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杜润生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获评“农村改革的重要推动者”。
　　杜润生，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从1982年到1986年参与主持起草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

“老右”出山

　　1979年2月，刚刚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正式开始办公，王任重为主任，杜润生是三个副主任中排名最后的一个（后又增加了两个）。
　　杜润生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领导了中南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提出给农民“四大自由”——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秘书长杜润生都主张不要冒进，坚持自愿原则，受到毛泽东批评，被指责为“像一个小脚女人”。
　　杜润生被赶出农村工作部门，调到中国科学院擔任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对于自己66岁重新出山、回归农口，风向虽变，但矛盾依然尖锐。其中，是否实行“包产到户”是争议的焦点。
　　1979年3月初国家农委召开的七省三县农口负责人座谈会，是矛盾的一次爆发。会上，安徽农委副主任周曰礼极力主张包产到户，湖南农委主任等跟他激烈争论，差点拍桌子动手。杜润生除了偶尔插话，基本没讲什么。
　　为了准备会议纪要，杜润生一天晚上召集刘堪等几名农研室工作人员开会，并着重交代，对包产到户要有个“说法”。
　　两小时后，初稿拟出。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初稿回避了包产到户的问题，两种意见都讲，请中央定夺。
　　杜润生对此并不满意。沉默近半小时后，他提到座谈会上有人发言说，贵州山区一些住在大山顶上的苗族农民、西北山区住在远离生产队的“吊山庄”上的一些村民从不参加集体劳动，自种自收，每年向生产队交些玉米即可，提议在“孤门独户”上做文章。
　　向中央汇报时，这一表述顺利获得了通过，并被写进入会议《纪要》。1979年4月，中央批转该会议《纪要》，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允许在特殊地区实行包产到户。

“道并行而不悖”

　　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杜润生每年主持召开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就农村工作起草一份战略性的“一号文件”。
　　杜润生喜欢组织各种座谈会。会上交锋激烈，有时甚至像在吵架。杜润生自己很少讲话，尤其不做结论性发言，通常是听完赞成一方意见后会说出几条“担忧”来，听完反对一方意见后又会讲出几条“问题”来。
　　他主张“道并行而不悖”，见仁见智，相互容纳。他说，千万不要固化对事物最初的认识，那往往是错误的，一定要在听取不同意见中进行修正。
　　翁永曦回忆，杜润生强调“反方向推敲”。一位农业部副部长坚决反对包产到户，但每次开会讨论中央文件代拟稿时，杜润生一定会请他参与讨论。翁永曦感到疑惑，杜润生告诉他，任何赞同意见都一定会有瑕疵，任何反对意见也一定会有某种合理成分，要最大限度地集思广益，才能形成合力。
　　杜润生极为敏锐，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对改革中出现的新词汇新说法都能运用自如。翁永曦说，他善于提出中性词汇，来凝聚党内外共识，是化繁为简的高手。
　　杜润生认为，农村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意识形态，实际上只要熟悉农村的人都知道包产到户是有用的，关键是要说服各级领导干部。
　　1986年冬，正在施工的京西宾馆新楼搭着脚手架。杜润生指着脚手架对刘堪说，虽然新的农村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善，也不能说运行机制已经完备，但已经有了新的框架。他们都觉得，用“一号文件”来专门针对农村工作发文这个形式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政策性、号召性的语言在这个阶段已起不到思想解放初期那么大的作用了，今后需要的是专业性、操作性的文件，甚至专门的法律法令。
　　这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杜润生做了20多场辅导报告。万里说，农村改革中的理论问题，找杜润生可以讲明白。
　　杜润生讲话只说大白话，从来不念稿子，只有个提纲。如果是重要报告，会自己写草稿，从不让人代笔。
　　他的讲话极具说服力，根据录音整理出来，不用删改就是一篇好文章。

九号院里的“老杜”

　　杜润生用人可谓不拘一格。翁永曦说，他对年轻人的重用程度在当时所有中央部委里都绝无仅有。
　　1979年10月的一天，刚分配到《中国农民报》做见习记者的翁永曦奉命将社论清样送到国家农委，请杜润生审稿。正在看文件的杜润生说：“小伙子，我没见过你啊。”翁永曦说，自己刚来报社工作。“原来干嘛的？”“农村插队，八年整，十年头。”
　　杜润生让他说说体会。他说：“农村太穷，农民太苦，我觉得国家农业政策应该建立在务农有利可图的基础上。”杜润生问他还有没有第二条，他说：“有，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到农村后才发现，其实只能是‘小河有水大河满’。”
　　这次对话不到五分钟就结束了。一周后，翁永曦收到调令，去国家农委工作。32岁的他，与39岁的段应碧，都成了农委里的“小字辈”。
　　1980年春季的一天，杜润生把翁永曦叫到办公室说：“上午到（姚）依林同志那里开会，中央决定今后十年对农业投资1500亿，让农委拿个方案，你去考虑一下。”翁永曦当时是一个月工资只有46元的普通科员，刚到农委工作几个月，对杜润生的重用感到十分意外。
　　1982年，国家农业委员会撤销，成立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1988年改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85年改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个机构、一套人马，杜润生担任主任。因为办公地点在北京市西黄城根南街9号，“九号院”就成了农研室的代称。
　　翁永曦说，九号院的一个“怪现象”是允许大胆议论。当时，九号院有“三允许”的不成文规矩：允许研究课题与当前中央政策研究的重心不一致、允许研究的结论与中央的口径不一致、允许在研究成果未被中央采纳时保留个人意见。杜润生要求大家把工作做活，还为机关调研工作定了一条：除经中央正面定了的问题外，可以自由发表意见，说错了也不要紧，思想要自由点、解放点。
　　杜润生对自己70年的工作经历做了总结：“第一条，苦劳多，功劳少;第二条，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他说，自己还有两个愿望：一是再转移两亿农村劳动力到城镇去，二是要让农民组织起来。也许自己来不及看到了，有些任务要交给下一代。
　　在他的倡议下，设立了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评审并颁发“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对在农村政策研究、理论研究、调查研究、方法研究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作品进行奖励。2004年12月，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杜润生出席并颁奖。这是他晚年最感欣慰的事。
　　2015年10月9日，102岁的杜润生在北京逝世。翁永曦送上挽联：兼收并蓄，有办法使歧见趋一致;德高望重，无山头却门生遍九州。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