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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766年在文人共和国发生了“卢梭-休谟事件”。卢梭与休谟事件可以说是文人共和国的一次危机，卢梭与休谟是主角，巴黎的启蒙哲学家们则一起参与并推动了这个事件走向公开与激化。与政治人物之间针锋相对和相互攻击不同，文人们相互对待应以礼貌与文明方式，而这个事件对于文人共和国来说是一种文明的丢失。
关键词 卢梭，休谟，启蒙哲学家，文人共和国
中图分类号 K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4-0027-06
卢梭与休谟都是启蒙时代的枢纽人物，那个时代盛行的理性主义强调理性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起的至高无上的作用，尽管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与之拉开了距离。在本文中，通过研究卢梭与休谟的往来信函，我们发现这两位时代骄子之间并没有思想方面的直接对话或者碰撞。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是因为即便是在探讨同一问题时，他们各自的意见都大相径庭。我们认为，如果他们之间展开一场思想对话的话，无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或者人性的角度而言，他们的观念都会大为不同。
大体而言，18世纪的西欧文人共和国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靠朋友聚餐、酒馆和咖啡馆里的非正式聚会和广泛的通信来维系文人间彼此的关系。①但在法国，它却被严格而有规则地吸纳进一个组织：法兰西学院，比如伏尔泰、布丰、达朗贝尔等人都曾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1742年秋卢梭来到巴黎，以音乐家、剧作家的身份开始出现在文人共和国的各种沙龙中。他很快结识了许多文人精英，像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孔狄亚克等人。伏尔泰是卢梭十分关注的思想家，他是法国早期启蒙哲学家，是法国思想界的泰斗。卢梭和伏尔泰一生只见过一面，他们都没有十分注重这一次会晤。根据不同史料的交叉和对照，他们很可能是在1750年春的一个巴黎沙龙里见的面。②因为各自政治立场及哲学主张的分歧，最终两人走向对立。他们之间的交往是有中介的：通过文章或者他人来认识对方。他们在彼此的作品中相互寻找，这就是他们之间关系的独特之处。另一位与卢梭交往密切的启蒙哲学家就是狄德罗，他是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狄德罗喜欢音乐，懂音乐理论，卢梭与狄德罗经常谈论音乐。卢梭说：“他还向我谈到了他的写作计划，这样，我们不久就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我们的友谊持续了十五年，要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使我像他那样投入了作家这一行，我们的友谊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③后来，卢梭的歌舞剧《乡村巫师》演出成功，卢梭拒领国王的年金而狄德罗要卢梭领，两人发生了争吵。卢梭认为：“一领了年金，我就不敢说真话，就失去了言行的自由，就不能勇敢行事了，我往后还能独立自主和远离名利吗？一接受了年金，我往后就得阿谀奉迎，或者闭着嘴巴，什么话也别说。”④狄德罗对卢梭的影响深，对卢梭的事业也有很大的支持，但是后来两人思想观念的分歧也是明显的。
研究“卢梭-休谟”事件的背景，或许我们应该追溯到1757年，在这一年卢梭与法国启蒙哲学家们公开决裂，其中包括伏尔泰、狄德罗以及达朗贝尔等人。从这以后在文人共和国便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并不明白这个局势的休谟即将成为与卢梭对立势力的工具。
1763年对于休谟来说无疑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他迎来了其文学生涯的巅峰，被视为那一代人中最杰出的文人。无论是在哲学上，还是在政治学上，无论是在经济学上，还是在史学上，他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就在同一年，休谟迎来了其职业生涯的另一个重大变化，他成为了欧洲文化之都——巴黎的一名外交官。在巴黎，法国各界人士以极其愉悦的心情来迎接他，而无论是在英格兰还是苏格兰，休谟都未曾得到过这种礼遇。休谟推崇法国文化，十八岁时就开始学习法语。休谟比较熟识的法国启蒙哲学家有比较早期的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来巴黎后又结识了卢梭，还有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达朗贝尔以及霍尔巴赫。在启蒙哲学家们的圈子里，休谟是个好人的形象，“胖乎乎的休谟毫无嫉妒之心，善于交际，快乐宽厚。似乎只有他广受欢迎，是启蒙哲人家族中受宠爱的小舅舅”。①极力推崇英国君主立宪体制的孟德斯鸠与休谟有较深渊源。孟德斯鸠是第一位与休谟通信的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在1748年《论法的精神》出版的同时就寄给休谟一本，同年秋天休谟在都灵阅读了这本著作，那时他在都灵执行外交任务。②谈到伏尔泰与休谟，他们俩从未谋面，只是通过几次信，并且经常在与别人的通信中谈论对方。伏尔泰给予休谟极高的评价，在1762年，他对包斯威尔（Boswell）说休谟是个“真正的哲学家”，十年后又告诉约翰·摩尔（Dr John Moore）：“你一定要写信告诉他我是他的崇拜者，他是整个苏格兰还有英格兰的荣耀。”伏尔泰甚至还习惯称呼休谟为“我神圣的大卫”。③
1762年，在卢梭的《爱弥儿》出版后，巴黎最高法院下令禁止卢梭著作并逮捕作者。布芙勒伯爵夫人（la comtesse de Bouffleurs，她一直对卢梭非常钦佩，并给予很多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正是因为她的牵线搭桥，休谟才得以结识卢梭）当时认为卢梭定居英国可能要安稳些，她写信给休谟请求他的帮助。1762年6月，休谟在爱丁堡收到了他的一位仰慕者——布芙勒夫人的来信，后者从1761年3月就开始给休谟写信，休谟对她也是爱慕有加，两人一直保持通信直到休谟去世。在信中，布芙勒夫人对休谟说：“日内瓦公民让·雅克·卢梭，您可能已经对他写的几部著作有所了解，他刚刚写成四卷本有关教育的论著，并表達了反对时下政治及宗教的观点。在我看来，他值得您去认识，也配得上您给他的荣耀。”④在巴黎议会对卢梭发出逮捕令之后，休谟于1762年7月2日写信给卢梭让他来爱丁堡，他说：“自从孟德斯鸠大法官去世以后，您是欧洲文人中我最崇敬的一位，不仅因为您的惊人才华，而且因为您的伟大思想。”休谟没有提及自己的历史和哲学著作，又谈到他认为和卢梭的一些共同点：“我觉得自己的言行和个性和您很投缘”，“至少，我也喜欢隐居生活，不在乎世俗的偏见，蔑视趋炎附势之辈”。⑤亨利·吉耶曼认为休谟的这封信“过于殷勤了”。⑥不过，卢梭的回信也充满崇敬之情，他说：“您高瞻远瞩，不偏不倚，天才绝伦，超群出众。并且您心地善良，人们愿意与您接近。元帅勋爵向我夸奖您友善而崇高，使我产生了希望能陪在您身边了此一生的热情。”⑦当然，双方的这种夸张之辞也不排除真诚。 休谟邀请卢梭究竟有哪些考量呢？休谟在7月1日给布芙勒夫人的回信中谈到了让卢梭到英国避难的意义以及希望卢梭接受英国国王年金的想法：“卢梭选择到英国避难，对我们而言是多么大的一份荣誉。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现在的国王颇好文艺，我希望卢梭能从中受益，而他也不会拒绝来自于一位伟大君主的馈赠。”①除此以外，休谟还透露了他的一些政治目的。我们知道，当时正处于英法七年战争时期，休谟在给布芙勒夫人的信中写道：“法国不久以后就会为赶走这样一个天才而惋惜，也会因为失去这样的一个伟人而蒙羞。”②7月5日，休谟在给他的密友吉尔伯特·艾利奥特（Gilbert Elliot）的信中又说道：“目前我们国家的国王和首相（Lord Bute）渴望被认为是学习的鼓励者，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向全世界展示他们的诚心。这将会是一次对法国的非凡胜利，保护这样一个被迫害的天才，值一百个明登（Minden）。”③尽管卢梭的回信都是溢美之词，但他并不喜欢英国。卢梭向来就不是一个亲英派人士，他对于英国人引以为傲的各种自由权向来没什么好感，认为代议制民主所传递的只是自由的幻象。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写道：“英国人认为他们是自由的，他们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是在选举议员的时候是自由的；而一旦这些议员当选，选民就会受到奴役，仅此而已。”尽管卢梭在1763年2月给休谟的回信中表达了希望来到休谟身边的愿望，但这也只是为了表达他的善意、尊重以及礼貌。所以，当时卢梭并没有打算去苏格兰，而且他也解释说因为身体状况欠佳无法长途旅行。或许还因为对休谟怀有某种不信任感，卢梭婉言谢绝了休谟的邀请。他选择住在了莫蒂埃（M？觝tiers），另一位苏格兰人基斯伯爵元帅（George Keith，是苏格兰世袭的伯爵元帅，卢梭称他为“父亲”，伯爵则称卢梭为“儿子”，伯爵的另一层有益的关系是：他是大卫·休谟的挚友和仰慕者）的家中。不过到了1765年，卢梭住的地方遭到了石块袭击，他不得不离开这里，这一次他接受了休谟的邀请。在凡尔德兰夫人（Madame de Verdelin，凡尔德兰侯爵夫人是卢梭的仰慕者，对卢梭的厄运充满同情，并在卢梭流亡伦敦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请求下，休谟在10月22日给卢梭写了一封具有决定意义的信，全文用法文书写。在信中，休谟写道：“最近，我和您要好的朋友凡尔德兰夫人进行了一次交谈，让我重新看到了可以缓和您现在处境的希望。”④休谟建议如果卢梭仍然想去伦敦，他会安排吉尔伯托·埃利奥特去照顾他。卢梭在12月4日给休谟回信：“对于你的惠助，我无以回报。我将于五六天内启程，将自己置于你的庇护之下。这是我的保护人、朋友兼父亲伯爵元帅的建议，也是凡尔德兰夫人的意见，她的良识和仁慈不仅替我指明了人生方向，而且还抚慰了我受伤的心灵。”⑤
在卢梭到达巴黎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慕名前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休谟对巴黎群众的热情感到震惊，他说：“无论是伏尔泰，还是其他什么声名显赫的文人，与卢梭相比都黯然失色、相形见绌。”⑥1766年1月4日，休谟陪同卢梭离开巴黎，前往伦敦。而在这之前，休谟在巴黎的启蒙哲学家朋友们对此感到十分担心，毕竟就相处而言，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和格里姆都有前车之鉴。他们给休谟敲响警钟，警告他卢梭不仅生性多疑，而且患有“受迫害妄想症”。事实上，就在出发前的当晚，休谟还去看了霍尔巴赫，他用冰冷的语气告诫休谟说：“您并不了解您要帮的这个人。我可一毫不隐讳地告诉您，您这是在揽蛇入怀，您就是那个农夫，他就是那只蛇。”⑦休谟对此不会没有触动，他找凡尔德兰夫人求证，询问这些有关卢梭故事的真实性。凡尔德兰夫人则竭力打消休谟的顾虑，要他不要听从哲学家们的警告。9天后，休谟与卢梭来到了伦敦。卢梭的到来引发了整个伦敦城的关注，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甚至受到英国国王的青睐。休谟提到了他于1月23日陪卢梭去“德鲁里巷剧院”（Drury Lane Theatre）观看皇家演出时在公众中引发的骚动，以及乔治三世对卢梭的关注。他写道：“我注意到，尊敬的国王和王后陛下与其说是在看戏，不如说是在看卢梭。”①休谟或许此时会因为卢梭所获得的欢迎而感到不安，显然，卢梭受到的欢迎程度已经遮盖了他自己的光芒。
1766年3月，卢梭在休谟的陪同下离开伦敦，来到达文波特（Davenport）为他提供的隐居所伍顿庄园（Wootton Hall）。在这期间，经历了不少波折。这一次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而从这里，卢梭开始对休谟产生猜疑。
卢梭与休谟产生纠纷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年金事件。如果研究一下卢梭对待年金态度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他都是持拒绝的态度。他和狄德罗就曾为申请年金问题争吵过，卢梭认为申请了年金就失去了言论自由而不敢再說真话。休谟从一开始邀请卢梭来英国避难就有为他申请年金的想法，并且认为卢梭应该会欣然接受。他们动身前往英国之前，在法国加莱港，休谟提到，英王乔治三世有可能会赐予卢梭一笔年金。卢梭对此感到迷惑，既然他此前曾经拒绝过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年金，那么现在又怎能接受乔治三世的年金呢？而休谟则坚持说：这两件事截然不同，尽管他也说不清其间的差异到底何在。②在休谟成功申请到国王年金后，为了不去刺激卢梭对年金的敏感，增加了一个年金保密约定。而已经开始猜疑休谟的卢梭，对此没有回应。休谟给卢梭写了第二封信，请他答应接受国王的年金，卢梭在6月23日给休谟回了信，措辞非常严苛，在信中他写道：“您趁我为难之时，给我提供关照，介绍朋友；对您的慷慨感激之余，我投进了您的怀抱；您把我带到英国来，表面上好像是为我找到了避难所，实际上是要我身败名裂。”③之后卢梭在7月10日那封著名的自传性论文长信中又补充道：“我并不是一个来英国乞讨的乞丐，我有自己的食粮。”④休谟对卢梭的反应感到震惊并且深受刺激，他迅速通知巴黎的哲学家朋友们——卢梭的对头们，从霍尔巴赫开始，之后达朗贝尔和伏尔泰都已获悉此事。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提到另外一个让卢梭对休谟产生怀疑并认为这是一场阴谋的事件——普鲁士国王伪造信事件。这个事件几乎与年金事件在同一时间发酵并相互交织在一起，不过却在卢梭到达英国前就已经开始流传。这一封由休谟的好朋友沃波尔杜撰的讽刺卢梭流亡的伪造信在巴黎广为扩散，而此时，休谟与卢梭正在巴黎，准备前往英国。休谟与沃波尔通信密切是很明显的事实。布芙勒夫人对这封伪造信十分恼火，她曾写信询问休谟完整的细节。休谟否认自己介入了这封信的书写，但是承认，当这封信公开的时候，他也在场。当之后卢梭询问这封信的作者时，他含含糊糊、言不及义地回答了卢梭。⑤伪造信让卢梭在巴黎的哲学家对头们很是开心，使卢梭的拥护者们颇为沮丧。这封信于1766年4月在伦敦《圣詹姆士纪事报》公开匿名发表后，卢梭第一次看到了这封伪造信。他知道有人故意为之，立刻谴责了报社。同时他认为达朗贝尔是这封伪造信的作者，休谟则是同谋，在巴黎时他就知道这封信开始流传。在7月10日给休谟的那封论文长信中，卢梭尽数休谟和巴黎启蒙哲学家们串通一气，背叛他的种种迹象。卢梭的猜疑心态是怎样由想象逐渐理性化，以致形成一个阴谋的观点？ 我们不妨回顾下卢梭去英国之前的状态：他度过了四年的流浪生活，没有安全保障，四年中屡遭迫害，对安定生活的渴望使卢梭变得更加敏感。此外，卢梭非常清楚自己作品的历史地位，他已经习惯用后世人的眼光来看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这样，他就不得不对当世人的攻击更加敏感。不过，卢梭在英国产生的种种猜疑和忧虑，不能仅仅用他敏感的个性来解释。就他当时的处境来看，我们可以理解他对安宁的渴望，以及渴望所包含的内在忧虑。如此看来，他的忧虑是完全正常的，他也自然而然地要从当时发生的事件中去寻找原因。对于卢梭而言，阴谋说是一个实用的理解范畴，自发的理性围绕这个范畴对世界形成一种看法，他从此就从这个角度来看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也就是说，对自身历史的意识从此变得明晰而可靠。①
毫无疑问，卢梭7月10日的论文长信使这场争吵达到了顶点。休谟决定反击，他开始着手出版一本书，题目是《休谟先生和卢梭先生争论简述》（后简称：《简述》），②他向巴黎的哲学家朋友们透露了这些消息，并且打算和达朗贝尔出版法译本。9月，苏亚尔翻译法文版《简述》，③书最后附有达朗贝尔的声明，重申自己不是伪造普鲁士国王信件的作者。休谟对于是否发表的问题还是有过犹豫的，休谟担心的是卢梭是否会在回忆录里写些什么，他不想马上把卢梭忘恩负义的做法张扬出去，而只是想在朋友和熟人之间散发抄件。他和卢梭共同的朋友布芙莱夫人希望休谟克制，不要张扬。而在巴黎的启蒙哲学家们第一反应也是主张不要张扬，当然他们的用心不一样。毫无疑问，一旦哲学家之间的争吵被公开，哲学家的敌人会为此拍手称快。这正是达朗贝尔和他的朋友们想要避免的。④不过，随着事件的发展，公众对此事知道得很多，卢梭许多狂热的支持者把休谟的沉默理解为心中有愧，因而公开的辩护也实属必要。达朗贝尔明确建议休谟公开发表《简述》，并由他来负责发表工作。休谟最终选择与巴黎的哲学家们站在一起，给卢梭再一次打击。
在文人共和国，文人的精神独立以及经济独立是非常重要的，卢梭尤其看重这种独立性。休谟作为卢梭在英国的“庇护者”，要求卢梭接受年金的行为，在卢梭看来却是一种羞辱，因为这样的举动大多与公众舆论联系在一起，休谟显然忽视了卢梭这一种心理层面的因素。此外，休谟也许已经意识到他与巴黎的启蒙哲学家过于接近，有损于他作为一个独立思想家的名誉。卢梭在他的那一封论文长信中开篇就写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从不拉帮结派，也没有同伙，更不会使计谋”，⑤当休谟读到这些的时候，也许后悔留下了一个巴黎启蒙哲学家们同党的印象。
事件还产生了另一个冲击较大的重要影响：它标志着公众舆论的巨大影响力的上升，并且揭示了在这种蓬勃发展的公众舆论压力下，哲学家们所面临的困惑。休谟采用的方法是让公众舆论来评判，作为一位经验主义者，休谟把所有的证据和事实公之于众，可是后来公众并没有认为休谟是有理的一方。大部分对《简述》的回应，并没有为卢梭辩护，而是谴责休谟无耻、爱算计、缺乏同情心。人们并不会推想休谟是否预谋陷害卢梭，而是责备他将这种私人的争吵变成一个公众事件，这样的行为与哲学家的身份并不相称。针对《简述》的各种回应，以及公众之间对此的争论，可能证明了休谟的政治论著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性，不过在希望唤起公众的理性这一点上，他似乎忽视了公众舆论非理性的一面。然而讽刺的是，对于人性的非理性的认知，却恰恰是休谟认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对于卢梭，人们有的指责他忘恩负义，或者抱怨他极端的敏感性，但没有人怀疑事件是他敌人的阴谋。休谟也逐渐体会到自身的一些可笑之处，尤其是在卢梭并没有对《简述》的发表进行回应的时候。回到爱丁堡后，休谟给布芙莱夫人写信说道：“达文波特写信告诉我，卢梭正在全力撰写他的回忆录，这本著作篇幅巨大，达朗贝尔和我有可能是著作里的重要人物。不过那个事件现在看来是多么可笑，它不会留给我们一丝挂念。”⑥1771年卢梭出版的《忏悔录》中完全没有提到有关他们的争吵这件事，休谟兴许有些失望，同时也舒了口气。他不后悔公开发表了《简述》，但却一直在等待卢梭一个可以让他保持沉默的回应。有趣的是，无论是休谟还是卢梭都没有在各自的自传中提到这段插曲。至于公众舆论，尽管他们一开始就选边站，到后来也有一种声音，开始谴责这些事件的挑唆者引诱他们参与到这场纷争中去。“黑暗事件”事实上间接地让启蒙思想家们开始考量公众舆论的力量，事件表明过分扩大公众的影响力是危险的，因为公众舆论并不总是朝着理性的方向发展。
卢梭与休谟之间的交往根基相对比较薄弱，他们并没有彼此吸引，是对彼此成就的敬重，是共同的朋友以及那个时代的风俗和礼仪才使他们走到一起。休谟对所有受迫害者都很同情，在布芙勒夫人为卢梭寻求支持之前，他并没有特别的兴趣想要见到卢梭。至于卢梭，他没有读过休谟的哲学思想作品，他对这位恩赐者的了解仅限于布芙勒夫人对他高贵个性的论述之上。①在冬天将要来临的时候，在朋友们的喧闹声中，英格兰似乎是个更好的选择。
休谟是一个理性之人，秉持怀疑主义，对一切都抱着“存疑”的态度，而卢梭则是一个感性之人，生性孤僻、富于幻想、凡事都要分个是非对错。因此，对于卢梭而言，要想认识世界，不仅需要理性，而且需要感性；对休谟而言，理性绝无法为道德或宗教提供一种支撑。但是除此以外，他们所着意攻击的目标是不同的：卢梭攻击的对象是人們对于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普遍认知，以及启蒙运动对于人类进步的大肆鼓吹，即人类的生存状况已经取得了进步，而且随着理性和知识的系统应用，人类进步的速度将会日甚一日；而休谟关心的则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也即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人类的此类声言。通过运用其严苛的推理，休谟向世人证明了启蒙运动对理性所做的那些夸赞有些言过其实。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卢梭——一位感性之人的攻击，休谟所作出的反应实在有失法度。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卢梭与休谟的个性及思想表达风格的差异成了引发“卢梭-休谟事件”的导火索。而卢梭与休谟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不能简单归于卢梭个性“孤僻”与“生性多疑”，也不能解释为卢梭有“受迫害妄想症”，更不能指责卢梭“忘恩负义”，而是缘于他们的个性及思想表达的巨大差异。
【作者简介】陆一歌，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金陵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史、欧洲思想与文化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Abstract： In 1766， a historical event called “Rousseau-Hume affair” happened in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Rousseau-Hume affair” could be regarded a crisis for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besides two heroes of the affair， Rousseau and Hume， the participants were the Philosphes of Paris， they played a role of agitator and inflamed the situation which finally led Hume to make the affair known to the public. Different from the mutual attacks between politicians， it should be polite and civilized for the letters to treat each other， nevertheless， this affair was a loss of civilization for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Key Words： Rousseau， Hume， Philosophes， Republic of Letters
关键词 卢梭，休谟，启蒙哲学家，文人共和国
中图分类号 K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4-0027-06
卢梭与休谟都是启蒙时代的枢纽人物，那个时代盛行的理性主义强调理性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起的至高无上的作用，尽管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与之拉开了距离。在本文中，通过研究卢梭与休谟的往来信函，我们发现这两位时代骄子之间并没有思想方面的直接对话或者碰撞。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是因为即便是在探讨同一问题时，他们各自的意见都大相径庭。我们认为，如果他们之间展开一场思想对话的话，无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或者人性的角度而言，他们的观念都会大为不同。
大体而言，18世纪的西欧文人共和国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靠朋友聚餐、酒馆和咖啡馆里的非正式聚会和广泛的通信来维系文人间彼此的关系。①但在法国，它却被严格而有规则地吸纳进一个组织：法兰西学院，比如伏尔泰、布丰、达朗贝尔等人都曾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1742年秋卢梭来到巴黎，以音乐家、剧作家的身份开始出现在文人共和国的各种沙龙中。他很快结识了许多文人精英，像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孔狄亚克等人。伏尔泰是卢梭十分关注的思想家，他是法国早期启蒙哲学家，是法国思想界的泰斗。卢梭和伏尔泰一生只见过一面，他们都没有十分注重这一次会晤。根据不同史料的交叉和对照，他们很可能是在1750年春的一个巴黎沙龙里见的面。②因为各自政治立场及哲学主张的分歧，最终两人走向对立。他们之间的交往是有中介的：通过文章或者他人来认识对方。他们在彼此的作品中相互寻找，这就是他们之间关系的独特之处。另一位与卢梭交往密切的启蒙哲学家就是狄德罗，他是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狄德罗喜欢音乐，懂音乐理论，卢梭与狄德罗经常谈论音乐。卢梭说：“他还向我谈到了他的写作计划，这样，我们不久就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我们的友谊持续了十五年，要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使我像他那样投入了作家这一行，我们的友谊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③后来，卢梭的歌舞剧《乡村巫师》演出成功，卢梭拒领国王的年金而狄德罗要卢梭领，两人发生了争吵。卢梭认为：“一领了年金，我就不敢说真话，就失去了言行的自由，就不能勇敢行事了，我往后还能独立自主和远离名利吗？一接受了年金，我往后就得阿谀奉迎，或者闭着嘴巴，什么话也别说。”④狄德罗对卢梭的影响深，对卢梭的事业也有很大的支持，但是后来两人思想观念的分歧也是明显的。
研究“卢梭-休谟”事件的背景，或许我们应该追溯到1757年，在这一年卢梭与法国启蒙哲学家们公开决裂，其中包括伏尔泰、狄德罗以及达朗贝尔等人。从这以后在文人共和国便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并不明白这个局势的休谟即将成为与卢梭对立势力的工具。
1763年对于休谟来说无疑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他迎来了其文学生涯的巅峰，被视为那一代人中最杰出的文人。无论是在哲学上，还是在政治学上，无论是在经济学上，还是在史学上，他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就在同一年，休谟迎来了其职业生涯的另一个重大变化，他成为了欧洲文化之都——巴黎的一名外交官。在巴黎，法国各界人士以极其愉悦的心情来迎接他，而无论是在英格兰还是苏格兰，休谟都未曾得到过这种礼遇。休谟推崇法国文化，十八岁时就开始学习法语。休谟比较熟识的法国启蒙哲学家有比较早期的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来巴黎后又结识了卢梭，还有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达朗贝尔以及霍尔巴赫。在启蒙哲学家们的圈子里，休谟是个好人的形象，“胖乎乎的休谟毫无嫉妒之心，善于交际，快乐宽厚。似乎只有他广受欢迎，是启蒙哲人家族中受宠爱的小舅舅”。①极力推崇英国君主立宪体制的孟德斯鸠与休谟有较深渊源。孟德斯鸠是第一位与休谟通信的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在1748年《论法的精神》出版的同时就寄给休谟一本，同年秋天休谟在都灵阅读了这本著作，那时他在都灵执行外交任务。②谈到伏尔泰与休谟，他们俩从未谋面，只是通过几次信，并且经常在与别人的通信中谈论对方。伏尔泰给予休谟极高的评价，在1762年，他对包斯威尔（Boswell）说休谟是个“真正的哲学家”，十年后又告诉约翰·摩尔（Dr John Moore）：“你一定要写信告诉他我是他的崇拜者，他是整个苏格兰还有英格兰的荣耀。”伏尔泰甚至还习惯称呼休谟为“我神圣的大卫”。③
1762年，在卢梭的《爱弥儿》出版后，巴黎最高法院下令禁止卢梭著作并逮捕作者。布芙勒伯爵夫人（la comtesse de Bouffleurs，她一直对卢梭非常钦佩，并给予很多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正是因为她的牵线搭桥，休谟才得以结识卢梭）当时认为卢梭定居英国可能要安稳些，她写信给休谟请求他的帮助。1762年6月，休谟在爱丁堡收到了他的一位仰慕者——布芙勒夫人的来信，后者从1761年3月就开始给休谟写信，休谟对她也是爱慕有加，两人一直保持通信直到休谟去世。在信中，布芙勒夫人对休谟说：“日内瓦公民让·雅克·卢梭，您可能已经对他写的几部著作有所了解，他刚刚写成四卷本有关教育的论著，并表達了反对时下政治及宗教的观点。在我看来，他值得您去认识，也配得上您给他的荣耀。”④在巴黎议会对卢梭发出逮捕令之后，休谟于1762年7月2日写信给卢梭让他来爱丁堡，他说：“自从孟德斯鸠大法官去世以后，您是欧洲文人中我最崇敬的一位，不仅因为您的惊人才华，而且因为您的伟大思想。”休谟没有提及自己的历史和哲学著作，又谈到他认为和卢梭的一些共同点：“我觉得自己的言行和个性和您很投缘”，“至少，我也喜欢隐居生活，不在乎世俗的偏见，蔑视趋炎附势之辈”。⑤亨利·吉耶曼认为休谟的这封信“过于殷勤了”。⑥不过，卢梭的回信也充满崇敬之情，他说：“您高瞻远瞩，不偏不倚，天才绝伦，超群出众。并且您心地善良，人们愿意与您接近。元帅勋爵向我夸奖您友善而崇高，使我产生了希望能陪在您身边了此一生的热情。”⑦当然，双方的这种夸张之辞也不排除真诚。 休谟邀请卢梭究竟有哪些考量呢？休谟在7月1日给布芙勒夫人的回信中谈到了让卢梭到英国避难的意义以及希望卢梭接受英国国王年金的想法：“卢梭选择到英国避难，对我们而言是多么大的一份荣誉。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现在的国王颇好文艺，我希望卢梭能从中受益，而他也不会拒绝来自于一位伟大君主的馈赠。”①除此以外，休谟还透露了他的一些政治目的。我们知道，当时正处于英法七年战争时期，休谟在给布芙勒夫人的信中写道：“法国不久以后就会为赶走这样一个天才而惋惜，也会因为失去这样的一个伟人而蒙羞。”②7月5日，休谟在给他的密友吉尔伯特·艾利奥特（Gilbert Elliot）的信中又说道：“目前我们国家的国王和首相（Lord Bute）渴望被认为是学习的鼓励者，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向全世界展示他们的诚心。这将会是一次对法国的非凡胜利，保护这样一个被迫害的天才，值一百个明登（Minden）。”③尽管卢梭的回信都是溢美之词，但他并不喜欢英国。卢梭向来就不是一个亲英派人士，他对于英国人引以为傲的各种自由权向来没什么好感，认为代议制民主所传递的只是自由的幻象。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写道：“英国人认为他们是自由的，他们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是在选举议员的时候是自由的；而一旦这些议员当选，选民就会受到奴役，仅此而已。”尽管卢梭在1763年2月给休谟的回信中表达了希望来到休谟身边的愿望，但这也只是为了表达他的善意、尊重以及礼貌。所以，当时卢梭并没有打算去苏格兰，而且他也解释说因为身体状况欠佳无法长途旅行。或许还因为对休谟怀有某种不信任感，卢梭婉言谢绝了休谟的邀请。他选择住在了莫蒂埃（M？觝tiers），另一位苏格兰人基斯伯爵元帅（George Keith，是苏格兰世袭的伯爵元帅，卢梭称他为“父亲”，伯爵则称卢梭为“儿子”，伯爵的另一层有益的关系是：他是大卫·休谟的挚友和仰慕者）的家中。不过到了1765年，卢梭住的地方遭到了石块袭击，他不得不离开这里，这一次他接受了休谟的邀请。在凡尔德兰夫人（Madame de Verdelin，凡尔德兰侯爵夫人是卢梭的仰慕者，对卢梭的厄运充满同情，并在卢梭流亡伦敦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请求下，休谟在10月22日给卢梭写了一封具有决定意义的信，全文用法文书写。在信中，休谟写道：“最近，我和您要好的朋友凡尔德兰夫人进行了一次交谈，让我重新看到了可以缓和您现在处境的希望。”④休谟建议如果卢梭仍然想去伦敦，他会安排吉尔伯托·埃利奥特去照顾他。卢梭在12月4日给休谟回信：“对于你的惠助，我无以回报。我将于五六天内启程，将自己置于你的庇护之下。这是我的保护人、朋友兼父亲伯爵元帅的建议，也是凡尔德兰夫人的意见，她的良识和仁慈不仅替我指明了人生方向，而且还抚慰了我受伤的心灵。”⑤
在卢梭到达巴黎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慕名前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休谟对巴黎群众的热情感到震惊，他说：“无论是伏尔泰，还是其他什么声名显赫的文人，与卢梭相比都黯然失色、相形见绌。”⑥1766年1月4日，休谟陪同卢梭离开巴黎，前往伦敦。而在这之前，休谟在巴黎的启蒙哲学家朋友们对此感到十分担心，毕竟就相处而言，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和格里姆都有前车之鉴。他们给休谟敲响警钟，警告他卢梭不仅生性多疑，而且患有“受迫害妄想症”。事实上，就在出发前的当晚，休谟还去看了霍尔巴赫，他用冰冷的语气告诫休谟说：“您并不了解您要帮的这个人。我可一毫不隐讳地告诉您，您这是在揽蛇入怀，您就是那个农夫，他就是那只蛇。”⑦休谟对此不会没有触动，他找凡尔德兰夫人求证，询问这些有关卢梭故事的真实性。凡尔德兰夫人则竭力打消休谟的顾虑，要他不要听从哲学家们的警告。9天后，休谟与卢梭来到了伦敦。卢梭的到来引发了整个伦敦城的关注，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甚至受到英国国王的青睐。休谟提到了他于1月23日陪卢梭去“德鲁里巷剧院”（Drury Lane Theatre）观看皇家演出时在公众中引发的骚动，以及乔治三世对卢梭的关注。他写道：“我注意到，尊敬的国王和王后陛下与其说是在看戏，不如说是在看卢梭。”①休谟或许此时会因为卢梭所获得的欢迎而感到不安，显然，卢梭受到的欢迎程度已经遮盖了他自己的光芒。
1766年3月，卢梭在休谟的陪同下离开伦敦，来到达文波特（Davenport）为他提供的隐居所伍顿庄园（Wootton Hall）。在这期间，经历了不少波折。这一次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而从这里，卢梭开始对休谟产生猜疑。
卢梭与休谟产生纠纷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年金事件。如果研究一下卢梭对待年金态度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他都是持拒绝的态度。他和狄德罗就曾为申请年金问题争吵过，卢梭认为申请了年金就失去了言论自由而不敢再說真话。休谟从一开始邀请卢梭来英国避难就有为他申请年金的想法，并且认为卢梭应该会欣然接受。他们动身前往英国之前，在法国加莱港，休谟提到，英王乔治三世有可能会赐予卢梭一笔年金。卢梭对此感到迷惑，既然他此前曾经拒绝过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年金，那么现在又怎能接受乔治三世的年金呢？而休谟则坚持说：这两件事截然不同，尽管他也说不清其间的差异到底何在。②在休谟成功申请到国王年金后，为了不去刺激卢梭对年金的敏感，增加了一个年金保密约定。而已经开始猜疑休谟的卢梭，对此没有回应。休谟给卢梭写了第二封信，请他答应接受国王的年金，卢梭在6月23日给休谟回了信，措辞非常严苛，在信中他写道：“您趁我为难之时，给我提供关照，介绍朋友；对您的慷慨感激之余，我投进了您的怀抱；您把我带到英国来，表面上好像是为我找到了避难所，实际上是要我身败名裂。”③之后卢梭在7月10日那封著名的自传性论文长信中又补充道：“我并不是一个来英国乞讨的乞丐，我有自己的食粮。”④休谟对卢梭的反应感到震惊并且深受刺激，他迅速通知巴黎的哲学家朋友们——卢梭的对头们，从霍尔巴赫开始，之后达朗贝尔和伏尔泰都已获悉此事。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提到另外一个让卢梭对休谟产生怀疑并认为这是一场阴谋的事件——普鲁士国王伪造信事件。这个事件几乎与年金事件在同一时间发酵并相互交织在一起，不过却在卢梭到达英国前就已经开始流传。这一封由休谟的好朋友沃波尔杜撰的讽刺卢梭流亡的伪造信在巴黎广为扩散，而此时，休谟与卢梭正在巴黎，准备前往英国。休谟与沃波尔通信密切是很明显的事实。布芙勒夫人对这封伪造信十分恼火，她曾写信询问休谟完整的细节。休谟否认自己介入了这封信的书写，但是承认，当这封信公开的时候，他也在场。当之后卢梭询问这封信的作者时，他含含糊糊、言不及义地回答了卢梭。⑤伪造信让卢梭在巴黎的哲学家对头们很是开心，使卢梭的拥护者们颇为沮丧。这封信于1766年4月在伦敦《圣詹姆士纪事报》公开匿名发表后，卢梭第一次看到了这封伪造信。他知道有人故意为之，立刻谴责了报社。同时他认为达朗贝尔是这封伪造信的作者，休谟则是同谋，在巴黎时他就知道这封信开始流传。在7月10日给休谟的那封论文长信中，卢梭尽数休谟和巴黎启蒙哲学家们串通一气，背叛他的种种迹象。卢梭的猜疑心态是怎样由想象逐渐理性化，以致形成一个阴谋的观点？ 我们不妨回顾下卢梭去英国之前的状态：他度过了四年的流浪生活，没有安全保障，四年中屡遭迫害，对安定生活的渴望使卢梭变得更加敏感。此外，卢梭非常清楚自己作品的历史地位，他已经习惯用后世人的眼光来看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这样，他就不得不对当世人的攻击更加敏感。不过，卢梭在英国产生的种种猜疑和忧虑，不能仅仅用他敏感的个性来解释。就他当时的处境来看，我们可以理解他对安宁的渴望，以及渴望所包含的内在忧虑。如此看来，他的忧虑是完全正常的，他也自然而然地要从当时发生的事件中去寻找原因。对于卢梭而言，阴谋说是一个实用的理解范畴，自发的理性围绕这个范畴对世界形成一种看法，他从此就从这个角度来看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也就是说，对自身历史的意识从此变得明晰而可靠。①
毫无疑问，卢梭7月10日的论文长信使这场争吵达到了顶点。休谟决定反击，他开始着手出版一本书，题目是《休谟先生和卢梭先生争论简述》（后简称：《简述》），②他向巴黎的哲学家朋友们透露了这些消息，并且打算和达朗贝尔出版法译本。9月，苏亚尔翻译法文版《简述》，③书最后附有达朗贝尔的声明，重申自己不是伪造普鲁士国王信件的作者。休谟对于是否发表的问题还是有过犹豫的，休谟担心的是卢梭是否会在回忆录里写些什么，他不想马上把卢梭忘恩负义的做法张扬出去，而只是想在朋友和熟人之间散发抄件。他和卢梭共同的朋友布芙莱夫人希望休谟克制，不要张扬。而在巴黎的启蒙哲学家们第一反应也是主张不要张扬，当然他们的用心不一样。毫无疑问，一旦哲学家之间的争吵被公开，哲学家的敌人会为此拍手称快。这正是达朗贝尔和他的朋友们想要避免的。④不过，随着事件的发展，公众对此事知道得很多，卢梭许多狂热的支持者把休谟的沉默理解为心中有愧，因而公开的辩护也实属必要。达朗贝尔明确建议休谟公开发表《简述》，并由他来负责发表工作。休谟最终选择与巴黎的哲学家们站在一起，给卢梭再一次打击。
在文人共和国，文人的精神独立以及经济独立是非常重要的，卢梭尤其看重这种独立性。休谟作为卢梭在英国的“庇护者”，要求卢梭接受年金的行为，在卢梭看来却是一种羞辱，因为这样的举动大多与公众舆论联系在一起，休谟显然忽视了卢梭这一种心理层面的因素。此外，休谟也许已经意识到他与巴黎的启蒙哲学家过于接近，有损于他作为一个独立思想家的名誉。卢梭在他的那一封论文长信中开篇就写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从不拉帮结派，也没有同伙，更不会使计谋”，⑤当休谟读到这些的时候，也许后悔留下了一个巴黎启蒙哲学家们同党的印象。
事件还产生了另一个冲击较大的重要影响：它标志着公众舆论的巨大影响力的上升，并且揭示了在这种蓬勃发展的公众舆论压力下，哲学家们所面临的困惑。休谟采用的方法是让公众舆论来评判，作为一位经验主义者，休谟把所有的证据和事实公之于众，可是后来公众并没有认为休谟是有理的一方。大部分对《简述》的回应，并没有为卢梭辩护，而是谴责休谟无耻、爱算计、缺乏同情心。人们并不会推想休谟是否预谋陷害卢梭，而是责备他将这种私人的争吵变成一个公众事件，这样的行为与哲学家的身份并不相称。针对《简述》的各种回应，以及公众之间对此的争论，可能证明了休谟的政治论著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性，不过在希望唤起公众的理性这一点上，他似乎忽视了公众舆论非理性的一面。然而讽刺的是，对于人性的非理性的认知，却恰恰是休谟认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对于卢梭，人们有的指责他忘恩负义，或者抱怨他极端的敏感性，但没有人怀疑事件是他敌人的阴谋。休谟也逐渐体会到自身的一些可笑之处，尤其是在卢梭并没有对《简述》的发表进行回应的时候。回到爱丁堡后，休谟给布芙莱夫人写信说道：“达文波特写信告诉我，卢梭正在全力撰写他的回忆录，这本著作篇幅巨大，达朗贝尔和我有可能是著作里的重要人物。不过那个事件现在看来是多么可笑，它不会留给我们一丝挂念。”⑥1771年卢梭出版的《忏悔录》中完全没有提到有关他们的争吵这件事，休谟兴许有些失望，同时也舒了口气。他不后悔公开发表了《简述》，但却一直在等待卢梭一个可以让他保持沉默的回应。有趣的是，无论是休谟还是卢梭都没有在各自的自传中提到这段插曲。至于公众舆论，尽管他们一开始就选边站，到后来也有一种声音，开始谴责这些事件的挑唆者引诱他们参与到这场纷争中去。“黑暗事件”事实上间接地让启蒙思想家们开始考量公众舆论的力量，事件表明过分扩大公众的影响力是危险的，因为公众舆论并不总是朝着理性的方向发展。
卢梭与休谟之间的交往根基相对比较薄弱，他们并没有彼此吸引，是对彼此成就的敬重，是共同的朋友以及那个时代的风俗和礼仪才使他们走到一起。休谟对所有受迫害者都很同情，在布芙勒夫人为卢梭寻求支持之前，他并没有特别的兴趣想要见到卢梭。至于卢梭，他没有读过休谟的哲学思想作品，他对这位恩赐者的了解仅限于布芙勒夫人对他高贵个性的论述之上。①在冬天将要来临的时候，在朋友们的喧闹声中，英格兰似乎是个更好的选择。
休谟是一个理性之人，秉持怀疑主义，对一切都抱着“存疑”的态度，而卢梭则是一个感性之人，生性孤僻、富于幻想、凡事都要分个是非对错。因此，对于卢梭而言，要想认识世界，不仅需要理性，而且需要感性；对休谟而言，理性绝无法为道德或宗教提供一种支撑。但是除此以外，他们所着意攻击的目标是不同的：卢梭攻击的对象是人們对于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普遍认知，以及启蒙运动对于人类进步的大肆鼓吹，即人类的生存状况已经取得了进步，而且随着理性和知识的系统应用，人类进步的速度将会日甚一日；而休谟关心的则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也即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人类的此类声言。通过运用其严苛的推理，休谟向世人证明了启蒙运动对理性所做的那些夸赞有些言过其实。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卢梭——一位感性之人的攻击，休谟所作出的反应实在有失法度。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卢梭与休谟的个性及思想表达风格的差异成了引发“卢梭-休谟事件”的导火索。而卢梭与休谟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不能简单归于卢梭个性“孤僻”与“生性多疑”，也不能解释为卢梭有“受迫害妄想症”，更不能指责卢梭“忘恩负义”，而是缘于他们的个性及思想表达的巨大差异。
【作者简介】陆一歌，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金陵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史、欧洲思想与文化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Abstract： In 1766， a historical event called “Rousseau-Hume affair” happened in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Rousseau-Hume affair” could be regarded a crisis for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besides two heroes of the affair， Rousseau and Hume， the participants were the Philosphes of Paris， they played a role of agitator and inflamed the situation which finally led Hume to make the affair known to the public. Different from the mutual attacks between politicians， it should be polite and civilized for the letters to treat each other， nevertheless， this affair was a loss of civilization for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Key Words： Rousseau， Hume， Philosophes， Republic of Let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