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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理”到“导论”的变迁，是中国哲学、思想与文化进入“后启蒙时代”的重要标示。孙正聿、王德峰和张世英各自的《哲学导论》，一方面共同构成了“后启蒙”的表征，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对“后启蒙”的不同判断、规划和引领。孙正聿的著作以高度见长，王德峰的著作以力度取胜，张世英的著作以圆润性为重，藉由“互文性”的阅读，哲学对于时代的反思性和引领性得以充分展现。