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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犯罪率自2001年起就一直处在高位状态，那时每一万人中有34个人犯罪，现在也差不多。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法治蓝皮书》显示，2009年中国犯罪数量大幅增长。这是2001年以来，中国暴力犯罪量首次调头向上。
蓝皮书撰写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副教授靳高风分析，犯罪率大幅度上升，与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颁布、经济危机以及国家加大暴力犯罪打击力度有关。
法律的效率、公正出了一些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的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有没有一些突出表现?
靳高风：值得关注的是报复性暴力犯罪。比如2001年时发生的靳如超爆炸案，非常可怕，2009年也很多，像“打砸抢事件”，围攻政府的事件，还有“通钢事件”。
报复性暴力犯罪，在中国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这个阶段是难以避免的。以前更多是个人间报复，慢慢被害对象扩大，演化为报复社会。
去年此类犯罪上升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发展中遇到难题，犯罪诱因增多，特别是无法就业带来的犯罪；另外一个原因，社会发展中积累下来的矛盾，比如环境污染、土地、拆迁、补偿、治安问题等等。环境污染導致的冲突，比如陕西的“血铅事件”，影响人数很多，很严重。
《瞭望东方周刊》：对此，国家采取哪些措施解决?
靳高风：全国政法系统都在加强政法工作，主要是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尽量不造成这么多上访、矛盾冲突。
我们现在出了事就想到去找人，没有想到要去找法律，为什么?有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法律的效率、法律的公正出了一些问题。如果找法院解决不了，掏1万块钱给黑社会却能解决，效率很高，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找黑社会呢?
公安机关也加大了打击力度，但是公安系统工作任务压力很大，先是奥运安保，然后进入国庆安保，接着迎来双节，随后又是世博，连轴转。
缺乏挫折感教育
《瞭望东方周刊》：从报告来看，“90后”青少年犯罪呈持续上扬态势，而且他们的犯罪类型以盗窃、抢劫、抢夺、故意伤害为主，暴力性明显?
靳高风：青少年暴力犯罪以前没这么多，现在明显多了起来。我们调研发现，青少年暴力犯罪这么严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网络游戏在进行暴力亚文化熏陶。现在的小孩子，在游戏里杀人，都是举手之劳，对生命没有敬畏。
还有一个原因，现在的年轻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调适能力明显比父辈差了很多。像政法大学弑师案，作为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在课堂上拿刀把老师砍死，这是一个极其不正常的现象。在政法大学这个案件发生前，全国发生过四五起类似案件，多数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引起的。
这一代年轻人缺乏挫折感教育，突然间遭遇挫折，不能调适，就产生两种倾向，一是自残，二是攻击他人，暴力犯罪。一个女生因就业和父母发生矛盾被当街大骂了一通，她回家后就投毒杀了父母。
《瞭望东方周刊》：去年家庭伦理暴力犯罪案件也很突出?
靳高风：我们分析过27起伦理杀人案件，超过半数是起因于夫妻关系不和。小三、情人，这些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念里引以为耻的东西，现在反以为荣了。我们查获的很多高官背后都有情人，还不止一个，几乎成了铁律。
伦理杀人里面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报复某一家庭成员，往往会波及到其他亲属。问他为什么杀媳妇，他说媳妇有外遇。可是，你把媳妇杀掉了，为什么杀你孩子啊?为什么还杀父母?大部分都是这样解释的，老婆杀死了，孩子没妈了。我也完了，孩子又没爹了，孩子、父母在这个社会上很难生存，与其这样，还不如让他们解脱。
近年来的几个灭门大案，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瞭望东方周刊》：从媒体报道看，近些年来暴力犯罪的手段似乎特别残忍。
靳高风：这一般与临时起意有关，得啥是啥。在农村，凶杀的手段一是农药，一是放火，还有就是菜刀。
根据我们的统计数据，在家庭杀亲致被害人死亡案件中，多为刀具所致。从个案可以看出来，一些案件是酒后发生的，包括大兴灭门案，说明多数人起杀人之意时，并没有事先预谋好。
每一万人中有34个人犯罪
《瞭望东方周刊》：根据报告，2001年以来，杀人、伤害、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一直呈下降态势，而且下降幅度较为明显，但是2009年出现了较大增幅。十年来，全国暴力犯罪出现首次增长，为什么?
靳高风：2009年犯罪率突然增长有其特殊原因。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对犯罪率影响很大。比如1987年，犯罪率直线上升，原因是立案标准变了，原来是盗窃800元立案，当时变成300元；同样，1998年犯罪率直线上升，原因是新刑法实施，新增了很多罪名。
2009年也是如此：刑法修正案(七)颁布，将一些新行为犯罪化了，比如组织非法传销的、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的，还有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证券市场老鼠仓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社会环境的变化：金融危机使得案件数量增多；国家刑事政策又开始趋紧，以前国家“不大管”的小案件，比如打架斗殴，一般通过调解处理，现在都进入警方视野，犯罪率就上去了。
其实，中国犯罪率自2001年起就一直处在高位状态，那时每一万人中有34个人犯罪，现在也差不多。
最根本的还是社会环境、社会矛盾以及经济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去年犯罪率上升，据统计，安全感也上升?
靳高风：是的。安全感与多发性犯罪的多寡，以及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直接相关。
比如，你的同事在上班途中钱包被偷了，大家听说后会觉得无所谓；但是，如果一周内这个同事的钱包连续被偷，你会明显感觉安全感在降低。
另外，安全感还与案件的严重程度有关。钱包被偷对安全感影响不大，但同事如果是被抢劫，还被杀害了，那肯定人人自危。
去年，北京大兴的一个小区连续发生三起杀人案件。这个事情，起初对公众安全感影响很大。但是，再了解到案件都发生在家庭内部，发生在熟人之间，并非是陌生人之间的抢劫、杀人，这对公众的安全感影响就不那么大了。当然，对特定区域内的当事人影响依旧很大。
还有一个对安全感影响很大的因素，就是破案率以及破案速度。发生了抢劫杀人案件，公安部门一个月不吭声，公众一定会恐慌。但是，公安部门如果第二天就能把犯罪嫌疑人抓到，公众的安全感就会是上升的。
再来看为什么去年的公众安全感并没有下降，反而上升。2004年公安部门要求命案必破，之后几年来，涉及命案的破案率基本上稳定在95％以上。去年，包括前年奥运和后来的六十年国庆等原因，刑事政策又开始一轮趋紧，破案率相应上升，安全感自然不会下降。
《瞭望东方周刊》：你预测一下，未来两三年内犯罪率是否会继续上升?
靳高风：在犯罪学上有一个著名理论，一个特定社会，有其容纳的饱和犯罪量，犯罪实际发生数围绕着这个饱和点上下波动。环境变化了，或经济发生重大波动，犯罪数都可能会上升下降。过一段时间后，犯罪数又会回到这个饱和点。
今年犯罪率估计会小一些。原因是经济形势好转了些，就业矛盾冲突少了一点，另外，今年的刑事政策也不可能像去年那样，因为经过奥运安保、国庆安保，形势得到了好转，加上今年的世博、亚运会也没有以往那么敏感。
一般情况下，刑事政策趋紧后的第二年、第三年，犯罪率会下来。这在中国历次严打时都有印证。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社会环境、社会矛盾以及经济发展。现在中国经济稍微趋稳一点，这是好现象。但是，从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整体形势还很不稳定。第二次金融危机会不会来?这是个未知数。目前物价指数在涨，通胀会到什么程度，这些都在考验我们。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法治蓝皮书》显示，2009年中国犯罪数量大幅增长。这是2001年以来，中国暴力犯罪量首次调头向上。
蓝皮书撰写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副教授靳高风分析，犯罪率大幅度上升，与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颁布、经济危机以及国家加大暴力犯罪打击力度有关。
法律的效率、公正出了一些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的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有没有一些突出表现?
靳高风：值得关注的是报复性暴力犯罪。比如2001年时发生的靳如超爆炸案，非常可怕，2009年也很多，像“打砸抢事件”，围攻政府的事件，还有“通钢事件”。
报复性暴力犯罪，在中国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这个阶段是难以避免的。以前更多是个人间报复，慢慢被害对象扩大，演化为报复社会。
去年此类犯罪上升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发展中遇到难题，犯罪诱因增多，特别是无法就业带来的犯罪；另外一个原因，社会发展中积累下来的矛盾，比如环境污染、土地、拆迁、补偿、治安问题等等。环境污染導致的冲突，比如陕西的“血铅事件”，影响人数很多，很严重。
《瞭望东方周刊》：对此，国家采取哪些措施解决?
靳高风：全国政法系统都在加强政法工作，主要是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尽量不造成这么多上访、矛盾冲突。
我们现在出了事就想到去找人，没有想到要去找法律，为什么?有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法律的效率、法律的公正出了一些问题。如果找法院解决不了，掏1万块钱给黑社会却能解决，效率很高，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找黑社会呢?
公安机关也加大了打击力度，但是公安系统工作任务压力很大，先是奥运安保，然后进入国庆安保，接着迎来双节，随后又是世博，连轴转。
缺乏挫折感教育
《瞭望东方周刊》：从报告来看，“90后”青少年犯罪呈持续上扬态势，而且他们的犯罪类型以盗窃、抢劫、抢夺、故意伤害为主，暴力性明显?
靳高风：青少年暴力犯罪以前没这么多，现在明显多了起来。我们调研发现，青少年暴力犯罪这么严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网络游戏在进行暴力亚文化熏陶。现在的小孩子，在游戏里杀人，都是举手之劳，对生命没有敬畏。
还有一个原因，现在的年轻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调适能力明显比父辈差了很多。像政法大学弑师案，作为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在课堂上拿刀把老师砍死，这是一个极其不正常的现象。在政法大学这个案件发生前，全国发生过四五起类似案件，多数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引起的。
这一代年轻人缺乏挫折感教育，突然间遭遇挫折，不能调适，就产生两种倾向，一是自残，二是攻击他人，暴力犯罪。一个女生因就业和父母发生矛盾被当街大骂了一通，她回家后就投毒杀了父母。
《瞭望东方周刊》：去年家庭伦理暴力犯罪案件也很突出?
靳高风：我们分析过27起伦理杀人案件，超过半数是起因于夫妻关系不和。小三、情人，这些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念里引以为耻的东西，现在反以为荣了。我们查获的很多高官背后都有情人，还不止一个，几乎成了铁律。
伦理杀人里面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报复某一家庭成员，往往会波及到其他亲属。问他为什么杀媳妇，他说媳妇有外遇。可是，你把媳妇杀掉了，为什么杀你孩子啊?为什么还杀父母?大部分都是这样解释的，老婆杀死了，孩子没妈了。我也完了，孩子又没爹了，孩子、父母在这个社会上很难生存，与其这样，还不如让他们解脱。
近年来的几个灭门大案，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瞭望东方周刊》：从媒体报道看，近些年来暴力犯罪的手段似乎特别残忍。
靳高风：这一般与临时起意有关，得啥是啥。在农村，凶杀的手段一是农药，一是放火，还有就是菜刀。
根据我们的统计数据，在家庭杀亲致被害人死亡案件中，多为刀具所致。从个案可以看出来，一些案件是酒后发生的，包括大兴灭门案，说明多数人起杀人之意时，并没有事先预谋好。
每一万人中有34个人犯罪
《瞭望东方周刊》：根据报告，2001年以来，杀人、伤害、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一直呈下降态势，而且下降幅度较为明显，但是2009年出现了较大增幅。十年来，全国暴力犯罪出现首次增长，为什么?
靳高风：2009年犯罪率突然增长有其特殊原因。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对犯罪率影响很大。比如1987年，犯罪率直线上升，原因是立案标准变了，原来是盗窃800元立案，当时变成300元；同样，1998年犯罪率直线上升，原因是新刑法实施，新增了很多罪名。
2009年也是如此：刑法修正案(七)颁布，将一些新行为犯罪化了，比如组织非法传销的、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的，还有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证券市场老鼠仓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社会环境的变化：金融危机使得案件数量增多；国家刑事政策又开始趋紧，以前国家“不大管”的小案件，比如打架斗殴，一般通过调解处理，现在都进入警方视野，犯罪率就上去了。
其实，中国犯罪率自2001年起就一直处在高位状态，那时每一万人中有34个人犯罪，现在也差不多。
最根本的还是社会环境、社会矛盾以及经济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去年犯罪率上升，据统计，安全感也上升?
靳高风：是的。安全感与多发性犯罪的多寡，以及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直接相关。
比如，你的同事在上班途中钱包被偷了，大家听说后会觉得无所谓；但是，如果一周内这个同事的钱包连续被偷，你会明显感觉安全感在降低。
另外，安全感还与案件的严重程度有关。钱包被偷对安全感影响不大，但同事如果是被抢劫，还被杀害了，那肯定人人自危。
去年，北京大兴的一个小区连续发生三起杀人案件。这个事情，起初对公众安全感影响很大。但是，再了解到案件都发生在家庭内部，发生在熟人之间，并非是陌生人之间的抢劫、杀人，这对公众的安全感影响就不那么大了。当然，对特定区域内的当事人影响依旧很大。
还有一个对安全感影响很大的因素，就是破案率以及破案速度。发生了抢劫杀人案件，公安部门一个月不吭声，公众一定会恐慌。但是，公安部门如果第二天就能把犯罪嫌疑人抓到，公众的安全感就会是上升的。
再来看为什么去年的公众安全感并没有下降，反而上升。2004年公安部门要求命案必破，之后几年来，涉及命案的破案率基本上稳定在95％以上。去年，包括前年奥运和后来的六十年国庆等原因，刑事政策又开始一轮趋紧，破案率相应上升，安全感自然不会下降。
《瞭望东方周刊》：你预测一下，未来两三年内犯罪率是否会继续上升?
靳高风：在犯罪学上有一个著名理论，一个特定社会，有其容纳的饱和犯罪量，犯罪实际发生数围绕着这个饱和点上下波动。环境变化了，或经济发生重大波动，犯罪数都可能会上升下降。过一段时间后，犯罪数又会回到这个饱和点。
今年犯罪率估计会小一些。原因是经济形势好转了些，就业矛盾冲突少了一点，另外，今年的刑事政策也不可能像去年那样，因为经过奥运安保、国庆安保，形势得到了好转，加上今年的世博、亚运会也没有以往那么敏感。
一般情况下，刑事政策趋紧后的第二年、第三年，犯罪率会下来。这在中国历次严打时都有印证。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社会环境、社会矛盾以及经济发展。现在中国经济稍微趋稳一点，这是好现象。但是，从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整体形势还很不稳定。第二次金融危机会不会来?这是个未知数。目前物价指数在涨，通胀会到什么程度，这些都在考验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