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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的未来整体上会走向精英治国，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未来的治国精英并不一定都是具有文科背景的人。
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中国开始大范围进行省部级高官的人事任免。从专业背景上看，文科出身的官员纷纷登台已经成为一大特点，并且这种文科官员登台的趋势比前几年更加明显，比如新任青海省省长骆惠宁是经济学博士；新任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毕业于北大法律系，后为经济学博士；新任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专业；而目前主政湖南的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和2010年9月上任的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石泰峰等人更是被很多媒体称之为学者型官员。这些履新官员的专业背景涵盖了法律、历史、哲学等多个人文学科，中国最近20多年来浓重的“工程师治国”色彩开始渐行渐远。
《北京科技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为什么会形成“工程师治国”的局面？
汪玉凯：刚改革开放时，我们特别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科学技术也成为当时的迫切需要。在那种情况下，很多学习工程技术，或者是具有理工科背景的很多官员就纷纷走上了省部级领导的岗位。在此后的10～20年时间里，这些官员中有很多就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比如我们可以看到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吴邦国委员长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工科背景。也正是这样的原因，近些年，国内开始有了“工程师治国”或者“技术治国”的说法。
《北京科技报》：现在在省部级官员群体中，文科专业背景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汪玉凯：出现这种转变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省部级领导干部，50后已经是主角，60后也越来越多，但是，这些官员有很多都是后来补的学历。他们中的很多人下过乡、插过队，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但是因为文革的原因，很多人的大学学业都给耽搁了。在改革开放以后进入大学再深造的时候，他们大部分都选择了文科，这些人到现在有很多都是省部级高官。因此，有人认为，现在我国正在从“工程师治国”向社会管理型“学者治国”转变。
《北京科技报》：您怎么评价这种转变？
汪玉凯：这是一种积极的转变。从治理国家的角度而言，学习文科的学者型官员比工程师等技术人员更有优势，因为学工程技术的人员研究具体的自然规律、实施工程制造等，主要是和“物”打交道。而学习文科的人主要是和人及社会打交道。他们主要研究社会现象，在历史、哲学、经济、管理、法律等人文方面的知识比较雄厚。他们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对历史的感悟一般而言比学习工程技术的人员要更为深厚一些。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导致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战略思维能力和对具体问题的洞察能力与学工程技术的人员相比，能够体现出学科背景方面的优势。越来越多这样知识背景的人走上高官的位置，对国家而言应该是很好的事情。
另外，从国际社会来看，现在很多西方国家都是竞选制度，而参与竞选的人中学习经济、法律、政治等文科背景的人比较多。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西方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一般也都是文科出身。
《北京科技报》：有学者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以工程技术专家治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逐步转变为文科出身的社会管理型“学者治国”，您怎么看？
汪玉凯：这样的分析是具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还没有到达一定的高度，人们更加关注的是经济建设及经济发展，而对民主政治的需求，对公民社会的成长发育，要求还不是特别强烈，这方面的问题也不凸显。国家主要面临的就是“技术救国”问题。即如何依靠技术进步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这样，工程技术背景的国家领导人就会比较多。但是，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其公民社会也就会快速发展起来，这时很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已经处于十分良好的状态，他们在政治上的诉求、愿望表达和参与积极性都会高涨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依靠过多的工科背景的人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而具有更多知识，尤其是人文知识背景的领导人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一般要比工科背景的人更高一些。
《北京科技报》：现在，中国转向社会管理型“学者治国”， 是否可以避免建国后发生的一些政治运动的风险？
汪玉凯：这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因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不过，从长远来看，中国未来并不一定就是单纯文科型学者治国这样一种模式。
我认为，中国的未来整体上会走向精英治国，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未来的治国精英并不一定都是具有文科背景的人，一个人不管他是理工科背景还是文科背景，只要他能够上升到社会高端精英，他都有可能进入到治国者的队伍里。如果是一个理工科背景的人，他文科方面的缺失也可以通过工作中的学习来弥补。
《北京科技报》：精英治国能让中国的社会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轨道吗？
汪玉凯：精英治国是否能够将中国引入到一种良性循环的过程中，这还取决于我们国家未来的治国理念和制度设计。如果我们的治国理念和制度设计是先进和有竞争力的，中国将来就一定能够进入到社会良性发展的国家行列中。
当然，虽然实施精英治国，但是治国理念和制度设计不是领先的，或者说仅仅是治国者自己认为是领先的。一个明明不好的制度却被他们说成最好的制度，仍然像建国以后那样对治国的大政方针发生某种误断或者错断，中国社会出现问题的风险就相当大。
因此，我们未来的精英治国必须要有非常广阔的视野，要能够真正吸纳世界政治文明、科技文明，要用一种宽泛的视野和胸怀接受人类在漫长历史长河中所积淀的各种各样的文明，然后再结合中国的国情，来构建我们的政治、社会、文化制度。这样，中国就会形成一种个性，但是又非常有竞争力的特色制度，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也会进入到良性循环的轨道。
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中国开始大范围进行省部级高官的人事任免。从专业背景上看，文科出身的官员纷纷登台已经成为一大特点，并且这种文科官员登台的趋势比前几年更加明显，比如新任青海省省长骆惠宁是经济学博士；新任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毕业于北大法律系，后为经济学博士；新任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专业；而目前主政湖南的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和2010年9月上任的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石泰峰等人更是被很多媒体称之为学者型官员。这些履新官员的专业背景涵盖了法律、历史、哲学等多个人文学科，中国最近20多年来浓重的“工程师治国”色彩开始渐行渐远。
《北京科技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为什么会形成“工程师治国”的局面？
汪玉凯：刚改革开放时，我们特别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科学技术也成为当时的迫切需要。在那种情况下，很多学习工程技术，或者是具有理工科背景的很多官员就纷纷走上了省部级领导的岗位。在此后的10～20年时间里，这些官员中有很多就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比如我们可以看到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吴邦国委员长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工科背景。也正是这样的原因，近些年，国内开始有了“工程师治国”或者“技术治国”的说法。
《北京科技报》：现在在省部级官员群体中，文科专业背景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汪玉凯：出现这种转变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省部级领导干部，50后已经是主角，60后也越来越多，但是，这些官员有很多都是后来补的学历。他们中的很多人下过乡、插过队，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但是因为文革的原因，很多人的大学学业都给耽搁了。在改革开放以后进入大学再深造的时候，他们大部分都选择了文科，这些人到现在有很多都是省部级高官。因此，有人认为，现在我国正在从“工程师治国”向社会管理型“学者治国”转变。
《北京科技报》：您怎么评价这种转变？
汪玉凯：这是一种积极的转变。从治理国家的角度而言，学习文科的学者型官员比工程师等技术人员更有优势，因为学工程技术的人员研究具体的自然规律、实施工程制造等，主要是和“物”打交道。而学习文科的人主要是和人及社会打交道。他们主要研究社会现象，在历史、哲学、经济、管理、法律等人文方面的知识比较雄厚。他们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对历史的感悟一般而言比学习工程技术的人员要更为深厚一些。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导致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战略思维能力和对具体问题的洞察能力与学工程技术的人员相比，能够体现出学科背景方面的优势。越来越多这样知识背景的人走上高官的位置，对国家而言应该是很好的事情。
另外，从国际社会来看，现在很多西方国家都是竞选制度，而参与竞选的人中学习经济、法律、政治等文科背景的人比较多。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西方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一般也都是文科出身。
《北京科技报》：有学者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以工程技术专家治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逐步转变为文科出身的社会管理型“学者治国”，您怎么看？
汪玉凯：这样的分析是具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还没有到达一定的高度，人们更加关注的是经济建设及经济发展，而对民主政治的需求，对公民社会的成长发育，要求还不是特别强烈，这方面的问题也不凸显。国家主要面临的就是“技术救国”问题。即如何依靠技术进步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这样，工程技术背景的国家领导人就会比较多。但是，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其公民社会也就会快速发展起来，这时很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已经处于十分良好的状态，他们在政治上的诉求、愿望表达和参与积极性都会高涨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依靠过多的工科背景的人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而具有更多知识，尤其是人文知识背景的领导人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一般要比工科背景的人更高一些。
《北京科技报》：现在，中国转向社会管理型“学者治国”， 是否可以避免建国后发生的一些政治运动的风险？
汪玉凯：这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因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不过，从长远来看，中国未来并不一定就是单纯文科型学者治国这样一种模式。
我认为，中国的未来整体上会走向精英治国，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未来的治国精英并不一定都是具有文科背景的人，一个人不管他是理工科背景还是文科背景，只要他能够上升到社会高端精英，他都有可能进入到治国者的队伍里。如果是一个理工科背景的人，他文科方面的缺失也可以通过工作中的学习来弥补。
《北京科技报》：精英治国能让中国的社会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轨道吗？
汪玉凯：精英治国是否能够将中国引入到一种良性循环的过程中，这还取决于我们国家未来的治国理念和制度设计。如果我们的治国理念和制度设计是先进和有竞争力的，中国将来就一定能够进入到社会良性发展的国家行列中。
当然，虽然实施精英治国，但是治国理念和制度设计不是领先的，或者说仅仅是治国者自己认为是领先的。一个明明不好的制度却被他们说成最好的制度，仍然像建国以后那样对治国的大政方针发生某种误断或者错断，中国社会出现问题的风险就相当大。
因此，我们未来的精英治国必须要有非常广阔的视野，要能够真正吸纳世界政治文明、科技文明，要用一种宽泛的视野和胸怀接受人类在漫长历史长河中所积淀的各种各样的文明，然后再结合中国的国情，来构建我们的政治、社会、文化制度。这样，中国就会形成一种个性，但是又非常有竞争力的特色制度，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也会进入到良性循环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