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和厉华合写的《忠诚与背叛》（重庆出版社出版）是作为庆祝建党９０周年的重点读物推出来的，可以断定，这本书的主题是宣扬党的精神的，但这又是一本好读耐读的书：既具有明确的政治主题，又能吸引读者，占领图书市场。出版读物要做到二者兼备，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许多内容好的政治读物却因为缺乏可读性，难以推广到广大读者之中。但《忠诚与背叛》却做到了这一点，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写好书，出好书，读好书”的成功范例。
　　首先，作者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写的。该书所反映的是一段在中国大地上曾经家喻户晓的革命历史，作者之所以还要为这段历史写一本书，不仅在于他们获取了这段历史中尚不为人知的丰富细节，而且在于他们意识到这段历史对现实的警示意义。在今天，８０００多万党员中，党员的纯洁性、党员的信仰，似乎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和警惕，忠诚与背叛——每个革命者、每个共产党人都无法回避的选择，即使在和平时期，我们的内心和灵魂也时刻都在接受这样的考问与考验。当今社会，人们最憎恶的事情就是权力的腐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共产党员缺乏对党的信仰和事业的忠诚，一旦掌握了权力，就私欲膨胀，以权谋私。我们阅读革命历史，痛恨那些给革命事业带来极大危害的叛徒。其实，今天的贪官不就是和平时代的叛徒吗？他们叛变了入党的誓言，叛变了对人民的承诺。他们甚至比革命年代的叛徒更加不齿，因为他们既没有遭遇敌人的严刑拷打，也不必忍受坐老虎凳的痛苦，却在香风的熏染下拱手交出了自己的良心！何建明和厉华两位作者是在以历史告诫今人，要以江姐等革命先烈为榜样，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不要成为和平年代的叛徒。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认真读一读。
　　其次，作者抓住历史解密的良机，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新鲜史料。《忠诚与背叛》讲述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关押在重庆集中营中的共产党人英勇斗争直至牺牲的故事。罗广斌、杨益言等几位集中营的幸存者先后将这段历史写成了纪实文学《在烈火中永生》和小说《红岩》，曾经感动了一代代中国人，《红岩》所塑造的英雄形象江姐、许云峰、双枪老太婆等，也成为了当代文学的典型形象，至今《红岩》的发行已逾１０００万册。正是因为人们对红岩革命历史非常熟悉，就更愿意获知其背后所隐藏着的秘密。尽管《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是亲历者，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许多历史档案还没有解密，许多散乱在民间的珍贵史料也来不及征集。如今，我们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白公馆和渣滓洞历史档案也逐渐公布于世。两位作者正是在此基础上，对人们所熟悉的红岩革命历史事迹作了细针密线的充实。比如真正的双枪老太婆也是渣滓洞的一位被敌人屠杀的革命烈士，牺牲时只有４９岁。比如江姐的英雄形象是综合了两个原型塑造出来的。更可贵的是，这部作品还将红岩故事的延续和发展呈现在读者面前。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岩的革命先烈以及他们的亲属和战友被诬为叛徒，遭到批斗。《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就死于“文革”之中。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作者充分发挥了纪实文学的文学性优势，大大加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吸引力。纪实文学是以文学的语言和文学的手法将历史事件传达给读者，因此它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著作，不能只满足于将历史真相讲述清楚，而且必须要讲述得生动形象。纪实文学无疑也可以借用文学想象来丰富历史原貌，但过去我们因为强调纪实文学的真实性原则，就忌讳承认文学想象的合理性。事实上，中外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品都包含着文学想象，关键在于作家能否在遵循历史真实性的原则下恰如其分地运用文学想象。纪实文学的想象就像是对历史轮廓的描红和上色，只要作者的想象没有超出历史轮廓之外，就不会伤害历史的真实性。另外，纪实文学的合理想象还建立在作者对历史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比方说，何建明和厉华两位作家在接触了红岩革命先烈的大量史料后，作出了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只有那些信仰坚定的革命者才会经受住考验。从这一判断出发，他们想象着革命先烈在敌人面前应该是充满着自信和无愧的。他们用一系列的细节，包括每一句对话，每一个眼神，以及每一次的内心活动，来印证这种自信和无愧。因此，纪实文学中的想象也是作家主体性的重要表现方式，只要当作家主体接近了历史本质，其文学想象也就会符合历史的真實。《忠诚与背叛》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