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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大众文化在权力、传媒、商家的“合谋”下，已经走入大众日常生活的前沿，形成了自己的话语霸权，它所流露出来的强者逻辑，冲击着如痴如狂的现代观众，极易造成国民文化理想和文化自觉的普遍迷失。在王海鸰的影视作品中，不论是对现代婚姻的描述，还是对两性形象的刻画，抑或是对农村文化的解读，都显示着大众文化视阈下的强势话语特征，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他者”景观。
[关键词]大众文化 “他者”王海鸰
大众文化是一个人言言殊的东西，由于理论、方法、视角不同，对大众文化的厘定、判断也自然相异。从辞源学角度考虑，主要有两种界说：一说“大众文化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标准化的文化产品，其中渗透着‘宰制的意识形态’，也是政治与商业联手对大众进行欺骗的工具。”另一说认为：“大众文化来自于民间，与民众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甚至是为普通民众所拥有，为普通民众所钟爱的文化”。显然，这两种界说都认为大众文化是和民众发生关系的一种文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来自于民众，或者说它是被民众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商品。由于欣赏大众的出现和印刷出版业、影视业的兴盛，作家们成为了雇佣劳动者，文艺市场也是商业运作，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写作的题材，也引导着大众的阅读趣味。我国目前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大众文化在权力、传媒、商家的“参谋”下，也已经走入大众日常生活的前沿，形成了自己的话语霸权。因此以影视文学形式出现的通俗文化实际上是具有市场导向的商品，它在以艺术的样式迎合强者的审美情感，同时也在培育着普通大众的欣赏趣味，它所流露出来的强者逻辑，冲击着如痴如狂的现代观众，极易造成国民文化理想和文化自觉的普遍迷失，这种现象值得人们深思。
波伏娃用“他者”来阐释父权社会中的女人文化身份和社会地位，尖锐指出：男人的主体性的确立正是以对女人的客体性、从属性的“他者”位置的设定为前提。在有着“中国婚姻第一写手”美誉的王海鸰作品中，就显示着大众文化视阈下的强势话语特征，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他者”景观。
新世纪以来，编剧王海鸰的名字频频出现在电视荧屏上，她的《牵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等剧作在全国电视台陆续播出后，大都能获有不同凡响的收视率。尤其《中国式离婚》，不仅在2004年首播期间能较长时期占据当地收视率榜首，成为当年年度首届电视剧风云盛典的最大赢家，一举获得了现代剧最佳女演员、最具潜质男、女演员和年度最佳现代电视剧4项大奖，还荣获第五届“大众电视双十佳”，而且很多电视台在2008年又安排了重播，它仍然能够在观众中掀起热烈讨论。一部通俗电视剧能有如此的成就，在今天的中国影视界的确是极其罕见的。然而，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不论是有着“中国婚姻第一写手”之美誉的王海鸰女士，还是热闹狂欢的现代观众，都在这一如火如荼的热烈背后，流露出了某种程度的对强者逻辑的认同倾向，显示出了对弱势群体的无情且无声的审视心态。
婚姻中的“他者”境遇
王海鸰的作品呈现了男性主动／女性被动的婚姻文化意识。《中国式离婚》试图告诉观众没有“第三者”也同样脆弱的婚姻状况。它不但突破了中国90年代以来婚恋作品中盛行的“第三者”、“婚外情”的情节模式，而且它的探讨也不同于苏童的小说《离婚指南》。关于婚姻由自身问题导致其痛苦或解体这一话题，《离婚指南》展现的是婚姻中凡庸的日常生活所造成的个体的精神孤独。男主人公杨泊想离婚的缘由“主要是厌烦，厌烦的情绪一天天恶化，最后成为仇恨。”作家不追究为什么厌烦，不追究男女两人有什么不相契合之处。厌烦就是现代人想离婚的最充分的心理根据。主人公和隐含作者都觉得除此之外没有必要提供更多说明。而《中国式离婚》则体现了一定的通俗文化视野。它以宋建平、林小枫的婚姻为主线，通过对这一有着高学历且有着较为体面工作的夫妻生活的展示，形象地解读看起来和谐温馨的幸福之家是怎样一步步走向破碎的痛苦历程。剧作在对“中国式”婚姻中的男才女貌、夫贵妻荣的女性文化心态予以冷静审视与批判的同时，却令人遗憾地流露出了浓厚的男性为主体性的文化意识。
在《中国式离婚》展示的三对“没有第三者的背叛”的脆弱婚姻中，无论是身的背叛，心的背叛。还是身心的背叛。背叛者清一色都是男性。这虽然体现了编导对当代中国婚姻状况的实际考察，本应无可厚非，但审视这种现象的眼光以及流露出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却令人质疑。剧情细致地展现肖莉、娟子不能容忍丈夫身的背叛而坚持离婚后的痛苦，林小枫在别无选择后不得不离婚，而之后的生活状况似乎还不如肖莉和娟子。剧情没有展示出她们未来哪怕是渺茫的希望与幸福。而“过来人”林母不但用铁的事实证明应当容忍丈夫“身的背叛”，还以幸福的晚年为“小字辈”女性们展示了自己的生存智慧。当年面对丈夫出轨、“第三者”怀孕的情况，这位“聪明”女性表现出的宽恕情怀不但保全了婚姻，而且直到晚年夫妻仍是那样恩爱(那位未婚生子的女性的人生意愿和生命价值何在?林父从此忠实于妻子是出于感恩、源于爱情还是其它?这所有的追问都被编导和我们的观众忽略了)。这一情节设计与20世纪末女作家航鹰轰动一时的小说《东方女性》非常相似，21世纪初的剧作家又给我们奉献了一位“完美”的东方女性!在婚姻问题的处理上，作品展示夫妻间理解、宽容的主题意向，是极为明智的，在通俗电视剧中更是非常动人的。它契合了中国人非常善良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心理，但问题是在这里透露出的文化信息不是建立在男女平等意识的基础之上，而是强调妻子对丈夫单方面的理解宽容与忍让奉献，其中的逻辑是刘东北的逻辑，而刘东北的逻辑里“身的背叛”显然只限于男人。这一点在宋建平对自己已经决定要“休掉”的妻子仅仅与别人搞网恋就感觉不爽，而刘东北对哥儿们的充分理解中就昭然若揭了。
在《新结婚时代》中，不论是高知组合的老年婚姻，还是年轻人的城乡婚姻，都体现了一定的男性主动／女性被动的男权叙事伦理。高知家庭中顾母这样讲述其生活：“我和他压跷跷板，女的高高在上是虚的，我们家的大政方针还是听男的”。温馨甜蜜的语气流露了这对城市高级知识分子的婚姻生活“夫唱妇随”的日常状况。顾父一再重提妻子对他说的“我这辈子没有照顾好你”这句话，不但充分显露了他作为男性自私的隐秘心理和男权思想，而且也体现了“女人嫁给男人，任务就是照顾好这个男人”的文化仍被高知女性所认同的婚姻观念。顾父为了让处在冲突中的女儿女婿和好，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这个男人啊，忍耐是有限度的”，这句话尤其不符合顾父的身份——一位对古代中国妇女的双重价值标准颇有研究的某大学中文系教授。假如女儿婚姻关系 紧张是因女儿的胡搅蛮缠，符合他思维习惯的劝说应是“这个人啊，忍耐是有限度的”。顾小西与何建国的婚姻状况：每次夫妻磨合，最终都是顾小西向何建国妥协，“否则就别想有安生日子过”，好像在这对年轻人的婚姻冲突中，男性总是充满了战斗力和韧性精神。在简佳与顾小航这对“姐弟恋”中，简佳在顾小航眼中是“兼妈妈的事业型与姐姐的常青藤型两种长处的”女性，既能在工作上独当一面，又有女人温情可爱的一面，而且“貌若天仙”，更重要的是用顾小航的话说是“懂事，做事有分寸”。可见简佳就是顾教授所描述的中国古代男人心中的理想女人既能“上得厅堂”，又能“下得厨房”；既有“温良恭俭让”的“妻德”，又有“善弹琵琶解歌舞”使男人身心得到愉悦的“妾色”，是令人赏心悦目的毛姆的“宝贝”。顾教授在给女儿讲完“毛姆的宝贝”故事后感慨：“谁都希望自己身边有一个合乎自己心意的、了解自己心愿的人”，而后又伤感地说“这是一个人的理想，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这显然是一个不能实现的理想，因为它强调的是其中一个人要彻底失掉自我，完全牺牲掉个人的自我感觉与主体性，这种人只能是一个“物”，只能是毛姆的宝贝，而不是毛姆的“心上人”。
被审视的“他者”
在两性关系的书写中，王海鸽的作品存在着男性观看／女性被看的情节模式。《中国式离婚》在对宋建平、林小枫夫妇的刻画过程中，林小枫始终处在被审视的位置上。剧作中的宋建平是一位有着医学硕士学位的医生，业务水平一流，性格和顺。疼爱儿子，对岳父岳母也能尽孝道，尤其难得的是他喜欢做饭，且有着不俗的厨艺。林小枫作为一位有着本科学历的小学教师，她非常幸运地拥有了这么一位好丈夫。与这么优秀的男人成就的婚姻，生活怎么会充满着痛苦以至于要离婚呢?35岁的林小枫进入观众视野的第一个镜头，是在医院食堂买菜因一位20岁的姑娘叫了声“阿姨”就反应激烈的庸俗女性：随后是因将要八小学的儿子不能进入重点学校就否定儿子前途的歇斯底里的女人。随着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宋建平因大医院的种种弊端辞职后应聘到一家外资私立医院，她主动辞职做家庭主妇。终于“丈夫成龙”、“夫贵妻荣”了，但“成龙”的夫对“荣”了的妻却出现了严重的“审美疲劳”。于是就有了林小枫主动向丈夫示爱、要求丈夫看医生、为其买药熬药、强迫喝药等一系列行为。上面提到的细节本应是林小枫这类女性人生伤痛的生命体验，但在有着“身的背叛并不是对爱的背叛”时尚观念的刘东北放肆大笑中，被消解得干干静静。显然作者把林小枫定位为一位“自作自受”的女性，她对丈夫的示爱行为因“千方百计”、“煞费苦心”而只能残酷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失去了让观众同情、理解的价值。由于剧作完全将其置于男性中心意识的无情审视之下，林小枫奔波买药、辛苦煎药这些本是源于爱的行为，就因此显示出了一种非常可笑的滑稽相。观众看不到对女主人公爱情渴求的细腻理解与同情，一些细节镜头的喜剧性压倒了悲剧性，由此影响了理解女性人生伤痛的思想深度。在处理夫妻性关系问题上。剧作显然很遗憾地体现了男权叙事中贬斥主动型女性的意识，作为妻子向丈夫主动示爱这一行为本是再正常不过的夫妻间的生活细节，却被编导完全置于嘲笑和调侃的叙事层面上，以喜剧的嘲弄态度把其丑角化，使电视剧失去了本应具有的悲剧审美意味，把林小枫塑造成了一个丢失自我、滑稽可笑的女性形象。
尤其荒诞的是剧作后半部的细节在宋建平的默许下，刘东北利用林小枫情感空虚之际与其搞网恋，使毫无防备的她坠入爱河。这种极不道德的卑劣行径没有受到丝毫谴责，反而由于男性中心文化的审视，可耻可羞的、被嘲笑的仍是女性。林小枫的言行举止在洞察一切的、有预谋的丈夫冷冷的、严密的、居高临下的目光审视下，显得格外浅薄可笑：她不仅会因一位老眼昏花问路的老太太一声“小姑娘”而欣喜不已，也会因在网上对恋人的呼唤得不到应答而对心爱的儿子无端呵斥。林小枫的爱情冲动与爱情伤痛，没有被放在女性生命本位上加以掂量、评价。这种得不到男性世界认同的女性恋情，在剧作中就成了“该撕破给人看”的“无价值”的东西，这样受男性刘东北、宋建平有意误导的悲剧因素大于喜剧因素的爱情失败，就因被从男性本位立场出发作了完全喜剧化的处理而成了冷嘲的对象。由此可见，编导审视林小枫爱情举动的价值尺度是：看它能否契合男性需求，被男性认同；看它是否符合压抑女性主体意识的封建男权道德准则。这就暴露了电视剧中“人”的观念并没有整合进女性群体，依然坚持把女性作为异类看待的文化价值缺陷。
农村作为城市的“他者”景观
相对于男人／女人、主体／客体的男性强势话语来说，城市／农村在王海钨笔下无疑也存在着看／被看的关系，农村是作为城市的“他者”景观出现在观众视野中的。
恩格斯说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实际上，婚姻不见得总包含爱情，即使是含有爱情的婚姻，其中爱情的性质、味道也和恋爱时的爱情不同。婚姻中的爱情要面对日常生活琐事的考验，要面对两个人朝夕相处的考验，要有更多的责任与义务。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中，个人体会到的是无爱的痛苦，是无爱时还要束缚个人的意志、尽各种责任义务的痛苦。在有爱的婚姻中，个人仍然体会到两个不同的个体之间如何相互磨合的苦恼，体会到如何把恋爱时那种燃烧的激情转换成平平淡淡的温情的苦恼，体会到个性被规范、被束缚的苦恼。《新结婚时代澌描述的何建国、顾小西这对“城乡婚姻”中，何建国被定位为来自农村、有着高学历、事业上有前途且对妻子体贴周到的好男人，他与城市高知家庭出身的编辑顾小西本该是幸福的一对，但因他不敢违背农村父亲的意愿，这对夫妻常常为了各自家庭中鸡毛蒜皮的琐事争得面红耳赤，甚而至于离婚。剧情一开始就暴露了他们由于各自的生存背景不同而出现的观念上、做事风格上的差异，其婚姻浓重的火药味几乎全是因此而起。其实就像以上分析，夫妻间的磨合是非常正常的。然而剧作却详尽地展示困扰何、顾婚姻的主要元素是何的农村家庭，且通过无法沟通的城乡矛盾，流露出了“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为了证实这种观点，剧情有意拉大了城乡在生活、价值、处世等文化观念上的距离，毫无节制地描述了农村人何父固执、好面子、少见识的个性特征，特意夸大了他对儿子的控制能力，甚至不顾情节发展的“硬伤”而过多设置了他狭隘、愚昧的生活习性。再明显不过的例子就是连顾小西这个城里生城里长的女性都知道公爹、儿媳不能单独住在一个房间的习俗，可这位封建意识浓厚的公爹竟把儿子、儿媳的脏衣服(包括儿媳的乳罩)全放在自己泡完澡的水里搓洗。这一细节设计不但“脏”也太离谱。这个公爹每次到儿子家，几乎都有“大事”需要儿媳家帮忙。且他到北京城显然也已多次了，但每次都如“乡下人第一次进城”一般，或出尽洋相，或给那对本来相亲相爱的小两口带来困扰在饭馆吃饭因钱被偷光而被老板私自扣下 出门把钥匙忘在家里：本想带来家养笨鸡给儿媳补身子，结果是不但城里娇气的儿媳不吃鸡，而且还打扰了邻居的睡眠，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农村人竟笨拙到了在杀鸡时把鸡血抹在儿媳洗干净的贵重毛衣上而浑然不觉的程度……种种匪夷所思的农村人行为给儿子、儿媳的婚姻生活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剧作借何、顾这对城乡成就的婚姻中出现的种种不和谐现象，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展示出了当代都市人中的“他者”景观。在城市人的凝视下，农村人丧失了主体性，异化为城市人眼中可笑的一群，变成了笨拙、落后、无知、丑陋的农村人印象的伦理表征。
王海鸰的剧作触及了现代人在恋爱、婚姻中面对的重重矛盾和情感困扰，表现了普通老百姓的家庭生活现状及在目前社会生活的撞击下的矛盾和冲突，体现了她强烈关注现实的愿望与捕捉时代信息的心理。然而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却显示出了新时代婚姻中的旧时代观念，体现了对当前物欲化社会现实文化价值的趋同性心理，流露了大众文化的强势话语的霸权特征。
当然，王海鸰的剧作作为一种大众审美文化形态，它“首先是一种当代经济现象，必须在当代经济活动的领域来理解其存在方式与意义。”可我们不能否定，在大众文化审美中也不乏有人文价值关切与自由精神的影子，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听一些流行歌曲时会有心灵的颤动。因此当大众审美文化日渐成为审美文化主流的今天，若一种文化完全成为商品，成为受强势群体和资本市场操纵的意识形态，抛弃了文化所应有的品质——现实批判性，就值得人们深思乃至警惕了。根据电视居蜷中国式离婚》改编的小说未能入选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王海鸰感到很遗憾，有论者指出：“《檀香刑》、《怀念狼》的落选再次印证了专家口味脱离群众趣味的说法。其实茅盾文学奖完全可以摆脱这个偏见，通过评奖帮助人们认识更多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笔者认为这恰恰印证了专家对人性自由、价值关切等现代审美意识的不舍追求。
[关键词]大众文化 “他者”王海鸰
大众文化是一个人言言殊的东西，由于理论、方法、视角不同，对大众文化的厘定、判断也自然相异。从辞源学角度考虑，主要有两种界说：一说“大众文化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标准化的文化产品，其中渗透着‘宰制的意识形态’，也是政治与商业联手对大众进行欺骗的工具。”另一说认为：“大众文化来自于民间，与民众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甚至是为普通民众所拥有，为普通民众所钟爱的文化”。显然，这两种界说都认为大众文化是和民众发生关系的一种文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来自于民众，或者说它是被民众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商品。由于欣赏大众的出现和印刷出版业、影视业的兴盛，作家们成为了雇佣劳动者，文艺市场也是商业运作，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写作的题材，也引导着大众的阅读趣味。我国目前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大众文化在权力、传媒、商家的“参谋”下，也已经走入大众日常生活的前沿，形成了自己的话语霸权。因此以影视文学形式出现的通俗文化实际上是具有市场导向的商品，它在以艺术的样式迎合强者的审美情感，同时也在培育着普通大众的欣赏趣味，它所流露出来的强者逻辑，冲击着如痴如狂的现代观众，极易造成国民文化理想和文化自觉的普遍迷失，这种现象值得人们深思。
波伏娃用“他者”来阐释父权社会中的女人文化身份和社会地位，尖锐指出：男人的主体性的确立正是以对女人的客体性、从属性的“他者”位置的设定为前提。在有着“中国婚姻第一写手”美誉的王海鸰作品中，就显示着大众文化视阈下的强势话语特征，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他者”景观。
新世纪以来，编剧王海鸰的名字频频出现在电视荧屏上，她的《牵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等剧作在全国电视台陆续播出后，大都能获有不同凡响的收视率。尤其《中国式离婚》，不仅在2004年首播期间能较长时期占据当地收视率榜首，成为当年年度首届电视剧风云盛典的最大赢家，一举获得了现代剧最佳女演员、最具潜质男、女演员和年度最佳现代电视剧4项大奖，还荣获第五届“大众电视双十佳”，而且很多电视台在2008年又安排了重播，它仍然能够在观众中掀起热烈讨论。一部通俗电视剧能有如此的成就，在今天的中国影视界的确是极其罕见的。然而，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不论是有着“中国婚姻第一写手”之美誉的王海鸰女士，还是热闹狂欢的现代观众，都在这一如火如荼的热烈背后，流露出了某种程度的对强者逻辑的认同倾向，显示出了对弱势群体的无情且无声的审视心态。
婚姻中的“他者”境遇
王海鸰的作品呈现了男性主动／女性被动的婚姻文化意识。《中国式离婚》试图告诉观众没有“第三者”也同样脆弱的婚姻状况。它不但突破了中国90年代以来婚恋作品中盛行的“第三者”、“婚外情”的情节模式，而且它的探讨也不同于苏童的小说《离婚指南》。关于婚姻由自身问题导致其痛苦或解体这一话题，《离婚指南》展现的是婚姻中凡庸的日常生活所造成的个体的精神孤独。男主人公杨泊想离婚的缘由“主要是厌烦，厌烦的情绪一天天恶化，最后成为仇恨。”作家不追究为什么厌烦，不追究男女两人有什么不相契合之处。厌烦就是现代人想离婚的最充分的心理根据。主人公和隐含作者都觉得除此之外没有必要提供更多说明。而《中国式离婚》则体现了一定的通俗文化视野。它以宋建平、林小枫的婚姻为主线，通过对这一有着高学历且有着较为体面工作的夫妻生活的展示，形象地解读看起来和谐温馨的幸福之家是怎样一步步走向破碎的痛苦历程。剧作在对“中国式”婚姻中的男才女貌、夫贵妻荣的女性文化心态予以冷静审视与批判的同时，却令人遗憾地流露出了浓厚的男性为主体性的文化意识。
在《中国式离婚》展示的三对“没有第三者的背叛”的脆弱婚姻中，无论是身的背叛，心的背叛。还是身心的背叛。背叛者清一色都是男性。这虽然体现了编导对当代中国婚姻状况的实际考察，本应无可厚非，但审视这种现象的眼光以及流露出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却令人质疑。剧情细致地展现肖莉、娟子不能容忍丈夫身的背叛而坚持离婚后的痛苦，林小枫在别无选择后不得不离婚，而之后的生活状况似乎还不如肖莉和娟子。剧情没有展示出她们未来哪怕是渺茫的希望与幸福。而“过来人”林母不但用铁的事实证明应当容忍丈夫“身的背叛”，还以幸福的晚年为“小字辈”女性们展示了自己的生存智慧。当年面对丈夫出轨、“第三者”怀孕的情况，这位“聪明”女性表现出的宽恕情怀不但保全了婚姻，而且直到晚年夫妻仍是那样恩爱(那位未婚生子的女性的人生意愿和生命价值何在?林父从此忠实于妻子是出于感恩、源于爱情还是其它?这所有的追问都被编导和我们的观众忽略了)。这一情节设计与20世纪末女作家航鹰轰动一时的小说《东方女性》非常相似，21世纪初的剧作家又给我们奉献了一位“完美”的东方女性!在婚姻问题的处理上，作品展示夫妻间理解、宽容的主题意向，是极为明智的，在通俗电视剧中更是非常动人的。它契合了中国人非常善良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心理，但问题是在这里透露出的文化信息不是建立在男女平等意识的基础之上，而是强调妻子对丈夫单方面的理解宽容与忍让奉献，其中的逻辑是刘东北的逻辑，而刘东北的逻辑里“身的背叛”显然只限于男人。这一点在宋建平对自己已经决定要“休掉”的妻子仅仅与别人搞网恋就感觉不爽，而刘东北对哥儿们的充分理解中就昭然若揭了。
在《新结婚时代》中，不论是高知组合的老年婚姻，还是年轻人的城乡婚姻，都体现了一定的男性主动／女性被动的男权叙事伦理。高知家庭中顾母这样讲述其生活：“我和他压跷跷板，女的高高在上是虚的，我们家的大政方针还是听男的”。温馨甜蜜的语气流露了这对城市高级知识分子的婚姻生活“夫唱妇随”的日常状况。顾父一再重提妻子对他说的“我这辈子没有照顾好你”这句话，不但充分显露了他作为男性自私的隐秘心理和男权思想，而且也体现了“女人嫁给男人，任务就是照顾好这个男人”的文化仍被高知女性所认同的婚姻观念。顾父为了让处在冲突中的女儿女婿和好，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这个男人啊，忍耐是有限度的”，这句话尤其不符合顾父的身份——一位对古代中国妇女的双重价值标准颇有研究的某大学中文系教授。假如女儿婚姻关系 紧张是因女儿的胡搅蛮缠，符合他思维习惯的劝说应是“这个人啊，忍耐是有限度的”。顾小西与何建国的婚姻状况：每次夫妻磨合，最终都是顾小西向何建国妥协，“否则就别想有安生日子过”，好像在这对年轻人的婚姻冲突中，男性总是充满了战斗力和韧性精神。在简佳与顾小航这对“姐弟恋”中，简佳在顾小航眼中是“兼妈妈的事业型与姐姐的常青藤型两种长处的”女性，既能在工作上独当一面，又有女人温情可爱的一面，而且“貌若天仙”，更重要的是用顾小航的话说是“懂事，做事有分寸”。可见简佳就是顾教授所描述的中国古代男人心中的理想女人既能“上得厅堂”，又能“下得厨房”；既有“温良恭俭让”的“妻德”，又有“善弹琵琶解歌舞”使男人身心得到愉悦的“妾色”，是令人赏心悦目的毛姆的“宝贝”。顾教授在给女儿讲完“毛姆的宝贝”故事后感慨：“谁都希望自己身边有一个合乎自己心意的、了解自己心愿的人”，而后又伤感地说“这是一个人的理想，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这显然是一个不能实现的理想，因为它强调的是其中一个人要彻底失掉自我，完全牺牲掉个人的自我感觉与主体性，这种人只能是一个“物”，只能是毛姆的宝贝，而不是毛姆的“心上人”。
被审视的“他者”
在两性关系的书写中，王海鸽的作品存在着男性观看／女性被看的情节模式。《中国式离婚》在对宋建平、林小枫夫妇的刻画过程中，林小枫始终处在被审视的位置上。剧作中的宋建平是一位有着医学硕士学位的医生，业务水平一流，性格和顺。疼爱儿子，对岳父岳母也能尽孝道，尤其难得的是他喜欢做饭，且有着不俗的厨艺。林小枫作为一位有着本科学历的小学教师，她非常幸运地拥有了这么一位好丈夫。与这么优秀的男人成就的婚姻，生活怎么会充满着痛苦以至于要离婚呢?35岁的林小枫进入观众视野的第一个镜头，是在医院食堂买菜因一位20岁的姑娘叫了声“阿姨”就反应激烈的庸俗女性：随后是因将要八小学的儿子不能进入重点学校就否定儿子前途的歇斯底里的女人。随着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宋建平因大医院的种种弊端辞职后应聘到一家外资私立医院，她主动辞职做家庭主妇。终于“丈夫成龙”、“夫贵妻荣”了，但“成龙”的夫对“荣”了的妻却出现了严重的“审美疲劳”。于是就有了林小枫主动向丈夫示爱、要求丈夫看医生、为其买药熬药、强迫喝药等一系列行为。上面提到的细节本应是林小枫这类女性人生伤痛的生命体验，但在有着“身的背叛并不是对爱的背叛”时尚观念的刘东北放肆大笑中，被消解得干干静静。显然作者把林小枫定位为一位“自作自受”的女性，她对丈夫的示爱行为因“千方百计”、“煞费苦心”而只能残酷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失去了让观众同情、理解的价值。由于剧作完全将其置于男性中心意识的无情审视之下，林小枫奔波买药、辛苦煎药这些本是源于爱的行为，就因此显示出了一种非常可笑的滑稽相。观众看不到对女主人公爱情渴求的细腻理解与同情，一些细节镜头的喜剧性压倒了悲剧性，由此影响了理解女性人生伤痛的思想深度。在处理夫妻性关系问题上。剧作显然很遗憾地体现了男权叙事中贬斥主动型女性的意识，作为妻子向丈夫主动示爱这一行为本是再正常不过的夫妻间的生活细节，却被编导完全置于嘲笑和调侃的叙事层面上，以喜剧的嘲弄态度把其丑角化，使电视剧失去了本应具有的悲剧审美意味，把林小枫塑造成了一个丢失自我、滑稽可笑的女性形象。
尤其荒诞的是剧作后半部的细节在宋建平的默许下，刘东北利用林小枫情感空虚之际与其搞网恋，使毫无防备的她坠入爱河。这种极不道德的卑劣行径没有受到丝毫谴责，反而由于男性中心文化的审视，可耻可羞的、被嘲笑的仍是女性。林小枫的言行举止在洞察一切的、有预谋的丈夫冷冷的、严密的、居高临下的目光审视下，显得格外浅薄可笑：她不仅会因一位老眼昏花问路的老太太一声“小姑娘”而欣喜不已，也会因在网上对恋人的呼唤得不到应答而对心爱的儿子无端呵斥。林小枫的爱情冲动与爱情伤痛，没有被放在女性生命本位上加以掂量、评价。这种得不到男性世界认同的女性恋情，在剧作中就成了“该撕破给人看”的“无价值”的东西，这样受男性刘东北、宋建平有意误导的悲剧因素大于喜剧因素的爱情失败，就因被从男性本位立场出发作了完全喜剧化的处理而成了冷嘲的对象。由此可见，编导审视林小枫爱情举动的价值尺度是：看它能否契合男性需求，被男性认同；看它是否符合压抑女性主体意识的封建男权道德准则。这就暴露了电视剧中“人”的观念并没有整合进女性群体，依然坚持把女性作为异类看待的文化价值缺陷。
农村作为城市的“他者”景观
相对于男人／女人、主体／客体的男性强势话语来说，城市／农村在王海钨笔下无疑也存在着看／被看的关系，农村是作为城市的“他者”景观出现在观众视野中的。
恩格斯说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实际上，婚姻不见得总包含爱情，即使是含有爱情的婚姻，其中爱情的性质、味道也和恋爱时的爱情不同。婚姻中的爱情要面对日常生活琐事的考验，要面对两个人朝夕相处的考验，要有更多的责任与义务。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中，个人体会到的是无爱的痛苦，是无爱时还要束缚个人的意志、尽各种责任义务的痛苦。在有爱的婚姻中，个人仍然体会到两个不同的个体之间如何相互磨合的苦恼，体会到如何把恋爱时那种燃烧的激情转换成平平淡淡的温情的苦恼，体会到个性被规范、被束缚的苦恼。《新结婚时代澌描述的何建国、顾小西这对“城乡婚姻”中，何建国被定位为来自农村、有着高学历、事业上有前途且对妻子体贴周到的好男人，他与城市高知家庭出身的编辑顾小西本该是幸福的一对，但因他不敢违背农村父亲的意愿，这对夫妻常常为了各自家庭中鸡毛蒜皮的琐事争得面红耳赤，甚而至于离婚。剧情一开始就暴露了他们由于各自的生存背景不同而出现的观念上、做事风格上的差异，其婚姻浓重的火药味几乎全是因此而起。其实就像以上分析，夫妻间的磨合是非常正常的。然而剧作却详尽地展示困扰何、顾婚姻的主要元素是何的农村家庭，且通过无法沟通的城乡矛盾，流露出了“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为了证实这种观点，剧情有意拉大了城乡在生活、价值、处世等文化观念上的距离，毫无节制地描述了农村人何父固执、好面子、少见识的个性特征，特意夸大了他对儿子的控制能力，甚至不顾情节发展的“硬伤”而过多设置了他狭隘、愚昧的生活习性。再明显不过的例子就是连顾小西这个城里生城里长的女性都知道公爹、儿媳不能单独住在一个房间的习俗，可这位封建意识浓厚的公爹竟把儿子、儿媳的脏衣服(包括儿媳的乳罩)全放在自己泡完澡的水里搓洗。这一细节设计不但“脏”也太离谱。这个公爹每次到儿子家，几乎都有“大事”需要儿媳家帮忙。且他到北京城显然也已多次了，但每次都如“乡下人第一次进城”一般，或出尽洋相，或给那对本来相亲相爱的小两口带来困扰在饭馆吃饭因钱被偷光而被老板私自扣下 出门把钥匙忘在家里：本想带来家养笨鸡给儿媳补身子，结果是不但城里娇气的儿媳不吃鸡，而且还打扰了邻居的睡眠，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农村人竟笨拙到了在杀鸡时把鸡血抹在儿媳洗干净的贵重毛衣上而浑然不觉的程度……种种匪夷所思的农村人行为给儿子、儿媳的婚姻生活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剧作借何、顾这对城乡成就的婚姻中出现的种种不和谐现象，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展示出了当代都市人中的“他者”景观。在城市人的凝视下，农村人丧失了主体性，异化为城市人眼中可笑的一群，变成了笨拙、落后、无知、丑陋的农村人印象的伦理表征。
王海鸰的剧作触及了现代人在恋爱、婚姻中面对的重重矛盾和情感困扰，表现了普通老百姓的家庭生活现状及在目前社会生活的撞击下的矛盾和冲突，体现了她强烈关注现实的愿望与捕捉时代信息的心理。然而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却显示出了新时代婚姻中的旧时代观念，体现了对当前物欲化社会现实文化价值的趋同性心理，流露了大众文化的强势话语的霸权特征。
当然，王海鸰的剧作作为一种大众审美文化形态，它“首先是一种当代经济现象，必须在当代经济活动的领域来理解其存在方式与意义。”可我们不能否定，在大众文化审美中也不乏有人文价值关切与自由精神的影子，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听一些流行歌曲时会有心灵的颤动。因此当大众审美文化日渐成为审美文化主流的今天，若一种文化完全成为商品，成为受强势群体和资本市场操纵的意识形态，抛弃了文化所应有的品质——现实批判性，就值得人们深思乃至警惕了。根据电视居蜷中国式离婚》改编的小说未能入选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王海鸰感到很遗憾，有论者指出：“《檀香刑》、《怀念狼》的落选再次印证了专家口味脱离群众趣味的说法。其实茅盾文学奖完全可以摆脱这个偏见，通过评奖帮助人们认识更多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笔者认为这恰恰印证了专家对人性自由、价值关切等现代审美意识的不舍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