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周作人一生的功罪是非的概观。本文认为,研究周作人的问题的重要意义,在于周作人身上就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的一半,在于鲁迅的存在离不开他毕生和周作人的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在于周作人的悲剧和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有着甚深的联系。本文认为,在"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当中,周作人在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方面,在新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建设方面,在思想革命的号召和实行方面,在新诗的创作和理论探索方面,在小品文的创作方面,成就和贡献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开创性的,别人无可代替的,将永远成为中国新文学宝库的一个极重要的部分。本文认为,周作人后来之所以消极颓唐,终于陷进叛国附敌的泥潭,是由于他的精神结构之底层,始终是贵族式的优越、冷漠的中庸主义。而中国文化本是自我调节型的,是中庸主义的最好的土壤。在民族存亡的关头,本来需要的是震撼突破,根本改造文化的型式、实现文化革命,鲁迅一生走的就是这条反中庸主义的道路。周作人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他乘着中庸主义的小舟涌上历史的潮头,后来新的潮头迎面打来,他还想用这小舟力障狂澜,既不可得,乃以颓废自保,并以导人,从反封建文化的前驱,一退而去继承封建的异端派的衣钵,再退而与封建妖孽汉奸政客同流了。周作人的悲剧,乃是民族文化新生过程中不该毁灭的东西陪着古老传统一起毁灭的悲剧。这个悲剧还没有演完。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我们应该让一切该毁灭的尽早毁灭,不让一切功绩和成就无意义地成为殉葬品,留下来参加新生的过程,这就是我们研究周作人的问题的目的。本文共二十二节,上期发表十一节,本期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