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不到3个月，与天津大学一墙之隔的南开大学再曝资金违规大案。
　　日前，天津南开允公集团有限公司原总裁杨育麟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而其违纪事件导致南开大学4亿元资金被违规使用。
　　事发之后，南开大学很快作出了反应，并努力配合司法部门进行查案工作。这些积极举措，有利于缓解该违规大案造成的各种影响。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个问题必须追问：一个企业的总裁犯事，为什么要由大学来“埋单”？
　　这个问题，许多局外人确实看不懂。但细究起来，同类案件一再发生，正是目前大学与其所办企业之间没有理顺产权关系所导致。允公集团是南开大学1997年创办的校办企业，杨育麟违规案件与这样的背景当然密切相关。
　　
　　“推倒南墙”之后
　　
　　我国高校产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到1952年戛然而止，当时国家经费紧张，高校组织成立“生产委员会”，保障高校运转，这是中国校办产业的雏形。第二阶段主要是在“大跃进”时期，这时的校办产业成为执行国家政治任务的附属品。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后，这一阶段商业化的创收占据主导地位。校办产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是北京大学轰轰烈烈地“推倒南墙”。当时就有分析认为，“北大推倒的是南墙，树立起来的是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旗帜”。
　　


　　发展校办产业的初衷，是为了促进高科技成果转化，弥补教育经费短缺。主观上说，这种愿望是好的。但目前的普遍现象却是，高校的公共资源日益被集中操控在行政权力机构手中，当行政权力缺乏制约的时候，公共资源就有被滥用的危险。曾有人当面质疑教育部部长周济——“高校大办校办产业，是不是有些不务正业？对高校的发展会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周济给予了明确否认：“高校搞科技产业并非不务正业，高校要集中力量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然而事实上，校办产业的发展后来发生了重大偏向，产业投资开始朝多元化行进。高校校办产业并没有沿着科技创新的主干道前进，而是不断走到房地产等非高科技公司的辅路上。校办产业进入不同的行业部门，也就意味着公共资源进入不同的领域。美国高校的高科技发展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华尔街股市的上百家高科技上市公司却没有一家由高校控股，而中国高校不仅将主营业务上市，而且还“买壳上市”，利用高校概念去炒作圈钱，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也产生较大风险，引起了投资者和专家的众多诘问。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
　　
　　北大教授李零先生曾经疾呼：“大学不是养鸡场！”著名美籍华裔教授丘成桐直言：“哪有用国家的钱来做生意的？（这是）骗了国家的钱”。
　　目前，国家有关部门给出的药方是高校以资产管理公司的方式去参股、控股，事实上资产管理公司难以成为“现代企业化”，也很难参好股、控好股。即便高校以持股方式参与企业经营，也只能是现阶段的权宜之计。对于高校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参与管理、经营校办企业中抽身，不去趟浑水。
　　毕竟，学校的特长是办学而不是办企业。无论是美国斯坦福模式、印度班加罗尔模式，还是英国剑桥模式，在国外大学与高科技产业相得益彰的发展中，大学只给高科技产业提供人才，专心进行科研，一旦形成成果就将其交给社会，让社会成立公司实行产业化。其研发阶段可与大学兼容，但以后的经营须脱离大学。
　　国际成熟经验值得借鉴，否则难以规范。学校要理财，可以委托专业的、资质过硬的理财机构；学校要转化科技成果，可以依托社会中介，而不是领导、教授、专家自己赤膊上阵——这既分散了学校的办学精力，同时又为学校发展酝酿了各种可能的风险。只有建立校办产业的退出机制，彻底改制，高校才会不再被人诟病为“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