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0年代开始,西方主流政治理论认为,政治活动是工具性的,本身不具有价值,政治行为是私人的事务而不是公共事务。由此程序民主、精英民主与多元民主理论风行一时,在民主问题上主张限制大众参与。然而到1990年代,民主理论出现了“以投票为中心”到“以对话为中心”的转向。这一转向就是“慎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论的出现。它给予公共领域在政治过程中以核心地位,即在公众关心的事务上形成公众舆论和意志。有些政治理论家如罗伯特·达尔已经放弃了他们对以利益为基础的政治模式的忠诚,转而强调政府和政策须从协商产生的公众意志中获取合法性。这一转向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就是哈贝马斯,他把民主合法性建立在一个交往性的公共领域之上,“作为以话语为中心的民主概念,慎议民主将信念寄托在对交往生产力的政治动员和利用上”。
　　对于“deliberative democracy”,汉语学界有多种译法,如“协商民主”、“商谈民主”、“审议民主”等,刘莘在译威尔·金里卡所著的《当代政治哲学》时取“慎议民主”的译法,本人从其译。什么叫做“慎议”?席拉·班赫比的定义最为精到:首先,参与商议的过程由平等性和对称性的规范所支配,所有人都拥有展开言语行为、质疑、提问和进行辩论的机会;其次,所有人都有权质疑预先定好的对话题目;再次,所有人都有权发起对话语程序规则及其被采用或实施的方式的反思性论辩。
　　慎议民主理论认为,如果一种公共事务的对话不是慎议的,也不是在异质性的群体间进行的,那么,它就无法服务于民主的目的。慎议民主的基本标准包括参与者在意见和理由方面的差异和不一致。公共对话应该允许异议的表达,并包容多种视角和观点;公共领域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正是在具有不同意见和背景的群体展开公共辩论的地方出现的;公共领域是公众舆论形成之地,但这种形成只是在“暴露于充分的信息以及足够广泛和多样化的选择之下”才实现的。
　　迈克尔·麦昆指出,和意见相同的交流相比,只有意见不同的交流“才允许真正的辩论和思想的交换”。这种交流使得参与者有机会“从更大的菜单中作出选择”,从而导致一种社会意识而不是个人私益。
　　由此来看,网络讨论社区很难成为慎议的论坛。首先,网络讨论不是包容性的,事实上,在表达上甚至具有排他性。它往往由少数人主导,他们有意识地维护自己的霸权。
　　詹姆斯·费什金指出,使面对面慎议成为可能的有三个条件:有内容的政治信息能够得到充分交换;有机会反思这些信息,并进行讨论;信息的处理是交互性的,观点被驳议所检验。
　　如果网络讨论的参与者在交换看法时不包括回应别人的不同观点,甚至被少数人施加了观点,那么,网络公共领域的“共鸣板”作用根本无从发挥。如费什金所说:“当某些参与者的论辩被他人所忽略,当理解一种主张的力度所需的信息无处寻觅,或者,当某些人不愿意或不能够权衡论争中的其他观点时,就不能称其为一个慎议的过程,因为它是不完整的。”
　　其次,在线讨论的匿名性导致的不负责任,也构成慎议的重大障碍。查尔斯·怀特这样归纳网络政治讨论和民主慎议的不同:“慎议是一种公共行为,意见的提出和捍卫都必须在充分的公众审视下进行,而不是躲藏在电子匿名的阴影下。”
　　网上讨论一般都强调自我表达。自我表达显然是慎议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而且,讨论氛围必须有利于这样的表达,也就是说,人们应该感到自己的表达会有人倾听,自己的意见会得到考虑。然而,表达不能成为唯一的目的。对社会而言,重要的是要解决冲突。单纯鼓励表达只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不同意见。如大卫·马修所说:“表达是件好事,但如果我们的政治对话仅止于此,那我们就麻烦了。”
　　在目前的情况下,电子讨论未能服务于民主政治,是因为它无法超越自我表达。约翰·斯特莱克指出:“网络空间的文化缺陷是,它把说话的权利提得至高无上,但却排除了倾听的责任。”斯蒂芬·G. 琼斯说:“也许互联网让我们都喊得更响了,但除了少数几个回应者,以及偶尔的潜水者,其他还有没有人在倾听我们,这是大可怀疑的;我们的话在现实中有没有用,就更加令人怀疑了。”倾听是目前公共空间中缺少的要素。而拉贝和杜波瓦论证说,“民主的首要艺术就是积极倾听”。
　　网上讨论欠缺的另一个东西是收尾或决定。Usenet的一个鼓吹者说新闻组“提供了一个永远也不会有意识形态上的结论的论坛”。意识形态上的结论也许不必得出,但政策上的结论或对某一个决定达成共识还是需要的。表达、倾听加上政策上的结论,这就是慎议过程的全部。而这样的过程在网上讨论中尚不明显。
　　理想的公共空间应该构成一个慎议的领域。慎议过程结合了学习政治和解决问题的元素,个人应该被鼓励参与这样的过程。慎议不仅能够帮助民主决策,而且可以增加个人的公共事务能力。个人因此获得的收益包括对公共议题的理解的加强,以及对议题的复杂性的认识。以此来看,我们离网络慎议还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