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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的关系,邓小平生前身边的医护人员郭勤英和傅春恩接受了记者两个多小时的特别采访。随着采访的深入,一个个感人的、且不曾为人所知的故事和细节展现在我们眼前……
见而既高兴又紧张
郭勤英是1978年8月来到邓小平身边做医护工作的。老人回忆说:“这之前,领导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安排我到邓小平同志家工作。当时,我很高兴也很紧张,只是怕工作做不好。”
这年8月的一个下午,郭勤英先到邓小平办公室报到,随后在秘书的带领下,与邓小平夫妇见面。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郭勤英就觉得他特别亲切,邓小平问她:“你家在哪?”“家里还有谁?”夫人卓琳可能一开始就对郭勤英的有关情况了解一些,在一旁介绍说:“小郭‘文革,前在朱老总那儿工作过,有关情况她比较清楚、熟悉。”这次见面,郭勤英只感觉“首长很平易近人,一直与你拉家常,让你一点也不紧张”。从此,郭勤英一直在邓小平家里做医护工作,直到邓小平逝世。
傅春恩同郭勤英一样,也是从解放军301医院调到邓小平身边工作的医护人员。采访时,傅春恩回忆说:“我以前在301南楼临床部工作。当时,部领导向我交代,说将安排我到小平同志身边做医生。一听,我也是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能在这么高级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工作,很幸运;紧张的是,责任更大,压力也更大。于是,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好医护工作。”
1985年8月20日上午,傅春恩在301医院办公室主任陈家顺的引导下,来到邓小平的家。“当时,首长正在看文件,看见我们来了,同我们一一握手。他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说,辽宁人。首长听后点点头。”考虑到邓小平当时在家办公,不便久坐,很快傅春恩就告辞出来了。1987年11月后,傅春恩因工作需要曾一度回到301医院,1991年又回到了邓小平身边参与医疗保健工作。
作为301医院的优秀党员,郭勤英和傅春恩凭借自己政治可靠、工作认真负责,以及良好的护理、医疗保健技术,被抽调在邓小平身边工作,开始了与一代伟人朝夕相处的岁月。
感受平民政治家不平凡的人格魅力
身为医护人员。跟随邓小平会见一些外宾是常有的事。郭勤英说,在首长身边工作期间,她真切感受到了政治家邓小平在外交场合的卓越才干与风范。“每每接见外宾,他总是先同对方拉拉家常,聊聊天,使大家都放松放松,聊出气氛来再进入正题。这就是他的外交艺术。”有一次会见外宾,邓小平习惯性地抽出一支烟,对方说:“你的烟很特殊。”邓小平笑了笑,指了指在身边的医护人员郭勤英等说:“这是他们专门用来对付我的。他们克扣我,每天给我5支烟,而每支烟上特制一个长长的过滤嘴,还外加一个不短的塑料套,烟其实很短,”郭勤英听了,也会心地笑了。采访中,郭勤英说:“有时,首长请外宾吃饭,他控制在一个小时,很守时。”
傅春恩说:“首长一般上午不抽烟,下午才抽。见外宾的时候,烟其实并没有吸,只是叼在嘴里。我们给他备好的香烟,后来慢慢减少,从5支到3支再到1支,再后来1支也没有。他戒烟没有替代品,什么瓜子、糖果或巧克力等都没用过。”至于饮酒方面,傅春恩介绍说:“首长过去喝的是白酒,每天中午一小杯茅台酒,早晚一般滴酒不沾。后来,他改喝黄酒,也就是加饭酒。1994年以后,就再也不喝酒了。烟是在1989年戒的。炯与酒都是在医生的建议下戒的,说不抽就不抽了,说不喝了就不喝了,这也可见他毅力的一个方面,”
“首长一家都不喜欢吃海鲜,一般吃的是川味的回锅肉,但吃得不多。再就是牛羊肉、小菜。首长的继母在邓家被称为‘老祖’,她经常做一些四川泡菜,还有霉豆腐,家里人都喜欢吃。邓家传统的吃法是用白菜把豆腐包起来,配上花椒大料和盐,放起来到发霉的时候再吃。”至于饮食方面,傅春恩与郭勤英众口一词,“他的饮食没有什么特别的,喜欢吃家乡的菜——四川菜,山东菜也爱吃。不过,也爱吃一些肥肉,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他吃低脂低糖的。”郭勤英还补充说:“首长家里有个规矩——剩菜、剩饭不许倒掉,下顿烩烩再吃。在日常生活中,他除了正常饮食外,从不吃任何保健品。”
有一次出差到外地,晚上,勤务员把邓小平的衬衣拿去洗,服务员以为是工作人员的衣服,就说:“这么破的衣服是你穿的吧?”勤务员解释说:“哪是我穿的,是首长的。”服务员得知邓小平还穿这么旧的衣服,非常感动。“他平时在家里不讲究吃穿,只有在开会或见外宾时,才穿上毛料子的衣服,还是中山装,家里也就三四套吧,深蓝色、黑色带白条、深灰,换着穿。”郭勤英说,“首长的袜子,无论短袜还是长袜,都是线袜,穿的时间长了,袜底磨薄了,就弄上那种尼龙,加厚袜底。有一天,他坐在椅子上,脚搭在小脚凳上,女儿毛毛看见了就说:老爷子,你的袜子都透亮了!这时,我们才注意到,他的袜子因为磨的时间长了,都发亮了,”
邓小平的家人平时穿着也十分朴素。受其影响,身边工作人员的穿着也都很普通。郭勤英说:“现在人们的日子都好过了,越来越多的人注重穿着打扮,和外界相比我们就显得有些土。后来,在首长身边工作的年轻人外出时穿上漂亮的衣裳,而回到工作岗位时又换上了朴素的衣服,”
有一次,邓小平在家里看电视,郭勤英值班陪着看。电视里正播报义务献血的新闻,郭勤英在旁边讲解,主要是讲义务献血法制化的问题,这时,邓小平看着自己的胳膊。郭勤英问:“首长怎么了?”邓小平说:“你看我胳膊的血管有红颜色,我也可以献血。”郭勤英赶紧说:“首长,不用您献血,法律有年龄限制,有年轻人去献。”邓小平又表示:“以后要把角膜捐献出来,”
“首长特别喜欢看体育比赛的电视直播,无论是乒乓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还是游泳、跳水、体操等比赛项目,他都喜欢看。”郭勤英说,若有重要国事赶不上观看精彩体育比赛的电视直播,他就让他的儿女或工作人员给他录下来,再抽时间看。“他不仅能叫出好些运动员的名字,还能说出每个运动员的特点,甚至能说出他们是哪里人。首长那么大年纪,工作又那么繁忙,能做到这样实属不容易,可以说观看体育比赛的电视直播,已经成为他晚年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果没有出席重大活动,每个周末邓小平都要打一次桥牌,“平时都在家里打。有时也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桥牌比赛,而且每次参赛都能得奖”。郭勤英说,打桥牌时,牌友之间不分上下级,平等相处,配合十分默契,有时也会为出错一张牌而争得面红耳赤。“以前打桥牌时,都是首长自己洗牌,自己发牌。后来,年龄大了才由女儿邓楠或秘书张宝忠帮助洗牌、发牌。偶尔他们两人都不在,就由我们值班人员 代替。”有一次,因为身边医护人员不熟练,动作慢,邓小平就风趣地说上一句:“都是他们(指邓楠、张宝忠)逃避,打乱了我们的部署。”
邓小平对工作人员十分随和、关心,对下级也有着同志般的体贴与关照、朋友般的真诚与谅解。每逢过年,总是叫他们早点回家团聚,身边工作人员经济上有困难,他总是尽力给予帮助。每年入冬后,邓小平的一些老乡会从四川捎来四五箱广柑和柚子,他照例分给秘书和工作人员,还叫人捡些送给邓颖超、康克清、王光美和聂荣臻。他的谦和、关爱之情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首长的性格比较内向,很少说话,有时也偶尔跟我们聊聊,说上一两句。话不多,但常常很幽默,”一说起邓小平的魅力与风范,郭勤英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有一年,她回老家河南安阳探亲,返回后在邓家大院里碰到正在散步的邓小平。于是,邓小平便向郭勤英问起她父母的身体、家人的工作、家乡的变化等等。郭勤英一一做了回答,让她吃惊的是,邓小平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家乡是河南安阳,并说:“40年代,我们刘邓大军到过你的家乡安阳,当时我在安阳珍珠泉住了好几天,那个地方是个半山区。安阳的敌人很顽固,我们怕影响整个战略部署,于是先放弃了解放安阳,先南下,后来才解放这个地方。”郭勤英说,自走进邓家,从未感觉到自己是与一个大人物在一起,而是与一个慈祥的长辈在一起生活。
证总设计师的南巡之旅
作为中央高层领导身边的医护人员,按规定自己的行踪、电话、日常工作都必须严格保密。郭勤英说:“我这一辈子做了几十年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要求我们干什么都要对任何人甚至对家里人保密。所以,往往家里人也不知我们干吗去了,一去就是好几天,没有打一个招呼。”
邓小平晚年曾两次到南方视察,郭勤英与傅春恩先后跟随他前往,并聆听了一代伟人在世纪之交发出的时代强音。
1992年1月17日,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出,向着南方奔驰而去。这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专列上的主人公就是邓小平。这次南下,郭勤英、傅春恩与邓小平及其家人同行。邓小平虽已是耄耋之年,但他精神矍铄,身体健康。
邓小平此次南行,目的地是广东。1月19日上午,专列到达深圳火车站。一节车厢门打开,车站服务人员敏捷地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长条木板放在车厢门口。不一会儿,邓小平出现了!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束一齐投向一代伟人身上,两次陪同邓小平南巡的郭勤英说:“到深圳一下车,首长神采奕奕地步出车门。他这是时隔8年之后,又一次踏上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这块土地。这里变化很大,楼高了,路宽了,人多了,街上很热闹、繁华。”郭勤英一直啧啧不已“发展太快了,让人吃惊”。
当邓小平乘坐观光电梯自50层的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下来时,等候在一楼的群众热烈鼓掌,向他致敬。有人情不自禁地高声喊:“小平您好!'邓小平非常高兴,笑容满面地不断向欢腾的群众招手致意,每招一次手,便引来一阵更热烈的掌声。“首长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谈,时刻把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装在自己的心里。”郭勤英和傅春恩说,他们的眼前至今还似乎闪现着他那风尘仆仆的身影。
郭勤英和傅春恩为能全程跟随邓小平视察南方,亲身经历“春天的故事”产生始末而感到十分得意和幸福,整个行程让他们刻骨铭心,
最后一次抢救的情景历历在目
一谈起邓小平的临终时刻,郭勤英的眼眶就红了。她说:“晚年,首长的病情有一些发展,行动不太方便,有时还很痛苦,一般人可能难以忍受。但是,首长像平时一样,从不向医护人员提要求,要什么药,真是太坚强了。”郭勤英清楚地记得,那期间所在的病房很静,邓小平没有因为痛苦而发出呻吟,进去的人如果不注意还以为没有人在房间里。“我们是尽量做努力,让老人舒服点。我们太感动了,这个老人从病了到最后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白天给他做治疗,晚上陪他看当时中央台放的有关他的电视文献专题片《邓小平》。他有时躺在床上看,有时坐在沙发上看。”
傅春恩的心头也同样无法抹去那段记忆:“对疾病本身,可以说首长是坚持到底。他总是积极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在抢救过程中,他是十分痛苦的,但是没有喊一声痛。”傅春恩还谈道,邓小平的家属十分开明,非常理解医护人员,也十分相信医护人员,完全相信医疗组的治疗方案。“正因为他的家属也十分配合,所以我们感到非常得心应手,在治疗方面没有什么顾虑”。
“首长病重期间,他的家属与首长一样,一点特殊要求都没有,不干涉医护小组的方案,小组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当然,每一套方案实施前,我们还是要请他的家属签字,他们只是履行形式上的手续,对我们特别的信任、放心。”据郭勤英讲,到最后,邓小平的血管很不好找,“很不清楚,扎针扎不准,有时扎了好几针。这不是医护人员的技术不行,他的生命到晚期,血管的确找不准。常常扎好几针才找到(血管),首长也不说你什么,从没提出换一个人(扎针)。我们很心痛,也很佩服老人的毅力,以及他对疾病的态度”,
正因为邓小平对医护人员从不提任何要求,所以,在平时他如有什么不舒服就全靠医护人员细心观察来发现病情。郭勤英说:“由于我在工作中比较细心,善于观察异常情况,能及时发现病情,使之及时得到治疗。所以,老人家对我很放心,很信任,于是我一直在他身边工作。”郭勤英再次表示,今生能为这样一位伟人的健康做点工作,感到十分荣幸,十分自豪,十分欣慰,
1997年除夕夜,邓小平的病情虽较重但较为平稳,炊事员做了几个菜,还煮了饺子,拿到三楼餐厅,邓小平与身边的医护人员、工作人员一起吃年饭。饭桌上,大家发自内心地祝愿:“祝小平同志早日康复!”
除旧迎新之际,警卫战士们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上联是“同吃同住同欢乐同在一个空间”,下联是“爱国爱家爱事业共为一个心愿”,横批是“一切为了首长”。这副对联既是警卫战士的心声,也表达了邓小平身边全体工作人员的心愿。
然而,1997年2月19日傍晚6点多,邓小平的病情出现了异常。当时,傅春恩在现场抢救,见证了邓小平走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这之前,发生过几次病情变化,都抢救过来了。这一次,我们同样一直进行全力抢救。到晚上9点零8分,当医疗组认定已回天无术时,医疗组组长、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陶寿淇与301医院副院长牟善初正式宣布‘停止抢救’。”眼睁睁地看到一直与自己形影不离的首长离开这个世界,在场的医护人员终于憋不住哽咽,大声恸哭起来。
谈到邓小平的抢救情况,郭勤英掩面而泣。良久,她才缓缓地回忆:“之前几天的一个下午,他的二女儿邓楠去看老人,时间有一两个小时,老人气色挺好的,我们还暗自高兴。没想到的是,他说走就走了。”
那一天,郭勤英因前一天24小时值班而被安排在家轮休。正准备吃晚饭,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郭勤英抓起电话,只听到对方说:“快来!首长不太好。”一听,郭勤英猜测可能不只是“不太好”。一路上,她的心情很糟,心跳特别快。急匆匆赶到301医院南楼后,只见满屋子是人,郭勤英唰的一下泪水就出来了。随即,她跑到卫生间洗把脸,很快加入到抢救工作之中。
抢救的时候,邓小平的大多数家属都在现场,“在隔壁的一间房子里或走廊上”。郭勤英说,“卓秘书(卓琳)比较晚才到。他的家人也有心理准备,毕竟类似的情况发生过几次。我们不相信这是真的,一直没有放弃抢救,最终首长还是走了。”一代伟人邓小平终因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而离开人世。老人走了,走得那么安详,走得那样从容,
一晃,邓小平已离开我们10多个年头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还时常闪现在那些医护人员的耳畔与脑海。
傅春恩说:“这些年来,我买了好多有关首长的书或光碟,也看了不少有关他的电影、电视片。他逝世的时候,我心里很悲痛。他逝世后,我还是每天去邓家。在我心里,他根本就没有走,还坐在那个沙发上,很长时间内我都有这么一个感觉。”郭勤英也同样有类似的心态:“每年2月19日上午,他们家人以及他生前身边工作人员都到邓家院子里撒些玫瑰之类的花瓣,以表示纪念、怀念老人。社会上的一些纪念活动,我们也总是尽可能参加。”
虽然邓小平走了,披着世纪的风云、历史的烟尘走了,但在他生前的医护人员心中,在他深深挚爱的全中国人民心中永生。
见而既高兴又紧张
郭勤英是1978年8月来到邓小平身边做医护工作的。老人回忆说:“这之前,领导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安排我到邓小平同志家工作。当时,我很高兴也很紧张,只是怕工作做不好。”
这年8月的一个下午,郭勤英先到邓小平办公室报到,随后在秘书的带领下,与邓小平夫妇见面。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郭勤英就觉得他特别亲切,邓小平问她:“你家在哪?”“家里还有谁?”夫人卓琳可能一开始就对郭勤英的有关情况了解一些,在一旁介绍说:“小郭‘文革,前在朱老总那儿工作过,有关情况她比较清楚、熟悉。”这次见面,郭勤英只感觉“首长很平易近人,一直与你拉家常,让你一点也不紧张”。从此,郭勤英一直在邓小平家里做医护工作,直到邓小平逝世。
傅春恩同郭勤英一样,也是从解放军301医院调到邓小平身边工作的医护人员。采访时,傅春恩回忆说:“我以前在301南楼临床部工作。当时,部领导向我交代,说将安排我到小平同志身边做医生。一听,我也是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能在这么高级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工作,很幸运;紧张的是,责任更大,压力也更大。于是,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好医护工作。”
1985年8月20日上午,傅春恩在301医院办公室主任陈家顺的引导下,来到邓小平的家。“当时,首长正在看文件,看见我们来了,同我们一一握手。他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说,辽宁人。首长听后点点头。”考虑到邓小平当时在家办公,不便久坐,很快傅春恩就告辞出来了。1987年11月后,傅春恩因工作需要曾一度回到301医院,1991年又回到了邓小平身边参与医疗保健工作。
作为301医院的优秀党员,郭勤英和傅春恩凭借自己政治可靠、工作认真负责,以及良好的护理、医疗保健技术,被抽调在邓小平身边工作,开始了与一代伟人朝夕相处的岁月。
感受平民政治家不平凡的人格魅力
身为医护人员。跟随邓小平会见一些外宾是常有的事。郭勤英说,在首长身边工作期间,她真切感受到了政治家邓小平在外交场合的卓越才干与风范。“每每接见外宾,他总是先同对方拉拉家常,聊聊天,使大家都放松放松,聊出气氛来再进入正题。这就是他的外交艺术。”有一次会见外宾,邓小平习惯性地抽出一支烟,对方说:“你的烟很特殊。”邓小平笑了笑,指了指在身边的医护人员郭勤英等说:“这是他们专门用来对付我的。他们克扣我,每天给我5支烟,而每支烟上特制一个长长的过滤嘴,还外加一个不短的塑料套,烟其实很短,”郭勤英听了,也会心地笑了。采访中,郭勤英说:“有时,首长请外宾吃饭,他控制在一个小时,很守时。”
傅春恩说:“首长一般上午不抽烟,下午才抽。见外宾的时候,烟其实并没有吸,只是叼在嘴里。我们给他备好的香烟,后来慢慢减少,从5支到3支再到1支,再后来1支也没有。他戒烟没有替代品,什么瓜子、糖果或巧克力等都没用过。”至于饮酒方面,傅春恩介绍说:“首长过去喝的是白酒,每天中午一小杯茅台酒,早晚一般滴酒不沾。后来,他改喝黄酒,也就是加饭酒。1994年以后,就再也不喝酒了。烟是在1989年戒的。炯与酒都是在医生的建议下戒的,说不抽就不抽了,说不喝了就不喝了,这也可见他毅力的一个方面,”
“首长一家都不喜欢吃海鲜,一般吃的是川味的回锅肉,但吃得不多。再就是牛羊肉、小菜。首长的继母在邓家被称为‘老祖’,她经常做一些四川泡菜,还有霉豆腐,家里人都喜欢吃。邓家传统的吃法是用白菜把豆腐包起来,配上花椒大料和盐,放起来到发霉的时候再吃。”至于饮食方面,傅春恩与郭勤英众口一词,“他的饮食没有什么特别的,喜欢吃家乡的菜——四川菜,山东菜也爱吃。不过,也爱吃一些肥肉,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他吃低脂低糖的。”郭勤英还补充说:“首长家里有个规矩——剩菜、剩饭不许倒掉,下顿烩烩再吃。在日常生活中,他除了正常饮食外,从不吃任何保健品。”
有一次出差到外地,晚上,勤务员把邓小平的衬衣拿去洗,服务员以为是工作人员的衣服,就说:“这么破的衣服是你穿的吧?”勤务员解释说:“哪是我穿的,是首长的。”服务员得知邓小平还穿这么旧的衣服,非常感动。“他平时在家里不讲究吃穿,只有在开会或见外宾时,才穿上毛料子的衣服,还是中山装,家里也就三四套吧,深蓝色、黑色带白条、深灰,换着穿。”郭勤英说,“首长的袜子,无论短袜还是长袜,都是线袜,穿的时间长了,袜底磨薄了,就弄上那种尼龙,加厚袜底。有一天,他坐在椅子上,脚搭在小脚凳上,女儿毛毛看见了就说:老爷子,你的袜子都透亮了!这时,我们才注意到,他的袜子因为磨的时间长了,都发亮了,”
邓小平的家人平时穿着也十分朴素。受其影响,身边工作人员的穿着也都很普通。郭勤英说:“现在人们的日子都好过了,越来越多的人注重穿着打扮,和外界相比我们就显得有些土。后来,在首长身边工作的年轻人外出时穿上漂亮的衣裳,而回到工作岗位时又换上了朴素的衣服,”
有一次,邓小平在家里看电视,郭勤英值班陪着看。电视里正播报义务献血的新闻,郭勤英在旁边讲解,主要是讲义务献血法制化的问题,这时,邓小平看着自己的胳膊。郭勤英问:“首长怎么了?”邓小平说:“你看我胳膊的血管有红颜色,我也可以献血。”郭勤英赶紧说:“首长,不用您献血,法律有年龄限制,有年轻人去献。”邓小平又表示:“以后要把角膜捐献出来,”
“首长特别喜欢看体育比赛的电视直播,无论是乒乓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还是游泳、跳水、体操等比赛项目,他都喜欢看。”郭勤英说,若有重要国事赶不上观看精彩体育比赛的电视直播,他就让他的儿女或工作人员给他录下来,再抽时间看。“他不仅能叫出好些运动员的名字,还能说出每个运动员的特点,甚至能说出他们是哪里人。首长那么大年纪,工作又那么繁忙,能做到这样实属不容易,可以说观看体育比赛的电视直播,已经成为他晚年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果没有出席重大活动,每个周末邓小平都要打一次桥牌,“平时都在家里打。有时也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桥牌比赛,而且每次参赛都能得奖”。郭勤英说,打桥牌时,牌友之间不分上下级,平等相处,配合十分默契,有时也会为出错一张牌而争得面红耳赤。“以前打桥牌时,都是首长自己洗牌,自己发牌。后来,年龄大了才由女儿邓楠或秘书张宝忠帮助洗牌、发牌。偶尔他们两人都不在,就由我们值班人员 代替。”有一次,因为身边医护人员不熟练,动作慢,邓小平就风趣地说上一句:“都是他们(指邓楠、张宝忠)逃避,打乱了我们的部署。”
邓小平对工作人员十分随和、关心,对下级也有着同志般的体贴与关照、朋友般的真诚与谅解。每逢过年,总是叫他们早点回家团聚,身边工作人员经济上有困难,他总是尽力给予帮助。每年入冬后,邓小平的一些老乡会从四川捎来四五箱广柑和柚子,他照例分给秘书和工作人员,还叫人捡些送给邓颖超、康克清、王光美和聂荣臻。他的谦和、关爱之情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首长的性格比较内向,很少说话,有时也偶尔跟我们聊聊,说上一两句。话不多,但常常很幽默,”一说起邓小平的魅力与风范,郭勤英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有一年,她回老家河南安阳探亲,返回后在邓家大院里碰到正在散步的邓小平。于是,邓小平便向郭勤英问起她父母的身体、家人的工作、家乡的变化等等。郭勤英一一做了回答,让她吃惊的是,邓小平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家乡是河南安阳,并说:“40年代,我们刘邓大军到过你的家乡安阳,当时我在安阳珍珠泉住了好几天,那个地方是个半山区。安阳的敌人很顽固,我们怕影响整个战略部署,于是先放弃了解放安阳,先南下,后来才解放这个地方。”郭勤英说,自走进邓家,从未感觉到自己是与一个大人物在一起,而是与一个慈祥的长辈在一起生活。
证总设计师的南巡之旅
作为中央高层领导身边的医护人员,按规定自己的行踪、电话、日常工作都必须严格保密。郭勤英说:“我这一辈子做了几十年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要求我们干什么都要对任何人甚至对家里人保密。所以,往往家里人也不知我们干吗去了,一去就是好几天,没有打一个招呼。”
邓小平晚年曾两次到南方视察,郭勤英与傅春恩先后跟随他前往,并聆听了一代伟人在世纪之交发出的时代强音。
1992年1月17日,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出,向着南方奔驰而去。这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专列上的主人公就是邓小平。这次南下,郭勤英、傅春恩与邓小平及其家人同行。邓小平虽已是耄耋之年,但他精神矍铄,身体健康。
邓小平此次南行,目的地是广东。1月19日上午,专列到达深圳火车站。一节车厢门打开,车站服务人员敏捷地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长条木板放在车厢门口。不一会儿,邓小平出现了!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束一齐投向一代伟人身上,两次陪同邓小平南巡的郭勤英说:“到深圳一下车,首长神采奕奕地步出车门。他这是时隔8年之后,又一次踏上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这块土地。这里变化很大,楼高了,路宽了,人多了,街上很热闹、繁华。”郭勤英一直啧啧不已“发展太快了,让人吃惊”。
当邓小平乘坐观光电梯自50层的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下来时,等候在一楼的群众热烈鼓掌,向他致敬。有人情不自禁地高声喊:“小平您好!'邓小平非常高兴,笑容满面地不断向欢腾的群众招手致意,每招一次手,便引来一阵更热烈的掌声。“首长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谈,时刻把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装在自己的心里。”郭勤英和傅春恩说,他们的眼前至今还似乎闪现着他那风尘仆仆的身影。
郭勤英和傅春恩为能全程跟随邓小平视察南方,亲身经历“春天的故事”产生始末而感到十分得意和幸福,整个行程让他们刻骨铭心,
最后一次抢救的情景历历在目
一谈起邓小平的临终时刻,郭勤英的眼眶就红了。她说:“晚年,首长的病情有一些发展,行动不太方便,有时还很痛苦,一般人可能难以忍受。但是,首长像平时一样,从不向医护人员提要求,要什么药,真是太坚强了。”郭勤英清楚地记得,那期间所在的病房很静,邓小平没有因为痛苦而发出呻吟,进去的人如果不注意还以为没有人在房间里。“我们是尽量做努力,让老人舒服点。我们太感动了,这个老人从病了到最后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白天给他做治疗,晚上陪他看当时中央台放的有关他的电视文献专题片《邓小平》。他有时躺在床上看,有时坐在沙发上看。”
傅春恩的心头也同样无法抹去那段记忆:“对疾病本身,可以说首长是坚持到底。他总是积极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在抢救过程中,他是十分痛苦的,但是没有喊一声痛。”傅春恩还谈道,邓小平的家属十分开明,非常理解医护人员,也十分相信医护人员,完全相信医疗组的治疗方案。“正因为他的家属也十分配合,所以我们感到非常得心应手,在治疗方面没有什么顾虑”。
“首长病重期间,他的家属与首长一样,一点特殊要求都没有,不干涉医护小组的方案,小组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当然,每一套方案实施前,我们还是要请他的家属签字,他们只是履行形式上的手续,对我们特别的信任、放心。”据郭勤英讲,到最后,邓小平的血管很不好找,“很不清楚,扎针扎不准,有时扎了好几针。这不是医护人员的技术不行,他的生命到晚期,血管的确找不准。常常扎好几针才找到(血管),首长也不说你什么,从没提出换一个人(扎针)。我们很心痛,也很佩服老人的毅力,以及他对疾病的态度”,
正因为邓小平对医护人员从不提任何要求,所以,在平时他如有什么不舒服就全靠医护人员细心观察来发现病情。郭勤英说:“由于我在工作中比较细心,善于观察异常情况,能及时发现病情,使之及时得到治疗。所以,老人家对我很放心,很信任,于是我一直在他身边工作。”郭勤英再次表示,今生能为这样一位伟人的健康做点工作,感到十分荣幸,十分自豪,十分欣慰,
1997年除夕夜,邓小平的病情虽较重但较为平稳,炊事员做了几个菜,还煮了饺子,拿到三楼餐厅,邓小平与身边的医护人员、工作人员一起吃年饭。饭桌上,大家发自内心地祝愿:“祝小平同志早日康复!”
除旧迎新之际,警卫战士们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上联是“同吃同住同欢乐同在一个空间”,下联是“爱国爱家爱事业共为一个心愿”,横批是“一切为了首长”。这副对联既是警卫战士的心声,也表达了邓小平身边全体工作人员的心愿。
然而,1997年2月19日傍晚6点多,邓小平的病情出现了异常。当时,傅春恩在现场抢救,见证了邓小平走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这之前,发生过几次病情变化,都抢救过来了。这一次,我们同样一直进行全力抢救。到晚上9点零8分,当医疗组认定已回天无术时,医疗组组长、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陶寿淇与301医院副院长牟善初正式宣布‘停止抢救’。”眼睁睁地看到一直与自己形影不离的首长离开这个世界,在场的医护人员终于憋不住哽咽,大声恸哭起来。
谈到邓小平的抢救情况,郭勤英掩面而泣。良久,她才缓缓地回忆:“之前几天的一个下午,他的二女儿邓楠去看老人,时间有一两个小时,老人气色挺好的,我们还暗自高兴。没想到的是,他说走就走了。”
那一天,郭勤英因前一天24小时值班而被安排在家轮休。正准备吃晚饭,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郭勤英抓起电话,只听到对方说:“快来!首长不太好。”一听,郭勤英猜测可能不只是“不太好”。一路上,她的心情很糟,心跳特别快。急匆匆赶到301医院南楼后,只见满屋子是人,郭勤英唰的一下泪水就出来了。随即,她跑到卫生间洗把脸,很快加入到抢救工作之中。
抢救的时候,邓小平的大多数家属都在现场,“在隔壁的一间房子里或走廊上”。郭勤英说,“卓秘书(卓琳)比较晚才到。他的家人也有心理准备,毕竟类似的情况发生过几次。我们不相信这是真的,一直没有放弃抢救,最终首长还是走了。”一代伟人邓小平终因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而离开人世。老人走了,走得那么安详,走得那样从容,
一晃,邓小平已离开我们10多个年头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还时常闪现在那些医护人员的耳畔与脑海。
傅春恩说:“这些年来,我买了好多有关首长的书或光碟,也看了不少有关他的电影、电视片。他逝世的时候,我心里很悲痛。他逝世后,我还是每天去邓家。在我心里,他根本就没有走,还坐在那个沙发上,很长时间内我都有这么一个感觉。”郭勤英也同样有类似的心态:“每年2月19日上午,他们家人以及他生前身边工作人员都到邓家院子里撒些玫瑰之类的花瓣,以表示纪念、怀念老人。社会上的一些纪念活动,我们也总是尽可能参加。”
虽然邓小平走了,披着世纪的风云、历史的烟尘走了,但在他生前的医护人员心中,在他深深挚爱的全中国人民心中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