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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纯先生去世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好的老师。
林先生的一生，像是一炉精神的活火，在长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发光、发热，不断给予他的学生和后辈们以启发和激励；现在先生安息了，然而火尽薪传，先生的志业且将不朽。
我知道日知先生，大约是从1953年秋天开始的。那时候，我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当世界古代史的助教。当时的教学改革要求学习苏联，可是我们的主要参考书还是英文的或中国学者据英文书编写的书。因为当时北师大教世界古代史的老先生不会俄文，我自己刚刚经过“俄文突击班”的学习，读俄文书的速度和水平都不能立即满足教学工作的需要。这时候教育部分批陆续发下“交流教材资料”，那就是日知所译的苏联师范学院历史系使用的由狄亚可夫和尼科尔斯基编撰的《世界古代史》。这在当时无异于及时雨。这样我就知道了日知先生，但是还不知道他就是林先生。
1954年春季，先是听说东北师范大学有一位教世界古代史的先生要来我们系和世界史的教师们座谈，说是要来“取经”。等到这位先生来时，才知道是林志纯先生，也就是日知先生。他很谦逊，说自己过去教的是中国史，现在教世界古代史是接受新任务，所以要向北京同行学习先进经验。座谈会中，我们得知，他正在开一个世界古代史研究生班，一边指导学生学习，一边翻译苏联教材，所以这个会很自然地开成了我们向林先生请教有关苏联世界古代史教学和研究情况的会。但是，林先生在会上始终认为，他的工作还仅仅是开始。这是我第一次当面受到他的教益。
1955年深秋，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开办了世界古代史教师进修班，由苏联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主讲，林先生则协同苏联专家指导全班学员。我有幸在这个班里学习了两年，逐渐对林先生的治学与教学特点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也从林先生的榜样和直接指导中受到很多教益，从而逐渐明确了自己学世界古代史的路数。
在北京第一次见到林先生以后，最初我以为他本来教中国史，只是因为会俄文，所以立即翻译苏联教科书并在此基础上改教世界古代史。1949年以前，在大学里教西洋史的先生们通常也都是以一本英文教科书为蓝本上课和编讲义的。这类例子很多，所以我很自然地也这样依例设想林先生。到了东北师大以后，我逐渐发现，这样设想林先生，既对又不对。说对，是因为，他是在翻译俄文教材给学生读；说不对，是因为，他绝对不是仅限于此。他还指导我们阅读苏联《古史通报》中的有关专题学术论文，了解苏联史学进展最新情况。待我们俄文水平有所提高以后(在进修班，俄文是分量相当重的必修课，由张正元先生教授。张先生为人和善，学养很深，教学得法，帮我们较快较好地提高了俄文水平)，他又从《古史通报》中选出俄文翻译的原始史料(如《中期亚述法典》、《赫梯法典》等)，组织我们分工翻译，互相校改，有问题处可请教他和张先生。这样我们就不仅是在课堂上听苏联专家所讲的作为历史过程的世界古代史，而且是在研读和翻译实践中逐步深入到世界古代史的史料和史学。这就不仅限于帮助受教者掌握历史资料的量的增多，而且关系到培养他们的研究能力的质的发展。
在北京第一次见到林先生以后，最初我以为他只是因为会俄文而偶然地适应了当时教世界古代史的需要。到了东北师大以后，我逐渐发现，这样设想林先生，还是既对又不对。说对，是因为，林先生的确因为会俄文而成为当时所急需的人才；说不对，是因为，林先生绝对不是仅仅会俄文，而且他的英文功力也很深厚；不仅俄、英两种语文，此外他对德文、拉丁文以至希腊文，都曾下过不同程度的工夫。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林先生对于英文文献使用的情况绝对不少于(甚至远远多于)俄文文献。我们班的不少同学(包括我自己)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情况也是如此。东北师大历史系原藏英文书籍不多，可是就在进修班举办的两年期间，由于林先生的策划，英文工具书、大型史料集(如LOEB古典丛书等)、专著、期刊迅速大量增多，在一些方面在国内处于前沿状态。在当时，迈锡尼的线形文字乙刚刚释读成功不久，因为释读者文特里斯是英国人，所以前沿文献主要是英文的。林先生立即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极力赶上学科前沿。林先生把大量精力投入外文，还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无疑是非常艰深难读的经典文献，林先生找到了俄文译本，就以极大的毅力与艰苦的努力把它译为汉文。这种榜样，真令人钦佩。
在北京第一次见到林先生以后，最初我以为他由教中国史而改教外国史是因为会外文，而会外文则是出于他个人的爱好或兴趣。到了东北师大以后，我逐渐发现，这样设想林先生，又是既对又不对。说对，是因为，他对外文的确有其个人的爱好和兴趣；说不对，是因为他大力学外文，绝对不是仅仅为了改教外国史。他治外文、外国史可以说是为了更好地治中国史，治中国史也可以说是为了更好地治世界史。当我看到他发表关于黑劳士制度的文章、关于汉代社会制度性质的文章等以后，这才明白了他原来是要作中西古代历史的比较研究。在他的视野中，不仅中西历史本身的研究是可以相通的，而且其间的研究方法和路数也是可以相通的。他常对我们说：“要用治中国史的办法治外国史。”最初听时没有太留意其内在含义，后来看到他自己的研究路数以及要求我们的研究路数，才知道，那就是不能再把外国史的研究建立在二、三手材料的基础上了；现在我们治外国史，要像治中国史一样，扎根于原始资料，而视野必须达到学术前沿。这也就是顾炎武所主张的“取铜于山”制作精品的治学路数。这当然是很艰难的工作，但是在林先生看来，必须下定决心，一步一步地做下去。过去可能有人有这样一种印象：在50年代的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林先生是学习苏联的领军人物。其实，这个印象也是既对又不对。说对，是因为，他对苏联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成果做了那么多的翻译和介绍工作，的确无愧于这一称号：说不对，那是因为，他把学习苏联只是当作一个重要参考，而非一切皆以苏联史家之是非为是非。我有一个亲身经历可以说明这一点。在我写作进修班毕业论文的时候，对斯巴达晚期的社会运动的性质有与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中的说法不同的见解，并且对那种说法提出了驳难。林先生在审读我的论文稿时，认为我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可以争鸣；他和苏联专家谈了对此事处理的意见(即不要求我删改)，苏联专家也表示同意，最后论文答辩顺利通过。可是，当时的确曾有人批评我与苏联学者争辩为不妥，这在当时也是可以理解的。而林先生却不如此，他真正要达到的目标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经过中外古史的比较研究，最终形成中国人自己理解和认识的世界古代史。
林先生是一位充满理想和使命感的学者和老师。他对自己、对工作要求极严。在进修班举办的二年里，他承当着超乎寻常的工作负担。进修班的主讲人是苏联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应该说，他是一位很好也很认真负责的老师。他讲课前都写出讲义，每周都要上课和答疑，而且兼任东北师大校长顾问，十分忙碌。他没有太多关注学员的研究与论文写作，除了时间紧张问题以外，还有一个重大困难就是语言问题。苏联专家不通汉语，也不会许多学员会的英文，而学员们又不能说俄语，因此很难直 接就论文问题对话。所以，进修班二十几位学员的毕业论文，从选题、计划、写作中的答疑到文稿审阅，都是林先生一人负责的，当然有重要问题时他要和苏联专家商量。这样进修班的课堂教学和论文指导实际上就分了工，苏联专家和林先生各自承担一半。如果从对于学员的科研发展前程的影响来说，林先生对于进修班的作用可以说更为重要。
我在进修班受到林先生的指导，主要也是通过论文指导实现的。最初，他分别找我们谈论文选题意向。第一次找我谈时，他先问我研究重点兴趣所在。我说，在希腊。他说，说具体一点。我说，斯巴达。他说，再具体一点。我说，黑劳士制度。他看我毫不犹豫地选择这样一个在当时讨论得很热的问题，大概有些担心我想凑热闹而无准备，就微笑着问我，主要看了哪些书?看过他不久前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没有?选题的初步设想是什么?等等。我告诉他，想法已经酝酿了两三年，看过了几本希腊史(主要是伯里的《希腊史》和格罗特《希腊史》里关于斯巴达的篇章)，看过他的文章很受启发，不过不想急于参加当时的历史分期问题大讨论，而是想在希腊(尤其斯巴达)历史背景下探讨这种制度的发展和性质，已经有了一些卡片和初步想法。他认真地听了以后，立即就说，可以作，但是有两条要求：一是，史料要尽量求全，凡是LOEB古典丛书中能看到的有关材料，都要看过；二是，原来的准备不到前沿，既要查看苏联的新书和《古史通报》中的有关论文，也要查看西方新的英文书籍和论文。选题一次就定下来了，可是当时进口西方书籍并不容易。好在有林先生的主持，系资料室里LOEB古典丛书进得很快，连1952年出版的两本关于斯巴达史的专著也很快买到了。在1956年就能看到1952年出版的西方新书，在当时真是感到爽快极了。在林先生的指导下，我写出了《论黑劳士制度》的毕业论文，全篇论文都被译为俄文请苏联专家审阅，并且在得到苏联专家的较高评价下顺利通过答辩。林先生感到很欣慰。我很感谢林先生，尽管我知道自己做的并不能真正到位，但是我从做论文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收获是巨大的。这次经验也可以说对于我终身有益。
1957年夏，我从东北师大世界古代史进修班毕业，离开林先生回到北京。从那以后到林先生逝世，又经过了半个世纪。虽然人不在林先生的身边了，不过先后还是参加了他所主持的一些学术工作，继续以前的学习。我远不能达到老师的希望和要求，更无从达到他的学术境界。但是，我学习世界古代史的路是林先生指引的，我的重视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取向，也是从林先生那里学来的。
大约是在1962年，我在给林先生的一封信里写了一首赠先生的诗，诗云：
始基贫白常无路，发愤批荆自有心；
笔署日知深意在，三余为学忆斯箴。
后来从刘文鹏兄来信得知，林先生看了以后很高兴。不幸文鹏兄竟然先于老师也作古了。我现在重新引用拙诗来结束这篇纪念短文，心里还是记着林先生所垂示的榜样。
[作者刘家和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 100875]
(责任编辑：张强)
林先生的一生，像是一炉精神的活火，在长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发光、发热，不断给予他的学生和后辈们以启发和激励；现在先生安息了，然而火尽薪传，先生的志业且将不朽。
我知道日知先生，大约是从1953年秋天开始的。那时候，我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当世界古代史的助教。当时的教学改革要求学习苏联，可是我们的主要参考书还是英文的或中国学者据英文书编写的书。因为当时北师大教世界古代史的老先生不会俄文，我自己刚刚经过“俄文突击班”的学习，读俄文书的速度和水平都不能立即满足教学工作的需要。这时候教育部分批陆续发下“交流教材资料”，那就是日知所译的苏联师范学院历史系使用的由狄亚可夫和尼科尔斯基编撰的《世界古代史》。这在当时无异于及时雨。这样我就知道了日知先生，但是还不知道他就是林先生。
1954年春季，先是听说东北师范大学有一位教世界古代史的先生要来我们系和世界史的教师们座谈，说是要来“取经”。等到这位先生来时，才知道是林志纯先生，也就是日知先生。他很谦逊，说自己过去教的是中国史，现在教世界古代史是接受新任务，所以要向北京同行学习先进经验。座谈会中，我们得知，他正在开一个世界古代史研究生班，一边指导学生学习，一边翻译苏联教材，所以这个会很自然地开成了我们向林先生请教有关苏联世界古代史教学和研究情况的会。但是，林先生在会上始终认为，他的工作还仅仅是开始。这是我第一次当面受到他的教益。
1955年深秋，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开办了世界古代史教师进修班，由苏联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主讲，林先生则协同苏联专家指导全班学员。我有幸在这个班里学习了两年，逐渐对林先生的治学与教学特点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也从林先生的榜样和直接指导中受到很多教益，从而逐渐明确了自己学世界古代史的路数。
在北京第一次见到林先生以后，最初我以为他本来教中国史，只是因为会俄文，所以立即翻译苏联教科书并在此基础上改教世界古代史。1949年以前，在大学里教西洋史的先生们通常也都是以一本英文教科书为蓝本上课和编讲义的。这类例子很多，所以我很自然地也这样依例设想林先生。到了东北师大以后，我逐渐发现，这样设想林先生，既对又不对。说对，是因为，他是在翻译俄文教材给学生读；说不对，是因为，他绝对不是仅限于此。他还指导我们阅读苏联《古史通报》中的有关专题学术论文，了解苏联史学进展最新情况。待我们俄文水平有所提高以后(在进修班，俄文是分量相当重的必修课，由张正元先生教授。张先生为人和善，学养很深，教学得法，帮我们较快较好地提高了俄文水平)，他又从《古史通报》中选出俄文翻译的原始史料(如《中期亚述法典》、《赫梯法典》等)，组织我们分工翻译，互相校改，有问题处可请教他和张先生。这样我们就不仅是在课堂上听苏联专家所讲的作为历史过程的世界古代史，而且是在研读和翻译实践中逐步深入到世界古代史的史料和史学。这就不仅限于帮助受教者掌握历史资料的量的增多，而且关系到培养他们的研究能力的质的发展。
在北京第一次见到林先生以后，最初我以为他只是因为会俄文而偶然地适应了当时教世界古代史的需要。到了东北师大以后，我逐渐发现，这样设想林先生，还是既对又不对。说对，是因为，林先生的确因为会俄文而成为当时所急需的人才；说不对，是因为，林先生绝对不是仅仅会俄文，而且他的英文功力也很深厚；不仅俄、英两种语文，此外他对德文、拉丁文以至希腊文，都曾下过不同程度的工夫。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林先生对于英文文献使用的情况绝对不少于(甚至远远多于)俄文文献。我们班的不少同学(包括我自己)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情况也是如此。东北师大历史系原藏英文书籍不多，可是就在进修班举办的两年期间，由于林先生的策划，英文工具书、大型史料集(如LOEB古典丛书等)、专著、期刊迅速大量增多，在一些方面在国内处于前沿状态。在当时，迈锡尼的线形文字乙刚刚释读成功不久，因为释读者文特里斯是英国人，所以前沿文献主要是英文的。林先生立即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极力赶上学科前沿。林先生把大量精力投入外文，还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无疑是非常艰深难读的经典文献，林先生找到了俄文译本，就以极大的毅力与艰苦的努力把它译为汉文。这种榜样，真令人钦佩。
在北京第一次见到林先生以后，最初我以为他由教中国史而改教外国史是因为会外文，而会外文则是出于他个人的爱好或兴趣。到了东北师大以后，我逐渐发现，这样设想林先生，又是既对又不对。说对，是因为，他对外文的确有其个人的爱好和兴趣；说不对，是因为他大力学外文，绝对不是仅仅为了改教外国史。他治外文、外国史可以说是为了更好地治中国史，治中国史也可以说是为了更好地治世界史。当我看到他发表关于黑劳士制度的文章、关于汉代社会制度性质的文章等以后，这才明白了他原来是要作中西古代历史的比较研究。在他的视野中，不仅中西历史本身的研究是可以相通的，而且其间的研究方法和路数也是可以相通的。他常对我们说：“要用治中国史的办法治外国史。”最初听时没有太留意其内在含义，后来看到他自己的研究路数以及要求我们的研究路数，才知道，那就是不能再把外国史的研究建立在二、三手材料的基础上了；现在我们治外国史，要像治中国史一样，扎根于原始资料，而视野必须达到学术前沿。这也就是顾炎武所主张的“取铜于山”制作精品的治学路数。这当然是很艰难的工作，但是在林先生看来，必须下定决心，一步一步地做下去。过去可能有人有这样一种印象：在50年代的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林先生是学习苏联的领军人物。其实，这个印象也是既对又不对。说对，是因为，他对苏联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成果做了那么多的翻译和介绍工作，的确无愧于这一称号：说不对，那是因为，他把学习苏联只是当作一个重要参考，而非一切皆以苏联史家之是非为是非。我有一个亲身经历可以说明这一点。在我写作进修班毕业论文的时候，对斯巴达晚期的社会运动的性质有与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中的说法不同的见解，并且对那种说法提出了驳难。林先生在审读我的论文稿时，认为我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可以争鸣；他和苏联专家谈了对此事处理的意见(即不要求我删改)，苏联专家也表示同意，最后论文答辩顺利通过。可是，当时的确曾有人批评我与苏联学者争辩为不妥，这在当时也是可以理解的。而林先生却不如此，他真正要达到的目标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经过中外古史的比较研究，最终形成中国人自己理解和认识的世界古代史。
林先生是一位充满理想和使命感的学者和老师。他对自己、对工作要求极严。在进修班举办的二年里，他承当着超乎寻常的工作负担。进修班的主讲人是苏联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应该说，他是一位很好也很认真负责的老师。他讲课前都写出讲义，每周都要上课和答疑，而且兼任东北师大校长顾问，十分忙碌。他没有太多关注学员的研究与论文写作，除了时间紧张问题以外，还有一个重大困难就是语言问题。苏联专家不通汉语，也不会许多学员会的英文，而学员们又不能说俄语，因此很难直 接就论文问题对话。所以，进修班二十几位学员的毕业论文，从选题、计划、写作中的答疑到文稿审阅，都是林先生一人负责的，当然有重要问题时他要和苏联专家商量。这样进修班的课堂教学和论文指导实际上就分了工，苏联专家和林先生各自承担一半。如果从对于学员的科研发展前程的影响来说，林先生对于进修班的作用可以说更为重要。
我在进修班受到林先生的指导，主要也是通过论文指导实现的。最初，他分别找我们谈论文选题意向。第一次找我谈时，他先问我研究重点兴趣所在。我说，在希腊。他说，说具体一点。我说，斯巴达。他说，再具体一点。我说，黑劳士制度。他看我毫不犹豫地选择这样一个在当时讨论得很热的问题，大概有些担心我想凑热闹而无准备，就微笑着问我，主要看了哪些书?看过他不久前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没有?选题的初步设想是什么?等等。我告诉他，想法已经酝酿了两三年，看过了几本希腊史(主要是伯里的《希腊史》和格罗特《希腊史》里关于斯巴达的篇章)，看过他的文章很受启发，不过不想急于参加当时的历史分期问题大讨论，而是想在希腊(尤其斯巴达)历史背景下探讨这种制度的发展和性质，已经有了一些卡片和初步想法。他认真地听了以后，立即就说，可以作，但是有两条要求：一是，史料要尽量求全，凡是LOEB古典丛书中能看到的有关材料，都要看过；二是，原来的准备不到前沿，既要查看苏联的新书和《古史通报》中的有关论文，也要查看西方新的英文书籍和论文。选题一次就定下来了，可是当时进口西方书籍并不容易。好在有林先生的主持，系资料室里LOEB古典丛书进得很快，连1952年出版的两本关于斯巴达史的专著也很快买到了。在1956年就能看到1952年出版的西方新书，在当时真是感到爽快极了。在林先生的指导下，我写出了《论黑劳士制度》的毕业论文，全篇论文都被译为俄文请苏联专家审阅，并且在得到苏联专家的较高评价下顺利通过答辩。林先生感到很欣慰。我很感谢林先生，尽管我知道自己做的并不能真正到位，但是我从做论文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收获是巨大的。这次经验也可以说对于我终身有益。
1957年夏，我从东北师大世界古代史进修班毕业，离开林先生回到北京。从那以后到林先生逝世，又经过了半个世纪。虽然人不在林先生的身边了，不过先后还是参加了他所主持的一些学术工作，继续以前的学习。我远不能达到老师的希望和要求，更无从达到他的学术境界。但是，我学习世界古代史的路是林先生指引的，我的重视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取向，也是从林先生那里学来的。
大约是在1962年，我在给林先生的一封信里写了一首赠先生的诗，诗云：
始基贫白常无路，发愤批荆自有心；
笔署日知深意在，三余为学忆斯箴。
后来从刘文鹏兄来信得知，林先生看了以后很高兴。不幸文鹏兄竟然先于老师也作古了。我现在重新引用拙诗来结束这篇纪念短文，心里还是记着林先生所垂示的榜样。
[作者刘家和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 100875]
(责任编辑：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