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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资源消费大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各国高度关注。
王瑞江，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长期从事地质矿产研究和管理工作，在组织实施国家重大项目过程中，能够抓住矿产资源领域中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和关键性技术，努力破解我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资源“瓶颈约束”的难题。
王瑞江副院长正作为主要负责人组织实施“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全国矿产资源利用现状调查”两个重大专项，这对于摸清我国矿产资源家底，保障矿产资源持续供给和高效利用意义重大。
那么，我国矿产资源的家底怎样？
记者：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怎样更好地利用世界资源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议题。据了解，我国与非洲、南美洲、澳大利亚以及周边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矿产资源合作，您如何看待这些交流与合作？
王瑞江：当前，充分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共享资源全球化的成果，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利用好国外资源，降低国内资源的消耗速度，是提高国内资源保证程度的重要方式。今后，应加强和巩固进口渠道的建设，进口国别和地区应适当分散，避免突发事件和供应中断。此外，进口品种应多元化，如铜，铜精矿、废杂铜、粗铜、炼精铜、铜材等应全方位进口，应鼓励铝土矿和氧化铝进口，鼓励进口红土镍矿、镍精矿等。同时，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以多种方式参与全球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尽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广泛的合作与交流，逐步建立相对稳定的国外原料供应基地，以增强抵御各种市场供应风险的能力。
记者：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矿产资源的供需会必然出现不匹配现象，您对这一现象有何认识？
王瑞江：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能源和矿产资源供需矛盾将日益凸显。一方面是能源和矿产资源需求刚性增长所致：今后10～20年我国基本完成工业化中期任务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预计2030年前后达到需求高峰，并将持续较长时期，届时，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剧，重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将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利用境外资源的风险和成本也会急剧增大：中国作为资源消费大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各国高度关注，进而对国际市场价格产生较大的冲击。随着全球经济竞争加剧，中国大量进口矿产资源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成本不断加大。由于我国“走出去”起步晚，短时间内难以冲破国际矿业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取得矿产开发主动权。同时，我国矿业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对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不够通晓，难以适应复杂的国际形势。因此，将资源供应寄托在国外市场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加强能源资源保障必须立足国内，加大地质找矿勘查力度，实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充分挖掘能源和矿产资源的潜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高能源和矿产资源保障能力，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资源能源安全。这是时代赋予地质工作的新的历史使命。
我国一些迫切需要的矿产应当作为重点首先考虑。到2020年，保证度极低的矿产是钾盐、铬、铂族金属、金刚石、石油、铀、铁、锰、铝土矿、铜等。随着金属冶炼和消费的快速增长，我国金属矿山的供应形势全面紧张，7种主要金属铁、铜、镍、铝、锌、锡静态保证年限逐年降低，同时矿山原料的供应能力总体也在降低，资源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这些重要战略性矿种是我们今后要更多关注、思考和部署勘查的。
记者：您曾表示，“我国具备立足国内，增强保障能力的地质条件和潜力。”您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王瑞江：“富矿少，贫矿多；单一矿少，复杂伴生矿多；大型矿山少，中小矿山较多；大宗矿产少，稀有矿产多”，这是上世纪中叶以来建立起的对我国矿产资源禀赋的认识。在当时科技水平下，这些认识是正确客观的。但随着地质勘查程度的提高和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应从资源潜力这个角度重新认识我国矿产资源禀赋性。
我国地处欧亚、太平洋、印度三大板块的汇聚地带，具有漫长的地质演化历史，形成了复杂的地质结构和多期次、多类型的成矿条件，成矿条件优越，找矿前景广阔。各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的各种类型的沉积构造和沉积盆地，为石油、天然气、煤及其他沉积矿产形成提供了条件。多期次的构造运动和多期次、多种类型的岩浆活动，导致多期次、多种类型内生矿产的形成，构成了我国四大成矿域、16个Ⅱ级成矿省、91个Ⅲ级成矿带。与超基性岩有关形成铬铁矿床，与基性岩浆活动有关形成镍、钴、铂族金属矿床，与酸性、中酸性岩浆活动有关形成丰富的有色金属、贵金属矿床。不同时代、不同强度的变质作用，为变质矿床和某些矿床的富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我国重要矿产资源平均查明率只有31%，铝土矿、铁、锑、钨、钾盐、金、铜、铅锌、磷、钼、锰、镍、锡、稀土等矿产找矿潜力巨大。我国数十年来共计发现各类找矿异常近6万处，目前检查异常数仅占34.92％，验证异常数占检查异常数29.06％，大部分有找矿前景的异常处有待进一步检查和验证，具有巨大找矿潜力。未来我国资源的分布格局和供应格局将随着资源查明程度的提高而发生重大变化。
另一方面，我国难利用矿产资源“盘活”前景十分广阔。我国尚有一批低品位、难选冶的矿产没有利用。45种主要矿产的平均利用程度仅占探明资源储量的57.9%。此外，长期粗放式资源开发留下的尾矿、废石等固体废弃物（约占总量的80%）还含有大量可用金属，通过推进科技进步和发展循环经济，提高矿产资源节约集约与综合利用效率有较大的空间，可以将现有潜力转变为资源产能。
此外，勘查深度对认识矿床规模和类型的影响是巨大的，过去由于钻探技术的制约，我国一般勘查深度为300米左右，现在，钻探深度已经达到2000米左右，相信随着钻探深度的深入，新的找矿成果会不断涌现。
记者：我国在矿产资源勘查技术方法方面处于什么样的水平？您对此有哪些建议？
王瑞江：我国具备提高资源保障程度的地质条件，但目前成矿理论的原始创新以及建立针对我国特殊条件的星－空－地联合的勘查技术体系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要实现地质找矿突破，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
首先，要加强重点成矿区带成矿规律和成矿背景研究，创新成矿理论。需要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区域成矿背景研究；二是加强我国重要成矿区带区域成矿规律综合研究和创新，科学划分矿床成矿系列组、矿床成矿系列类型、矿床成矿系列、亚系列和矿床式，系统研究区域矿床成矿谱系；三是加强成矿理论的原创性研究，力争在地球深部构造过程与表壳成矿响应、地壳深部元素分带规律、超大型矿床形成环境与定位机制等方面有所突破；四是开展老油区新深度、新区、新领域、新类型油气资源，以及重要含油气盆地立体探测和深部油气资源调查评价；五是组织开展新兴产业“三稀”资源、高效非金属资源、盐类资源等调查评价中重大科学问题的攻关研究。
其次，要加强现代找矿方法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研究，发展适合我国地质找矿特点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勘查技术方法体系和技术装备，大幅提升地质找矿的科技支撑能力。一是研发与推广航空、航天等现代勘查技术，创新特殊景观、覆盖区和老矿山深部的勘查技术方法；二是在深部资源勘查技术方面实现重点突破；三是在现场快速勘查评价方面重点突破；四是在地球化学勘查技术方面重点突破；五是在现代测试分析技术方面重点突破。
王瑞江，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长期从事地质矿产研究和管理工作，在组织实施国家重大项目过程中，能够抓住矿产资源领域中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和关键性技术，努力破解我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资源“瓶颈约束”的难题。
王瑞江副院长正作为主要负责人组织实施“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全国矿产资源利用现状调查”两个重大专项，这对于摸清我国矿产资源家底，保障矿产资源持续供给和高效利用意义重大。
那么，我国矿产资源的家底怎样？
记者：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怎样更好地利用世界资源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议题。据了解，我国与非洲、南美洲、澳大利亚以及周边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矿产资源合作，您如何看待这些交流与合作？
王瑞江：当前，充分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共享资源全球化的成果，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利用好国外资源，降低国内资源的消耗速度，是提高国内资源保证程度的重要方式。今后，应加强和巩固进口渠道的建设，进口国别和地区应适当分散，避免突发事件和供应中断。此外，进口品种应多元化，如铜，铜精矿、废杂铜、粗铜、炼精铜、铜材等应全方位进口，应鼓励铝土矿和氧化铝进口，鼓励进口红土镍矿、镍精矿等。同时，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以多种方式参与全球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尽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广泛的合作与交流，逐步建立相对稳定的国外原料供应基地，以增强抵御各种市场供应风险的能力。
记者：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矿产资源的供需会必然出现不匹配现象，您对这一现象有何认识？
王瑞江：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能源和矿产资源供需矛盾将日益凸显。一方面是能源和矿产资源需求刚性增长所致：今后10～20年我国基本完成工业化中期任务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预计2030年前后达到需求高峰，并将持续较长时期，届时，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剧，重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将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利用境外资源的风险和成本也会急剧增大：中国作为资源消费大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各国高度关注，进而对国际市场价格产生较大的冲击。随着全球经济竞争加剧，中国大量进口矿产资源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成本不断加大。由于我国“走出去”起步晚，短时间内难以冲破国际矿业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取得矿产开发主动权。同时，我国矿业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对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不够通晓，难以适应复杂的国际形势。因此，将资源供应寄托在国外市场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加强能源资源保障必须立足国内，加大地质找矿勘查力度，实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充分挖掘能源和矿产资源的潜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高能源和矿产资源保障能力，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资源能源安全。这是时代赋予地质工作的新的历史使命。
我国一些迫切需要的矿产应当作为重点首先考虑。到2020年，保证度极低的矿产是钾盐、铬、铂族金属、金刚石、石油、铀、铁、锰、铝土矿、铜等。随着金属冶炼和消费的快速增长，我国金属矿山的供应形势全面紧张，7种主要金属铁、铜、镍、铝、锌、锡静态保证年限逐年降低，同时矿山原料的供应能力总体也在降低，资源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这些重要战略性矿种是我们今后要更多关注、思考和部署勘查的。
记者：您曾表示，“我国具备立足国内，增强保障能力的地质条件和潜力。”您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王瑞江：“富矿少，贫矿多；单一矿少，复杂伴生矿多；大型矿山少，中小矿山较多；大宗矿产少，稀有矿产多”，这是上世纪中叶以来建立起的对我国矿产资源禀赋的认识。在当时科技水平下，这些认识是正确客观的。但随着地质勘查程度的提高和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应从资源潜力这个角度重新认识我国矿产资源禀赋性。
我国地处欧亚、太平洋、印度三大板块的汇聚地带，具有漫长的地质演化历史，形成了复杂的地质结构和多期次、多类型的成矿条件，成矿条件优越，找矿前景广阔。各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的各种类型的沉积构造和沉积盆地，为石油、天然气、煤及其他沉积矿产形成提供了条件。多期次的构造运动和多期次、多种类型的岩浆活动，导致多期次、多种类型内生矿产的形成，构成了我国四大成矿域、16个Ⅱ级成矿省、91个Ⅲ级成矿带。与超基性岩有关形成铬铁矿床，与基性岩浆活动有关形成镍、钴、铂族金属矿床，与酸性、中酸性岩浆活动有关形成丰富的有色金属、贵金属矿床。不同时代、不同强度的变质作用，为变质矿床和某些矿床的富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我国重要矿产资源平均查明率只有31%，铝土矿、铁、锑、钨、钾盐、金、铜、铅锌、磷、钼、锰、镍、锡、稀土等矿产找矿潜力巨大。我国数十年来共计发现各类找矿异常近6万处，目前检查异常数仅占34.92％，验证异常数占检查异常数29.06％，大部分有找矿前景的异常处有待进一步检查和验证，具有巨大找矿潜力。未来我国资源的分布格局和供应格局将随着资源查明程度的提高而发生重大变化。
另一方面，我国难利用矿产资源“盘活”前景十分广阔。我国尚有一批低品位、难选冶的矿产没有利用。45种主要矿产的平均利用程度仅占探明资源储量的57.9%。此外，长期粗放式资源开发留下的尾矿、废石等固体废弃物（约占总量的80%）还含有大量可用金属，通过推进科技进步和发展循环经济，提高矿产资源节约集约与综合利用效率有较大的空间，可以将现有潜力转变为资源产能。
此外，勘查深度对认识矿床规模和类型的影响是巨大的，过去由于钻探技术的制约，我国一般勘查深度为300米左右，现在，钻探深度已经达到2000米左右，相信随着钻探深度的深入，新的找矿成果会不断涌现。
记者：我国在矿产资源勘查技术方法方面处于什么样的水平？您对此有哪些建议？
王瑞江：我国具备提高资源保障程度的地质条件，但目前成矿理论的原始创新以及建立针对我国特殊条件的星－空－地联合的勘查技术体系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要实现地质找矿突破，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
首先，要加强重点成矿区带成矿规律和成矿背景研究，创新成矿理论。需要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区域成矿背景研究；二是加强我国重要成矿区带区域成矿规律综合研究和创新，科学划分矿床成矿系列组、矿床成矿系列类型、矿床成矿系列、亚系列和矿床式，系统研究区域矿床成矿谱系；三是加强成矿理论的原创性研究，力争在地球深部构造过程与表壳成矿响应、地壳深部元素分带规律、超大型矿床形成环境与定位机制等方面有所突破；四是开展老油区新深度、新区、新领域、新类型油气资源，以及重要含油气盆地立体探测和深部油气资源调查评价；五是组织开展新兴产业“三稀”资源、高效非金属资源、盐类资源等调查评价中重大科学问题的攻关研究。
其次，要加强现代找矿方法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研究，发展适合我国地质找矿特点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勘查技术方法体系和技术装备，大幅提升地质找矿的科技支撑能力。一是研发与推广航空、航天等现代勘查技术，创新特殊景观、覆盖区和老矿山深部的勘查技术方法；二是在深部资源勘查技术方面实现重点突破；三是在现场快速勘查评价方面重点突破；四是在地球化学勘查技术方面重点突破；五是在现代测试分析技术方面重点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