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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进入新的阶段，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也进入了尾声。贵州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并进行创新，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为我国的脱贫攻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本文通过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为其他地区的精准扶贫工作提供相应的参考。
关键词：精准扶贫;贵州 ;少数民族地区;内生动力
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国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少数民族众多。我国大部分贫困人口居住在“老、少、边、穷”的少数民族地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由于其独特的区域自然、地理环境问题和民族特点相互交织，贫困问题极其深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贵州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现状
贵州曾经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现在是中国脱贫人数最多的省。2015年，贵州省有贫困人口623万，占全国贫困人口的8.9%，数量居全国第1位;贫困发生率18%，比全国高10.8个百分点。2019年以来，贵州开展了“春季攻势”“夏秋决战”“冬季充电”和新一轮“五个专项治理”等一系列活动，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脱贫攻坚连战连胜、再战再捷。据数据显示，贵州省贫困人口已经从2015年的623万减少至2018年的155万，每年减贫人数超过100万，贫困发生率下降13.7个百分点，33个贫困县脱贫摘帽。并且在2019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20万，24个贫困县（即正安县、水城县、关岭县、七星关区、织金县、思南县、德江县、松桃县、黎平县、黄平县、岑巩县、天柱县、锦屏县、台江县、剑河县、长顺县、独山县、三都县、荔波县、平塘县、罗甸县、贞丰县、普安县、册亨县）达到脱贫摘帽标准，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以下，全面完成188万人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过去四十多年里中国贫困人口的减少主要得益于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然而自2012年以来，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在放缓，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虽然贵州经济自2003年开始，已经持续15年实现两位数增长，但我们也要看到，自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贵州 GDP 的增速逐渐放缓。从2011年增长15%下降到2015年的10.7%、2016年的10.5%、2017年的10.2%。这种增速的下降使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减贫效应逐渐降低。一方面，经济增长放缓使得公共财政收入增速相应放缓、企业经营效益下降，用于扶贫的财政资金投入和社会扶贫资金的增加上都面临较大的压力;经济增长放缓，使得通过经济发展带动扶贫开发的能力相对减弱，贫困地区新增劳动力外出就业机会减少，“2015年我国万元 GDP 减少的贫困人口数比2011年降低了近2/3，新增10万元非农业增加值增加的就业人数，比2010年降低了32%。”这种情况的持续不仅会影响到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脱贫的目标，还有可能会引发劳动力回流，增加返贫。另一方面，经济增速放缓，势必造成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放缓，消费性支出可能下滑，进而影响到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影响到贫困农户农业增收。
二、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所面临的困境
贵州省是位于我国西南地区云贵高原东部的高原山地地区，地势垂直高差大，山多地少，土地破碎，呈典型喀斯特地形地貌，水土易流失，灾害多发，生态脆弱，地方病较多，贫困发生率高，一直是脱贫攻坚的一块“硬骨头”。它与滇、川、渝、湘、桂四省接壤，是西南地区交通中心。省内具有西高东低的地势，自中部向北、东、南三个方位倾斜，且最多的是高原和山地，因此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除此之外，它是全国范围内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
（一）生存环境相对恶劣，耕地相对匮乏
喀斯特地貌加剧了耕地侵蚀：首先喀斯特地貌类型多样，地形切割破碎，加之山高坡陡為水力侵蚀提供了较强的动力;其次喀斯特地貌地区碳酸盐岩酸不溶物含量不足10%，纯石灰岩或者白岩石至不足1%，这使得喀斯特地区成土过程十分缓慢;再次，由于土壤的蠕划作用，使得喀斯特地区的土壤于下部基岩直接接触，缺少半风化碎屑的母质层降雨入渗后土石界面的侧向径流极易诱发严重的土壤侵蚀;最后，缺乏土壤，富钙元素多，营养元素缺乏，特别是钾元素的含量低的土壤仅仅适合生长耐贫抗旱嗜赌钙的岩生性植被，该植被的生态系统蓄水拦沙，保护地表免受侵蚀的作用十分差。
（二）贫困人口综合素质低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教育事业必须放在发展的优先位置，通过推进教育公平，从而促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教育对提高农民的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甚至高于土地的作用。从职业角度来看，收入较高的农户主要是从事养殖、运输、建筑、经销以及外出打工等工作，收入较低的农户主要从事种植业、草地经营和打零工等工作。由此可见，教育水平直接关系到农民从事生产所需的一些基本知识和技能以及处理信息和资源配置的能力。教育水平差异导致职业选择的差异，并进一步导致收入差异。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受教育程度低下是致使其长期处于发展落后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扶贫政策不够完善
贵州少数民族的地区精准扶贫的帮扶队伍主要由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以及”一对一”帮扶干部组成。帮扶干部的职能主要是根据贫困户的具体情况，了解他们的真正所需、致贫原因，并对其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措施帮助其脱贫。帮扶干部对整个脱贫攻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了精准扶贫的脱贫效率。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在精准扶贫的实践过程中，很多都存在帮扶乏力现象，很多帮扶队伍无法满足贫困户的需求，甚至有的帮扶干部没有给贫困户及时传送新的扶贫政策，致使贫困户对扶贫政策了解不透侧，有时还会跟扶贫干部发生争执。主要还是帮扶干部能力有限。 （四）精准扶贫的效果还未完全达到预期目标
2018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实现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主要有贫困地区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贫困村全部实现通动力电，全面解决贫困人口住房和饮水安全问题，贫困村达到人居环境干净整洁的基本要求，切实解决义务教育学生因贫失学辍学问题，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实现贫困人口全覆盖，最低生活保障实现应保尽保。截至目前，贵州省的人居环境水平方面的绩效水平等级为好，得益于政府大力实施危房改造、三改三治、易地扶贫搬迁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体来看，贵州大部分地区“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已经实现;但是有许多地方依然还未得到完全的改善，仍需继续努力。下一步扶贫措施侧重点要放在扶贫对象个人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方面。
（五） 扶贫成本越来越高，脱贫难度越来越大
政府的扶贫成本既包括显性成本，即政府进行扶贫开发所投入的各种资源，也包括隐性成本，即政府出台的扶贫政策或是扶贫行为所带来的政策目的外的负外部性，这些成本不易衡量。“目前，识别一个贫困户的平均成本约为30元，完成一个乡镇识别需要耗时1个月，总成本约1万元，全国592个连片特殊困难县，每年仅此一项支出就接近6000万元。”据此可见，以年为周期的贫困人口动态识别将面临高昂成本。另一方面，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易地扶贫搬迁的成本亦越来越高。据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巫山县扶贫办主任朱钦万算的一笔账“：2006年前后，巫山县通村农村机耕道修建成本一般是7万元 / 公里左右，目前修路成本已涨至10万元/ 公里。”几年成本间增长了43%。易地扶贫搬迁的成本亦是比较高，2018年3月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回答关于易地搬迁成本的提问时说“：至于你讲的这个成本，我们确实（花了）比较高的成本，一个人6万块钱。”我们按照每人六万元的
成本估算，贵州省今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188万人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则至少需要1千亿元的资金支持。扶贫成本的不断提高，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扶贫效果，扶贫的投入预期与实际可得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扶贫攻坚战正受到成本上升的考验。
三、进一步强化精准扶贫效果的对策和路径
近年来，贵州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标志性、阶段性的发展变化，为其他贫困地区脱贫减贫提供了借鉴。贵州着力构建“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不断探索和发展精准扶贫新模式、新途径和新方法，总结过往经验，融入基层百姓，走访困难群众，强力实施大扶贫战略行动。近年来，贵州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标志性、阶段性的发展变化，为其他贫困地区脱贫减贫提供了借鉴。贵州着力构建“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不断探索和发展精准扶贫新模式、新途径和新方法，总结过往经验，融入基层百姓，走访困难群众，强力实施大扶贫战略行动。
（一）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综合素质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问题是摆脱其贫困的重中之重。一方面，必须全方位落实高中教育的政策。不断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办公环境、调整师资力量、以及扫除青少年的文盲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图书室、文化教育厅等交流场所，引导少数民族地区老百姓学习更多科学文化知识，提升他们的知识文化素养，让他们在纷杂的社会环境下有更强的社会竞争力，不至于脱离社会发展能在社会上更好的生存下去。另一方面，必须合理制定好学费标准。根据非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者的具体情况合理去分担教育成本，由此来制定学费标准，并严格按照学费标准去调整程序，建设动态调整机制。必须时刻关注那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残疾学生和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等特殊群体，不断保障这些特殊群体的受教育权，从而促进教育公平。
（二）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管理机制
面对脱贫攻坚这场硬仗，我们必须强化脱贫攻坚的组织领导：第一，切实掌握贫困户的真实情况，真实所需，把力量集中在刀刃上。扶贫干部下乡走访需要多于贫困户沟通，宣传扶贫政策，深入贫困户生活中，从而精准发现问题，找到贫穷的根源，进而对症下药。第二，严格按照出台的扶贫政策精准落实到位，根据贫困户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坚持因村、因户、因人施措，对因环境问题致贫的贫困户，需要从改善其生产生活条件中去下功夫;对因缺想法没技术问题致贫的贫困户，必须从改善其思想提升其技术中努力。第三，对于扶贫产业方面，扶贫干部需要事先对各地方进行深入考察，根据各地方的具体情况找出适合当地的产业去发展。对扶贫项目和资金方面，扶贫干部一定要对其进行严格监管，做到有的放矢，从而精准施策，减少不必要的支出。
（三）特困对象特殊对待，进一步提升生活质量
特困对象在自主脱贫上存在困难，以社会兜底为主要帮扶措施，保持“两不愁三保障”的状态，进一步提升其生活品质。特困对象的生活条件改善依靠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体现出社会主义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特性。对于特困对象需要整个社会给予关怀，政府给予保障。特困对象以年龄来划分多为 3 种情况，学龄孤儿要保障其基本生活条件及受教育的权利;残障人士在帮助其基本生活的同时给予就业、劳动的帮助;老年特困人群尤其是孤寡老人、患病老人以就近到乡镇养老院安置和医疗帮扶为主，由政府主导以保障其生活水平、确保其得到有效医疗救治的同时，发挥乡村社區互帮互助功能，尽可能减轻其生活负担。特困对象帮扶多以长效帮扶措施为主，不因扶贫政策的偏移而失去保障，让他们享受到发展改革的成果。
（四）激发内生动力，提升经济水平
从区域经济来说，要激发以县域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区县在进行产业发展的规划时，要长短结合，合理布局。对外招商引资时，侧重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行业，以达到短平快的经济发展目标，政府做好政策优惠和基础设施保障是可以实现此目标的，且有利于项目的长远发展。同时，要发掘支持当地农业产业项目的培育和发展，虽然项目发挥效果慢，但是根植于当地，能降低成本，在吸纳贫困对象方面比较有优势， 也有利于长远建设当地优质品牌。
对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要促进其主动脱贫，树立拼搏奋斗的理念。在优厚的扶贫措施帮扶下，不能助长其“等靠要”思想，更不能让其有 靠着“等靠要”就能换来舒适生活的想法。政府提供以激励为主的帮扶政 策，给扶贫对象发展机遇，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更好的生活。脱贫攻坚体 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让发展改革成果真 正惠及全国人民，脱贫攻坚工作非常重要，同时也要重视发展的重要性， “把蛋糕做大，把蛋糕分好”是长久消除贫困的方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65. [3]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10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4] 庄天慧.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县的贫困和反贫困调查与评估[M].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5] 张琦，王建民.整村推进扶贫模式与少数民族社区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
[6] 陈全功，程蹊.少数民族山区长期贫困与发展型减贫政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7] 郑长德，单德朋.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报告[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
[8] 郑长德.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
[9] 向玲凛，邓翔.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及其政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
邵文霖（1992.03-），男，苗族，籍贯：贵州铜仁，单位：北方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民族关系研究。
关键词：精准扶贫;贵州 ;少数民族地区;内生动力
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国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少数民族众多。我国大部分贫困人口居住在“老、少、边、穷”的少数民族地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由于其独特的区域自然、地理环境问题和民族特点相互交织，贫困问题极其深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贵州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现状
贵州曾经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现在是中国脱贫人数最多的省。2015年，贵州省有贫困人口623万，占全国贫困人口的8.9%，数量居全国第1位;贫困发生率18%，比全国高10.8个百分点。2019年以来，贵州开展了“春季攻势”“夏秋决战”“冬季充电”和新一轮“五个专项治理”等一系列活动，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脱贫攻坚连战连胜、再战再捷。据数据显示，贵州省贫困人口已经从2015年的623万减少至2018年的155万，每年减贫人数超过100万，贫困发生率下降13.7个百分点，33个贫困县脱贫摘帽。并且在2019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20万，24个贫困县（即正安县、水城县、关岭县、七星关区、织金县、思南县、德江县、松桃县、黎平县、黄平县、岑巩县、天柱县、锦屏县、台江县、剑河县、长顺县、独山县、三都县、荔波县、平塘县、罗甸县、贞丰县、普安县、册亨县）达到脱贫摘帽标准，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以下，全面完成188万人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过去四十多年里中国贫困人口的减少主要得益于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然而自2012年以来，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在放缓，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虽然贵州经济自2003年开始，已经持续15年实现两位数增长，但我们也要看到，自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贵州 GDP 的增速逐渐放缓。从2011年增长15%下降到2015年的10.7%、2016年的10.5%、2017年的10.2%。这种增速的下降使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减贫效应逐渐降低。一方面，经济增长放缓使得公共财政收入增速相应放缓、企业经营效益下降，用于扶贫的财政资金投入和社会扶贫资金的增加上都面临较大的压力;经济增长放缓，使得通过经济发展带动扶贫开发的能力相对减弱，贫困地区新增劳动力外出就业机会减少，“2015年我国万元 GDP 减少的贫困人口数比2011年降低了近2/3，新增10万元非农业增加值增加的就业人数，比2010年降低了32%。”这种情况的持续不仅会影响到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脱贫的目标，还有可能会引发劳动力回流，增加返贫。另一方面，经济增速放缓，势必造成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放缓，消费性支出可能下滑，进而影响到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影响到贫困农户农业增收。
二、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所面临的困境
贵州省是位于我国西南地区云贵高原东部的高原山地地区，地势垂直高差大，山多地少，土地破碎，呈典型喀斯特地形地貌，水土易流失，灾害多发，生态脆弱，地方病较多，贫困发生率高，一直是脱贫攻坚的一块“硬骨头”。它与滇、川、渝、湘、桂四省接壤，是西南地区交通中心。省内具有西高东低的地势，自中部向北、东、南三个方位倾斜，且最多的是高原和山地，因此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除此之外，它是全国范围内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
（一）生存环境相对恶劣，耕地相对匮乏
喀斯特地貌加剧了耕地侵蚀：首先喀斯特地貌类型多样，地形切割破碎，加之山高坡陡為水力侵蚀提供了较强的动力;其次喀斯特地貌地区碳酸盐岩酸不溶物含量不足10%，纯石灰岩或者白岩石至不足1%，这使得喀斯特地区成土过程十分缓慢;再次，由于土壤的蠕划作用，使得喀斯特地区的土壤于下部基岩直接接触，缺少半风化碎屑的母质层降雨入渗后土石界面的侧向径流极易诱发严重的土壤侵蚀;最后，缺乏土壤，富钙元素多，营养元素缺乏，特别是钾元素的含量低的土壤仅仅适合生长耐贫抗旱嗜赌钙的岩生性植被，该植被的生态系统蓄水拦沙，保护地表免受侵蚀的作用十分差。
（二）贫困人口综合素质低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教育事业必须放在发展的优先位置，通过推进教育公平，从而促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教育对提高农民的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甚至高于土地的作用。从职业角度来看，收入较高的农户主要是从事养殖、运输、建筑、经销以及外出打工等工作，收入较低的农户主要从事种植业、草地经营和打零工等工作。由此可见，教育水平直接关系到农民从事生产所需的一些基本知识和技能以及处理信息和资源配置的能力。教育水平差异导致职业选择的差异，并进一步导致收入差异。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受教育程度低下是致使其长期处于发展落后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扶贫政策不够完善
贵州少数民族的地区精准扶贫的帮扶队伍主要由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以及”一对一”帮扶干部组成。帮扶干部的职能主要是根据贫困户的具体情况，了解他们的真正所需、致贫原因，并对其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措施帮助其脱贫。帮扶干部对整个脱贫攻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了精准扶贫的脱贫效率。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在精准扶贫的实践过程中，很多都存在帮扶乏力现象，很多帮扶队伍无法满足贫困户的需求，甚至有的帮扶干部没有给贫困户及时传送新的扶贫政策，致使贫困户对扶贫政策了解不透侧，有时还会跟扶贫干部发生争执。主要还是帮扶干部能力有限。 （四）精准扶贫的效果还未完全达到预期目标
2018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实现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主要有贫困地区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贫困村全部实现通动力电，全面解决贫困人口住房和饮水安全问题，贫困村达到人居环境干净整洁的基本要求，切实解决义务教育学生因贫失学辍学问题，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实现贫困人口全覆盖，最低生活保障实现应保尽保。截至目前，贵州省的人居环境水平方面的绩效水平等级为好，得益于政府大力实施危房改造、三改三治、易地扶贫搬迁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体来看，贵州大部分地区“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已经实现;但是有许多地方依然还未得到完全的改善，仍需继续努力。下一步扶贫措施侧重点要放在扶贫对象个人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方面。
（五） 扶贫成本越来越高，脱贫难度越来越大
政府的扶贫成本既包括显性成本，即政府进行扶贫开发所投入的各种资源，也包括隐性成本，即政府出台的扶贫政策或是扶贫行为所带来的政策目的外的负外部性，这些成本不易衡量。“目前，识别一个贫困户的平均成本约为30元，完成一个乡镇识别需要耗时1个月，总成本约1万元，全国592个连片特殊困难县，每年仅此一项支出就接近6000万元。”据此可见，以年为周期的贫困人口动态识别将面临高昂成本。另一方面，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易地扶贫搬迁的成本亦越来越高。据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巫山县扶贫办主任朱钦万算的一笔账“：2006年前后，巫山县通村农村机耕道修建成本一般是7万元 / 公里左右，目前修路成本已涨至10万元/ 公里。”几年成本间增长了43%。易地扶贫搬迁的成本亦是比较高，2018年3月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回答关于易地搬迁成本的提问时说“：至于你讲的这个成本，我们确实（花了）比较高的成本，一个人6万块钱。”我们按照每人六万元的
成本估算，贵州省今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188万人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则至少需要1千亿元的资金支持。扶贫成本的不断提高，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扶贫效果，扶贫的投入预期与实际可得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扶贫攻坚战正受到成本上升的考验。
三、进一步强化精准扶贫效果的对策和路径
近年来，贵州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标志性、阶段性的发展变化，为其他贫困地区脱贫减贫提供了借鉴。贵州着力构建“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不断探索和发展精准扶贫新模式、新途径和新方法，总结过往经验，融入基层百姓，走访困难群众，强力实施大扶贫战略行动。近年来，贵州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标志性、阶段性的发展变化，为其他贫困地区脱贫减贫提供了借鉴。贵州着力构建“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不断探索和发展精准扶贫新模式、新途径和新方法，总结过往经验，融入基层百姓，走访困难群众，强力实施大扶贫战略行动。
（一）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综合素质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问题是摆脱其贫困的重中之重。一方面，必须全方位落实高中教育的政策。不断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办公环境、调整师资力量、以及扫除青少年的文盲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图书室、文化教育厅等交流场所，引导少数民族地区老百姓学习更多科学文化知识，提升他们的知识文化素养，让他们在纷杂的社会环境下有更强的社会竞争力，不至于脱离社会发展能在社会上更好的生存下去。另一方面，必须合理制定好学费标准。根据非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者的具体情况合理去分担教育成本，由此来制定学费标准，并严格按照学费标准去调整程序，建设动态调整机制。必须时刻关注那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残疾学生和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等特殊群体，不断保障这些特殊群体的受教育权，从而促进教育公平。
（二）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管理机制
面对脱贫攻坚这场硬仗，我们必须强化脱贫攻坚的组织领导：第一，切实掌握贫困户的真实情况，真实所需，把力量集中在刀刃上。扶贫干部下乡走访需要多于贫困户沟通，宣传扶贫政策，深入贫困户生活中，从而精准发现问题，找到贫穷的根源，进而对症下药。第二，严格按照出台的扶贫政策精准落实到位，根据贫困户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坚持因村、因户、因人施措，对因环境问题致贫的贫困户，需要从改善其生产生活条件中去下功夫;对因缺想法没技术问题致贫的贫困户，必须从改善其思想提升其技术中努力。第三，对于扶贫产业方面，扶贫干部需要事先对各地方进行深入考察，根据各地方的具体情况找出适合当地的产业去发展。对扶贫项目和资金方面，扶贫干部一定要对其进行严格监管，做到有的放矢，从而精准施策，减少不必要的支出。
（三）特困对象特殊对待，进一步提升生活质量
特困对象在自主脱贫上存在困难，以社会兜底为主要帮扶措施，保持“两不愁三保障”的状态，进一步提升其生活品质。特困对象的生活条件改善依靠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体现出社会主义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特性。对于特困对象需要整个社会给予关怀，政府给予保障。特困对象以年龄来划分多为 3 种情况，学龄孤儿要保障其基本生活条件及受教育的权利;残障人士在帮助其基本生活的同时给予就业、劳动的帮助;老年特困人群尤其是孤寡老人、患病老人以就近到乡镇养老院安置和医疗帮扶为主，由政府主导以保障其生活水平、确保其得到有效医疗救治的同时，发挥乡村社區互帮互助功能，尽可能减轻其生活负担。特困对象帮扶多以长效帮扶措施为主，不因扶贫政策的偏移而失去保障，让他们享受到发展改革的成果。
（四）激发内生动力，提升经济水平
从区域经济来说，要激发以县域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区县在进行产业发展的规划时，要长短结合，合理布局。对外招商引资时，侧重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行业，以达到短平快的经济发展目标，政府做好政策优惠和基础设施保障是可以实现此目标的，且有利于项目的长远发展。同时，要发掘支持当地农业产业项目的培育和发展，虽然项目发挥效果慢，但是根植于当地，能降低成本，在吸纳贫困对象方面比较有优势， 也有利于长远建设当地优质品牌。
对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要促进其主动脱贫，树立拼搏奋斗的理念。在优厚的扶贫措施帮扶下，不能助长其“等靠要”思想，更不能让其有 靠着“等靠要”就能换来舒适生活的想法。政府提供以激励为主的帮扶政 策，给扶贫对象发展机遇，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更好的生活。脱贫攻坚体 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让发展改革成果真 正惠及全国人民，脱贫攻坚工作非常重要，同时也要重视发展的重要性， “把蛋糕做大，把蛋糕分好”是长久消除贫困的方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65. [3]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10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4] 庄天慧.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县的贫困和反贫困调查与评估[M].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5] 张琦，王建民.整村推进扶贫模式与少数民族社区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
[6] 陈全功，程蹊.少数民族山区长期贫困与发展型减贫政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7] 郑长德，单德朋.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报告[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
[8] 郑长德.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
[9] 向玲凛，邓翔.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及其政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
邵文霖（1992.03-），男，苗族，籍贯：贵州铜仁，单位：北方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民族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