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乞讨的老人躺在地上，她已经睡着了。但她用来乞讨的碗还放在地上。碗里杂乱地堆放着一些零钞。冰冷的水泥地面就是她的床，她没有任何“棉被”。她与这个城市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这一幕，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尤其是在非洲、南美、中东和南亚。
　　在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的眼中，这是一个被废弃的生命。鲍曼在他的著作《废弃的生命》里指出，她已经被从家庭、政府、社会机构等结构内剥离，像废弃的物品一样被丢弃在大街上。
　　社会生产垃圾，但鲍曼指出，有些人也被当“垃圾”看待。这些被废弃的人，在那些具有正常身份的人眼中乃是人类的“废品”。他们是现代性、即支配这个现代性世界的各种规则的副产品。就如有富人就必有穷人一样，有符合政治、法律、经济秩序所要求的功能的人，也必有不符合这种要求而被废弃的人——这一切，预先就已经设定好了。
　　这注定是一个忧伤的故事。
　　自古以来，就有一些人，因为各种身份或价值观念上的原因而不能变得和大家一样，而被群体加以隔离、抛弃。比如同性恋者、麻风病人、异端分子、精神病人。近代以后，随着“现代性”的渗透，对这类人的制造成为制度性的了。社会中主流的正常人群，执意要把那些弱者或社会边缘人丢弃到社会之外，越远越好。
　　于是有了大批去北美的欧洲人。当年英国、荷兰等国的清教徒，就属于这样的人。幸好，北美大陆是一个巨大的“回收站”，可以让欧洲把它不要的人转移出去进行处理。转移出去的人也不仅包括清教徒，甚至还包括破产的农民、失业工人。本来他们也许还有利用的价值，比如还可以去工厂被压榨。但是，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欧洲已经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可以处理他们，而他们越堆越多对于社会的“高尚社区”来说终是一种威胁。因此他们主动或是被动地被倾倒到了北美。正因为地球上还有地方可以处理那些被淘汰的弱者，所以，欧洲的原始积累，最终并没有变成一场不可承受的灾难。
　　不过，经过几百年的殖民史，整个世界到现在已经“满载”。对弱者的处理，也就发生了变化，弱者的命运，也变得和以前不一样。
　　现在的“人类废品”主要是些什么人？是穷人，他们没有消费能力，从而，对于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来说，他们是不需要的人；是难民，他们的国家失去了政治、法律秩序，从而，他们处于政治、法律秩序之外，失去了保护，其国民身份变得非常模糊；是失业者，社会的经济结构一定需要一帮没有工作的人，以此来刺激工作的热情，并维持经济列车的运转；是那些乞讨为生的人，他们已不属于这个社会中的一部分。当然，还有被隔离、监控、收容的人……
　　而这些人，已经不可能被抛到社会之外的某个地方了，因为哪儿都有了社会，已经没有一个社会之外的可用的场所。他们中的人，被零星地丢弃在大街上、桥洞下、小巷里。他们甚至还被从这个国家倾倒到那个国家，比如那些“非法移民”。
　　他们的命运是悲惨的。在非洲、中东，难民被屠杀成了一种家常便饭。比如，２００４年乌干达反政府武装“圣灵抵抗军”就神勇地袭击了乌干达北部地区的一座难民营，对１００多手无寸铁的难民痛下杀手。同年１０月，也是在非洲，布隆迪的一个反叛组织胡图族人民解放党—全国解放力量也屠杀了一个难民营，造成１６０多人死亡，还有100多人受伤。
　　除了被屠杀、清除，他们即便还被人道主义地对待，也烙满了作为一个生命生存的屈辱。贫民窟里的人多数是自生自灭；被抛弃到大街上的人更是以丧失人类尊严的方式屈辱求生。而世界各国对“非法移民”的打击也不遺余力。
　　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这些人将何以自处？作为对人的尊严的羞辱，人类又将如何改善对待他们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如何消除制造这些弱者和社会边缘人的机制？这都是严峻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对它的思考和解决，作为一种道德命令，将伴随人类走向未来，并影响人类未来的走向。
　　编辑/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