！事实上，从第一次读到此书至今，在我这个“个体人”的身上，在类似我这个“个体人”的他人身上，又何尝没有某些如此英雄的意识和点点滴滴的痕迹？
“钢铁”，这是一个坚强却冰冷的词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以做这样的字面解读，当集体目标需要时，一个个鲜活的人的生活、爱情甚至于生命的付出，熔炼出了超越个人天性、没有情感、没有色彩，也没有温度的固化之物。很不幸，从完全的“个体人”来看，如此的付出，由于毫无保留地融合在集体目标的崇高之中，个体生命的天然活生生价值，就完全消失了。更不幸的是，从这部作品的内容来看，此处的字面解读，其实就是历史的事实。
这让我们陷入了从不同视角看问题的内心巨大冲突：从集体的历史价值看，保尔是英雄，一个时代整体英雄的代表，值得肯定、值得渲染和追随；从个体的自然价值看，从生活、爱情和生命的天性看，保尔因“革命”而完全没有自我，丧失了个体存在的意义，他不是属于自己的。这也就是保尔那句名言所表达的，“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在保尔的心目中，他认定自己就是没有自我存在的集体的一分子，他完全彻底地为了那个集体放弃了自我的一切。作为读者，我们一方面为英雄叫好，同时又为保尔个人生命的严重缺憾而深深地扼腕。
这是斯大林论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和学说的一部重要著作。说其重要，是因为它不仅就苏联三十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进行了经验总结，更重要的在于，它引申出了所谓一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理论，极大地影响到了那个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从经济理论历史的角度来看，这部著作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几个重大经济问题，如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公有制的形式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等。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只有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对未来社会制度的抽象推论，列宁也只有短期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经验总结，斯大林根据苏联几十年的经历，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格外具有价值。事实上，在那个历史时段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非常需要这样的“建设性理论”。
斯大林强调了“三个规律”。一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在这里，我们只看到“整个社会”的整体需要，个人需要则完全消失在这个规律下的集体需要之中。
二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是关于全社会的整个生产和消费安排及衔接的。可以想象，如果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总量生产和消费安排，而且是短期的安排，那好办，有一个组织严密、精英集中、技术完备的计划机构，就可以实现。问题是，一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根本不可能是相对简单的总量对接，何况其中还有更加复杂的分配和流通环节。如何才能深刻地认识这个规律，并且落实在年度和五年计划之中？斯大林对此提出了问题，却没有谈论如何解决。斯大林在书中，以批评的口气认为苏联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水平不高，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规律的“客观性”。
最有意思的是斯大林谈到的一个矛盾存在，即第三个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苏联早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由于历史承接和现实问题，商品生产和流通根本就无法消除，强制性的消灭商品生产和流通，搞“纯粹的共产主义”，带来了经济的巨大灾难。由此便有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流通某种程度的合理性，承认私人资本的某种有限度存在，结果带来了经济的迅速繁荣。斯大林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用了较长篇幅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是会存在的。但是，商品生产存在的基本理由，他认为不是也不应当是私有制，而是存在有不同的公有制形式，即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在这种格局下，只有商品生产才能够连通两者之间的经济关系。消灭商品生产，当且仅当一切生产资料都是全民所有时，才能够做到。这种解释逻辑是成立的。但当它一涉及价值规律，矛盾的地方就出现了。
就我们的视角来看，斯大林的“三个规律”无一不与个人相关。从消费到关联的生产活动，再到财产所有，个人至少要有自我消费（别人不可以替代，如吃喝）、个人自己劳动（别人也不可以替代，替代就不是自己劳动了），在某些情况下，个人甚至于要有自我的基本固定资产和工具（如成衣工，至少需要缝纫机等工具）。当“三个规律”构造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时，个人从吃喝、劳动活动等的存在，就不过是服从“整个社会需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需要以及受到限制的“价值规律”的摆布而已。在这里，个人的生活，包括日常生活和情感生活，以及关联生命的其他自然和精神生活等，便成为“社会主义规律”作用的附属物。可见，所谓的“斯大林模式”于此题所议，实质就是否定个人作为个体自由、自主和自在的特殊制度形式。
很不幸，在“斯大林模式”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充分地展示了个人存在被否定的悲惨经历。除了斯大林等极少数个人有着制度代表、集体领袖等光环，从而拥有制度赋予的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之外，绝大多数的普通个人，则被完全地限制了自我而失去了存在感，有些甚至被毁掉了正常的生活、自然的爱情和至高无上的生命。
现在，让我们沿着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提出的问题前行。就苏联的历史而论，俄罗斯革命所达到的“最壮丽事业”的初级目标，也就是牺牲了包括保尔在内无数个体生活、爱情和生命的革命的直接结果，还是在为一个更加大的集体目的，继续否定或毁灭个人自我的存在—没有自由的生活，没有自主的爱情，也没有自在的生命。这样的后革命现实，是俄罗斯革命所希望达到的么？
从“人类最壮丽事业”的一般理解出发，从人的解放而不是人的奴役出发，更从个人的自然天性出发，这样的革命结果，应当不是革命的初衷，至少不是革命的全部目标或主要目标所在。虽然说，在革命时，对于革命胜利之后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制度，所有的人都没有清晰的概念，但是，推翻一个“人剥削人”的制度，绝对不应当是简单地换一批人，再来“剥夺”另外一批人；更不应当是有一个所谓大集体的存在，“剥夺”几乎绝大部分个人作为个体最基本的自由、自主和自在的状况。如果说，革命之后的新世界，仍然是对个人的生活、爱情和生命无情的摧毁，那么，回看过去，革命的价值就成了问题；展望前景，革命后的新制度，便必然迅速转化为“旧制度”，成为又一次革命的对象。
别尔嘉耶夫青年时代崇尚马克思的学说，对现实社会问题充满了关注和参与的热情。他大量地阅读了本民族的经典和西方特别是德国的哲学著作，经历了悲喜无常的俄罗斯革命，其中包括他自身多次被捕，最后被流放异国他乡的亲身体验，他的思想转向了“以个人为中心”的存在主义哲学。他从外部“客体化世界”奴役了“主体的人”的观察入题，始终围绕人的自由、创造和爱进行思考，终极地提出了人的内在“精神自由”的最高境界，以救赎被奴役了的人自身，引致他的哲学走向了超验的、绝对的、无限的价值领域，即信仰“上帝”与“人交会存在”的宗教哲学领域。
先放下别尔嘉耶夫深邃的个人“精神自由”不论，他从“个人为本”的视角来思考和定位他的哲学，本身就提供给了俄罗斯那个时代一个巨大的反叛参照。可悲的是，在革命的狂热和革命可能带给俄罗斯崭新时代的热望里，革命的价值和集体的整体利益，完全淹没了别尔嘉耶夫“个人为本”的思想，就连他这个鲜活的个人本身，也被装上了革命的“哲学船”（一九二二年，苏维埃政府用两艘外国船，驱逐了一百余名俄罗斯知识精英到西方国家，史称“哲学船事件”）流放到了异邦。 在“个人为本”的基础上，“个人自由”是别尔嘉耶夫思想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方面。从古到今，“自由”是一个充满了歧义的字眼，无数的思想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探求心血，却没有终结出一个统一的认知。在个人自由的思考中，别尔嘉耶夫认为人的自由，应当是也只能是“精神自由”，而不是一般的选择自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面临A或B的选择问题，人们可以有如此选择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无论如何选择，都是以丧失另外一种选择为前提的。这不是真正的自由，不是人的最后救赎和解放。人的“精神自由”，则完全不同，它是在精神世界里，人向着一种终极价值，或是称为“大善”，或是称为基督教《圣经》中“大神秘”的“上帝”方向超越的自由。
由于涉及宗教和神秘性，别尔嘉耶夫关于人的“精神自由”，就容易被误解为天国的臆想而离现实很远。他的存在主义也常常被冠以“宗教存在主义”，被挤压到了相当脱离生活的神学世界。然而，别尔嘉耶夫坚定认为，“我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哲学家，从来都不追求脱离生活的哲学”。事实也是如此。如果说，其他思想家研究“人”，是看着人、思考人、解释人，再寻求解放人的途径，那么，别尔嘉耶夫则是看着人、思考神、解释人，从人与神的交会中，寻求解放人的途径—以神的无限自由来认知现实生活中人的有限自由或不自由，提供给人一种自我的终极性救赎之道。
相比于“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哲学，别尔嘉耶夫的哲学强调“自由高于存在”。他的“精神自由”思想，让他的哲学思想从一般的存在主义出发，达到了一个别样的全新高度。这个高度的显著特点在于，人的内在自由或“精神自由”是绝对第一位的；其余的一切，包括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外部世界，都应当隶从于这种“精神自由”而存在。否则，人就是被奴役的，并且最多地被自己创造出来的客体化世界所奴役：人创造了机器，被机器奴役；人创造了金钱，被金钱奴役；人创造了成文制度、规则、宗教意识等，又被这些创造物所奴役。
从“精神自由”思想的实践来看，别尔嘉耶夫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变革思路，即从以往一味由外部世界“革命”或“改造”发轫来创建新的社会，转向了个人内心“精神自由”、追求真理，再外部化为现实世界、社会制度和历史的新变革路径。在新的变革实践中，外部形成的制度也好、组织也罢，甚至意识形态、宗教理念，以及经济和科技的成果（如货币、现代网络技术等），都只应当是从属于个人的“精神自由”，而不是相反。
按照别尔嘉耶夫的这种理解，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由于人没有充分认知到“精神自由”的绝对性和真理性，所有由人创造而形成的“客体化”历史和现实，一直就是人受到奴役的“堕落世界”。
至此，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隐含的关于俄罗斯革命和革命者的狂热等问题，别尔嘉耶夫给出了惊世骇俗的回答。
其一，革命的价值需要重估。别尔嘉耶夫对于俄罗斯革命，从制度层面，他并不反对。但在革命中出现的对于个人自由，特别是对于个人“精神自由”的毁灭，他表现出了强烈的忧虑和抗拒。这样的革命，不仅仅是对一种旧制度的摧毁，不仅仅是对某种集体或社会目标价值的新建，更是对个人“精神自由”最基本历史存在的完全涤荡。结果，本应成为新制度基础的个人“精神自由”被压制，未来的社会就必定会再次奴役人。
其二，革命的热情或狂热必须抑制也必定得到抑制。俄罗斯革命者的热情或狂热，是基于对革命价值和集体利益的历史性误解产生的，更是对人的“精神自由”没有基本认知的盲目冲动形成的。在这样的热情或狂热之下，原本只应当是工具的革命成了价值追求本身，结果一次革命引致出又一次、再一次否定前者的革命，一次毁灭引领出又一次、再一次荡平前者的毁灭。哪个民族、国家和社会又承受得了如此的革命和毁灭？由于一次次革命和毁灭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时段里，重复着人的被奴役状况，革命的热情或狂热也自然会被“革命和毁灭”本身所摧毁。这种格局，别尔嘉耶夫预知到了，俄罗斯的历史进程也展示出来了。
其三，俄罗斯未来的路，应当由人的“精神自由”主导俄罗斯民族的心灵。在此基础上，通过俄罗斯人的创造，引导俄罗斯社会前行—以个人“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和长久守望，去构建社会的理想存在，让个人回归自我的天性，回归自然的生活、爱情和生命，让集体从属于个人而和谐存在，社会历史与人类天性达到“和谐合一”的境地。这也就是别尔嘉耶夫在革命和毁灭之中、之后，对处在迷茫中的俄罗斯树立起来的“路标”。
虽然别尔嘉耶夫的哲学思想是关联俄罗斯现实生活和未来走向的，但不难看出，他的思想似乎有着过大的超前性，那种根基于人的“精神自由”而来的理想社会构建，有点遥不可及的味道。正因为这一点，别尔嘉耶夫并没有找到将他的“真理”付诸实现的具体路径，在可以预见的时光里，我们都无法肯定这个理想社会一定会到来。然而，这种终极的价值追求和思想关怀，我理解，并不是说一定要去构建那个乌托邦，而是人类应当超越现实、超越自我、超越有限，在精神的世界里，追求那种人类的“大善”，从而演化出现实社会的相对和谐和美好。终极虽不可达至，走在向终极前进的道路上，那也足够美好了。
“我读俄罗斯”，虽然视角是个人的，选择的读本也非严格，但得到的历史和思想逻辑，我以为不是个人的，也不是片面的。因为这种逻辑源自俄罗斯的历史，也源自作品的内在关联性。就是在这样几种不同类型的作品中，我读出了俄罗斯个人和集体存在的历史关联和思想裂变，历史的、思想的逻辑突显出来：从个人到集体再到个人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不论是记录、总结还是思想类的文字，哪怕选择的样本很少，哪怕是采取编年史式的简单排列，如此的逻辑都会突显出来，并容易上升到思想层面。
可以说，俄罗斯这个时段里，历史和思想的逻辑，具有相当程度的统一性。那么，其中最值得推崇的价值是什么？“老大哥”是否再次提示了一种信仰？
回到个体的人。这一点表明，在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中，强调个人价值的第一位性或是自然神圣性。任何集体的价值应当也只能通过个人自然神圣价值的集合来体现，而不是个人价值消解在集体之中，即个体人完全地丧失自由、自主和自在的状况。否则，这个集体的价值会随同集体的必然毁灭而一同消失，第一价值地位也将强制地向个体人回归。
回到人的内心。个体人自然神圣价值的核心，是内心的自由或说“精神自由”。它将持续地去塑造个体人精神世界里最大的“善”，进而通过这些个体人的创造和爱，外化或是客体化成为相对和谐的世界。通俗一点讲，这是一个从个体人无限的“精神自由”走向有限的“幸福社会”的过程，即个体人一份份无限的“善”集合起来，将极大地改善现实的社会存在和生活。如果能够由此前行，人类社会就有足够的理由乐观起来。
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是一九七三年上高中时读到此书的。在几乎读不到世界名著和中华传统经典的文化大革命时段，这本书成了我精神世界里的一根香火。
革命初步成功时，革命战士保尔·柯察金却只剩下了几近残废的身体。当再奉献已经没有了本钱，虚度来日，无为余生，自是英雄的耻辱，结束生命或许就是革命战士最佳的选择。革命就是革命者唯一和最高的价值，如果不能继续革命了，革命者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于是，他举起了手枪，对准自己。
第一次读到保尔举枪时，我内心充满了紧张。英雄是不能消失的，至少是不能如此消失的。要消失，也只能消失在革命的进程之中，并有完整的为革命献身的方式。通过自杀来结束生命，绝非英雄，那只是懦夫。果然，失去了健壮身体的保尔，坚定地战胜了自己。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杆子这种新的武器，又跟上了革命的队伍。
这是真实的结局，要不就没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伟大的英雄作品。当然，这也是我期望的结局。这个英雄必须存在，并且是完美地存在。就是今天，我也这样认为。否则，我这一生就不会有任何英雄的情结了。
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故事，读来让人惋惜至今。就是在“文革”中禁说爱情时期，我也偷偷地设想着另外一种结局：冬妮娅从爱情中获得对革命的同情，成为革命者，与保尔“终成眷属”。自传体的文学作品，有其基本的真实要求，那种萌发于人性中自然的爱恋之情，完全没有历史可能地与“革命”、“无产者英雄”融合起来，保尔和冬妮娅在青春时代产生的男女异性间炽热的吸引，成就的却是一个历史英雄与超然爱情无法一体的悲剧！
爱情悲剧的最后场景是令人内心纠结的。保尔在几乎搭上自己的性命修筑铁路中，巧遇了已经成为贵妇人的冬妮娅和她的丈夫。这时的保尔，已经是一个完全献身于革命的战士，冬妮娅则成为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一分子。冬妮娅惊讶和嘲笑保尔的寒酸和粗鲁，保尔则“温和地”用了“酸臭”表达了对冬妮娅的蔑视。在这里，两个活生生的个体人对话，一下子演化成了两个阶级或两个集体的价值观展示。是的，个人已经被社会历史的无常所规定掉了，他们只能也只会如此说话。
我内心的纠结在于，为什么革命，一定要，又一定会消灭那种源自人性里最初、最本真的美好情感呢？进一步问，这种革命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毁灭这样的天然情感，还是希冀创造一个新的历史平台，认同并护卫这样的爱情？如果只是前者，那革命究竟为了什么？毕竟人性的本原之爱之情，那是自然的存在，也是自然美好的存在，只是毁灭这样存在的革命，又何以赢得人心？
这些问题很快有了部分答案。保尔和丽达，两个革命的异性同志出场了。自然天性之爱和志同道合，应当的、合理的结果，便是两人革命的婚姻和家庭，再生产出革命的后一代。要命的是，这样的逻辑在保尔和丽达身上居然没有出现。保尔出于“革命的”考虑，拒绝了丽达的爱。这看似过分的拒绝，想来却是非常的合情合理。因为从革命者来看，世界上最为崇高的，就是革命本身，其余的一切，都不重要。男女之情之爱，如果不是纯粹出于革命的需要，或者与革命需要没有直接联系，就可以让位，就可以毫不留情地舍弃。
保尔毕竟还是个体的人，有着血肉之躯。后来他也有些后悔，终于对丽达的爱有了接纳的表示。不料为时晚矣，丽达已嫁人生子。当两人再次相见时，内心深处那天然的男女情感被拨动。丽达很想补偿一下他们之间的情感遗憾，却还是“革命的”意志战胜了人性里某种与生俱来的欲望。
在某种意义上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无产者英雄”的整体如何通过革命锻造出来的史诗，保尔只是一个典型代表。这部作品的全部伟大之处，我以为就在这里—个别的、特殊的、具体的英雄，展示了一个时代英雄的全部面貌。这些英雄，经历了社会历史变迁的惊涛骇浪，也经历了个人情感世界里的风风雨雨，还经历了无数回生命可能丧失的危难险境。他们在坚定的革命信仰之下，完全地奉献了个人的身体和情感，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于毁灭个人的存在，去成就一个集体的崇高目标。
让我们称他们为英雄并肃然起敬的，就是这种全然无我的献身精神！当以一个集体的目标作为价值评说的基准时，这样的英雄，是多么值得尊敬和效仿啊！事实上，从第一次读到此书至今，在我这个“个体人”的身上，在类似我这个“个体人”的他人身上，又何尝没有某些如此英雄的意识和点点滴滴的痕迹？
“钢铁”，这是一个坚强却冰冷的词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以做这样的字面解读，当集体目标需要时，一个个鲜活的人的生活、爱情甚至于生命的付出，熔炼出了超越个人天性、没有情感、没有色彩，也没有温度的固化之物。很不幸，从完全的“个体人”来看，如此的付出，由于毫无保留地融合在集体目标的崇高之中，个体生命的天然活生生价值，就完全消失了。更不幸的是，从这部作品的内容来看，此处的字面解读，其实就是历史的事实。
这让我们陷入了从不同视角看问题的内心巨大冲突：从集体的历史价值看，保尔是英雄，一个时代整体英雄的代表，值得肯定、值得渲染和追随；从个体的自然价值看，从生活、爱情和生命的天性看，保尔因“革命”而完全没有自我，丧失了个体存在的意义，他不是属于自己的。这也就是保尔那句名言所表达的，“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在保尔的心目中，他认定自己就是没有自我存在的集体的一分子，他完全彻底地为了那个集体放弃了自我的一切。作为读者，我们一方面为英雄叫好，同时又为保尔个人生命的严重缺憾而深深地扼腕。
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这是斯大林论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和学说的一部重要著作。说其重要，是因为它不仅就苏联三十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进行了经验总结，更重要的在于，它引申出了所谓一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理论，极大地影响到了那个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从经济理论历史的角度来看，这部著作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几个重大经济问题，如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公有制的形式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等。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只有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对未来社会制度的抽象推论，列宁也只有短期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经验总结，斯大林根据苏联几十年的经历，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格外具有价值。事实上，在那个历史时段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非常需要这样的“建设性理论”。
斯大林强调了“三个规律”。一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在这里，我们只看到“整个社会”的整体需要，个人需要则完全消失在这个规律下的集体需要之中。
二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是关于全社会的整个生产和消费安排及衔接的。可以想象，如果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总量生产和消费安排，而且是短期的安排，那好办，有一个组织严密、精英集中、技术完备的计划机构，就可以实现。问题是，一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根本不可能是相对简单的总量对接，何况其中还有更加复杂的分配和流通环节。如何才能深刻地认识这个规律，并且落实在年度和五年计划之中？斯大林对此提出了问题，却没有谈论如何解决。斯大林在书中，以批评的口气认为苏联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水平不高，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规律的“客观性”。
最有意思的是斯大林谈到的一个矛盾存在，即第三个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苏联早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由于历史承接和现实问题，商品生产和流通根本就无法消除，强制性的消灭商品生产和流通，搞“纯粹的共产主义”，带来了经济的巨大灾难。由此便有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流通某种程度的合理性，承认私人资本的某种有限度存在，结果带来了经济的迅速繁荣。斯大林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用了较长篇幅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是会存在的。但是，商品生产存在的基本理由，他认为不是也不应当是私有制，而是存在有不同的公有制形式，即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在这种格局下，只有商品生产才能够连通两者之间的经济关系。消灭商品生产，当且仅当一切生产资料都是全民所有时，才能够做到。这种解释逻辑是成立的。但当它一涉及价值规律，矛盾的地方就出现了。
就我们的视角来看，斯大林的“三个规律”无一不与个人相关。从消费到关联的生产活动，再到财产所有，个人至少要有自我消费（别人不可以替代，如吃喝）、个人自己劳动（别人也不可以替代，替代就不是自己劳动了），在某些情况下，个人甚至于要有自我的基本固定资产和工具（如成衣工，至少需要缝纫机等工具）。当“三个规律”构造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时，个人从吃喝、劳动活动等的存在，就不过是服从“整个社会需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需要以及受到限制的“价值规律”的摆布而已。在这里，个人的生活，包括日常生活和情感生活，以及关联生命的其他自然和精神生活等，便成为“社会主义规律”作用的附属物。可见，所谓的“斯大林模式”于此题所议，实质就是否定个人作为个体自由、自主和自在的特殊制度形式。
很不幸，在“斯大林模式”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充分地展示了个人存在被否定的悲惨经历。除了斯大林等极少数个人有着制度代表、集体领袖等光环，从而拥有制度赋予的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之外，绝大多数的普通个人，则被完全地限制了自我而失去了存在感，有些甚至被毁掉了正常的生活、自然的爱情和至高无上的生命。
现在，让我们沿着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提出的问题前行。就苏联的历史而论，俄罗斯革命所达到的“最壮丽事业”的初级目标，也就是牺牲了包括保尔在内无数个体生活、爱情和生命的革命的直接结果，还是在为一个更加大的集体目的，继续否定或毁灭个人自我的存在—没有自由的生活，没有自主的爱情，也没有自在的生命。这样的后革命现实，是俄罗斯革命所希望达到的么？
从“人类最壮丽事业”的一般理解出发，从人的解放而不是人的奴役出发，更从个人的自然天性出发，这样的革命结果，应当不是革命的初衷，至少不是革命的全部目标或主要目标所在。虽然说，在革命时，对于革命胜利之后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制度，所有的人都没有清晰的概念，但是，推翻一个“人剥削人”的制度，绝对不应当是简单地换一批人，再来“剥夺”另外一批人；更不应当是有一个所谓大集体的存在，“剥夺”几乎绝大部分个人作为个体最基本的自由、自主和自在的状况。如果说，革命之后的新世界，仍然是对个人的生活、爱情和生命无情的摧毁，那么，回看过去，革命的价值就成了问题；展望前景，革命后的新制度，便必然迅速转化为“旧制度”，成为又一次革命的对象。
三、《论人的使命》、《人的奴役与自由》和《自我认知》
别尔嘉耶夫青年时代崇尚马克思的学说，对现实社会问题充满了关注和参与的热情。他大量地阅读了本民族的经典和西方特别是德国的哲学著作，经历了悲喜无常的俄罗斯革命，其中包括他自身多次被捕，最后被流放异国他乡的亲身体验，他的思想转向了“以个人为中心”的存在主义哲学。他从外部“客体化世界”奴役了“主体的人”的观察入题，始终围绕人的自由、创造和爱进行思考，终极地提出了人的内在“精神自由”的最高境界，以救赎被奴役了的人自身，引致他的哲学走向了超验的、绝对的、无限的价值领域，即信仰“上帝”与“人交会存在”的宗教哲学领域。
先放下别尔嘉耶夫深邃的个人“精神自由”不论，他从“个人为本”的视角来思考和定位他的哲学，本身就提供给了俄罗斯那个时代一个巨大的反叛参照。可悲的是，在革命的狂热和革命可能带给俄罗斯崭新时代的热望里，革命的价值和集体的整体利益，完全淹没了别尔嘉耶夫“个人为本”的思想，就连他这个鲜活的个人本身，也被装上了革命的“哲学船”（一九二二年，苏维埃政府用两艘外国船，驱逐了一百余名俄罗斯知识精英到西方国家，史称“哲学船事件”）流放到了异邦。 在“个人为本”的基础上，“个人自由”是别尔嘉耶夫思想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方面。从古到今，“自由”是一个充满了歧义的字眼，无数的思想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探求心血，却没有终结出一个统一的认知。在个人自由的思考中，别尔嘉耶夫认为人的自由，应当是也只能是“精神自由”，而不是一般的选择自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面临A或B的选择问题，人们可以有如此选择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无论如何选择，都是以丧失另外一种选择为前提的。这不是真正的自由，不是人的最后救赎和解放。人的“精神自由”，则完全不同，它是在精神世界里，人向着一种终极价值，或是称为“大善”，或是称为基督教《圣经》中“大神秘”的“上帝”方向超越的自由。
由于涉及宗教和神秘性，别尔嘉耶夫关于人的“精神自由”，就容易被误解为天国的臆想而离现实很远。他的存在主义也常常被冠以“宗教存在主义”，被挤压到了相当脱离生活的神学世界。然而，别尔嘉耶夫坚定认为，“我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哲学家，从来都不追求脱离生活的哲学”。事实也是如此。如果说，其他思想家研究“人”，是看着人、思考人、解释人，再寻求解放人的途径，那么，别尔嘉耶夫则是看着人、思考神、解释人，从人与神的交会中，寻求解放人的途径—以神的无限自由来认知现实生活中人的有限自由或不自由，提供给人一种自我的终极性救赎之道。
相比于“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哲学，别尔嘉耶夫的哲学强调“自由高于存在”。他的“精神自由”思想，让他的哲学思想从一般的存在主义出发，达到了一个别样的全新高度。这个高度的显著特点在于，人的内在自由或“精神自由”是绝对第一位的；其余的一切，包括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外部世界，都应当隶从于这种“精神自由”而存在。否则，人就是被奴役的，并且最多地被自己创造出来的客体化世界所奴役：人创造了机器，被机器奴役；人创造了金钱，被金钱奴役；人创造了成文制度、规则、宗教意识等，又被这些创造物所奴役。
从“精神自由”思想的实践来看，别尔嘉耶夫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变革思路，即从以往一味由外部世界“革命”或“改造”发轫来创建新的社会，转向了个人内心“精神自由”、追求真理，再外部化为现实世界、社会制度和历史的新变革路径。在新的变革实践中，外部形成的制度也好、组织也罢，甚至意识形态、宗教理念，以及经济和科技的成果（如货币、现代网络技术等），都只应当是从属于个人的“精神自由”，而不是相反。
按照别尔嘉耶夫的这种理解，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由于人没有充分认知到“精神自由”的绝对性和真理性，所有由人创造而形成的“客体化”历史和现实，一直就是人受到奴役的“堕落世界”。
至此，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隐含的关于俄罗斯革命和革命者的狂热等问题，别尔嘉耶夫给出了惊世骇俗的回答。
其一，革命的价值需要重估。别尔嘉耶夫对于俄罗斯革命，从制度层面，他并不反对。但在革命中出现的对于个人自由，特别是对于个人“精神自由”的毁灭，他表现出了强烈的忧虑和抗拒。这样的革命，不仅仅是对一种旧制度的摧毁，不仅仅是对某种集体或社会目标价值的新建，更是对个人“精神自由”最基本历史存在的完全涤荡。结果，本应成为新制度基础的个人“精神自由”被压制，未来的社会就必定会再次奴役人。
其二，革命的热情或狂热必须抑制也必定得到抑制。俄罗斯革命者的热情或狂热，是基于对革命价值和集体利益的历史性误解产生的，更是对人的“精神自由”没有基本认知的盲目冲动形成的。在这样的热情或狂热之下，原本只应当是工具的革命成了价值追求本身，结果一次革命引致出又一次、再一次否定前者的革命，一次毁灭引领出又一次、再一次荡平前者的毁灭。哪个民族、国家和社会又承受得了如此的革命和毁灭？由于一次次革命和毁灭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时段里，重复着人的被奴役状况，革命的热情或狂热也自然会被“革命和毁灭”本身所摧毁。这种格局，别尔嘉耶夫预知到了，俄罗斯的历史进程也展示出来了。
其三，俄罗斯未来的路，应当由人的“精神自由”主导俄罗斯民族的心灵。在此基础上，通过俄罗斯人的创造，引导俄罗斯社会前行—以个人“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和长久守望，去构建社会的理想存在，让个人回归自我的天性，回归自然的生活、爱情和生命，让集体从属于个人而和谐存在，社会历史与人类天性达到“和谐合一”的境地。这也就是别尔嘉耶夫在革命和毁灭之中、之后，对处在迷茫中的俄罗斯树立起来的“路标”。
虽然别尔嘉耶夫的哲学思想是关联俄罗斯现实生活和未来走向的，但不难看出，他的思想似乎有着过大的超前性，那种根基于人的“精神自由”而来的理想社会构建，有点遥不可及的味道。正因为这一点，别尔嘉耶夫并没有找到将他的“真理”付诸实现的具体路径，在可以预见的时光里，我们都无法肯定这个理想社会一定会到来。然而，这种终极的价值追求和思想关怀，我理解，并不是说一定要去构建那个乌托邦，而是人类应当超越现实、超越自我、超越有限，在精神的世界里，追求那种人类的“大善”，从而演化出现实社会的相对和谐和美好。终极虽不可达至，走在向终极前进的道路上，那也足够美好了。
四、关于俄罗斯历史和思想逻辑的一点演论
“我读俄罗斯”，虽然视角是个人的，选择的读本也非严格，但得到的历史和思想逻辑，我以为不是个人的，也不是片面的。因为这种逻辑源自俄罗斯的历史，也源自作品的内在关联性。就是在这样几种不同类型的作品中，我读出了俄罗斯个人和集体存在的历史关联和思想裂变，历史的、思想的逻辑突显出来：从个人到集体再到个人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不论是记录、总结还是思想类的文字，哪怕选择的样本很少，哪怕是采取编年史式的简单排列，如此的逻辑都会突显出来，并容易上升到思想层面。
可以说，俄罗斯这个时段里，历史和思想的逻辑，具有相当程度的统一性。那么，其中最值得推崇的价值是什么？“老大哥”是否再次提示了一种信仰？
回到个体的人。这一点表明，在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中，强调个人价值的第一位性或是自然神圣性。任何集体的价值应当也只能通过个人自然神圣价值的集合来体现，而不是个人价值消解在集体之中，即个体人完全地丧失自由、自主和自在的状况。否则，这个集体的价值会随同集体的必然毁灭而一同消失，第一价值地位也将强制地向个体人回归。
回到人的内心。个体人自然神圣价值的核心，是内心的自由或说“精神自由”。它将持续地去塑造个体人精神世界里最大的“善”，进而通过这些个体人的创造和爱，外化或是客体化成为相对和谐的世界。通俗一点讲，这是一个从个体人无限的“精神自由”走向有限的“幸福社会”的过程，即个体人一份份无限的“善”集合起来，将极大地改善现实的社会存在和生活。如果能够由此前行，人类社会就有足够的理由乐观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