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山有路，学海无涯。读书做学问难，做翻译更难。回首自己30多年的爬格子或“码字”生涯，感受多多。成绩固然是一笔一画拼凑而成的，纰漏也是点点滴滴地聚拢起来的。
　　首先，做学问必须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抓住几个问题，穷追不舍地探讨下去，天道酬勤，必然会有成果。其次是一旦确定目标，就要不为外界所动。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固有规律，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特长，必须坚持自己认定的观点，不能随风倒、赶时髦、追潮流。对于自己选择的方向，就要有点咬住青山不松口的精神。因为追时髦所产生的作品，往往不具有长寿力的。
　　读书做学问要海纳百川，胸怀宽阔，取百家之长。学问永远是“千人糕”式的。只有从多方位和多角度地汇聚起来，再作提炼，方能形成有可能站得住脚的学问。学问是一个长期积累、去伪存真、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的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单纯地“创新”。学问永远是只有下一站，而无终点站。我自己作了那么多有关法国汉学的研究，但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来看，它们也仅仅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个“开局”而已。
　　法国汉学的许多学科，是笔者不懂的，也是无力涉猎的。
　　学问首先要“学”才能去“问”为什么。中国学人历来主张博览群书，读书破万卷。我自己读书应该是非常多、非常广。我本人不是历史学科班出身，但家中藏书，在学者队伍也应属“最富有者”的行列。我从未计算过是否藏书有“万卷”，但“无数卷”总是有的。养成一种读书的爱好，能够静下心来读书，才是敢于讲“做学问”的前提，否则就是“头重脚轻腹中空了”。
　　学问要从具体问题作起。我不反对作理论研究，但从理论到理论，没有“资料”的理论是空洞无物的说教，甚至会误人子弟。理论只能是从资料研究中推斷出来的，而不是刻意地去搜集某些资料专门支撑先入为主的理论框架。资料是“实践”，理论出自实践，实践检验理论。当然，对于“资料”，也有个“去伪存真”的繁杂工程去完成。
　　研究中外关系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必然研究中西方的文化，掌握中西方的资料，熟悉中西方各自的文化背景。因为同一件事实，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完全会使人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这大概也属于文化价值异同的取向问题了。“学贯中西”是对大学问家的盛赞，“熟悉中西”则是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学者的必备。
　　我已进入古稀之年，回首往事，虽然并未因碌碌无为和虚度年华而感到痛心，却也为自己走过的许多弯路和造成的许多败笔而抱憾终生。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期耿昇著《我的治学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