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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代表选民,为国谋政、为民代言天经地义。然而不少人大代表难以代表民意。为什么?
素质偏低履职不力
“一些代表对自己的职责不清楚,甚至搞不清楚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区别。有的没有读过宪法、组织法、选举法。这如何履职?”西部某县的人大副主任蒋明指出。
人大代表为何履职不力,一些人大干部和代表首先指出,代表自身的素质亟待提升。
“实际上,这就是代表意识淡薄、政治素养、文化素养、以及代表的职务素养偏低的表现,这些现象在许多代表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他们不会联系群众,不会调查研究,不会审议发言,不会提建议意见,成了‘几不’代表,丧失了‘代表’的意义。”蒋明表示。
记者走访了解到,总体上,素质较低的代表主要集中在区县及乡镇代表,而层级越高的代表往往素质越高。“由于基层代表视野相对狭窄,学历普遍偏低,再学习能力和动力不足,造成履职不力。”某市人大副主任张宏指出。
记者了解的多个例子验证了张宏的话。一位来自农村的代表多次参会不发言,领导点她发言后她给政府的建议是,期望把社会主义建设好,把农村建设好。有代表说,我很满意政府的工作,我自己的收入挺高,过得也挺好,不提建议主要是不想给政府“添麻烦”。一村妇女主任代表在被问及村里妇女人数时,竟不知道。
据悉,目前针对代表提高履职能力的方式主要靠订阅报刊和集中培训。“报刊看不看成了一个很大的疑问。而一年里长则10来天,短则一两天的集中学习,只能在指导代表履职业务上有一定提高,提高综合素质难以实现。”张宏表示。
批评建议不痛不痒
“钟南山对‘8分钟用来对自己歌功颂德’的批评,博得了无数人的叫好声。中国官场的一大陋习就是会上空话套话多,这与官场生態有巨大关系。”蒋明认为,只说好话的会风一旦形成,谁说一点严厉批评的话就显得很异类。
“枪打出头鸟。说话太带刺,太挑毛病会让领导不高兴,会被说成是破坏会场‘氛围’、破坏‘和谐’之类的。”人大代表王安心私下透露,“问题说得太尖锐容易被‘边缘化’。”她举了一个例子:当地的一名很有见解的人大代表多次给政府提尖锐的意见,并通过媒体等多种形式给政府施压,促使政府办理,然而在代表换届选举时,他被排挤“选掉”了。“他不是政府工作人员,心里会少去很多顾虑,敢说敢为,后果无非是丢了代表的职务。”王安心降低声音说,“像我一样的许多干部是不敢提尖锐意见的,怕被穿小鞋!”记者发现,王安心的顾虑也是大多数官员代表的顾虑。
因此,在人代会期间,媒体报道的人大代表们的讨论发言出现“惊人相似”赞歌声声也就不足为怪了。并且提的建议中存在不少大而空的议案和建议:“建议政府建设好新农村”,“期望政府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希望解决城乡差异”,“建议加强教育投入”,等等。对此类无具体针对性的建议,人大代表王强分析,“一些代表可能确实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一些代表是不愿提不敢提,还有一些代表就是敷衍了事。”而政府对这种建议往往感觉无奈:“只能用政策进行回答,空对空。”
参会履职“走过场”
“代表代表,会后就了。”这样的代表被称为“不作为”、“懒作为”代表。多名人大干部指出,人大会议期间,代表缺席会议是常见现象。“有重要领导出席的场次,代表出席率比较高。但即使是人大常委会会议,也有个别非专职的人大常委经常缺席。”
寻找种种理由不参会是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表现,而参会的也不见得就是重视。《人民代表报》刊载了一篇《代表3年不说话》的文章,直指代表不发言、无议案、无建议的现象。目前,这一现象在多级人大代表出现,已引起众多媒体的关注。
此外,发言不被重视、发言走过场被广受诟病。代表中流传着这样一个小故事:某地的人大会议上,大家关于一个重大问题发表了很多好意见,一位领导最后做结论发言,大讲一通之后问:“还有什么意见?”接着马上说:“如果没有什么意见我看大家就同意我的意见了。”
另外,不少代表还反映,个别人大代表甚至把人大会议当成私下交流、与高官接触的平台,“攀权贵、拉关系、拉项目似乎成了一些代表的最终目的。”
调研监督“走马观花”
“代表丢失代表性,不发挥作用,大多不是能力原因,而是一些人大领导和代表的主观原因。”王宏认为。
某市人大代表王安心第一次参加人大较大的调研活动,热情就被打击。那一次是到乡镇调研如何提高果农收入问题,中午到了镇政府,镇领导安排王安心等一行人先吃饭喝酒,“一桌人喝了三四瓶白酒,把我们的人大领导和几名代表灌得醉醺醺的。”之后,镇领导开车就带他们去了镇上一个企业和一个乡村果园“视察”,到一个视察点,王安心等代表就每人拿到一份材料,负责人念他们的成功经验。“全是说好的。”完了之后就是东拉西扯闲聊一通。“本来是来发现问题的,结果听到的全是成功经验。但是镇领导又那样热情地招待你,我们人大领导也不好再找别人的‘问题’。”
类似的调研活动,王安心已经参加10多回,“有一半多基本上是走过场。”这颇让她有些失望。“一些代表,特别是有少数人大机关干部将调研当成形式,结果像我一样的代表往往‘随大流’。”这种氛围下,不少代表对记者透露,“调研积极性不高,积极性高的往往是将调研当成出去观光的机会。”
代表们表示,真正发挥监督职能的代表,往往“不受欢迎”。曾有一例子引起媒体热议。广州市人大代表邓成明等一行人赴环保局调研。研讨会上,邓成明说,“不管执法力量足不足,政府疏于管理,这个责任是不能推卸的。对环境问题,老百姓意见很大。比如汽车尾气问题,我就听一些群众反映……”此时市环保局局长丁红都将其打断,“我们反对以个别或部分群众意见,作为对政府工作的否定。有些情况复杂,可能有些群众并不了解,不能乱下结论。”邓成明当时愤然中途离场。
除了人大组织的视察,王安心还被特邀为“政府监督员”或“特约监督员”,当了一段时间后,王安心再次失去兴趣,“一年有一次监督式的视察,也就是走一路,吃喝一路。然后每年年末,政府召集监督员开开座谈会,谈谈一年的成绩。”
与选民交流渠道匮乏
记者在采访中,随机了解了一个街道的多名群众,不少群众多年来只投过一两次票选举人大代表,而在划勾时对候选人也基本不认识,还有群众从未投过票。由此,他们大多不知道有没有某个代表代表自己,更不知道是谁。
李齐就是一名不被选民认识的代表。因为局长的身份,李齐被组织推荐到基层选区被选为人大代表。“我并不认识选我的选民,选民也不认识我。”李齐说。
“代表与选民脱节,意见交流不畅。”李齐表示,当了几年人大代表,除了小圈子里的人知道他是代表,其他就很少了。“我自己是不足以代表民意的。”李齐坦承,不过他认为除了自身原因外,“对人大制度宣传少,选举程序存在问题、缺少与群众接触的有效机制,都是客观原因。”
脱节的不光是选民,还有“一府两院”。作为局长,政府能够传达给他很多信息,“而作为人大代表,‘一府两院’与代表交流的信息却很少,以致最近政府在修建什么工程,代表都不知道。”
记者调查发现,选民和代表互不认识非常普遍。蒋明指出:受官场某些官员不下基层的不良风气影响,一些代表小组调研视察老是往政府机关走,往富裕地区和实力强的企业走,而走农村、走社区的少了,与群众聊天拉家常的更少,“一些代表一年可能都不到农村走一次。”
“一方面,代表缺乏联系选民的意识,特别是干部代表,他们被选上往往渗透了组织上的意图,很难说是体现选民意图。另一方面,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缺乏选举意识,当地也很少宣传,从有的乡镇连人大牌子、办公场地都没有就可看出。”张宏认为。
媒体曾报道,深圳市民李红光在《南方都市报》自掏一万多元做了一个广告,内容是她自己写的十二条建议的题目,征集有意在“两会”上提出这些建议的深圳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由此可见群众与代表交流渠道的匮乏。(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素质偏低履职不力
“一些代表对自己的职责不清楚,甚至搞不清楚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区别。有的没有读过宪法、组织法、选举法。这如何履职?”西部某县的人大副主任蒋明指出。
人大代表为何履职不力,一些人大干部和代表首先指出,代表自身的素质亟待提升。
“实际上,这就是代表意识淡薄、政治素养、文化素养、以及代表的职务素养偏低的表现,这些现象在许多代表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他们不会联系群众,不会调查研究,不会审议发言,不会提建议意见,成了‘几不’代表,丧失了‘代表’的意义。”蒋明表示。
记者走访了解到,总体上,素质较低的代表主要集中在区县及乡镇代表,而层级越高的代表往往素质越高。“由于基层代表视野相对狭窄,学历普遍偏低,再学习能力和动力不足,造成履职不力。”某市人大副主任张宏指出。
记者了解的多个例子验证了张宏的话。一位来自农村的代表多次参会不发言,领导点她发言后她给政府的建议是,期望把社会主义建设好,把农村建设好。有代表说,我很满意政府的工作,我自己的收入挺高,过得也挺好,不提建议主要是不想给政府“添麻烦”。一村妇女主任代表在被问及村里妇女人数时,竟不知道。
据悉,目前针对代表提高履职能力的方式主要靠订阅报刊和集中培训。“报刊看不看成了一个很大的疑问。而一年里长则10来天,短则一两天的集中学习,只能在指导代表履职业务上有一定提高,提高综合素质难以实现。”张宏表示。
批评建议不痛不痒
“钟南山对‘8分钟用来对自己歌功颂德’的批评,博得了无数人的叫好声。中国官场的一大陋习就是会上空话套话多,这与官场生態有巨大关系。”蒋明认为,只说好话的会风一旦形成,谁说一点严厉批评的话就显得很异类。
“枪打出头鸟。说话太带刺,太挑毛病会让领导不高兴,会被说成是破坏会场‘氛围’、破坏‘和谐’之类的。”人大代表王安心私下透露,“问题说得太尖锐容易被‘边缘化’。”她举了一个例子:当地的一名很有见解的人大代表多次给政府提尖锐的意见,并通过媒体等多种形式给政府施压,促使政府办理,然而在代表换届选举时,他被排挤“选掉”了。“他不是政府工作人员,心里会少去很多顾虑,敢说敢为,后果无非是丢了代表的职务。”王安心降低声音说,“像我一样的许多干部是不敢提尖锐意见的,怕被穿小鞋!”记者发现,王安心的顾虑也是大多数官员代表的顾虑。
因此,在人代会期间,媒体报道的人大代表们的讨论发言出现“惊人相似”赞歌声声也就不足为怪了。并且提的建议中存在不少大而空的议案和建议:“建议政府建设好新农村”,“期望政府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希望解决城乡差异”,“建议加强教育投入”,等等。对此类无具体针对性的建议,人大代表王强分析,“一些代表可能确实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一些代表是不愿提不敢提,还有一些代表就是敷衍了事。”而政府对这种建议往往感觉无奈:“只能用政策进行回答,空对空。”
参会履职“走过场”
“代表代表,会后就了。”这样的代表被称为“不作为”、“懒作为”代表。多名人大干部指出,人大会议期间,代表缺席会议是常见现象。“有重要领导出席的场次,代表出席率比较高。但即使是人大常委会会议,也有个别非专职的人大常委经常缺席。”
寻找种种理由不参会是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表现,而参会的也不见得就是重视。《人民代表报》刊载了一篇《代表3年不说话》的文章,直指代表不发言、无议案、无建议的现象。目前,这一现象在多级人大代表出现,已引起众多媒体的关注。
此外,发言不被重视、发言走过场被广受诟病。代表中流传着这样一个小故事:某地的人大会议上,大家关于一个重大问题发表了很多好意见,一位领导最后做结论发言,大讲一通之后问:“还有什么意见?”接着马上说:“如果没有什么意见我看大家就同意我的意见了。”
另外,不少代表还反映,个别人大代表甚至把人大会议当成私下交流、与高官接触的平台,“攀权贵、拉关系、拉项目似乎成了一些代表的最终目的。”
调研监督“走马观花”
“代表丢失代表性,不发挥作用,大多不是能力原因,而是一些人大领导和代表的主观原因。”王宏认为。
某市人大代表王安心第一次参加人大较大的调研活动,热情就被打击。那一次是到乡镇调研如何提高果农收入问题,中午到了镇政府,镇领导安排王安心等一行人先吃饭喝酒,“一桌人喝了三四瓶白酒,把我们的人大领导和几名代表灌得醉醺醺的。”之后,镇领导开车就带他们去了镇上一个企业和一个乡村果园“视察”,到一个视察点,王安心等代表就每人拿到一份材料,负责人念他们的成功经验。“全是说好的。”完了之后就是东拉西扯闲聊一通。“本来是来发现问题的,结果听到的全是成功经验。但是镇领导又那样热情地招待你,我们人大领导也不好再找别人的‘问题’。”
类似的调研活动,王安心已经参加10多回,“有一半多基本上是走过场。”这颇让她有些失望。“一些代表,特别是有少数人大机关干部将调研当成形式,结果像我一样的代表往往‘随大流’。”这种氛围下,不少代表对记者透露,“调研积极性不高,积极性高的往往是将调研当成出去观光的机会。”
代表们表示,真正发挥监督职能的代表,往往“不受欢迎”。曾有一例子引起媒体热议。广州市人大代表邓成明等一行人赴环保局调研。研讨会上,邓成明说,“不管执法力量足不足,政府疏于管理,这个责任是不能推卸的。对环境问题,老百姓意见很大。比如汽车尾气问题,我就听一些群众反映……”此时市环保局局长丁红都将其打断,“我们反对以个别或部分群众意见,作为对政府工作的否定。有些情况复杂,可能有些群众并不了解,不能乱下结论。”邓成明当时愤然中途离场。
除了人大组织的视察,王安心还被特邀为“政府监督员”或“特约监督员”,当了一段时间后,王安心再次失去兴趣,“一年有一次监督式的视察,也就是走一路,吃喝一路。然后每年年末,政府召集监督员开开座谈会,谈谈一年的成绩。”
与选民交流渠道匮乏
记者在采访中,随机了解了一个街道的多名群众,不少群众多年来只投过一两次票选举人大代表,而在划勾时对候选人也基本不认识,还有群众从未投过票。由此,他们大多不知道有没有某个代表代表自己,更不知道是谁。
李齐就是一名不被选民认识的代表。因为局长的身份,李齐被组织推荐到基层选区被选为人大代表。“我并不认识选我的选民,选民也不认识我。”李齐说。
“代表与选民脱节,意见交流不畅。”李齐表示,当了几年人大代表,除了小圈子里的人知道他是代表,其他就很少了。“我自己是不足以代表民意的。”李齐坦承,不过他认为除了自身原因外,“对人大制度宣传少,选举程序存在问题、缺少与群众接触的有效机制,都是客观原因。”
脱节的不光是选民,还有“一府两院”。作为局长,政府能够传达给他很多信息,“而作为人大代表,‘一府两院’与代表交流的信息却很少,以致最近政府在修建什么工程,代表都不知道。”
记者调查发现,选民和代表互不认识非常普遍。蒋明指出:受官场某些官员不下基层的不良风气影响,一些代表小组调研视察老是往政府机关走,往富裕地区和实力强的企业走,而走农村、走社区的少了,与群众聊天拉家常的更少,“一些代表一年可能都不到农村走一次。”
“一方面,代表缺乏联系选民的意识,特别是干部代表,他们被选上往往渗透了组织上的意图,很难说是体现选民意图。另一方面,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缺乏选举意识,当地也很少宣传,从有的乡镇连人大牌子、办公场地都没有就可看出。”张宏认为。
媒体曾报道,深圳市民李红光在《南方都市报》自掏一万多元做了一个广告,内容是她自己写的十二条建议的题目,征集有意在“两会”上提出这些建议的深圳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由此可见群众与代表交流渠道的匮乏。(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