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是很聪明的，比如屁股肉多，耐打，所以中国人就发明了“打屁股”。还有腿上长有膝盖，原本派不上什么大用场，所以中国人为了物尽其用，便又發明了“下跪”。
　　话说在新中国走到第17个年头时，忽然来了一场“文化大革命”。那时，报告、报纸、刊物、传单等等，都一致写着必须要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进行到底。可是怎么才算作是“底”，谁也不知道，只知道要犁庭扫穴、掘地三尺，凡是挨着名、洋、古、封、资、修的，都要一扫而光
　　一天，我们正在北京市文联会议室开会。开会也就是学习。正学着呢，忽听窗外人声鼎拂，随后便有造反派闯入，一个领头的拿出一份名单，开始点名，叫到的人，都要到广场上去站队。不由分说，被叫到的人一个一个地出去，一到广场，就会有人往他的脖子上挂块牌子，凡挂了牌子的，就算是进入“牛鬼蛇神”的行列了。然后，便要弯着腰，在大太阳底下，撅着屁股排成一队。原来，这就是在造封、资、修的反了。
　　不一会儿，屋里就剩下老舍和我两个人了。我知道文联有个后门，可以从那儿溜走，但又一想，要溜到半道再给造反派抓住，那麻烦可就大了，莫如就这么挺着脖子挨一刀吧。
　　老舍很镇定，我俩相对无言，都背着手从窗子往外看。
　　终于，叫到我俩的名字了，老舍先行，我随后跟出。造反派命令我们排入队伍，也和大家一样，猫着腰，摆出等着挨打的姿式。随后，便有人在我背上刷了一层厚厚糨糊，然后又把一张上面写有我的姓名、职务和工资数目的黄纸“啪”的一下贴到了我的背上。这时，我听到造反派问旁边的一个人工资是多少，那人说不到100元。按造反派的规定，工资不上100元的，还够不上当革命的对象。便又大声问那人叫什么。那人说叫“金亨利”。造反派听了，突然声音提高了八度吼道：“你是个中国人，怎么叫了个外国名？撅着去！”于是，他也在劫难逃，进入了我们的行列。
　　点名完毕后，我们便被赶上了一辆大卡车，几个造反派在我们登车时，竟挥舞起他们手中的皮带、木棍劈头盖脸地打向我们。当时，我只有用手护住头的份儿，所以什么也看不清，只听到口号声和打人声混在一起。
　　上了车以后，我发现车上很挤，天气又特别热，每个人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因我已被他们打得和被炽热的阳光烤得头晕脑涨了，所以车开到了哪儿，一路上经过了什么地方，我真是一点都不清楚。
　　车子停下来之后，我们被驱赶到一个广场上。然后，造反派又命令我们围成一圈儿，全都以“五体投地”的姿式趴在地上。圈儿中，堆着一座小山似的戏服，还有道具，已被点燃，火星四溅……
　　不一会儿，我听到有一个声音在问我：“哪个是老舍？”“不知道。”“你们天天在一起，怎么会不知道？快说！”“这会儿，我们全都脸朝地趴在这里的，什么也看不见，我又怎么会知道？”趴在我旁边的人，我都不知道是谁，但老舍，我却是能看得出来的，离我不远，因为从服装可以判断。
　　这时，我的屁股上已挨了重重的几棍，同时我又听到另外一个声音，“他有病，经不起打。”我极力想听出这是谁的声音，但我却辨别不出来。
　　一阵喧嚣，造反派又来了一批生力军，他们手执的不是皮带、木棍之类的东西，而是戏剧舞台上，皂隶们拿的黑红棍。这种道具，本来就是用来打屁股的，没想到现在却打在了我们的屁股上了。
　　又过了一会儿，四周突然开启了很多灭火器，泡沫四溅。那天，本就骄阳似火，再加上火堆的烘烤，革命对象个个汗流浃背，尘灰满面，外带满身的泡沫，那副尊容可想而知。忽然，一声令下，一造反派的头目让我们站起来，接着又是在一阵乱棍齐下中，把我们赶上了大卡车。
　　回到文联，我实在没有气力了，只有坐在会议室墙角的地板上喘气的份儿。当时，我没有看见老舍，有人告诉我说，他被打破了头，送去医院包扎后，又用小车把他送了回来，停在了文化局那边。
　　不一会儿，外面又是喊声、打声传来，我爬起来走到会议室的门口去看，却什么也没看见，听人说，老舍把挂在他脖子上的牌子摔在了地上，惹怒了造反派，又遭毒打。还说打人的是外来的造反派，谁叫来的也说不清。后来，局内的造反派怕把事态扩大，便给公安局打了电话，这事才告一段落。但事实经过是否如此，我也没亲眼见，只是听人说。从此，老舍就再也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