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时，向往平静的生活。一旦退休安静下来，不免又感慨“人一走，茶就凉”。其实，茶从开始便是凉的，您自己沏了茶，茶才变成热的。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这边来人少了，电话少了，那边又结识了一群。这是在一个平等的、少了利害关系的环境中结识的，甚至彼此不知道姓名，也無须知道，但多了一层真诚和真实。
　　与卖报老太相见恨晚
　　宿舍大院门口有个报摊儿，是位老太太在经营。我家的报纸都是全年订阅，平时虽不买报，每天出入，总不免站在摊儿前浏览一下。天天白看，还不跟主人打个招呼？这也算是礼貌。
　　“姐妹儿，属什么的？”她问。
　　“属鸡的，你呢？”我反问。
　　“属狗。”
　　两人像对暗号一样接上了头。
　　“你比我小一岁。”我说。
　　她说，退休在家没事儿，摆个报摊儿，有个营生，要不，老两口大眼儿对小眼儿天天对着看，非吵架不可。
　　一天，我俩聊到那难忘的“大跃进”年代。谈到当时的狂热，我讲了我下班后赶麻雀的事儿———在街道居委会的统一领导下，骑着墙头儿，敲着破搪瓷盆，全胡同的居民同时敲，还喊着：“飞东边啦！飞东边啦！”由于围追堵截，麻雀无处躲藏，噼噼啪啪掉下来，疲劳致死。于是，我们高呼胜利，从墙头下来，从家里抄上一两件铁器，返回单位，把铁器扔到炼钢炉里。
　　她说，那年她逮了一百只耗子，街道给拍成照片，“还登在你们的《北京日报》上了”。说起当年的愚昧、狂热，俩老太太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的士司机帮忙找工作
　　一天中午，我从灯市口东口打的。一辆红夏利过来，我坐定后告诉师傅：“我去安定门……”师傅反问我：“您不回家？”这一问，吓了我一跳：“你知道我家在哪儿？”他说：“对了。”
　　“莫不是安全局的盯着我？”我更惊讶了。
　　“我送过您。下车的时候，您还说：‘以后刮大风、下大雨时，你在路边看见我走路，一定停下来。’是不？”
　　每次打的，一上车，师傅除问上哪儿，第二句便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每次我都不直说，叫他们先猜。大部分人都猜我是教师，只有一个师傅猜得对：“您是记者吧。”
　　每次路上，我都跟师傅聊得很好。有一位师傅同情我这个退休老太太退休金太少了，主动给我张罗找工作。还真找到一份，是给传销员讲课。我谢他好意说：“师傅，政府已明令禁止传销，我不能去做这份工作。要是你也做传销，赶快打住！”他说：“多亏是给您找工作，要不然，我还得陷进去。”
　　一天晚上，我从近处回家，当时还有“面的”，夏利的起价是十元零四角。我坐的是夏利，到家门口时，没超过十元零四角。我按计价器付了钱，师傅说什么也不收那四角，连说：“给个‘面的’钱就成了。”我说，那怎么可以呢，该多少是多少。他勉强收下钱，当我下车时，他喊了声：“大妈，祝您身体健康。”
　　我想，他这句话绝不是因那几毛钱，他们重的是义气。
　　理发师陪我去拍照
　　这天，我去理发。理发师傅理得真好，连他自己也高兴，于是，鼓动我去拍张照片。
　　“您陪我去呀？万一路上刮风，把我头发吹乱了，不是白理了？”
　　我也是随口一说，怎么能叫理发师陪着去拍照？何况还有一位正在烫发。
　　“走吧。”没想到理发师傅爽快地同意了。他跟那位正在烫发的说：“请您等一等，很快就回来。”那位满头卷着发卷的也点头同意。
　　理发师傅穿着白大褂儿，胸前小口袋处别一把小梳子，就这么着陪我去拍照。
　　这位理发师姓虞，1956年从上海来北京，支援首都，在四联理发厅工作。我有时去四联，碰巧是虞师傅给我理。他热情、好说，一口上海话，我听懂一半儿，琢磨一半儿，但对他印象极深。虞师傅退休后，自己开理发店。
　　再说拍照，照相馆拍一张照片80元，我要拍黑白和彩色各一张，需160元，我身上只有110元，临时跟虞师傅借了50元。
　　这次拍的照片是我近几年来常使用的照片。当然啦，头发理得好，摄影师拍得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