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口簧
　　书塾里面，除了打，另一令学生味同嚼蜡以致反感的是囫囵吞枣的背书。
　　当时中国私塾里，几乎所教的都要背。一般幼童开始背的是《三字经》等蒙学书，上课的情况一般是：
　　我把书交给老师，他念一遍，我跟着念一遍。他看我已经会念，就命我回到自己桌子，高声朗诵，直到记牢为止。因为《三字经》有韵律，句子短，每句都是三个字，所以记起来并不困难……每句念若干次，我认为可以丢掉书本背得出来时，再拿书到老师那里，背朝着老师和书本，背诵书中的原文。老师认为我真能背诵了，于是他再教我四句新的。（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
　　本来儿童的记忆力强，加上《三字经》、《千字文》这些蒙学书都是句短而有韵的，所以背书不算很苦。到了背四书五经，就渐渐进入苦境。尤其成问题的是只背不讲，这一点许多接受过传统教育的人都认为是一种虐政。
　　四书之中，《论语》、《孟子》比较易背，虽然不讲解，但学生略有一些认字基础，还可以有个概略，《中庸》则不易对付了。五经之中，《左传》较受欢迎，《诗经》也还可以。至于一致认为难背的，大抵是《书经》，连唐代韩愈也认为佶屈聱牙，加上没有讲解，学生根本不知道这些古老东西究竟说些什么，用广东话说，只是念口簧，当时虽然应付了先生，久后自然又忘了。
　　这种囫囵吞枣的背诵，全国情况差不多：齐白石在湖南闭塞的地方是这样读“白口子书”，冯友兰则因为为官的父亲辗转于各地做事，因此由略通文墨的母亲课读，也是以“包本”为目的。
　　什么当时会流行只背不解呢？这种教法又已经持续了多少代呢？我所看的传记作者，对于自己所受的这种教育的深远历史，都有体会。“这个一间房子的私塾，各方面都是传统式。所教的课程和教法全是传统的，我想多少个世纪以来都没有变过。”这是搞历史的蒋廷黻的感受。
　　以自传记录中国近代变迁的书中，以我所见，写得最深入，最有历史感的，是蒋梦麟。他是这样看背书这种老式教育的：
　　在老式私塾里死背古书似乎乏味又愚蠢，但是背古书倒也有背古书的好处。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事的南针。在一个安定的社会里，一切守旧成风，行为准则也很少变化。因此我觉得我国的老式教学方法似乎已足以应付当时的实际所需。自然，像我家乡的那个私塾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那只有给小孩子些无谓苦难。我怕许多有前途的孩子，在未发现学问的重要以前就给吓跑了。（蒋梦麟《西潮》）
　　这短短一段话已包含了背书的好处、形成这种教育方式的背景和背书的流毒三层意义在其中。死背书的教学方法，也有当时的原因，这在后文再述。当时的教育问题是，为孩子制造苦难的私塾几乎遍及全国，而太多有前途的孩子早就给吓跑了。
　　逃学
　　背书和打两种虐政混合使用，落到后来，相当多私塾都给小孩以苦难，因而也造成许多小孩的“堕落”。胡适本人成了名学者，胡适所读的书塾却造成不少“堕落”学生。
　　若按胡适所述，成败的因素有时和学生的资质完全无关：“我们家乡的蒙馆学金太轻，每个学生每年只送两块银元。先生对于这一类学生，自然不肯耐心教书，每天只教他们念死书，死背书，从来不肯为他们讲书。”于是他们自然毫不觉得读书有趣味，因为全不懂得书中说的是什么。因为这个缘故，许多学生常常逃学。只有胡适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因为他的母亲渴望儿子读书，所以学金特别优厚。她嘱托教者为胡适讲书。因而念的几本书虽然有许多是乡里先生讲不明白的，但每天总遇着几句可懂的话。
　　有时不喜欢读书更涉及相当偶然的个人因素：与胡适同一书塾的堂兄弟，因为自小与父亲在外地长大，口音和家乡的塾师不同，往往读“错”字音而被打。（胡适《四十自述》）于是这些天资不笨的孩子讨厌读书，他们的出路自然是逃学，宁愿躲在田里睡觉捱饿，也不肯读书。
　　这些“堕落”的小孩于是以不成才的多，写成自传的更是绝无仅有。不过也有些逃学的小孩最后事业有成的，五岁多一点的蒋梦麟，读《三字经》读得莫名其妙，恨透了家塾生活，于是趁老师不在意的时候，一溜烟跑回家中，躲到母亲的怀里，第二天由奶妈送回塾中，而老师也佯作不知他逃过学。毛泽东十岁时也因为教师常常打学生而逃学。他这一逃，怕挨家里打，不敢回家，向县城方向流浪了三天。被家人找回后，他的家人和教师对他都没有呵责。（蒋梦麟《西潮》；毛泽东《毛泽东自述》）
　　沈从文是真正长期逃学的“堕落”小孩，他后来成为著名的文学家，可说是这些“堕落”的小孩中的异数。沈从文的自传中谈完家庭第一件事便是谈逃学，《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实实在在是一阕逃学的赞歌。
　　虽然逃学会受家庭和学校双重责罚，在学校还要自己把板凳搬到孔子的牌位前，伏在上面受笞，但“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颜色，新鲜气味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却不需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似乎就这样一个原因，我在学塾中，逃学纪录点数，在当时便比任何一人都高”。
　　逃学有什么事可做呢？可以去游泳，天气好时便到城外山上去玩，捉蟋蟀，偷园地里的李子枇杷；天气不好也可以到庙里，看人绞绳子、织竹器、做香，看人下棋、打拳，以至相骂。有时又去看杀人处留下的尸体，拾一块小石头，在那污秽的头颅上敲打一下，或用木棍去戳戳，看看会不会动。沈从文认为，他的一切关乎人生的早期阅历，都来自逃学时所接触的大自然，可以说没有逃学就没有文学家的沈从文，他是少数从逃学中得益的孩子。
　　就是这样的沈从文，进了新式小学后，虽然“照例什么都不曾学到”，但却不用逃学了，因为学校不背诵经书，不随便打人，也不必成天坐在桌边。每天不只可以在小院子中玩，互相扭打而不为先生约束，七天照例还有一天放假。学校既不严格，四个教员中又有两个是表哥，于是想外出的沈从文大可请假呢。（沈从文《从文自传》）
　　私塾先生
　　学塾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童蒙，小者三四岁，大者到十多岁。学生之中也有十七八岁的，但数目很少，而且待遇与童稚学生不同。多数塾师，尤其穷乡僻壤或学历不高的，大致都是负担差不多今天的幼儿园至初中程度的教学工作。所以塾师被谑称猢狲王。这些教育工作者没有固定资格，学问水平和社会地位，在各处有很大差别。当时读书的目的，以功名为主，未能在功名路上平步青云，弃儒从商又不甘或没有机会，面对的唯一出路是教馆，对读书人来说，是有点不得已。 纵使像萧公权，请得王贻运的弟子来当教师，他却以为大材小用，对着学生大谈文章义理。这样的教师不过是多一点名士风流，并不比牟宗三所言不自然的先生、秀才的寒伧酸气，咬文嚼字为高。（萧公权《问学谏往录》；牟宗三《五十自述》）
　　又因为师严道尊的想法影响，他们的形象多是着长衫，拿戒方，一脸严肃，不苟言笑，只会叫人背书。其实他们中有许多固然是教书混日子，但不少是心地仁厚的，十中也有一二做到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读书的兴趣，有自己的一套教育主张。像张治中、马叙伦、萧公权都曾受益。
　　部分初级教育工作者学识不高，《勤有功戏无益》一文中已提过杭州嘲笑塾师无学识的故事。亦有以为塾师没有学问之余，对待学生的严刻是更大的问题。在较为乡村而文风不盛的地方，村塾除以上两个问题之外，还有另一易于腐败的原因——报酬少。按齐如山的记录，一个学生一年付的钱极少，每人每年不过小制钱五百文，合十个学生，才五吊钱，这个价钱请不到外村的先生，只得请本村的人。这种塾师往往在教书之外，还有很多事要做，例如自己的家务、庄稼、赶集；由于塾师会写字，在乡村中有这种技能的人不多，以致村中各种写账、婚丧，都要找他；塾师无论如何在乡民眼中是知书识礼的人，口舌是非的调停也会把他请去理会。于是一年有一半时间不在书房中，小孩白喊了一年，学不完《千字文》的不少。（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
　　至于薪酬方面，齐如山所言的小村塾，薪酬不高，但教者也不算是全职。在学风好的地方，坐馆还算是薪水不低的工作。按包天笑记苏州的情况，处馆先生有分等级，以科举级别为单位，未中过秀才的童生，等级最低，馆谷最少；中过秀才的高一级；补过廪，文才又好的，再高一级；举人又再高一级。进士而为塾师的应该没有，除非教王公大臣的子弟。
　　即使童生而处馆，待遇也不算十分低，包天笑所记是二十四块钱一年。蒋廷黻记在湖南是三十块钱一年，是乡间普通工人收入的五倍。如果学生考中秀才，还有谢礼，而且不愁没有人来请他当老师。萧公权记在 1910年代，他的老师薪金是纹银一百两，在当时四川是十分丰厚的。
　　许多人家里没有大负担，并不靠那些钱来过日子，但是风气流行，倘还考上秀才举人之类，就自然有传予下一代、教学相长之想。
　　在荒僻之区，并非人皆能读书，所以塾师不多，但有些地方，例如湖南蒋廷黻的家乡，读书人多，处馆先生也有供过于求，有些失业的，变成近乎乞丐一样，名为寒生，揩那些已有职业的读书人的油。他们时常去拜会私塾，希望至少能吃一餐饭，或再弄几文钱。一般塾师也不失礼义，练就了一些专门艺术，在殷勤之中，有对付方法。有时请学生帮忙招呼，学生不必如教师般拘谨有礼，因而可以用冷僻的句子去考问来人，如果没有学问，寒生只得羞愤而走，若有学问，那么一顿饭和一些资助就少不了。
　　黄炎培记一个很具体生动的例子，一个读书人，进入学塾中，很客气地问教师的姓名，然后立刻索纸笔写一首诗，把教师的别号两字写进诗里，得到教师大加称赞，得以吃了一顿酒饭，拿了轻微的一笔钱离开。比这更不堪的，是穿着破长衫，手拿折扇，在长长的街上，一面漫步，一面朗读诗文，在街上三来三往，伸手依次向街旁的商店或人家文雅地接受薄薄的馈赠。（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黄炎培《八十年来》）这样的读书人，黄炎培的家乡直称之为文丐，比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真是不遑多让了。
　　尊师重道
　　中国人谓天地君亲师，师是五伦之一。师严然后道尊，无论塾师水平如何，如何为学生所不喜欢，当时塾师还是受到社会上一般人尊敬的，因为他们都属于读书人。虽然他们属读书人中低下的级别，多是考不到功名的，若是举人已是相当了不得。然而士农工商四民，以士为首，凡是读书人，都是选了读书科举这条路为终身之途。他们会写字，比周围许多不识字的农民、妇女强得多，而且读的是圣贤之书，有资格参加科举，说不定会高中状元。因此做塾师虽然收入不多，但地位并不算低。
　　在重视教育的地方，对教师是相当尊敬的。冯友兰是书香世家，父亲是进士，在地方做县官。县衙里的师爷虽然自命为老爷的老师，看不起少爷的老师，但老爷每天要陪着教书先生吃饭，因为在冯家的规矩，教书先生的地位是很高的，每顿饭必须家里有一个主要的人陪着吃。
　　浦薛凤生于江苏，少时随父去人家处馆，东家每季送季节鲜花数盆，花谢派人取回。江南的风气，出外处馆是一种清高的职务，包天笑说在苏州待遇不只靠馆薪，膳食可能更重要，由东家供给，而且另开一桌，有荤有素，比较优厚，有时还请先生点菜，十分恭敬。家有宴会，教师坐首席。（冯友兰《三松堂自序》；浦薛凤《万里家山一梦中》；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
　　王若望的父亲在江苏一个小镇的学校教书，学生的家庭都是农户，供饭由每一家轮着供四天，农民平常不易吃肉，但给老师送饭每顿饭必有肉有鱼有菜。菜是自己种的，鱼到河里捉，肉则到街上买。（王若望《王若望自传》）。王父所教已不是私塾，但有很多与私塾相似之处。
　　据同在江苏的钱穆所述，其家乡“虽系远离县城四十里外小镇，其时居民之生活水准知识程度亦不低。然其对果育（按：小学校名）诸师长皆备加敬礼。不仅有子弟在学校之家庭为然，即全镇人莫不然。因其时科举初废，学校初兴，旧俗对私塾老师皆知敬礼，今谓新学校尤高过旧私塾，故对诸师敬礼特有加。……（倩朔师）每周往返，当其归舟在镇南端新桥进口，到黄石虚停泊，几 驶过全镇。是日下午四五时，镇人沿岸观视，俨如神仙之自天而降，其相重视有如此（钱穆《师友杂忆》）”。所言可以范围旧式书塾和新式学校的情况。
　　以上几人除了冯友兰，都是江浙地方生长的，江浙地方在清时出了最多状元，文风之盛，在尊敬师长上亦可见一斑。
　　有时敬老师的礼节到了有点可笑的程度，易君左说每次给先生泡茶，不由女仆，因为由女人侍候老夫子是不敬的，总由老家人敬谨担任。先生架子十足，四平八稳端坐，见到老家人送茶送点心，从不理会，这样才显示师道的尊严。（易君左《大湖的儿女》）
　　由小孩子几岁发蒙的仪式，亦可见家长对孩子入学十分重视。当日孩子都穿上整齐衣服，有的提一灯笼，上写状元及第，又带一根葱，喻意聪明。有的请附近有功名的、学问为人敬仰的人教念几句书，取一个好开始，如马叙伦的父亲请解元穿上礼服为儿子破蒙。解元是以第一名中举人。会试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第一名的称状元。三次考试都是第一，即所谓连中三元。
　　而在洗脸水都不足的地方，小孩子四岁初上学之前，第一件事就是洗净手脸。（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齐如山在河北长大，当地缺水，很少洗脸洗澡，其诚敬之情可知。
　　前面我们讲过许多初等教育的荒谬现象，似乎初等教育受人忽视，这可说是某种程度的现实，但同时又不是真相。中国国土大，各地的条件又差别甚远，所以每方面都有相当复杂的表现。总的来说，当时的人是很重视初等教育的。
　　计算机大王王安说：“也许是因为实际上中国能念书孩子比美国少，我觉得中国人比美国人更看重小学教育。事实上，我始终对美国小学教师这样不为学术界和公众敬重，感到很讶异。”（王安《教训》）。
　　
　　李昕：
　　北京四中这所学校的特殊不仅因其高超的教学质量，而且因其聚集了大批干部子弟。本书描写的是特殊年代的四中，那是整整一代人终生难忘而又不堪回首的青春年代。
　　《暴风雨的记忆：1965- 1970年的北京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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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东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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