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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10月27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与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联合举办“新四军与上海”学术研讨会，中国新四军研究会朱文泉会长在会上作了《上海人民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大贡献》的主题报告。经作者同意，本刊刊登这个报告时对个别段落作了删节。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全民族抗战的神圣旗帜，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敌。继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后，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集结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在长达八年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中，新四军活跃在大江南北，转战于江淮河汉，在环境极其险恶、斗争极其复杂的敌人后方，在南京、上海、杭州、徐州、武汉等日伪统治的中心城市和战略要点夹缝中，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困难条件下，紧紧依靠人民，英勇顽强战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建立了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八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最多时抗击和牵制了侵华日军16万人和伪军23万人，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新四军自身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从组建时的1万余人，到抗日战争胜利时主力发展到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人，另有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和人民对新四军给予了长时间的、全方位的、各种形式的、卓有成效的支援，从而使上海成为华中抗日救亡运动前期的中心，新四军的后方基地，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上海是组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孕育之地
1937年春，北伐名将叶挺结束近10年的海外漂泊生活，举家从澳门迁来上海。七七事变后，在潘汉年的安排下，周恩来在上海与叶挺见了面。周恩来向叶挺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告诉他目前正在与蒋介石谈判有关陕北红军部队改编问题，待这一任务解决后，有可能要谈判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并希望叶挺积极参加这支部队的改编工作。
8月底，叶挺找到正在上海组织指挥淞沪会战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他表明希望参加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并建议成立一支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正规部队共同抗日。陈诚听了表示同意，答应由他出面向蒋介石疏通说明。蒋介石出于上海十分危急、南京岌岌难保的严峻形势，采纳了陈诚的保荐，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一个军的改编方案，并同意叶挺为军长。
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通报：宣布“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受任于危难之时，他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称为“新四军”，意在表示既继承北伐战争的铁军“老四军”，又承袭共产党领导的“红四军”的精神。在此期间，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与叶挺联系，当得知叶挺有意接受党的领导、迫切希望前往抗日战场、誓死报效国家后，及时将叶挺的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主席也初步同意了这项人事任免。
至此，新四军的组建计划在国共两党的配合下，在叶挺的多方活动协调下，终于在上海诞生了。上海也因此成为新四军这支伟大的抗日武装孕育之地而载入史册。
上海是苏浙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策源地
毛泽东指出，上海战略地位很重要，上海失守后，就要在郊区和江浙两省广大农村组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上海沦陷初期，郊区广大农村已有一批与组织失去联系的老党员、地方进步人士、爱国青年，自发地组织地方抗日武装力量。江苏省委成立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织开展了上海附近的游击战争。接着中央派军事干部张爱萍、余立金来上海负责军委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对上海近郊各县抗日武装的领导。
上海是郊县抗日游击战争的策源地。1938年初，江苏省委成立了以沙文汉为书记的外县工委，以推动上海郊县和沪宁铁路线的抗日武装斗争。1月，江苏省委决定成立由陈静为书记的浦东工委，组建以周大根为队长的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5月，华东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派人到青东以顾复生为支队长的“淞沪游击队第三支队”工作。7月，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以“武抗”名义派林钧回原籍浦东发展抗日武装，建立长江边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四大队（简称“边抗四大”）。8月，组建以蔡辉为团长、陈静兼政训处长的奉贤县人民自卫团。9月，组建以连柏生为队长、王三川为政训员的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等等。日军占领上海后，上海郊县的各路抗日武装，迅速掀起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群众运动，打击了日军分散的小部队、小据点，起到了牵制、消耗日军的作用。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开辟了浦东、青浦东乡、嘉定西部、崇明中部等四个游击区，为迎接“江抗”东进和开辟浙东敌后游击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是苏南东路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策源地。1938年7月，江苏省委派何克希到苏南的江阴、武进一带组织抗日武装。8月，中共澄锡虞工委派张志强到江阴东乡争取朱松寿部，并授予“苏浙人民抗日自卫军”番号。何克希争取梅光迪江南游击大队一个连和朱松寿苏浙人民自卫军一个连，又将上海来的一批工人、学生、难民整训编成一个连，将这三股力量组成一支抗日游击队，于10月到达茅山接受新四军第一支队整训，并被授予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第三路番号。这支队伍后来成为新四军第六团团长叶飞率部东进的重要战斗力量。这年7月，江苏省委又组织了常熟县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赵伯华任司令员。1939年8月，“民抗”三个连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赵伯华任支队长。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建立了常熟东乡、无锡梅村、江阴武进等三个游击据点。到1940年5月，江苏省委决定将东路特委、青浦工委和青东工委及其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划归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领导，从而进一步壮大了新四军东路地区的抗日力量。
上海是苏中抗日游击战争的策源地。1938年8月，江苏省委派人组成中共江北特委，后又陆续派干部到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一带开展抗日兵运工作。 与此同时，江北特委派王进到启东瞿犊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做政治工作，然后率部来到崇明岛，组建崇明县民众抗日自卫总队（简称“崇总”）。1939年夏，江苏省委决定成立崇明县工委。1940年7月，崇明县工委奉命率“崇总”转移启东，以通崇海启人民抗日总队名义开展抗日活动。后又把崇明县工委划归苏北特委领导，与通如海启各路抗日武装配合，迎接新四军东进。10月，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取得联系后，通如海启人民抗日总队与崇明撤退到启东的两个大队合编为崇启海常备旅，茅珵任旅长，部队成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一部分。不久，又编为苏中四分区游击第三旅。此外，苏北特委还改造掌握了部分国民党的游杂武装参加新四军。这就为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创造了条件和基础。
上海是浙东抗日游击战争的策源地。中共中央根据闽浙沿海的新形势，指示华中局开辟闽浙沿海游击区，创立游击根据地。首先到浙东开辟游击根据地的是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展起来的浦东抗日武装。如“宗德三大”、“五支四大”、“苏鲁战区暂编第三纵队”等都是由浦东南渡浙东的部队。1941年10月，成立浙东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三北”地区和上海浦东的抗日武装斗争。浦东南渡武装是浙东敌后游击战的开创者，也是浙东敌后抗日武装的基础和主力军。
上海是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特需资源的重要供给地
新四军的建立、发展和壮大得到了上海地下党和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援，上海成为支持新四军抗日的一个重要基地。
首先是人力的支援。新四军初建时期，全军仅万余人，不仅兵员不足，干部和技术等方面的力量也十分薄弱，远远不能适应华中敌后抗战的需要。对此，党中央明确指示，上海给予支援。在人力方面，最早一批从上海输送到新四军的人员，是叶进明、忻元锡、乐时鸣等地下党率领的红十字会上海煤业救护队，共120余人、25辆汽车。这批人员成为新四军后勤战线和各级兵站的骨干力量。上海地下党还从难民中动员三批青年，共约1500人去皖南参加了新四军。此后，上海还有一批文化人通过慰劳团的形式去皖南参加了新四军。新四军第一支队挺进苏南、开辟茅山根据地后，上海工委动员了约1000人，充实了第一支队的战斗力量。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从上海先后输送到新四军的各类人员总共约有2.1万人，有力地充实了新四军的人力资源。上海地下党卓有成效的工作，被中央认为：“能够在日寇占领的情况下，从租界中送出大批难民支援新四军，这是上海地下党的成功壮举。”
新四军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需要的专家、教授、学者、科技人员，相当部分是从上海动员去的。如无线电收发报人员，印钞、印刷工人、技师，医院的医生、护士，以及学校老师，部队文艺工作者，兵工厂的军工人才等，凡是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需要，中共上海党组织都是千方百计动员输送，尽全力满足要求。为了支援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上海地下党动员一批艺术家、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去根据地工作，其中有阿英、贺绿汀、戴平万、何士德、许幸之、胡考、洪藏、沈西蒙、叶玲、张锐、王啸平、石言等一大批骨干力量。还有医学人才。1937年叶挺赴武汉就任新四军军长时，特邀上海著名医学博士沈其震到汉口军部任新四军军医处长。沈到皖南军部后，又通过其导师中国红十字会的林可胜介绍，联系并动员了上海医学院知名人士吴之理、章央芬等一批著名医生来到皖南军部，为开办战地医院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是物资上的支援。上海对新四军的物资支援数目较大，有抗战初期上海民众公开捐赠的物资，有上海地下党秘密输送到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物资，还有上海地下党与新四军派来的采购人员密切配合秘密运到新四军的物资。公开捐赠物资的单位很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职业界、文化界、工商界、金融界和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等。物品涉及到战斗、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特别是根据地买不到的军用物资，如电信器材、无缝钢管、医疗药品器材、印刷器材等。电影《51号兵站》就反映了上海地下党与新四军之间物资采购与运输的情况。此外，上海对新四军的财力支援也是非常巨大的。主要是通过各界救亡协会和抗日群众团体，发动全市民众募捐、献金和义卖、义演活动，把所得款项通过银行或各报社，秘密转交新四军。据不完全统计，仅抗战初期支援新四军的捐款就有130万元。这些捐款对建军初期的新四军起到了雪中送炭的救急作用。
上海是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站和情报搜集地
上海地处华中腹地，有特殊的区位优势，决定了上海必然成为新四军地下交通站。上海地下党与新四军配合，水路通过海上、内河、长江，陆路通过汽车、火车、步行挑运，先后开辟了中共江苏省委交通站，新四军上海办事处交通站，新四军各师和上海联系的交通站，新四军海防大队海上交通站，还打通了皖南、苏南、苏中、苏北、淮南和浙东等地的地下运输线，把上海输送给新四军的人员、款项和各类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新四军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部队整编为七个正规师，开辟了八块抗日根据地，战略物资的需要量成倍增加。
当时上海的形势已开始紧张，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各租界，把大批物资运出上海更为困难。为了解决物资运输问题，上海在各口岸开设“运输行”、“运输公司”一类商行，以做生意为名，把运往新四军的物资夹带、转运出港，而新四军则在海上、江心适宜地点接运，基本保证了新四军抗日前线的需要。同时，在日、伪清乡时，新四军的机密文件、特殊器材、设备等秘密运入上海隐藏和保护，新四军一些负责同志负伤、生病，也秘密移送到上海治疗和疗养。上海地下交通站的建立和完善，实现了上海与新四军根据地之间物资、人员、资金等的运输传送，成为抗日战场上的一条打不垮的地下交通线。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是国际国内各种力量相互交织、相互角力的场所，也是情报信息最为集中、情报网络最为密集的城市。新四军作为华中抗战的中流砥柱，当然也要利用各种渠道从上海收集情报。1939年4月，潘汉年从延安到达上海，领导上海的情报工作。因敌人对上海控制很严，所以情报部门的领导机构设在租界内，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江苏省委及情报机构才不得不于1942年从上海撤到淮南根据地，但情报工作始终没有中断。1942年至1945年，华中局情报部设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潘汉年任部长，留在上海的新四军情报工作由张唯一主持。当时情报部门收集到许多重要的情报，如日方一些代表性人物对形势特别是蒋介石对日“和谈”的看法和活动，汪伪人事派系分析，日汪某些军事情报，汪伪敌工总部在沪宁、沪杭两线的部署，日、伪要在苏北大扫荡的情况，大汉奸周佛海与军统程克祥、彭寿的联系，蒋介石拉拢伪军将领的部分文电等。 这些情报的获得，为新四军制定正确的行动方针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使得苏北新四军多次有效粉碎了日军组织的大扫荡，保护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就是反映当时的情报斗争工作的。
上海是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接受国际援助的转运地
上海是中国黄金水道长江的出海口，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使之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开放通道。同样，上海又有着世界各国的领事馆、工商金融企业和新闻出版机构，通过这些机构可以向世界宣传上海和全国抗日救亡斗争情况，呼吁国际力量主持公道谴责和制裁日本，支持和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
不少国际友人和沪外人员直接参加了上海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如宋庆龄、蔡元培等在上海联名世界教科文界揭发日军屠杀中国难民的罪行，宋庆龄还通过美国NBC广播网发表抗日演说，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反响；朝鲜爱国志士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痛炸日本军政要员，自己英勇就义；德籍犹太人记者希伯先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后又参加新四军在山东沂南作战光荣牺牲；奥地利人罗生特也是先在上海参加抗日斗争，后又参加新四军担任卫生部顾问。这些外侨大多移居在上海，然后又从上海奔赴中国的抗日战场。
许多国际友人通过上海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又通过上海进入中国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再通过上海向全世界传播他们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所见所闻。中共江苏省委沪南区的韩人支部，在旅沪韩侨中开展反日宣传组织工作。他们出版刊物，散发传单，进行抗日宣传。美国友人耿丽淑主持“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期间，向国外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还有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编纂的《中国红军在行进》等书籍，也是通过上海带来世界人民的声援和支助，上海起到了联结世界爱好和平、反对法西斯人们纽带的特殊作用。
一些旅居上海的外侨，想方设法帮助上海和中国军民抗战。在“八一三”抗战中，德国旅沪侨商总会主席普尔兴氏将全体德侨捐助的17510元赠给上海难民救济机构。1938年3月，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从上海辗转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在了解到新四军缺医少药时，她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求助英国朋友和美国红十字会，为新四军争取了一大批国际援助。1941年3月，国际友人奥地利医生罗生特从上海秘密到达盐城新四军军部，为新四军创办卫生学校、培训医务人员、救助新四军伤员，被称为新四军中的“白求恩”。1939年至1941年，英国人工业国际委员会主席何明华，通过外商在上海开办的银行转账，分批向皖南新四军和苏北新四军援助60多万元和大量的紧缺物资。以宋庆龄为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主要负责接受国际上援助新四军的物资。1939年，“保盟”上海分会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以上海地方协会名义派出民众慰问团，携带6000码蚊帐用料、20万片奎宁药、12万剂预防霍乱疫苗、2000个消毒包、400听麦乳精和近2万条毛毯等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有力地支援了新四军指战员的抗战斗争。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人民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利用上海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为支援新四军抗战、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传颂！
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确定为“新四军与上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可以让人们进一步提高对上海重要地位的认识；二是可以让人们进一步了解上海人民反侵略的光荣传统；三是可以让人们进一步了解老一辈革命家的卓越贡献；四是让人们进一步懂得一国革命成功，必须依靠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和援助；五是让人们认识到开展专题研究是拓展深化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多年来，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在这方面作了很多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新的领域、新的成果，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突破、一个创造。今后，我们还可以加强新四军与江苏、新四军与安徽、新四军与浙江、新四军与湖北的研究，以及对盐城、泾县、泰州的专题研究，对新四军在各省市区主要生存地、主要人物、主要战场的研究等等。由此推动历史研究不断向深度和广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全民族抗战的神圣旗帜，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敌。继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后，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集结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在长达八年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中，新四军活跃在大江南北，转战于江淮河汉，在环境极其险恶、斗争极其复杂的敌人后方，在南京、上海、杭州、徐州、武汉等日伪统治的中心城市和战略要点夹缝中，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困难条件下，紧紧依靠人民，英勇顽强战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建立了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八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最多时抗击和牵制了侵华日军16万人和伪军23万人，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新四军自身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从组建时的1万余人，到抗日战争胜利时主力发展到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人，另有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和人民对新四军给予了长时间的、全方位的、各种形式的、卓有成效的支援，从而使上海成为华中抗日救亡运动前期的中心，新四军的后方基地，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上海是组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孕育之地
1937年春，北伐名将叶挺结束近10年的海外漂泊生活，举家从澳门迁来上海。七七事变后，在潘汉年的安排下，周恩来在上海与叶挺见了面。周恩来向叶挺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告诉他目前正在与蒋介石谈判有关陕北红军部队改编问题，待这一任务解决后，有可能要谈判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并希望叶挺积极参加这支部队的改编工作。
8月底，叶挺找到正在上海组织指挥淞沪会战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他表明希望参加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并建议成立一支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正规部队共同抗日。陈诚听了表示同意，答应由他出面向蒋介石疏通说明。蒋介石出于上海十分危急、南京岌岌难保的严峻形势，采纳了陈诚的保荐，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一个军的改编方案，并同意叶挺为军长。
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通报：宣布“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受任于危难之时，他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称为“新四军”，意在表示既继承北伐战争的铁军“老四军”，又承袭共产党领导的“红四军”的精神。在此期间，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与叶挺联系，当得知叶挺有意接受党的领导、迫切希望前往抗日战场、誓死报效国家后，及时将叶挺的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主席也初步同意了这项人事任免。
至此，新四军的组建计划在国共两党的配合下，在叶挺的多方活动协调下，终于在上海诞生了。上海也因此成为新四军这支伟大的抗日武装孕育之地而载入史册。
上海是苏浙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策源地
毛泽东指出，上海战略地位很重要，上海失守后，就要在郊区和江浙两省广大农村组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上海沦陷初期，郊区广大农村已有一批与组织失去联系的老党员、地方进步人士、爱国青年，自发地组织地方抗日武装力量。江苏省委成立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织开展了上海附近的游击战争。接着中央派军事干部张爱萍、余立金来上海负责军委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对上海近郊各县抗日武装的领导。
上海是郊县抗日游击战争的策源地。1938年初，江苏省委成立了以沙文汉为书记的外县工委，以推动上海郊县和沪宁铁路线的抗日武装斗争。1月，江苏省委决定成立由陈静为书记的浦东工委，组建以周大根为队长的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5月，华东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派人到青东以顾复生为支队长的“淞沪游击队第三支队”工作。7月，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以“武抗”名义派林钧回原籍浦东发展抗日武装，建立长江边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四大队（简称“边抗四大”）。8月，组建以蔡辉为团长、陈静兼政训处长的奉贤县人民自卫团。9月，组建以连柏生为队长、王三川为政训员的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等等。日军占领上海后，上海郊县的各路抗日武装，迅速掀起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群众运动，打击了日军分散的小部队、小据点，起到了牵制、消耗日军的作用。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开辟了浦东、青浦东乡、嘉定西部、崇明中部等四个游击区，为迎接“江抗”东进和开辟浙东敌后游击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是苏南东路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策源地。1938年7月，江苏省委派何克希到苏南的江阴、武进一带组织抗日武装。8月，中共澄锡虞工委派张志强到江阴东乡争取朱松寿部，并授予“苏浙人民抗日自卫军”番号。何克希争取梅光迪江南游击大队一个连和朱松寿苏浙人民自卫军一个连，又将上海来的一批工人、学生、难民整训编成一个连，将这三股力量组成一支抗日游击队，于10月到达茅山接受新四军第一支队整训，并被授予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第三路番号。这支队伍后来成为新四军第六团团长叶飞率部东进的重要战斗力量。这年7月，江苏省委又组织了常熟县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赵伯华任司令员。1939年8月，“民抗”三个连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赵伯华任支队长。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建立了常熟东乡、无锡梅村、江阴武进等三个游击据点。到1940年5月，江苏省委决定将东路特委、青浦工委和青东工委及其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划归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领导，从而进一步壮大了新四军东路地区的抗日力量。
上海是苏中抗日游击战争的策源地。1938年8月，江苏省委派人组成中共江北特委，后又陆续派干部到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一带开展抗日兵运工作。 与此同时，江北特委派王进到启东瞿犊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做政治工作，然后率部来到崇明岛，组建崇明县民众抗日自卫总队（简称“崇总”）。1939年夏，江苏省委决定成立崇明县工委。1940年7月，崇明县工委奉命率“崇总”转移启东，以通崇海启人民抗日总队名义开展抗日活动。后又把崇明县工委划归苏北特委领导，与通如海启各路抗日武装配合，迎接新四军东进。10月，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取得联系后，通如海启人民抗日总队与崇明撤退到启东的两个大队合编为崇启海常备旅，茅珵任旅长，部队成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一部分。不久，又编为苏中四分区游击第三旅。此外，苏北特委还改造掌握了部分国民党的游杂武装参加新四军。这就为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创造了条件和基础。
上海是浙东抗日游击战争的策源地。中共中央根据闽浙沿海的新形势，指示华中局开辟闽浙沿海游击区，创立游击根据地。首先到浙东开辟游击根据地的是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展起来的浦东抗日武装。如“宗德三大”、“五支四大”、“苏鲁战区暂编第三纵队”等都是由浦东南渡浙东的部队。1941年10月，成立浙东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三北”地区和上海浦东的抗日武装斗争。浦东南渡武装是浙东敌后游击战的开创者，也是浙东敌后抗日武装的基础和主力军。
上海是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特需资源的重要供给地
新四军的建立、发展和壮大得到了上海地下党和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援，上海成为支持新四军抗日的一个重要基地。
首先是人力的支援。新四军初建时期，全军仅万余人，不仅兵员不足，干部和技术等方面的力量也十分薄弱，远远不能适应华中敌后抗战的需要。对此，党中央明确指示，上海给予支援。在人力方面，最早一批从上海输送到新四军的人员，是叶进明、忻元锡、乐时鸣等地下党率领的红十字会上海煤业救护队，共120余人、25辆汽车。这批人员成为新四军后勤战线和各级兵站的骨干力量。上海地下党还从难民中动员三批青年，共约1500人去皖南参加了新四军。此后，上海还有一批文化人通过慰劳团的形式去皖南参加了新四军。新四军第一支队挺进苏南、开辟茅山根据地后，上海工委动员了约1000人，充实了第一支队的战斗力量。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从上海先后输送到新四军的各类人员总共约有2.1万人，有力地充实了新四军的人力资源。上海地下党卓有成效的工作，被中央认为：“能够在日寇占领的情况下，从租界中送出大批难民支援新四军，这是上海地下党的成功壮举。”
新四军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需要的专家、教授、学者、科技人员，相当部分是从上海动员去的。如无线电收发报人员，印钞、印刷工人、技师，医院的医生、护士，以及学校老师，部队文艺工作者，兵工厂的军工人才等，凡是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需要，中共上海党组织都是千方百计动员输送，尽全力满足要求。为了支援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上海地下党动员一批艺术家、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去根据地工作，其中有阿英、贺绿汀、戴平万、何士德、许幸之、胡考、洪藏、沈西蒙、叶玲、张锐、王啸平、石言等一大批骨干力量。还有医学人才。1937年叶挺赴武汉就任新四军军长时，特邀上海著名医学博士沈其震到汉口军部任新四军军医处长。沈到皖南军部后，又通过其导师中国红十字会的林可胜介绍，联系并动员了上海医学院知名人士吴之理、章央芬等一批著名医生来到皖南军部，为开办战地医院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是物资上的支援。上海对新四军的物资支援数目较大，有抗战初期上海民众公开捐赠的物资，有上海地下党秘密输送到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物资，还有上海地下党与新四军派来的采购人员密切配合秘密运到新四军的物资。公开捐赠物资的单位很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职业界、文化界、工商界、金融界和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等。物品涉及到战斗、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特别是根据地买不到的军用物资，如电信器材、无缝钢管、医疗药品器材、印刷器材等。电影《51号兵站》就反映了上海地下党与新四军之间物资采购与运输的情况。此外，上海对新四军的财力支援也是非常巨大的。主要是通过各界救亡协会和抗日群众团体，发动全市民众募捐、献金和义卖、义演活动，把所得款项通过银行或各报社，秘密转交新四军。据不完全统计，仅抗战初期支援新四军的捐款就有130万元。这些捐款对建军初期的新四军起到了雪中送炭的救急作用。
上海是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站和情报搜集地
上海地处华中腹地，有特殊的区位优势，决定了上海必然成为新四军地下交通站。上海地下党与新四军配合，水路通过海上、内河、长江，陆路通过汽车、火车、步行挑运，先后开辟了中共江苏省委交通站，新四军上海办事处交通站，新四军各师和上海联系的交通站，新四军海防大队海上交通站，还打通了皖南、苏南、苏中、苏北、淮南和浙东等地的地下运输线，把上海输送给新四军的人员、款项和各类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新四军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部队整编为七个正规师，开辟了八块抗日根据地，战略物资的需要量成倍增加。
当时上海的形势已开始紧张，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各租界，把大批物资运出上海更为困难。为了解决物资运输问题，上海在各口岸开设“运输行”、“运输公司”一类商行，以做生意为名，把运往新四军的物资夹带、转运出港，而新四军则在海上、江心适宜地点接运，基本保证了新四军抗日前线的需要。同时，在日、伪清乡时，新四军的机密文件、特殊器材、设备等秘密运入上海隐藏和保护，新四军一些负责同志负伤、生病，也秘密移送到上海治疗和疗养。上海地下交通站的建立和完善，实现了上海与新四军根据地之间物资、人员、资金等的运输传送，成为抗日战场上的一条打不垮的地下交通线。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是国际国内各种力量相互交织、相互角力的场所，也是情报信息最为集中、情报网络最为密集的城市。新四军作为华中抗战的中流砥柱，当然也要利用各种渠道从上海收集情报。1939年4月，潘汉年从延安到达上海，领导上海的情报工作。因敌人对上海控制很严，所以情报部门的领导机构设在租界内，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江苏省委及情报机构才不得不于1942年从上海撤到淮南根据地，但情报工作始终没有中断。1942年至1945年，华中局情报部设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潘汉年任部长，留在上海的新四军情报工作由张唯一主持。当时情报部门收集到许多重要的情报，如日方一些代表性人物对形势特别是蒋介石对日“和谈”的看法和活动，汪伪人事派系分析，日汪某些军事情报，汪伪敌工总部在沪宁、沪杭两线的部署，日、伪要在苏北大扫荡的情况，大汉奸周佛海与军统程克祥、彭寿的联系，蒋介石拉拢伪军将领的部分文电等。 这些情报的获得，为新四军制定正确的行动方针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使得苏北新四军多次有效粉碎了日军组织的大扫荡，保护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就是反映当时的情报斗争工作的。
上海是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接受国际援助的转运地
上海是中国黄金水道长江的出海口，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使之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开放通道。同样，上海又有着世界各国的领事馆、工商金融企业和新闻出版机构，通过这些机构可以向世界宣传上海和全国抗日救亡斗争情况，呼吁国际力量主持公道谴责和制裁日本，支持和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
不少国际友人和沪外人员直接参加了上海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如宋庆龄、蔡元培等在上海联名世界教科文界揭发日军屠杀中国难民的罪行，宋庆龄还通过美国NBC广播网发表抗日演说，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反响；朝鲜爱国志士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痛炸日本军政要员，自己英勇就义；德籍犹太人记者希伯先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后又参加新四军在山东沂南作战光荣牺牲；奥地利人罗生特也是先在上海参加抗日斗争，后又参加新四军担任卫生部顾问。这些外侨大多移居在上海，然后又从上海奔赴中国的抗日战场。
许多国际友人通过上海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又通过上海进入中国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再通过上海向全世界传播他们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所见所闻。中共江苏省委沪南区的韩人支部，在旅沪韩侨中开展反日宣传组织工作。他们出版刊物，散发传单，进行抗日宣传。美国友人耿丽淑主持“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期间，向国外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还有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编纂的《中国红军在行进》等书籍，也是通过上海带来世界人民的声援和支助，上海起到了联结世界爱好和平、反对法西斯人们纽带的特殊作用。
一些旅居上海的外侨，想方设法帮助上海和中国军民抗战。在“八一三”抗战中，德国旅沪侨商总会主席普尔兴氏将全体德侨捐助的17510元赠给上海难民救济机构。1938年3月，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从上海辗转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在了解到新四军缺医少药时，她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求助英国朋友和美国红十字会，为新四军争取了一大批国际援助。1941年3月，国际友人奥地利医生罗生特从上海秘密到达盐城新四军军部，为新四军创办卫生学校、培训医务人员、救助新四军伤员，被称为新四军中的“白求恩”。1939年至1941年，英国人工业国际委员会主席何明华，通过外商在上海开办的银行转账，分批向皖南新四军和苏北新四军援助60多万元和大量的紧缺物资。以宋庆龄为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主要负责接受国际上援助新四军的物资。1939年，“保盟”上海分会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以上海地方协会名义派出民众慰问团，携带6000码蚊帐用料、20万片奎宁药、12万剂预防霍乱疫苗、2000个消毒包、400听麦乳精和近2万条毛毯等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有力地支援了新四军指战员的抗战斗争。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人民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利用上海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为支援新四军抗战、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传颂！
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确定为“新四军与上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可以让人们进一步提高对上海重要地位的认识；二是可以让人们进一步了解上海人民反侵略的光荣传统；三是可以让人们进一步了解老一辈革命家的卓越贡献；四是让人们进一步懂得一国革命成功，必须依靠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和援助；五是让人们认识到开展专题研究是拓展深化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多年来，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在这方面作了很多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新的领域、新的成果，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突破、一个创造。今后，我们还可以加强新四军与江苏、新四军与安徽、新四军与浙江、新四军与湖北的研究，以及对盐城、泾县、泰州的专题研究，对新四军在各省市区主要生存地、主要人物、主要战场的研究等等。由此推动历史研究不断向深度和广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