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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Rick Owens的不规则T恤和帆布鞋到Alessandro Michele为Gucci设计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装饰，以及所有浮华闪亮、经过重新诠释的Elton John演出服系列，今年各大品牌的春夏系列似乎并没有一个共同主题，它们混合了被压迫、被遗弃的风格与逃避现实的幻想两种极端倾向。川久保玲为Comme des Gar ons设计的过度Boschean风格把文艺复兴油画和日本卡通图案碰撞结合，还将俗气的儿童塑料玩具重新组合成头饰，与Miuccia Prada的女战士漫画图案以及Demna Gvasalia为巴黎世家设计的廉价破旧感和货币战争图案形成鲜明对比。他们摒弃了奢侈品理念，转向华而不实的裙装、衬衫和紧身裤靴，受英国脱欧启发用欧元和美元图案做了混合裁剪。
那么，现在的流行时尚到底是什么？设计师对于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似乎都选择了“战斗或逃跑”作为回应，这在一些人看来，特别是在那些有戏剧天赋的人看来，很像是世界末日的感觉。“时尚反映出我们生活的方式，”Gvasalia在巴黎世家秀场后台说，“我想创造出一种有什么危险的事即将发生的感觉。”他特别讲到自己这场秀的“狂飙突进”氛围：一片漆黑的秀场里，到处充斥着烟雾和带着不祥气息的trip hop音乐。他所传达的信息与其说是“现代启示录”，倒不如说是“未来启示录”。
艺术、文学和电影经常涉及“所知世界的终结”这类毁灭主题—仅在2017年，就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像怪诞预言一样的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被改编成电视剧；Kara Walker杰出的戈雅风格壁画9月在纽约Sikkema Jenkins & Co.艺术博物馆展出，作品描绘的是现代种族内战的场面；艺术家Jonathan Horowitz修改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打高尔夫球的照片，让他头上的天空燃烧起来；甚至早前那部霓虹灯色调、像世界末日噩梦一般的电影《银翼杀手》都出了续集。但这种世界末日的否定表达在时尚界并不常见，这里更多的是利用乐观和幻想元素，还有最重要的预测未来的能力。不过在大危难时期，即使服装流行趋势也能反映出我们的问题。1939年二战爆发前夕，时尚界就充斥着过多的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元素；1980年代末期，源于比利时设计师Martin Margiela、被称为“解构主义”的运动的兴起取代了黑色星期一，这位设计师的主题是未缝合完的下摆和外翻接缝。他的衣服都故意设计得看起来很穷—因为全球就在一夜之间变得贫穷了。这与1980年代初Christian Lacroix那种“在火山边缘跳舞”的无节制风格，以及对带衬裙的裙子和第二帝国极端主义的古老嗜好完全不同。
不过今年春夏的流行时尚似乎比记忆中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地与我们生活的时代相联系，它充满歇斯底里和浮躁，并向两个相反的极端靠拢（Gucci的华丽闪亮和Rick Owens的贫乏时代），就像各国的政党也在变得越来越两极化。各大品牌的新品系列传达的是后国家、后历史和后互联网时代的理念—这些理念全都需要单独检验。“后国家”或许是最容易和当前文化现状产生联系的：回避如今各国政府都在努力加强的边境问题，时尚在某种意义上唤醒了一种美学式的田园牧歌，一种与大部分时装设计师的感性相一致的左派自由主义梦想。时尚界出现后国家主义也许是由于右派的崛起，它不仅出现在美国，也包括欧洲大部分地区—在这些地方，爱国主义的概念一直被用来掩饰偏见和白人至上主义。
同样，后国家主义也是由于现代文化挪用的持续出现而产生的一种反应—现在即使一个发型也能激起一片愤怒，比如Marc Jacobs去年的春季大秀上模特的雷鬼头引发的争议，让黑人女性头发的政治化更加突显。现在不像2000年代初期（包括之前）有那种老套介绍，那时的时装秀很容易就会被贴上“非洲”“亚洲”甚至是“法国”的标签，但如今在时尚领域，地域边界几乎已经消融。例如Marc Jacobs的春季系列就是以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包着头巾的全球化方式展出的，以此避免过于轻率的分类—这是一个古怪的、超越身份差异的、既古老又现代的部落，一种对大同世界的美好愿景，有着由很多个体碎片共同创造的单一文化。因此当某位设计师真的把他的灵感投注到现在已经有些老式的“X与Y的会面”这种设定（比如伊丽莎白女王和艾灵顿伯爵）中，就会让人感觉无可救药的过时。至于“后历史”，时尚经常会因为依赖于复古概念而受人指责，人们更希望它能向前看。但如果前景黯淡无光的话怎么办呢？时尚界目前的立场是犹豫不决，甚至有些不情愿，不想对未来思考太 多。
随着真实与虚假、对与错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设计师也在挑战其他规范，包括服装本身的用途。混合风格正在兴起，其中最极端的就是巴黎世家完全分享的服裝，比如牛仔夹克和风衣或者剧院长大衣和建筑工人夹棉背心，它们只在颈部相连，穿上之后其中一件衣服或另一件就在前面或侧面摆动—Phoebe Philo为Céline设计的二合一短风衣，它的下摆就是以一种无限循环的方式缝合在一起的。
>> 巴黎世家2018年春夏系列，牛仔和风衣连接的服装。
Maison Margiela的设计师John Galliano把他设计的衣服用他称为“décortiqué”（意为“剥皮”或“去壳”）的技术分解开来，只剩下由条状缝合边组成的衣服框架，中间部分都是空的。这种设计对外套存在的理由进行了反思：它不再保护你不受环境侵害，这是以前衣服的基本用途，但随着气候变化导致的气温升高，这个用途也可能变得不再必要。Rick Owens的春季大秀展示了肿胀的球状造型，就像从身体各部位爆发出来。他表示，这种设计打乱了我们熟悉的身体形状的概念。他的每件设计上几乎都有拉链式口袋，他把一件衣服转变成更近似于一套适合后世界末日时代流浪生活的装备，在这个世界里不仅国家变得无关紧要，就连家的概念也一样。如果没有地方可以存放你的东西，那你就要把它们带在身上。
生理学家Walter Bradford Cannon第一个创造了“战斗或逃跑”（fight or flight）这个术语，他通过观察发现，恐惧是选择后者的动机，愤怒则会导致前者，尽管这两种也可能由同一事件激发。这似乎也是时装设计师的本能，他们（我们也一样）一直在对生存的恐惧（人类的生存、自身的生存，或者只是事业上的生存）和对机器的愤怒之间徘徊。Rick Owens把自己的时装秀描述为“一种避开威胁的姿态，不完全是逃避现实，而是一种拒绝”。其他设计师则更加异想天开：例如Alessandro Michele在米兰的Gucci时装秀上展示的是一群无家可归的叛逆者，他们身穿闪闪发亮的新民俗风格服装，无精打采地游走在一条被重新设计成由远古世界的手工艺品（都是从罗马Cinecittà电影公司运过来的仿制品）组成的寓言者地图T台上。战斗或逃跑，或者说宿命论者还是寓言家，这是时尚界在本季表达的核心信息。
不过，要怎样逃离（或与之战斗）世界末日呢？世界末日可以让人联想到所有世界以盛大的、高度好莱坞化的形式分崩离析，可能是一场大洪水、一颗小行星，生命就都灭绝了。不过，也许我们正在走向的世界末日在某种程度上说其实是各个领域的毁灭，而不是整个世界，是一种既定秩序和经营方式的瓦解。从基本的商业层面来看，四季系列以及男装和女装的旧有规则突然也显得不再适用而且无关紧要了—时尚品牌正在挑战性别的二元性，为那些更具流动性、不能简单分类的东西而远离了怀旧风格、文化择优挑选和慵懒奢侈品。
Owens提到，他的时装秀灵感来源是意大利诗人兼活动家菲利波·托马索·马利内特1909年写的《未来主义宣言》。他以惯常的面无表情坦率地说：“这份声明中关于女性和焚书的部分有几个令人遗憾的看法。不过有关激进的乌托邦运动，它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表明这些运动在开始时都有最好的目标，但后来都堕落和破灭了，直到新的希望再次浮出地平线。”
那么，现在的流行时尚到底是什么？设计师对于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似乎都选择了“战斗或逃跑”作为回应，这在一些人看来，特别是在那些有戏剧天赋的人看来，很像是世界末日的感觉。“时尚反映出我们生活的方式，”Gvasalia在巴黎世家秀场后台说，“我想创造出一种有什么危险的事即将发生的感觉。”他特别讲到自己这场秀的“狂飙突进”氛围：一片漆黑的秀场里，到处充斥着烟雾和带着不祥气息的trip hop音乐。他所传达的信息与其说是“现代启示录”，倒不如说是“未来启示录”。
艺术、文学和电影经常涉及“所知世界的终结”这类毁灭主题—仅在2017年，就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像怪诞预言一样的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被改编成电视剧；Kara Walker杰出的戈雅风格壁画9月在纽约Sikkema Jenkins & Co.艺术博物馆展出，作品描绘的是现代种族内战的场面；艺术家Jonathan Horowitz修改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打高尔夫球的照片，让他头上的天空燃烧起来；甚至早前那部霓虹灯色调、像世界末日噩梦一般的电影《银翼杀手》都出了续集。但这种世界末日的否定表达在时尚界并不常见，这里更多的是利用乐观和幻想元素，还有最重要的预测未来的能力。不过在大危难时期，即使服装流行趋势也能反映出我们的问题。1939年二战爆发前夕，时尚界就充斥着过多的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元素；1980年代末期，源于比利时设计师Martin Margiela、被称为“解构主义”的运动的兴起取代了黑色星期一，这位设计师的主题是未缝合完的下摆和外翻接缝。他的衣服都故意设计得看起来很穷—因为全球就在一夜之间变得贫穷了。这与1980年代初Christian Lacroix那种“在火山边缘跳舞”的无节制风格，以及对带衬裙的裙子和第二帝国极端主义的古老嗜好完全不同。
不过今年春夏的流行时尚似乎比记忆中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地与我们生活的时代相联系，它充满歇斯底里和浮躁，并向两个相反的极端靠拢（Gucci的华丽闪亮和Rick Owens的贫乏时代），就像各国的政党也在变得越来越两极化。各大品牌的新品系列传达的是后国家、后历史和后互联网时代的理念—这些理念全都需要单独检验。“后国家”或许是最容易和当前文化现状产生联系的：回避如今各国政府都在努力加强的边境问题，时尚在某种意义上唤醒了一种美学式的田园牧歌，一种与大部分时装设计师的感性相一致的左派自由主义梦想。时尚界出现后国家主义也许是由于右派的崛起，它不仅出现在美国，也包括欧洲大部分地区—在这些地方，爱国主义的概念一直被用来掩饰偏见和白人至上主义。
同样，后国家主义也是由于现代文化挪用的持续出现而产生的一种反应—现在即使一个发型也能激起一片愤怒，比如Marc Jacobs去年的春季大秀上模特的雷鬼头引发的争议，让黑人女性头发的政治化更加突显。现在不像2000年代初期（包括之前）有那种老套介绍，那时的时装秀很容易就会被贴上“非洲”“亚洲”甚至是“法国”的标签，但如今在时尚领域，地域边界几乎已经消融。例如Marc Jacobs的春季系列就是以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包着头巾的全球化方式展出的，以此避免过于轻率的分类—这是一个古怪的、超越身份差异的、既古老又现代的部落，一种对大同世界的美好愿景，有着由很多个体碎片共同创造的单一文化。因此当某位设计师真的把他的灵感投注到现在已经有些老式的“X与Y的会面”这种设定（比如伊丽莎白女王和艾灵顿伯爵）中，就会让人感觉无可救药的过时。至于“后历史”，时尚经常会因为依赖于复古概念而受人指责，人们更希望它能向前看。但如果前景黯淡无光的话怎么办呢？时尚界目前的立场是犹豫不决，甚至有些不情愿，不想对未来思考太 多。
随着真实与虚假、对与错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设计师也在挑战其他规范，包括服装本身的用途。混合风格正在兴起，其中最极端的就是巴黎世家完全分享的服裝，比如牛仔夹克和风衣或者剧院长大衣和建筑工人夹棉背心，它们只在颈部相连，穿上之后其中一件衣服或另一件就在前面或侧面摆动—Phoebe Philo为Céline设计的二合一短风衣，它的下摆就是以一种无限循环的方式缝合在一起的。
Maison Margiela的设计师John Galliano把他设计的衣服用他称为“décortiqué”（意为“剥皮”或“去壳”）的技术分解开来，只剩下由条状缝合边组成的衣服框架，中间部分都是空的。这种设计对外套存在的理由进行了反思：它不再保护你不受环境侵害，这是以前衣服的基本用途，但随着气候变化导致的气温升高，这个用途也可能变得不再必要。Rick Owens的春季大秀展示了肿胀的球状造型，就像从身体各部位爆发出来。他表示，这种设计打乱了我们熟悉的身体形状的概念。他的每件设计上几乎都有拉链式口袋，他把一件衣服转变成更近似于一套适合后世界末日时代流浪生活的装备，在这个世界里不仅国家变得无关紧要，就连家的概念也一样。如果没有地方可以存放你的东西，那你就要把它们带在身上。
生理学家Walter Bradford Cannon第一个创造了“战斗或逃跑”（fight or flight）这个术语，他通过观察发现，恐惧是选择后者的动机，愤怒则会导致前者，尽管这两种也可能由同一事件激发。这似乎也是时装设计师的本能，他们（我们也一样）一直在对生存的恐惧（人类的生存、自身的生存，或者只是事业上的生存）和对机器的愤怒之间徘徊。Rick Owens把自己的时装秀描述为“一种避开威胁的姿态，不完全是逃避现实，而是一种拒绝”。其他设计师则更加异想天开：例如Alessandro Michele在米兰的Gucci时装秀上展示的是一群无家可归的叛逆者，他们身穿闪闪发亮的新民俗风格服装，无精打采地游走在一条被重新设计成由远古世界的手工艺品（都是从罗马Cinecittà电影公司运过来的仿制品）组成的寓言者地图T台上。战斗或逃跑，或者说宿命论者还是寓言家，这是时尚界在本季表达的核心信息。
不过，要怎样逃离（或与之战斗）世界末日呢？世界末日可以让人联想到所有世界以盛大的、高度好莱坞化的形式分崩离析，可能是一场大洪水、一颗小行星，生命就都灭绝了。不过，也许我们正在走向的世界末日在某种程度上说其实是各个领域的毁灭，而不是整个世界，是一种既定秩序和经营方式的瓦解。从基本的商业层面来看，四季系列以及男装和女装的旧有规则突然也显得不再适用而且无关紧要了—时尚品牌正在挑战性别的二元性，为那些更具流动性、不能简单分类的东西而远离了怀旧风格、文化择优挑选和慵懒奢侈品。
Owens提到，他的时装秀灵感来源是意大利诗人兼活动家菲利波·托马索·马利内特1909年写的《未来主义宣言》。他以惯常的面无表情坦率地说：“这份声明中关于女性和焚书的部分有几个令人遗憾的看法。不过有关激进的乌托邦运动，它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表明这些运动在开始时都有最好的目标，但后来都堕落和破灭了，直到新的希望再次浮出地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