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刚刚离去,“钱学森之问”就成为中国教育界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11月11日《新安晚报》)。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震撼的问题,也是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国务院总理在忧,普通老百姓也在忧,但是要真正给这个问题一个真正正确的解,不从管理体制、教育机制、考试制度、人才评价、择人标准、分配政策导向上狠下功夫,这个问题就解不开,相反还会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难解,越来越解不开。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官本位”十分严重的国家,干部有级别、大学有级别、层层都有级别。有官就会有优厚待遇,从这几年一年甚于一年的公务员报考热可以窥见一端。有报道说,今年考入清华、北大的各省状元有七成以上选择经管系。很明显,尖子生、好学生都热衷的是什么?科技受冷不是没有原因的,都是分配政策导向使然。大量的博士、硕士弃学从政,是什么问题不是很明显了吗?
　　当官已经成为利益驱使下的一股时代潮流。在一个全民逐利的社会里想让人远离诱惑、致力科学,无异于缘木求鱼。这既是体制问题,也是机制问题、政策导向问题,即使换十个教育部长也是解不了钱学森之问。
　　再看我们的教育机制、考试制度、人才评选拔和评价制度等等,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是束缚人思想、禁锢人创造、压抑个性发挥的“造人”机器。这些问题既是深层次的,也是浅层次的。说它是深层次,是我们的管理体制、教育机制、人才选拔和评价标准的问题;说它是浅层次,是我们的考试制度已经把学生变成了“电脑”,输入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个性发挥、个性思维,完全是应试机器,出来的学生都是一个模样。
　　就拿如今的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现象来说,看起来是个别学校和个别人的问题,其实是整个社会机器出了问题。人才评价、选拔制度正是适应“市场”(有论文就可以名利双收)需要,学术不腐败倒怪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人才评价和选拔制度正成为培养杰出人才的桎梏。
　　再看我们如今大学专业的设置,哪个专业热门学校就设哪个系科,简直是办“学店”,什么好卖就吆喝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在大学里荡然无存!学校已成了官场,学术已变为婢女,怎么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钱老走了,我们远望着今年走了的一个个大师,茫然不知所措。现如今我们还有几个这样令人须仰视才见的大师呢?没有了!他们走了,他的精神也走了,很少见后继者。在这里我真的想问,如果钱学森当初不是选择科学,而是大学毕业甚至博士毕业后就选择从政当官,也许是个好官,但绝不会成为科学大师。这个问题难道不应引起我们的思索吗?
　　如果我们的管理体制、教育机制,人才选拔评价标准和社会分配制度不改变,“钱学森之问”永远难以解开,换一万个教育部长也解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