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秋季的一天，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陡然热闹起来，好些外地人一面不断向路人及进出中央党部的国府要员们散发传单，一面情绪激昂地诉说着什么。中央党部大门侧，一杆大旗不时随风展开，上呈几个醒目大字：“东海案件申诉团”。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大案，居然闹到了中央党部？此案说来话长。
　　1929年夏，江苏省东海县驻扎着国民党独立第四旅，该旅旅长谭曙卿为谋取“生财之道”，竟在依靠外地进口粮食的东海县大量收购粮食，然后由连云港出口，售往青岛、日本，从中牟取暴利。由于粮食大量出口，导致地方上粮价猛涨。东海县各公团不得不出面要求该旅停止购粮，可谭曙卿仗着兵权在握拒不买账。加上其秘书长左馨彝等人从图谋私利出发，纷纷在谭前挑唆，双方矛盾日益加深。于是，县党部、商会、工会、农会等便开始劝令各粮行不再替军队买粮，又劝阻搬运工工会工人不再给部队运粮，并通知农民，不要再到县城里来卖粮。特别是县党部创办的《海州日报》编辑陈嗣衡，更是以犀利之笔不断在报上发表文章，对该旅违反法令，私运粮食出口，引起地方上粮荒之事进行抨击。这样一来，该旅的粮食生意终于做不下去了，气急败坏的谭曙卿怒火难下，于是便伺机报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个谭曙卿不但是个贪婪之徒，而且还是个风流将军。当地有一新新舞台剧院，重金聘来一位坤伶花艳舫登台献艺，不想被谭曙卿看中，于是他便隔三岔五把这位女艺人叫到旅部唱堂会，唱完后还往往不让走人。有次新新舞台急待花登台，而花艳舫却来不了，结果观众气得纷纷退票。陈嗣衡出于义愤，在《海州日报》上揭露了这一丑闻，直气得谭曙卿暴跳如雷。
　　终于在1929年8月的一天，谭借国民党中央“严防过激分子乘机(中东路事件)破坏”的指令为由，突然下令将县工会主席张劲枢、《海州日报》编辑陈嗣衡、县党部常委夏鼎文、县商会主席徐敬甫等人，以“过激党”(共产党)罪名一举抓捕，紧接着便是刑审，首当其冲的上述四人，个个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惨号之声整个旅部大院清晰可闻。张劲枢和陈嗣衡二人受刑时间最长，硬逼他们承认是“过激党”。谭责问陈嗣衡：“你为什么在报上辟‘冷箭’一栏，把矛头指向本军，挑拨军民关系，是谁叫你干的?”陈说：“是先总理叫我干的!”谭大怒：“放肆，有何凭证?”陈说：“你们目无司法，自毁军队威信，侵犯民众利益，总理遗嘱中不是说‘必须唤起民众’吗?‘冷箭’就是为了唤起民众监督你们。”谭咆哮如雷，忙挥手：“押下去!”次日下午，谭曙卿将受此案牵连的一些无关紧要人员释放后，竟突然下令将张劲枢、陈嗣衡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罪名是“过激党”分子，说《海州日报》乃是领卢布所办，一贯宣传赤化；说张在县工会内煽动工潮。然而，人人皆知，张、陈两人都是国民党员，《海州日报》、县工会也都是国民党所御用。现在红帽子竟落在这两人头上，对此，东海县上下人人胆战心惊。谭曙卿原本欲将夏鼎文、徐敬甫同时处决，由于东海县长李夫及商界知名人士出面调处，两人才幸免于死，但仍关押在牢中。
　　然而，令谭曙卿没有想到的是，东海县党部秘书颜振流、县工会委员孙肖韩等却逃出了魔掌，并很快向镇江省党部发出急电。东海县各界得知这一消息后，很快组织了“东海案件申诉团”，赴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适逢此刻中央党部常委们正在开会，申诉团擎着大旗，站在中央党部门口，每出进一辆汽车即递上一份传单，同时也散发给过路行人，并把申诉书和标语贴到南京城内各要道口。南京多家报纸争相报道了这一消息。特别是《海州日报》编辑陈嗣衡，敢于揭露国民党新军阀的劣行竟被公开杀害，上海最有影响的《申报》、《新闻报》等大报都在头版头条揭露了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朝野为之轰动。
　　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中央委员张道藩负责接见了申诉团，随即又派中央党部总干事黄宇人专程赴东海县调查。黄问谭曙卿：“你怎么知道他们是‘过激党’，根据什么逮捕审讯，又根据什么予以处决的?”谭答非所问地说：“我们军人做事，只知道服从上级命令，你们办党务的怎么管这么多!”又说：“我有话只和上级说，和你们没什么可谈!”黄宇人严肃地说：“我是奉中央命令来了解此事的，有责任和你谈话，你也有责任回答我的问题!”谭依旧态度强硬，最后黄提出一定要先带走夏鼎文、徐敬甫两人回京，并说：“你的调查可以继续，如果查出实据可以呈报中央。”在此情况下，谭曙卿只好遵命。
　　黄宇人一干人走后，谭曙卿已知问题严重，慌忙跟着赶赴南京，向其老上司何应钦求援。因谭在东征战役中救过何的命，故当中常委开会讨论黄宇人的调查报告时，何即说：“谭曙卿跟随我多年，情况我最熟悉，他为人莽撞，对问题认识不清，姑念他北伐中立过一些战功，可否予以从轻处置。”何发言后，立即引起国民党内的正义之士邵力子的驳斥。由于此事引起了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张道藩更大声发言：“我不同意何委员的发言，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谭曙卿的违法乱纪、擅自杀人问题，他在东海行为不检，且破坏政府法令，私运粮食出口，严重影响国计民生，最后竟将劝阻的我党基层干部公然杀害，实属无法无天。为此，我建议将谭撤职拿办……”张的发言得到了多数委员的支持，结果谭曙卿被撤职，但“拿办”却迟迟没有下文。
　　再说东海县申诉团工作结束后，东海各界见案情迟迟没有结果，于是县党部秘书颜振流即组织了东海案件后援会，再赴南京请愿，表示决不让杀人犯逍遥法外。后援会到南京后很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报告案件经过，吁请新闻界仗义执言，一面向宪兵司令部和警察局多次交涉，要求尽快缉拿凶犯，又到何应钦家门前请愿，请何部长主持正义，让杀人犯早日归案。何应钦此时也噤若寒蝉，不敢出面。其夫人王文湘出面接见，听了代表们的慷慨陈词，她似乎也被感动了，遂悄悄地说：“据我所知，谭仍在南京，我所帮助你们的也只能这样了。”事也凑巧，也就在此时，突然有位知情人向后援会密报了谭曙卿的去向。原来谭此时正藏在花牌楼大华饭店后院。根据这一线索，宪兵们很快将谭曙卿扭获归案。随即，军事委员会成立了特别军事法庭，由贺耀祖任庭长，并开了两次庭。
　　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谭曙卿擅杀案到此总算水落石出，但作为受害人的夏鼎文和徐敬甫，以及前来作证的李夫(因谭反噬其杀人是经李同意，故李也被拘在军法处)三人却仍被关押，且释放无期。而且作为原告的后援会，开庭时却不准参加。凡此种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针对国民党当局这一法制紊乱的情况，后援会又再次发出通电，吁请各界主持公道。电文在报上发表后，军法处知道众怒难犯，这才将夏鼎文、徐敬甫、李夫三人明令释放。徐敬甫仍回东海任商会主席；夏鼎文因伤重留南京养病；由于东海县长已易人，李夫经监察院院长戴季陶私人介绍，到浙江定海县任县长。但审讯迄未作出结论。
　　事情一直拖到1933年底。当时驻防福建的１９路军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公开通电全国，反对蒋介石。夏鼎文受命率部入闽镇压１９路军，遂向蒋介石建议：“谭曙卿曾任职福建，对当地情况颇熟，且旧部尚多，可否叫他立功赎罪?”正好此时在死硬派的唆使下，谭曙卿的一些同袍，约有20多名师旅长也联名具保。蒋介石是个惯会玩弄权术之人，便借口俯念下情，即令军法处将谭曙卿“着即释放去闽，立功赎罪”。狗头军师左馨彝亦得同时出狱。几年来的一幕紧锣密鼓的“闹剧”最后竟以“最高领袖”的亲自“压轴”而告收场，谭曙卿又重新操起了他的杀人屠刀。
　　轰动朝野的东海杀人案，虽然其中也牵涉着国民党党、政、军方面的明争暗斗，但基本上是地方上反对谭曙卿的走私贩私，伤风败俗，堵塞其发横财的道路而引起的。因为蒋介石的“宽宏”，此案便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