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有把账本写进日记的习惯。经济基础对鲁迅来说相当重要，毕竟有一大家人要养活，那鲁迅到底有多少钱呢？
　　鲁迅不是一开始就有钱的，也不是持续有钱的。他小时候家道衰落，17岁时母亲变卖首饰才给他筹到上学的路费，上的也是免学费、餐费的南京水师学堂。后来鲁迅兄弟二人赴日留学，曾想在日从事新文学运动，后因家庭经济负担不得不于1907年回国。
　　刚回国时，他在家乡做教员，月薪30银圆。这时一银圆可买30斤大米，或8斤猪肉，或10尺棉布。
　　1912年，鲁迅在南京教育部当部员，管吃管住，月薪30圆。没多久，他因时局变化到了北平，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当科长，月薪200圆，后来增到300圆，这份薪水一直拿到1926年，在当时算得上高收入了，起码属于中产。
　　鲁迅还有副业，由于教育部的工作很清闲，五四以后，他曾在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八所学校兼课，还给媒体撰稿。比如1924年的收入中，讲课费826.5圆，稿费703.28圆;1925年，讲课费705.5圆，稿费475圆;1926年，稿费达到1177.3圆，讲课费401.82圆。
　　值得我们借鉴的是，鲁迅的副业收入也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一开始讲课、写稿都是义务的，但这些行为使他提升了知名度、扩大了交际圈。局面打开后，这些工作才慢慢成为他的收入来源，最终取代了主业。
　　而在这期间，他的主业因北洋政府的问题经常欠薪。1912-1919年還好，1920年起就晚3个月或半年发放;到1923年，实际年收入少了近一半;到1926年，全年工资都到不了许诺的两个月工资的数额。如果不是他从1920年起有了副业收入，他的生活品质就会大大降低了。
　　1926年夏，鲁迅应邀到厦门大学任教，月薪400圆。一个学期后又受聘广州大学教务主任，月薪500圆。由于与学校意见不合，他于1927年夏回到上海，专职写作。
　　他专职写作有两个重要的经济保障：一是北新书局提供的版税和《奔流》杂志的编辑费，月薪200圆;二是兼任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特约撰述员，月薪300圆，直到1931年2月。有了这两笔收入，他得以专职写作及怼人，不要小看怼人，靠着这个，他数次讨回被扣押和挪用的版税，光这部分就有两万多圆。
　　可以看出，从正式走上职场开始，直到临终，鲁迅的收入虽不能说“年年高升”，但也保持了相当的水准。当时北平一个普通四五口之家每月的生活费才30多圆，上海新式商店的店员月薪才20-40圆。相比之下，鲁迅绝对是高收入阶层。
　　有钱人的快乐你想象不到——鲁迅的快乐，就是可以不用卑躬屈膝，也不用照顾面子，想怼就怼，管他谁谁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